汝阳刘毛笔是河南省项城市孙店镇汝阳刘的传统手工艺品。据《项城县志》342页记载，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有名讳的制笔工艺传承人有66代，汝阳刘村素有“毛笔之乡”、“妙笔之乡”的美誉。“汝阳刘”毛笔选料考究，仅兔毫的选择标准是秋毫取健，取尖，春夏毫则不要；狼毫的选择就必须要到东北去采集过冬的黄鼠狼尾毛来制作。工艺流程主要有：分毛--脱脂--去绒—装毛—齐毛—垫毛—切毛—梳毛—修毛—成头等128道工艺，其工艺具有独特性。成品要具备尖、圆、齐、健“四德”，软硬适中的标准；其外饰，尤其是笔杆的装饰上更极为讲究，根据笔的形状和高、中、低档的要求配之，既美观又大方。
汝阳刘毛笔制作精细，主要工艺流程有：分毛--脱脂--去绒—装毛—齐毛—垫毛—切毛—梳毛—修毛—成头等128道工艺，其工艺具有独特性。成品要具备尖、圆、齐、健“四德”，软硬适中的标准；其外饰，尤其是笔杆的装饰上更极为讲究，根据笔的形状和高、中、低档的要求配之，既美观又大方。
“汝阳刘”毛笔生产历史悠久，品质优秀，被历代文人墨客视为文房上等佳品。历朝历代该制笔业都拉动和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和书画事业的繁荣昌盛（见《河南省项城市地名志》记载）。汝阳刘毛笔在传统技艺的基础上，不断研制和改进，现已开发出单只笔、礼品笔、书画用笔、学生用笔等120多个品种和规格，使毛笔不仅具有使用价值，而且具有观赏和收藏价值。
陕西汝阳刘笔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好友以先生个人肖像为主体，象征着品牌的向心力和亲和力。继承了家族制笔业的刘好友先生作为刘氏家族的后人，同时承担起了以追求品质、精益求精的态度，一个家族六十六代能持续地拥有一个品牌的产品，这对于一个品牌生命力的延续意义非常重大作为汝阳刘毛笔的后继者不断地为品牌增加新的内涵，注重创新的特色的同时添加了国际视野和触觉。使得每个人都可以直观地了解汝阳刘毛笔的历史，并在工作和品牌运作中将这种独特的汝阳刘文化发扬光大。
现任项城市汝阳刘笔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好勤同志，自幼师从于其父亲刘家祥学习制笔技术。1986年1月至1992年11月任项城市汝阳刘传统笔刷厂技术员；1992年12月至1996年11月任该厂副厂长、助理工程师，1996年12月至2005年3月任副厂长、工程师；2005年3月至2005年6月任厂长；2005年7月任项城市汝阳刘笔业有限公司董事长。2005年7月，河南省民营经济研究会聘请为民营经济研究会理事；2007年4月，被项城市人民政府授予项城市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称号；2007年5月，被项城市委宣传部、文明办、文联、美术家协会、地税局评为特别贡献奖；2008年3月，被文化时报《旗帜》编辑部聘请为副主编；2008年9月，在河南省文化厅、河南省正清和文化发展中心联合举办的相约重阳夕阳红大型书画联谊会爱心捐助活动中，被授予爱心企业家称号；2009年1月，河南省工业经济联合会、河南省技术交流站、河南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服务中心授予河南十大杰出技术创新人物；2009年2月，在全民创业活动中，被中共孙店镇委员会、孙店镇人民政府评为创业之星；同时连任项城市人大代表。
从事笔业研究21年，现任河南汝阳刘笔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口美术馆馆长，周口市政协常委。
1989年获得河南省优质产品证书1990年获得国家农业部优质产品证书，1991年获得“兴豫杯”名优产品特等奖，1992年获得全省乡镇企业出口创汇先进企业奖，2004年开封首届文房四宝艺术珍品博览会“仁义为友，道德为师”套笔荣获金奖“翰墨缘”套笔获得金奖，2006年11月26日被河南省技术监督局命名为“河南名牌产品”的称号，2007年先后获得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汝阳刘村被评为河南特色文化产业村，河南省“一村一品”示范基地和“周口三宝”等荣誉称号2009年10月为中国文字博物馆送“中华第一笔”公司书画展览厅长期接待来自全国书画界的艺术家们，为周口的书画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所创公司现产值500万元，产品销售全国各省、市。为扩大周口市知名度和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2010年12月河南汝阳刘笔业开发有限公司注册的商标萃文及图被河南省工商总局评为河南省著名商标。2011年河南汝阳刘笔业开发有限公司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批准为中华老字号。2012年河南汝阳刘笔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好奎被河南省文化产业办评为2011荣获2011河南省文化创意产业杰出贡献奖。
现任鹿邑县汝阳刘笔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在家排行老小，自幼跟随父亲刘家祥学习制笔技术，深得“制笔齐家、立德做人”之家祖真传。1988年1月至1995年11月在自家开作坊生产毛笔；1995年12月至1998年11月调任汝阳刘传统笔刷厂车间主任、工程师，2005年与刘好友，刘好勤，刘好奎合资创办汝阳刘笔业有限公司任车间厂长主抓生产。2007年公司先后获得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2011年在河南鹿邑老子故里创建了鹿邑县汝阳刘笔业发展有限公司。2013年洛阳市举办中原旅游商品博览会“道德经套笔”获得铜奖。
中国是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不断开拓创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传承体系，而维持这个体系正常运转的工具便是被古人誉为“文房四宝”的笔、墨、纸、砚。“文房四宝”是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之一，是中华文明的载体，是承接华夏民族优秀灿烂文化的纽带，也是推动世界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
“文房四宝”毛笔居首，而毛笔最能彰显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也是最重要的谱写历史的工具。
秦代是毛笔工艺发展的开端，这一时期确定了毛笔的基本形制，为后世毛笔制作奠定了基础，拉开了中华民族书写历史的新篇章。秦代毛笔最大的特点是“以竹为管”，是由秦朝大将蒙恬所创，然后由其部下随从传承下来，逐步推广到全国，其间，出现了一些以制作毛笔著称的地方，汝阳刘氏庄就是其中之一。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导致中原大乱，王莽为将刘氏族人赶尽杀绝而四处用兵，时值南顿（今南顿镇东及沈丘一带）县令刘演（刘演）继任不久，只好前往湖北枣阳春陵老家避难，途中经过汝阳鸿隙陂畔（现有鸿隙陂遗址，西汉时是一个大水库，以产水稻为主），到一农家避难（即今汝阳刘村）。王莽追兵赶到时，恰风刘演之子刘彦生病行动不便，于是刘演只能忍痛弃子携家眷南去。在农人照顾下，刘彦病愈后与农人之女结婚。后刘演与刘秀于春陵起兵举事，经昆阳之战后，遭更始帝猜忌被杀。后刘秀建立东汉，四处寻找哥哥刘演后裔，终于在汝阳鸿隙陂畔找到刘彦。刘彦因避乱而长期居于乡野，不能习惯险恶官场，对仕途深感厌恶，却精通技艺。对毛笔大感兴趣，光武帝即封之为“御笔王”，管理皇家制笔之事。而后因疏于宫廷礼节屡受排挤，心情郁闷，随即向光武帝请辞，帝问其有何要求，刘彦表示别无他求，只欲回乡农耕，帝准其所请。后带家眷回到鸿隙陂畔，此后便传授子孙毛笔技艺，并且世代相传。后人为纪念刘氏祖先，就把刘彦所在的村子城为“汝阳刘氏村”。几经战乱周折，时代变迁，两千年来，汝阳刘氏村仍在沿用。
从此汉刘邦第十代孙刘彦随带子孙继承、精研、发展毛笔技艺，世代相传，已传六十七代。两千多年来汝阳刘氏村庄经历了多少战争风云、朝代更替但始终流传有续，从没间隔，而且工艺质量更加炉火纯青。
刘寅随秦朝大将蒙恬南伐楚中山，平息楚地叛乱。在蒙恬进军途中，路经汝阳刘氏村庄，即今项城一带驻扎下来。刘寅当时的职务是军中文书，记载军中事迹，传达命令，帮助主将处理军务。那时候还没有使用纸和毛笔，书写文字是用硬笔，即“字刀”将文字刻写在竹简上的，既费时又费力。蒙恬看到刘寅整天辛苦疲惫，很是心疼，总想制作一种书写文字的新工具。一天，一只野兔跑进军营附近的一个石灰池里淹死了。蒙恬巡察到此，看到石灰池里的野兔，突发奇想，何不用兔子的尾巴书写文字？于是，他让刘寅将兔子的尾巴割下来，试着在竹简上写字。写着写着，刘寅觉得既顺手又轻松，比用“字刀”刻写文字方便多了。在随后的日子里，蒙恬不断对笔进行改进，用动物毛发和麻共同浸泡于石灰水中，然后用丝绳缠绕扎紧，将竹管的一端镂空，将笔头插入竹管之上使用，书写更加流畅。从此以后，刘寅就用“蒙恬笔”书写文字了。
“蒙恬笔”即为秦笔。在春秋战国时期，书写工具尚无统一的名称，直到秦代，“笔”才正式成为书写工具的称谓，这正好与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笔的解释相互印证。其文曰：“秦谓之笔，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由此可知，笔的叫法自秦以后方始统一。
刘寅和秦代文字学家程邈相交甚厚。程邈获罪入狱，殚精竭虑，十年之功创隶书3000字。秦统一六国后，实行“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把原秦国使用的小篆这种文字，作为全国统一的文字。程邈又在小篆的基础上，创立了隶书。隶书比小篆更为先进。后来，隶书取代了小篆，秦隶便普及到了全国。丞相李斯奏请秦始皇赦免程邈，让其用隶书写御史，刘寅便以“蒙恬笔”赠之。于是，“蒙恬笔”便在朝野得到传播和光大。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东巡的途中病死沙丘，就在这个时候，赵高拉拢李斯，合伙制造了“沙丘之谋”，篡改秦始皇让大儿子扶苏继承皇位的旨意，却让小儿子胡亥继承皇位，号二世，发矫诏，逼令扶苏、蒙恬自尽。蒙恬死后，汉高祖刘邦非常重视文化发展，将秦朝蒙恬的参军、精熟制笔人刘寅请入宫中，专司制笔，并命刘氏族人跟其学习研究，进一步精化，并将其所制之笔纳入宫廷专用毛笔。后来毛笔制作就做为汉宫的一门绝技，世代相传，传男不传女。把“蒙恬笔”的制作工艺传之于刘氏子孙。从刘氏笔祖刘彦开始，一代传承一代，一直传到2014年有了第66代孙----当代制笔大师、刘好友、刘兰亭、刘好荣、刘好勤、刘好奎、刘好亮及其弟刘学成这一代。
《史记》载：“蒙将军拔中山之毫，始皇封之管城，世遂有名。”蒙恬带兵南伐楚中山，就是安徽泾县一带。秦始皇根据蒙恬南伐楚中山，平定了楚地叛乱，又创制了秦朝第一支笔，功勋卓著，就把管城这一地带封为蒙恬的封地。管城就是郑州市，商朝早期的都城就建在那里。黄河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而处于黄河流域中心的管城更是中华璀璨文化的绽放之地。从此，世人皆知蒙恬是伐楚的英雄而名扬天下。因管城是蒙恬的封地，于是“蒙恬笔”首先在管城和中原一带得到广泛传播，而后由中原再传播到全国各地。世人皆知蒙恬就是中国制笔的鼻祖。因蒙恬的封地在管城，为纪念和颂扬蒙恬这位制笔祖师，后人又把毛笔称作“管城侯”、“管城子”。“管城侯”、“管城子”便成了毛笔的代名词而延续。
项地是西周时分封的子爵国，叫项子国。公元前225年，楚迁都于陈，以项为别都。秦时属颍川郡。汉初置项县，南朝刘宋改为项城县。千百年来，这块土地一直是古代中原腹地的政治、军事、文化活动中心之一。根据《项城县志》的记载，项城古文化遗址颇多，到2013年为止发现的已有13处。这些古文化遗址，有的属于龙山文化遗址，有的属于裴里岗文化遗址、汝阳刘氏村庄附近就有一处古遗址，叫孙店遗址。孙店遗址于县城西南35公里，靠孙店集东北，北靠周庄村，遗址现为农耕地，稍高于周围地面，东西宽180米，南北长200米，文化层厚70厘米，面积36000平方米，属龙山文化和商代文化遗存。该遗址经过多次勘查，发现有石斧、石凿、石箭头等远古石器。采集陶片以龙山文化为主。遗址中还发现有鬲足，罐口沿等残器，纹饰有绳纹和附加堆纹，属商代文化遗物。1978年，该遗址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见，位居中原腹地的项城也是中国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汝阳刘人为纪念制笔祖师蒙恬和“蒙恬笔”刘寅，于元朝至正十四年（公元1354年），在汝阳刘氏村庄东头修建了蒙恬庙和刘寅祠。民国23年（公元1934年），又进行了重修扩建。“文治毫毛安天下，武修长城定太平”，就是镶嵌在蒙恬庙大殿门口两侧的朱漆对联，充分表达了蒙恬的历史功绩和汝阳刘人对蒙恬的崇敬和怀念。汝阳刘人不忘先祖，世代景仰，还把每年农历的3月3日（蒙恬的诞辰日）定为庙会，并作为拜师授徒的吉日，历久不辍，一直延续到上世纪的60年代初。蒙恬庙和刘寅祠被毁于60年代后期破旧立新的“文革”年代。庙院遗址内，尚存清嘉庆十一年（公元1806年）由制笔艺人刘嵩山栽植的一株倒栽古槐，现仍枝叶繁茂，巍然屹立，象征制笔人爱艺精神与寿槐长存。
在汝阳刘氏村西北30公里处，现商水县的舒庄乡境内有蒙恬墓，是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汝阳刘氏制笔艺人每年的清明节都到蒙恬墓朝拜祭奠，上香添坟，这也充分证明了汝阳刘氏毛笔与蒙恬的历史渊源之深厚。
蒙恬，祖籍齐国人。他的祖父蒙骜从齐国投靠秦昭王，官至上卿，先后多次为将，率军攻打诸侯国：伐韩，夺取成皋、荥阳两地，设置三川郡；攻打赵国，占领赵国37座城池；第二次讨伐韩国，夺取韩国13座城池；攻魏，夺取魏国20座城池。蒙骜常年为秦国征战四方，攻城略地，战功显赫。蒙骜之子蒙武，曾做过秦始皇的裨将，随同大将王翦伐楚，大败楚军，杀死楚将项燕。之后，蒙武又讨伐楚国，俘虏了楚国国王。蒙恬的祖父、父亲都屡立战功，深受秦始皇的信任。
蒙恬少时从师学习狱法，作过狱官，负责文书一类工作。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因蒙氏家族世代为秦将，富有战功，蒙恬被任命为秦将。蒙恬率军攻齐，大败齐军，拜官为内史。秦国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后，国内战事减少，可以全力对付北方匈奴。于是秦始皇派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占领了河套地区以南大面积的领土，设置了四十四个县，迁徙内地居民屯垦戍边。同时，为了防止匈奴的入侵，蒙恬又把北方原来由秦、赵、燕等国各自修建的长城连结起来，并根据地形的起伏变化，因险设固，添造了部分城墙和要塞。这样，一道西起临洮，东至辽东，长达万里的长城修筑起来了。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万里长城”。之后，蒙恬率领大军渡过黄河，占据阳山，逐步开发北部疆土。
蒙恬率军驻扎在上郡（今陕西省绥德县），威震匈奴。蒙恬之弟蒙毅任上卿，随侍秦始皇左右。蒙氏一家盛极一时。蒙恬率军队在外，蒙毅运筹帷幄于内，当时的文武大臣没有人敢与之争高下。
扶苏，秦始皇的大儿子，贤能温厚，体恤民情。当秦始皇大开杀戒，“焚书坑儒”之时，扶苏挺身而出，劝谏他的父亲说：“天下刚刚平定不久，远方的百姓黔首还很混乱。儒生们都是效法孔圣人的，要把他们处以极刑，恐怕人心不服，天下益发不安，请父皇仔细想想吧！”
秦始皇一听，怒气顿生，喝斥道：“反动儒生们一贯标榜私学，复古乱今，蚕食天下，你怎么不过问过问，偏要为他们来求情呢？”于是，秦始皇罚扶苏离开咸阳，到上郡去作蒙恬的监军。扶苏到了上郡蒙恬军中，与蒙恬共谋军机，往来友善，关系密切，交情甚厚。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七月，秦始皇在东巡途中，因旅途劳顿，突发中暑，病死于沙丘（今河北省平乡县东北）。在临死之前，他嘱咐丞相李斯和中车府令（掌管皇帝车马的官）兼行符玺令（保管皇帝玉玺、分发诏书的官）赵高说：“快写信给扶苏，叫他立刻动身回咸阳。万一我好不了，叫他主办丧事。”诏书写好之后，还没有发出去，秦始皇就晏驾了。
秦始皇的死讯只有李斯、公子胡亥（秦始皇的小儿子）和赵高等几个人知道。李斯等密不发丧，外面连众大臣也不知道。本来蒙恬的弟弟蒙毅也陪同秦始皇一道出巡的，随侍在秦始皇身边，恰巧在秦始皇病重时，蒙毅受命祷祀山川，暂时离开了秦始皇。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颗深埋在秦王朝内部的“定时炸弹”，却恶性发作起来，那就是混在秦始皇身边、潜伏在秦王朝心脏的赵高。
赵高原来是赵国贵族的后代，为了报赵国被秦国灭亡的仇恨，他阉割了自身，混入秦宫，当了一名宦官。由于他善于伪装，常以假象出现，投机钻营，投秦王所好，逐步骗取了秦始皇的信任，于是青云直上，除所任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令外，还兼任了公子胡亥的老师，取得了胡亥的好感。由于赵高的弟弟赵成私自处死两个家奴事发，事情牵扯到赵高。赵高为了保住弟弟赵成的活命，私自放走了赵成。这件事被人告发，秦始皇下令逮捕了赵高，并让蒙毅审理赵高一案。蒙毅按律审理，赵高当斩。由于胡亥向秦始皇哭诉求情，秦始皇养痈遗患，最终没有处死赵高，反而很快又官复原职，为秦帝国的灭亡埋下了祸根，也使赵高和蒙恬兄弟结下了深仇大恨。
秦始皇一死，赵高头顶的“泰山”搬掉了。他觉得改朝换代、“兴灭国、继绝世”、为赵国复仇的时机已经成熟，自己可以为所欲为，大显一番身手了。于是便怀着仇恨心理，展开了疯狂的反攻倒算。
首先，他利用秦始皇的玉玺和诏书在手的机会，挑唆年幼的公子胡亥说：“皇上丧前没有给各王子发诏，而只赐书给长子扶苏。如果扶苏袭了帝位，你连尺寸封地都没有，怎么办呢？”
胡亥说：“父皇在世的时候，就取消了“分封”制，先生提它是什么意思呢？”
“不！”赵高说：“我的意思是要告诉你，正是抓权的机会。权柄在手，你就可以号令天下，失去机会，你就会为人臣下，受制于人。回想一下昔日商汤杀桀，不为不义；武王伐纣，不为不仁；卫君弑父，实行德治，连孔夫子也拍手称赞。你如果能先于扶苏，代父即位，实行“仁政”，恢复“礼治”，那谁还不说你好啊！”
胡亥果然被赵高说动了心，向他探问夺权的办法。
赵高说：“这个事不把李斯拉过来，还办不成，我替你去说服他。”
于是，赵高找到李斯，说：“陛下死前赐给长子扶苏的玺书，还没有发出，现都在胡亥手中，这事谁都不知道，定太子全在丞相和我一句话，你说该怎么办？”
李斯奇怪地问：“既然陛下赐书长子，咱们作臣子的只有谨遵遗命，为什么又要议论这个事呢？”
赵高碰了钉子，贼心不死，眼珠“骨碌”一转，又想出一条“毒计”。他装出关心李斯安危的神情，说道：“君候冷静地考虑一下吧，你的能力是不是比得上蒙恬？功劳是不是比得上蒙恬？深谋远虑是不是比得上蒙恬？不结怨恨于天下是不是比得上蒙恬？取得长子扶苏的信赖是不是比得上蒙恬？”
李斯说：“你说的这五个方面，我都比不上蒙恬。可是你说这些是何用意呢？”
赵高孤注一掷地说：“用意很明了，如果扶苏继位，一定要用蒙恬为相，请问君候，那时你将置身何地？自我受诏教习胡亥以来，深知他“德”、“才”兼备，秦诸公子没有谁能比得上他的。因此，为使君候不失重任，我想正好趁此机会立胡亥为太子，让胡亥继位，望君候三思！”
李斯坚决地说：“我原是上蔡一个平民百姓，多亏皇上信任，才青云直上，直至擢升丞相，进爵通候，子孙都是高官厚禄。陛下临终，又以安危存亡之言叮嘱于我，我怎能背叛？请你再不要说了，免得我得罪了你！”
赵高一听，不禁打个寒颤，只好使出最后一招，对李斯进行威胁恐吓说：“你能随我的意愿，不但能保住爵位，而且不失代代封侯；如若执迷不悟，灾祸马上降临，不但自身难保，还要累及子孙，何去何从，请君候再仔细思量一下吧！”
赵高这一恐吓，果然见了效。李斯这个人，虽然曾经是秦始皇的得力助手，但他有着浓厚的自私心理，关键时刻背叛了秦始皇，最终导致了他自己的毁灭被杀，也导致了大秦帝国的灭亡。
在阴谋家、野心家、反动复辟势力的总代表赵高的胁迫、威逼下，李斯终于屈服了。本来握有实权，能够左右局势，却顾及自身的利益而放弃斗争，屈服于邪恶，结果与赵高、胡亥沆瀣一气，助纣为虐，狼狈为奸，上演了一出历史上最惨烈、最卑鄙、最肮脏、最令人惋惜的悲剧。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由于李斯姑息养奸，赵高的阴谋得逞了。他接着伪造秦始皇的诏书，立胡亥为太子，昭告天下，进而立为二世皇帝，又私写假诏，以“不忠”、“不孝”、“不尽职守”的罪名，派使臣去上郡，逼令扶苏、蒙恬自杀。随后，蒙毅也被赵高陷害致死。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沙丘之谋”。这是赵高一手导演的颠覆秦始皇政权的一场令人切齿的政变。
蒙恬死后，其部下亲密随从刘寅，亲眼目睹了这一悲剧的发生。自己跟随蒙恬征战多年，深知蒙恬是一位战功卓著、光明磊落、亲密友善的官长亲朋，对于蒙恬蒙冤屈死，刘寅万分悲愤和痛情。于是，刘寅串联了同是蒙恬帐下的亲密随从，阳城（今河南商水县）人陈武和张贤等，把蒙恬和扶苏的尸体掩埋起来。第二年，即公元前209年，又把蒙恬和扶苏的尸骨移到了阳城安葬，就是刘寅、陈武、张贤的家乡地。这就是现在仍存留在河南商水县舒庄乡的蒙恬墓和扶苏墓。刘寅解甲归田后，就为蒙恬守墓，还把蒙恬的制笔技艺传承了下来，继续完成蒙恬未竟的制笔事业，使毛笔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流传千古。
秦二世元年7月（公元前209年），阳城的贫苦农民900人，被调作戍卒到渔阳（今北京郊区密云县）去戍守。在这900人的队伍里，有个叫陈胜的人，和陈武同是阳城陈庄村人氏。还有一个叫吴广的人，是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人。他们同被任命为这个900人队伍的屯长。陈胜和吴广成了知心朋友。
他们这900人，由两名身带利剑的军官押运，不分昼夜地向渔阳方向赶路，这时正是中原多雨的夏季。他们走到蕲县大泽乡（今安徽省宿县东南刘村集）的时候，正赶上瓢泼大雨，雨水把道路给淹没了，到处是泥泞一片。他们只有停下来，等天晴了再走。按照秦朝的法律，误了日期是要全部杀头的。陈胜、吴广计算了一下时间，无论如何卖命地赶路也是要误期的，他们这900人都有被杀头的危险。于是，两人悄悄地商量对策。陈胜说：“现在继续赶路，到达后也是送死；想办法逃跑，被抓住也得死；起来造反，即使夺不了天下，失败了也顶多是个死。与其等死，还不如起来造反为夺天下而死，这样死，还死得轰轰烈烈，死得其所！”吴广也觉得是这个道理。陈胜又说：“秦朝建立以来，天下的老百姓已经被折腾得没办法活下去了。这个秦二世胡亥本来是秦始皇的小儿子，不当立，应该继承皇位的是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公子扶苏现已被胡亥和赵高害死了，同时遇害的还有蒙恬将军。他们两个人的尸骨被俺陈庄村的陈武、刘寅、张贤等几个人，从上郡运回来了，就安葬在俺村的东边。老百姓都听说扶苏是一个贤明的人，但还不知道他已经被胡亥害死了。现在，如果我们假借公子扶苏的名义，起来号召天下，反对残暴的秦二世，那么一定会有许多人起来响应的。”
陈胜的主张，吴广完全赞成，情愿拼出性命，一干到底。二人坚信，900壮丁和他们一样，都是受苦人，只要招呼一声，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都会跟着干的。于是在陈胜、吴广的号召下，900戍卒揭竿而起，掀起了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起义军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摧枯拉朽，革旧布新，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场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大戏来。陈胜的队伍很快发展壮大，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攻下了蕲县，然后乘胜进军，十天左右，连续攻克了铚（今安徽宿县西南）、酂（今河南永城县西）、谯（今安徽亳县）、苦（今河南鹿邑县）、柘（今河南柘城县北）五座县城。当打到陈县（今河南省淮阳县）的时候，起义军已经发展到拥有七百辆战车、一千多名骑兵、几万名步兵的大部队。陈胜在陈县称了王，国号“张楚”。一场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烈火就在蒙恬和扶苏的埋葬地迅速地燃烧起来,并成为燎原之势。起义军势如破竹，锐不可当，一直打到了离咸阳（当时秦朝的都城）只有100多里地的戏亭（今陕西省临潼县境内），使秦二世的反动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后来又在刘邦和项羽的继续攻伐下，终于在秦二世三年，即公元前207年，推翻了秦二世暴政，秦王朝寿终正寝。秦二世胡亥从继位到灭亡仅存续了短短的三年时间，由秦始皇创建的大秦帝国就断送在了短命的二世胡亥之手。
王羲之是我国晋代著名的书法家。他的楷书、行书、草书都写得非常好，特别是草书有很高的造诣，一直被认为是晋代书法家的代表。
王羲之7岁开始，便跟着叔父学习写字，先学三国时期著名书法家钟繇的楷书。他学得非常用心，一个笔划往往练习好几张纸。后来，他又跟杰出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楷书，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他的父亲名叫王旷，又指导年少的王羲之钻研书法理论专著《笔说》。王羲之边读边练，像着了迷似的，常常废寝忘食。他为了练好字，每天要花费好多时间。他家后园里有个池塘，叫他涮笔涮得水都变黑了。
王羲之一生的经历很不平坦。他10岁的时候父亲便死了，他被伯父王导接到京城（今南京市）。在一次官场交际的宴会上，当时的吏部尚书对客人赞扬王羲之的书法说：“这个少年不光有才气、有胆识，就凭他的一手好字，我们也该敬他几分。”客人见尚书如此敬重这个少年，也都对王羲之刮目相看。
此后王羲之游历了许多名山大川，并潜心学习晋朝以前许多有名书法家的书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王羲之练字达到了忘我的境界。有一天到了吃饭的时候，夫人给他送来他最爱吃的馍馍和蒜泥。过了一会，夫人再来看时，只见他满嘴乌黑，手里还拿着一块沾了墨水的馍馍，夫人不禁笑起来。原来王羲之错把墨汁当成了蒜泥。当他被夫人提醒时，也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提起王羲之当初订婚的事，也有一段佳话，可以证明王羲之对书法的迷恋程度。当听到太尉要来挑选女婿，许多少年公子有的回去换新衣服，有的端端正正地坐着等侯相看，只有王羲之满不在乎。他衣服也不换，扣子也不扣，很随便地倒卧在床上，一边吃大饼，一边用手指在床头上划字，就像根本没有招亲这回事似的，谁知就是他的随便和对书法的痴迷，被太尉挑中成为佳婿。
王羲之23岁那年，曾经出任过一段临川（今江西临川县）太守。那是个很偏僻的地方。他到任之后，除了处理必要的公务外，常到郊外的新城山读书写字，使他的书法又有了很大的进步，不到半年时间，又把屋前小池塘的水染黑了。
公元351年，王羲之接受朝廷的任命，当了右将军，从此人称他为王右军。
一天，王羲之办完公事，换了便服，想散散心，体察一下民情。他看到桥头旁边有家茶馆，便走过去坐下来，正好有一队车马走过来。高大的骏马拉着华丽的车子，招来许多围观的人，只见一个差役拿着竹鞭向这些衣衫褴褛、形容憔悴的围观者抽打。
人群中有一位老太婆，抱着一捆六角扇叫卖，喊了半天也没有卖出一把。王羲之看见觉得奇怪，因为此时还是春天，天气不热。他把老婆婆叫到跟前，关切地问道：“老人家，现在天气还不热，为什么就开始卖扇子啊？”老婆婆叹了口气说：“唉，大儿子被征调劳役修钱塘江去了，二儿子给大户人家干活去了，家里还躺着个病老头子，上顿不接下顿，我编了几把扇子卖点钱，也好挣口饭吃。”
王羲之看到这个情景，心情异常沉重。他又问道：“一把扇子能卖多少钱？”老婆婆回答：“能卖五个钱。”王羲之借来笔墨，在每把扇子上都写了五个字。写完后王羲之说：“你就说上面的字是王右军写的，每把扇子要一百钱！”说完就走开了。老婆婆半信半疑，按照他说的话试了试，果然有很多人来买题过字的扇子，不大一会儿就卖完了。至今绍兴市一直有个题扇桥，据说那里就是王羲之题扇的地方。
回到衙门，王羲之心情难以平静，就给皇上写了一篇奏折，要求减免苛捐杂税，减轻百姓的劳役负担。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王羲之忧国忧民的思想举动。
东晋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谢安，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人，和王羲之志趣相投，情同手足，并且又是儿女亲家。有一年的秋天，谢安回太康老家省亲，路过项城汝阳刘村。因其早闻“御笔坊”大名，便购得数管上乘汝阳刘毛笔。回到南京后，送给王羲之几支。王羲之挥笔写下了《黄庭经》，顿觉洒脱流畅，婉转自如，拍额称奇，连声赞曰：“妙笔！妙笔！妙笔是也！”王羲之从此与汝阳刘结下了不解之缘。王刘两家常有书信往来。为表谢意，王羲之为刘氏先人刘天运抄了一份《黄庭经》送之。这份王羲之为刘天运所书的《黄庭经》，本为刘氏传家之宝，不幸毁于隋末的兵火之中。刘氏族人世代相传，记忆犹新，“羲之妙笔”的故事流传至今，汝阳刘村也被世人誉之为“妙笔之乡”。
韩愈，字退之（公元768-824），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25岁中进士，29岁开始做官，曾多次上书指陈时弊。任监察御史时，因上书请求减免关中灾民的赋税，被贬为阳山（今广东阳山县）令。后因随裴度平淮西有功，升为刑部侍郎，不久又因上书反对皇帝迎拜佛骨，触怒了唐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以后曾历任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职。
韩愈不是政治家，他的主要成就在文学方面。在中唐时期，以韩愈、柳宗元为首的一些作家，为了复兴儒学，倡导了古文运动。这个运动，反对自六朝以来占统治地位的骈文。所谓骈，即二马相并的意思。骈文要求字句对称，上下成对，讲究音韵。最初它本是为了便于朗读，根据汉语的特点组织成美观的、对偶的形式，读起来容易上口。这对我国古典文学艺术技巧的提高曾起过作用。特别是一些优秀的骈文，至今仍给人以美的享受，有借鉴价值。但是发展到后来，它便成了僵死的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东西。尤其是六朝时期，一些贵族文人，用骈辞丽句来掩盖他们生活的空虚，抛弃思想内容，追求典故的堆砌和音韵的和谐，使它不能起到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抒发情感的作用，成为文学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与整个社会的发展不相适应。
中唐时期，唐王朝虽然已经走向没落的道路，但由于刚刚平定安史之乱后不久，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因此，一些志士文人，如韩愈、柳宗元等，为了使中央集权能够加强，封建统治能够巩固，阶级矛盾能够得到缓和，除了在政治上主张改革外，在文学上也要求革新。要求建立一种更为实用的文体，以便宣传政治和思想的改革主张，提倡恢复秦汉以前的那种内容充实、自由活泼的文风。这就是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古文运动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散文革新运动，从而开创了我国自中唐以后所流行的、以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洵、苏辙、曾巩，其中唐两位：韩、柳；宋六位：欧、王、三苏、曾）为代表的散文传统。这个传统影响深远，一直延续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
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不是复古，而是革新。他的基本主张是：
1、文要志道、明道。所谓的道就是指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志道、明道就是指文学作品必须要有一定的思想内容，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文以载道。
2、文章应该针对现实，不平则鸣。所谓不平则鸣就是要求文章要褒贬现实，针砭时弊，要有真情实感。
3、强调作家的品德修养。就是说文章以德行为根本，作者首先应加强品德修养，思想要纯正诚实，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世界观的改造问题。作家应首先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4、在形式上主张继承我国优秀的散文传统，学习秦汉以前的文体。要求创造一种文从字顺、文道合一、自由抒发、新鲜活泼的文风，反对因袭和堆砌。
古文运动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影响是很大的。它摧毁了魏、晋以来骈文的统治，是我国散文发展的转折点。从此以后，我国古代散文的形式基本上固定下来了，一直到清代。韩愈的文学理论不仅指导了当时的作家，而且指导着后来无数古文家的写作和对文章的改革，并推动了小说的发展。宋代的古文运动更是直接继承唐代的古文运动，形成了文学史上有名的“唐宋八大家”。明代的古文运动、清代的桐城派古文都继承韩、柳，指导了中国一千多年，直到“五四”运动，出现了白话文为止。因此，韩愈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
韩愈的代表作品是《师说》。这是韩愈在35岁时，刚进入国子监任四门博士时的作品。为了抨击当时士大夫不重视师道的不良风气而写的。师道，就是求师学习。在今天看来是天经地义、极平常的事，可在当时却是一件不很体面又担风险的事，因为唐代是佛教和道教盛行的时代。一般士大夫，包括皇帝在内都崇信佛教和道教，对儒家思想不感兴趣，对儒家的师道更不重视，甚至认为给人当老师或向老师学习是耻辱，风气是很坏的。韩愈以振兴儒学为己任，决心要改变这种坏风气。他除了自任教师，招收学生，进行热情细心的指导外，又写了《师说》，来阐明教师的作用和从师学习的必要性，批判不重视“师道”的不良风气，对那种耻于从师的社会恶习进行严厉的抨击。文章传世后影响很大，直到今天，韩愈在《师说》中所倡导的尊师重教、教学相长的教学关系，仍然是教师和学生时时遵守的不二法则。
公元792年，韩愈来到了汝阳刘，与刘氏27世先祖刘祺交情甚笃，曾居汝阳刘半月有余。当他看到刘氏对毛笔的研究入道入微，由不闻而遐迩，感触颇深，遂许刘祺，他日定要成文以褒之，被刘祺婉言谢绝：“言不出名”是祖上遗训，不敢违抗，如对毛笔有情，可借物言志，亦是对朋友的知遇之心。韩愈后来就写了《毛颖传》寄予刘祺，使汝阳刘毛笔更赋有了传奇色彩。
苏东坡（公元1036--1101），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人。他的名字叫苏轼，号东坡居士。他出身官宦之家，少年有才，22岁中进士，26岁开始做官。曾任杭州、湖州、密州等地方官和中央的一些官职，过了四十年的政治生活。
苏东坡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在文学方面。他和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并称“三苏”。他们父子三人都属于“唐宋八大家”，这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苏东坡的父母都是文化水平很高的人，他自幼就接受了历史文化的熏陶，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十几岁就能把几十万字的《汉书》从头到尾熟练地背下来。
公元1056年，是宋仁宗做皇帝的时候，苏洵带着两个儿子一起到京城参加考试。第二年，大文学家欧阳修（唐宋八大家之一）被任命为主考官。他发现有一份试卷写得好极了，就连声称赞，而且还拿给别的官员看。别人看了以后也认为很不错，建议把这份卷子录取为第一名。可是欧阳修害怕这份卷子是他的学生曾巩（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做的，取第一名可能别人要说闲话，为避嫌疑，就把它判为了第二名。
不久，卷子被打开了，欧阳修发现是一个叫苏轼的考生做的。公元1058年，仁宗皇帝亲自在皇府金殿上考试，苏轼和他的弟弟苏辙都中了进士。
本来苏东坡兄弟俩马上就可以去做官的，但不幸的是，他的母亲在这时突然病死在眉山老家了。得到这个消息，他们父子三人急忙赶回去奔丧。按照当时的风俗习惯，兄弟俩便在家里守孝三年，然后才能去京城接受封官。
苏轼、苏辙兄弟俩在政治上是比较保守的，与王安石实行变法的主张总是格格不入。苏辙以与王安石对实行青苗法意见不合，被贬为洛阳推官。这时苏家的老友张方平正任陈州（今河南淮阳）知府，就征聘并推荐他为陈州府学教授（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局长）。他于宋神宗熙宁三年（1071年）初，带着妻子儿女来陈州任职。过了几个月，苏轼也以与王安石意见不合，在三次上书神宗，陈述变法得失无果之后，请求外任，结果让他到杭州去任通判。陈州正在他的行程之内，就顺便到弟弟这里来小住。正巧他的妹妹苏小妹，妹夫秦观也在陈州。兄妹相聚，欢天喜地。席间谈诗论道，诗来词往，极尽潇洒。当苏东坡闻知汝阳刘“御笔坊”离此只有百十里路程，于是兄妹几人策马来到汝阳刘。当刘氏族人得知名满朝野的大学士苏轼及其家人前来，大喜过望，热情接待。苏轼深谙笔之神奥，于是提出制作几支“鸡毛为被，狼毫为柱”的毛笔。刘氏族人按要求精制而成，献于苏轼。苏轼随即展纸挥毫，运笔自如，十分满意，连声赞曰：此笔真乃极品圣物也！从此汝阳刘毛笔系列又添新贵。后来，刘氏族人就把这种毛笔命名为“东坡鸡狼毫”，流传至今。
苏轼任职杭州通判，就是帮助杭州的长官处理政务。在此任上，他兢兢业业，勤于职守，政绩卓著，百姓赞誉。
杭州的西湖是一处风景优美的名胜，可是在苏轼刚到杭州时却不是。西湖水经常在暴雨过后泛滥成灾，淹没附近的农田。苏轼到任之后，召集当地百姓，在西湖边上修了一道大堤，控制住了西湖水的泛滥。为了纪念他，人们把这条大堤称为“苏堤”，就是现在人们称之为“苏堤春晓”的胜景。
后来，有一次苏轼在给皇帝宋神宗的答谢表里说了一些反对新法的话，遭到变法派和仇家的弹劾，说他攻击新法，影射朝廷，因而被捕入狱。
宋仁宗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我今天得到了苏轼、苏辙两个文人，可惜我已经老了，用不上他们了，那么我把他们留给我的后代，不是很好吗？因此，神宗皇帝决定免去苏轼的死罪，把他贬到黄州（今湖北黄冈县）任团练副使。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乌台诗案。
在黄州，苏轼一家生活过得很清苦，靠种一个朋友送给他的几十亩地养活一家老小。他把这块地取名为“东坡”，自己取号为“东坡居士”。这就是“苏东坡”名字的由来。
苏东坡在政治上虽然是保守的，但在文学上却是一个革新家，其成就又是多方面的。他是宋代古文运动的主将。他的散文对形成宋代散文平易流畅的风格有着重大的影响；他的诗自由奔放，题材广泛，是宋代诗坛承先启后的作家；他对词的发展所作的贡献尤为突出，开创了豪放派的词风，为词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使词这种体裁成为宋代文学的代表。中国文学史上常常称“唐诗宋词”，苏东坡功不可没。
在黄州的西北靠近长江的地方有一座山，山靠着江边有一面石壁，颜色呈褐红色，被称为“赤鼻矶”。苏东坡经常和一些朋友到赤鼻矶那儿游览。因“赤鼻”与“赤壁”音同，人们就把它讹为赤壁之战的旧地，把赤鼻矶也叫赤壁。实际上，赤壁之战发生在湖北嘉鱼县的赤壁，不是黄州的赤壁。苏东坡自然也是知道的。
苏东坡和朋友们多次游览赤壁，每次都有词赋流传后世。他先后写过《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还写了一首非常有名的词《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词是文学史上极富盛名的一首词，最能代表苏东坡的豪放风格，也是“宋词”的代表作，一直为后人所称颂。不妨让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词的意境和它所包涵的思想内容。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词的上阕主要是写景，由景生情，引起对古代英雄人物的怀念。一开头，词人就把祖国壮丽的江山和英雄人物联系起来，既表现出激越的感情，又蕴含着深广的意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意思是说，滚滚长江，永不停息地向东流去，历史上多少英雄人物，也随着这滔滔江水而逝去。不仅写出了不尽长江滚滚流的雄浑气势，而且像一幅英雄的画卷一样，浮现出无数的英雄人物形象，浸透了词人沉郁豪迈的思想感情。
紧接着：“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故垒指旧时的营垒。周郎即周瑜，字公瑾。他24岁为东吴中郎将，故人称周郎。全句是说，在那旧时营垒的西边，人们说那就是三国时期周瑜打败曹操的赤壁。用“人道是”三字，表示了词作者并不认为这是赤壁之战的古战场，只不过是借用人云亦云的说法，藉以
怀古论今而已。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向上看是无数巨石高耸入云，雄奇险峻；向下看是波涛汹涌，拍打着江岸，发出雷鸣般的吼声；向远看浪花翻滚，如无数洁白的雪堆，连接天际。这三句是对赤壁景物的正面描写，把赤壁的自然景色非常形象地展现在了读者面前。不仅写出了自然景物的神态色彩，而且写出了它的音响，使整个画面有声有色，精神饱满，意态纵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祖国的江山如此壮丽，犹如绝妙的图画一样。在这如画的江山中，有多少英雄豪杰曾经叱咤风云、建功立业啊！
词的下阕主要是抒情。通过对英雄人物的缅怀来抒发自己功业无成的感慨。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东吴乔玄有两个女儿，称大乔、小乔，都是国色天香、娇艳无比的美女。大乔嫁给了东吴的国主孙策，小乔嫁给了周瑜。回想当年周瑜在指挥赤壁之战时，刚刚结了婚，那是多么的年轻，英气勃勃，才华出众啊！
“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羽扇纶巾是描写古代儒将风度的，樯橹是指战船。周瑜拿着鸟羽做的扇子，戴着丝织的儒巾，风流倜傥，从容不迫，在谈笑之间，就把曹操的战船烧个净光。这几句是表现周瑜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的。意思是说他镇定自若，稳操胜券，在谈笑间轻而易举地就把曹操打得大败，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面对这英雄的遗迹，追忆往昔，缅怀古人，应笑我太多情了，因而使头发过早地变白了。词人为什么要“多情应笑我呢？”因为他想到当年的周瑜，很年轻就指挥赤壁之战，而自己呢？却空有满腔热情，不但不能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建功立业，反而横遭不测。如今已经是47岁的人了，仍被贬在黄州。壮志未酬，功业无成而鬓发已斑白。面对古人，怎能不令人发出无可奈何的叹息呢？
“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樽是酒杯，酹是把酒洒在地上表示祭奠。意思是说，人生如梦非常短促，我们不要为了一些世事而烦恼了，还是举起酒杯，把江水和明月当作知己，祭奠它一杯吧！这是词人在无可奈何中发出的自我安慰。这种思想自然是消极的，但是也表达了词人旷达的性格。
在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的词里，苏东坡艺术地再现了当年赤壁大战的壮观景象，充分表达了对英雄周瑜的敬佩心情和对祖国壮丽河山的无比热爱。
几年后，新党失败，旧党当政，司马光上台，苏东坡被召回京师任翰林学士。但他却反对尽废新法，因此又遭到旧党的排斥。后来新党再度执政，他又被贬到惠州、琼州（海南岛）等边远地方，直到临死前半年，公元1101年才被召回，病死在了苏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