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出版社始创于15世纪末，是牛津大学的一个部门。牛津大学的目标直指研究、学术和教育的一流水准，出版社则通过在全世界开展出版活动来推动这一宗旨的实施。五百多年来，牛津大学出版社通过高质量的研究与出版活动，已发展成每年在50多个国家出版4500多种新书的世界最大的大学出版社。
英国牛津大学的出版部门，是历史悠久的学术出版社。1478年由英国印刷先驱T.罗德在牛津大学创立。
而早在1215年的牛津，大学的出现使得中世纪的人们开始从事出版、抄写、装订等工作。
1478年，西奥多里克·鲁德（Theodoric Rood）从科隆来到牛津，首先印刷了一部论使徒信经的小册子。他还出版了一些权威的学术著作，并最早印刷了受新人文主义启发而写于牛津的语法教本。但是鲁德并非一帆风顺，他于牛津重建出版社的尝试也归于失败。1478年，由英国印刷先驱T.罗德在牛津大学创立。以出版词典、参考书、英语教材和各种学术书籍而闻名。下设学术与综合图书出版部、教育图书出版部、期刊出版部、国际部(管理海外各分社与办事处)、行政事务部、印刷与发行部。在国外设子公司或办事处。国外的子公司和办事处遍布于20个国家和地区。该社管理委员会由牛津大学各学院推选的20名学者组成，牛津大学第一副校长为社长。
1584年，大学会议指定了一个印书委员会。1586年，大学被星法院授权印刷图书。1584年，大学贷款100英镑，让约瑟夫·巴恩斯（Joseph Barnes）创办出版社。巴恩斯出版的图书仍被人们所珍藏，例如最早在牛津出版的希腊文图书（1586年）和希伯来文图书（1596年）、博德利图书馆的第一本目录（1605年）以及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的《弗吉尼亚地图》（1612年）。
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真正历史开始于1671年。当时，基督教会的教长和以后的牛津主教约翰·费尔（John Fell）博士负责出版社的管理工作。以费尔的名字命名的优美的字体至今仍为人们所知。在他的努力下，一种四开本英语《圣经》的出版获得了成功，它开始了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圣经》和祈祷书的历史。
18世纪初，克拉伦登爵士（Lord Clarendon）《大叛乱史》一书的版权赠给了出版社，其第一版的盈利为出版社的建筑做出了贡献，从而牛津大学出版社有了“克拉伦登出版社”作为其一个社号。
19世纪初是牛津大学出版社十分活跃的一个时期。由于引入了牛津印度纸皮版以及与剑桥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圣经》的修订本，出版社的《圣经》出版业务大大发展，获得了很多的盈利。由于盖斯福德（Gaisford）、维腾巴赫 （Wyttenbach）和丁多夫（Dindorf）等人编辑的经典名著的出版，出版社的声誉也得到了确立。而后，克拉伦登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由赖特（Aldis Wright）和斯基特（W.W.Skeat）等著名学者编写的教科书。
直到1880年，出版社才开始在伦敦发行其世俗图书。同年，自1874年以来一直负责伦敦《圣经》书库的亨利·弗劳德（Henry Frowde）成为大学的第一个出版商，直到1913年为止。
1985年，年度出书1000种，期刊78种，在版图书15000种，年度营业额1.88亿英镑。出版社由牛津大学各学院推选的20名学者组成的管理委员会管理，牛津大学第1副校长为社长。执行主任与秘书G.B.理查森。ISBN注册号：0-19。
牛津大学出版社包括学术部、电子出版部、教育部、英语教学部。学术部负责出版有克拉伦登出版社（Clarendon Press）标志的文理类学术图书和部分学术性工具书，还负责出版《圣经》、祈祷书、杂志、乐谱、大学教科书、牛津英语词典、贸易类工具书以及普通非小说类图书和纸皮书。教育部负责出版中小学教材和成人教育图书以及少儿图书。英语教学部负责出版全世界英语学生的教材。
掌管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监督委员会的成员，均是从牛津大学教职员当中委任。监委会负责确立出版方向，制订政策，并在牛津大学校长主持下每两星期开会一次。委员在出版过程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因为每一种拟出版的新书必须先提交监委会审批；个别委员更与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保持紧密的联系，就其学术专长提供协助。
牛津大学出版社多年来得以持续发展，其全球员工的贡献实在功不可没。由于他们的才智和勤奋的工作态度，牛津大学出版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对于这群多才多艺，在各方面均有卓越表现的员工，牛津大学出版社一向引以为傲。员工紧守岗位，为出版社的学术和教育理想贡献良多。很多员工都已在出版社服务多年，更矢志以这份工作为终身事业。
牛津大学出版社不断发掘员工的潜能并提高员工的素质，让牛津大学出版社能处于最佳位置来发展其出版事业。
中国现代历史最久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与世界上建立最早的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携手，双方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在中国工具书市场打造一艘“航空母舰”。
早在1986年，商务印书馆就和牛津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了《精选英汉汉英词典》，成为中国内地首家“吃螃蟹”的出版社。随后又推出的《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成为中国人学习英语的首选工具书。借助这一系列词典，商务印书馆占据了中国工具书市场份额之首，同时也奠定了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
经过20余年的合作，商务印书馆已成为牛津大学出版社在中国最大的合作伙伴。为此，双方以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这一模式，进一步开展更为深入和广泛的合作。据透露，双方已达成了出版《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六版的合作意向，《牛津英语联想词典》《牛津英美文化词典》等也被列入合作计划中。
牛津大学出版社以其出版物涉猎的范围广泛而称着，其中包括各个学术领域的著作、教科书、英语教学专书、工商管理著述、圣经、音乐、儿童书籍、词典、工具书、期刊等。
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最为庞大的词典为《牛津英语词典》，它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大型的、按历史原则编排的英语词典。该词典初版于1884年至1928年间，编辑为詹姆斯·默里爵士（Sir James Murray），当时的书名为《按历史原则编纂的新英语词典》，其中包括414,825个词条和近200万条引自英语文献的标名出处和年代的实例，由10卷正本和补遗卷组成。1933年的版本改成现名，共12卷。到1985年，反映20世纪英语发展的补遗已经出版了四卷。1989年，出版社出版了《牛津英语词典》的第二版，共20卷，其中包含了原来12卷正本和4卷补遗的内容，并且加入了一些新词和新的引例。1971年，出版社将12卷的词典正本按1:4的比例缩印成2卷；1987年，将4卷补遗缩印成1卷，与正本2卷一起出版。1991年，出版社又将第二版的20卷按1:9的比例缩印成一卷。为了适应科技发展，提供新的检索方式，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了光盘版的《牛津英语词典》，1992年又出了第二个光盘版本（对应于书本式的第二版）。
《牛津英语词典》现已收录超过60万个英语词语，其中含有汉语元素的英语词语就有1500多个。《牛津英语词典》中的汉语借词有的源于普通话，如feng shui(风水)、tung oil(桐油)、paper tiger(纸老虎)、Maoism(毛主义/毛泽东思想)等；有的源于粤方言，如kowtow(磕头)、pakchoi(白菜)、samfu(衫裤)等；还有的源于闽方言，如satin(缎子)、kylin(麒麟)、oolong(乌龙茶)等。这些含有汉语元素的英语词语通常采用音译、意译、音意合译、音译加词缀和语义再生这五种方式来产生，它们或多或少都经过了一定程度上的“英化”改造，基本上都融入了英语的词汇体系和语用系统。
《牛津英语词典》不断收录含有汉语元素的词语和表达方式，不仅丰富了英语的文化内涵，而且也促进了英语的全球化发展，还反映出汉语对英语的影响与日俱增。正如中国语言学家周海中教授所言：“随着中华民族与英语民族的交流交往日益频繁，来自汉语的英语词语及表达方式将会越来越多，从而进一步推动英语的国际化、多样化进程。”
除了以上这部大型词典以外，牛津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许多其它颇收各界人士欢迎的小型词典，其中包括《简编牛津英语词典》《简明牛津词典》《牛津英语词源学词典》《牛津参考词典》《袖珍牛津词典》《小牛津词典》《牛津高级最新英语词典》以及许多中小学生词典和一些词典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版本。还有一些双语种词典，包括法语、德语、现代希腊语、土尔其语、俄语、阿拉伯语、乌尔都语、印第语等等，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希腊语－英语词典》《牛津拉丁语词典》等。该社的双语插图词典也颇受读者的青睐，例如《牛津－杜登图解汉英词典》《牛津－杜登德英词典》等等。
此外，还有许多尺寸为12×7.5cm的微型词典，例如《牛津数学微型词典》《牛津20世纪历史微型词典》《牛津法语微型词典》《牛津引语微型词典》等等。
同词典和《圣经》一样，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最重要的图书还包括文理类学术著作，其中大型出版物有《新牛津音乐史》（10卷）、《牛津英国史》（17卷）、《牛津英国文学史》（15卷）、《牛津现代欧洲史》（丛书）、《全国传记词典》（已出31卷）。针对普通读者，该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实用的工具书，例如《牛津美国文学指南》《牛津戏剧指南》《简明牛津歌剧词典》《牛津音乐词典》《牛津牌戏指南》《牛津象棋指南》《牛津法律指南》等等。它们已成为图书馆的必备藏书和最普及的家用参考工具书。1988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并吞了IRL出版社，从而加强了生命科学类图书的出版工作。
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圣经》出版业务的规模很大，其特点在于版本的多样性和装订形式的多样性。装订的主要形式为硬皮装订、略有重叠边缘的软皮装订、有重叠边缘的软皮装订和带尼龙滑扣的软皮装订。装订的材料包括木纹亚麻纤维纸、硬麻布、人造革、仿山羊皮、法国山羊皮、粘合皮、猪皮、小牛皮、鞣制山羊皮等等。以詹姆斯国王钦定版《圣经》为例，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版本就包括《小牛津圣经》《牛津袖珍圣经》《便携牛津圣经》《牛津大字号圣经》《牛津礼品版新约和诗篇》《新红宝石参考圣经》《牛津大字号参考圣经》《宽边参考圣经》《散页参考圣经》等等；又以《新英语圣经》为例，它有标准版（附《后典》）、插图版、图书馆版、《新约》普及版、牛津研究版（附《后典》）等。以上所述的每一种版本又有若干种装订形式，可供读者选择。
除了以上所提到过的《牛津英语词典》的光盘版本以外，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电子出版部还有许多其它出版物，其中包括《牛津英语词典》的磁带版本、用于语言和文学分析的Micro-UCP软件、《莎士比亚全集·电子版》（以磁盘形式发行）、休谟的《人性论·电子版》和《人类理智研究·电子版》、洛克的《人类理解论·电子版》（均以磁盘形式发行）、用于时序数据经济模型的交互式软件Microfit、用于分子分析的软件包《案头分子模拟器》《物理化学软件文库》、数据库《生物中的分子结构》《牛津医学教程·电子版》（以只读光盘形式发行）、《牛津围产试验数据库》《神经遗传学数据库》等等。此外，该出版社还出版了一些用于大学教学的模拟软件，例如《蛋白质的纯化》《基因的繁殖和排序》等等。
牛津大学出版社曾几度被载入《吉尼斯记录大全》中。例如，该出版社使学术图书在版的时间超过了任何商业出版社 1716年出版的500册威尔金斯（Wilkins）的《科普特新约全书》直到1907年才全部售完。又如，出版社于1901年同一个青年化学家签约出版《化学史研究》，可是该书的手稿直到1971年才交付出版，这充分体现了出版社对作者的耐心程度。
中国对外开放以后，牛津大学出版社是与中国出版社合作最多的外国出版社之一。该出版社与国内若干出版社进行了有关版权问题的协商。今后，我们可以看到该社更多图书的原版和中译版在中国出版。我们相信，该出版社与中国的合作将更有助于中国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牛津大学出版社在海外有众多的分支机构，其中最大的为美国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USA）。它本身就是北美最大的大学出版社，出版范围之广包括学术图书、贸易类图书、人文学科和科技领域的图书。牛津大学出版社设立分社或办事处的城市有：多伦多、墨尔本、奥克兰、德里、孟买、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卡拉齐、开普敦、约翰内斯堡、德班、内罗毕、达累斯萨拉姆、坎帕拉、伊巴丹、吉隆坡、台北、新加坡、曼谷、香港和东京。许多分社负责发行英美两家公司的图书，并且出版适合其所地区的图书。
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全资附属公司，而牛津大学出版社则是英国牛津大学其中一个部门。牛津（中国）的总部现时设于香港，雇用了超过二百名员工，每年出版新书近五百种。牛津大学出版社与中国的渊源甚深，早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已在当时的国际都会上海开展业务，以配合市民购买书籍的热潮以及对圣经的需求。上海办事处于三零年代末期结业，直至一九六一年才到香港开设办事处。自此以后，出版社业务稳步发展，达至今天的规模。
牛津（中国）在香港是主要的教科书出版社，出版各个级别的中、英文教科书，尤以中、小学的中文和英语教材深受欢迎，此外，理科及人文科学科也占市场重要的位置。
至于亚太区及国际市场，牛津（中国）出版的英汉双解词典固然享负盛名，而其他一系列关于中国或专门为中国市场而出版的大专用书、学术著述、普及书籍等，均是中、英文版俱备。
在中国内地方面，牛津（中国）与中国一些教育或学术机构合作出版适合当地市场的书籍，计有上海及广州等地一些的学校所用的英语课程教材、简体字版的英汉双解词典，以及牛津大学出版社在其他地方以英语出版的学术著作的中译本。
牛津（中国）在台湾也相当活跃。台湾已成为销售英语教科书和其他教材的重要市场。牛津（中国）在台湾及其负责销售的区域，不断开发市场，推广牛津大学出版社在世界各地出版的书籍。当中的出版物种类繁多，琳琅满目，包括脍炙人口的牛津词典、广受欢迎的英语教学专书、学术书籍，以及牛津、纽约两地出版的学术期刊。
牛津（中国）进行的所有业务，其总方向均是要实现牛津大学出版社以至牛津大学本身在教育、学术、文化方面的目标。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出版物和商业操守一向维持最高水平，其业务更进一步巩固了牛津大学出版社这方面的声誉。
牛津（中国）的"使命宣言摘要"正好概括了牛津大学出版社这些宗旨。
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之工作重点为制作高质量之教育类、参考类、学术类与普及类出版物，满足市场需要，从而推动教育。为此，出版社竭力提供优质服务，务求令客户满意。
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为达致此等目标，务必以合乎职业道德、社会公义之手法，稳健经营，获取经济回报，并履行其对各方伙伴之责任。
为了实现促进学习和弘扬文化的目标，牛津大学出版社不遗余力地发展其学术和教育出版事业；为应学校、学术界以至社会的需求，更不断推出新产品，在信息年代，牛津大学出版社通过不同的媒体，发展和壮大其国际出版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