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庙三碑”是指位于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东庑内的三块古碑，分别为《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它们是享誉中外的历史人文遗迹，为历代金石家、书法家奉为汉隶圭臬。
《乙瑛碑》全称《汉鲁相乙瑛请置百石卒史碑》，又称“孔和碑”，刻立于东汉永兴元年（153），无额，通高260、宽128、厚23厘米，18行，满行40字。碑文记述司徒吴雄、司空赵戒将前鲁相乙瑛代孔子后人之言上书，奏请在孔庙设置掌管祭祀和礼器的专职官员“百石卒史”，桓帝准允，因乙瑛时已去职，后以孔和补任。碑末刻有“后汉钟太尉书，嘉祐七年张稚圭按图题记”，但据稽考，所谓钟繇书丹，乃后人伪托之辞。
乙瑛碑法度谨严，骨气凝重，兼具豪肆与秀润、沉厚与雄强之致，方整中有顿挫之势，平正中显秀逸之态，古朴浑厚，气象森然。其章法规矩合度，布局平实，横成行，竖成列，字距略大于行距。结体端庄匀适，字势开张，左右拓展，俯仰有致，向背分明。字形方圆兼顾，沉着厚重，波磔分明，刚健雄劲，注重笔画的曲直平斜、粗细刚柔、轻重徐疾的变化，讲究笔势的穿插避让、高低疏密的关系。方笔峻利端劲，圆笔含蓄婉转；横笔稍稍向下，形态微斜；竖笔收展俊逸，筋力丰足；捺笔沉稳有力，凝练稳健；点画典雅秀美，顿笔圆转出锋，燕尾方形挑出，整体雄浑爽秀，意态典重。
《礼器碑》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刻立于东汉永寿二年（156）。碑无额，通高227.2、宽102.4厘米，四面环刻文字。碑阳16行，满行36字，记述鲁相韩敕倡议修饰孔庙、增置礼器之盛事，碑末有韩敕等9人题名。碑阴3列，每列17行；左侧3列，每列4行；右侧4列，每列4行，皆刻捐资立石者的姓名和数额。
《礼器碑》庄重严谨，体态优美，质朴遒劲，高古逸趣。其行距紧凑，字距疏朗，结体上下精密，呈梯形状，左右伸展，横势宽绰，粗细有致，寓欹侧于平正中，寄疏秀在严密内。笔画以方为主，略带圆意，行笔如锋，力注笔端。其中，平画瘦劲刚健，但瘦不露骨，劲不纤弱，端严峻逸；波磔稍粗，尖锋入笔，逆入平出，蚕头燕尾，因字立形；竖画外柔内刚，筋骨雄强；折画形断势连，浑圆饱满；撇画略取侧势，秀雅清劲；捺法圆润劲险，平中寓奇；收笔流畅稳健，气势沉雄。碑阳部分，纵有序，横有列，字距宽行距密，结字秀美和谐，自然成趣；碑阴则纵有序，横无列，行距适度，字距参差；碑侧锋芒如新，纵横跌宕。
《礼器碑碑阴》
《史晨碑》亦无额，通高231、宽112、厚22.5厘米，因一石双面，两碑同刻，又名“史晨前后碑”。前碑全称《鲁相史晨奏祀孔子庙碑》，刻于东汉建宁二年（169）三月，17行，行36字（因每行末字掩埋于原石座中，旧拓多为35字），字径3.5厘米，记载时任鲁相史晨和长史李谦祭祀孔子的奏章。后碑全称《鲁相史晨飨孔子庙碑》，刻于建宁元年（168）四月，14行，行35至36字不等，记载祀孔和飨礼盛况，文后有武周正书题记4行。“史晨前后碑”迄今磨损极少，完整可诵，书风相类，笔致如出一人，传为蔡邕所书。
《史晨碑》碑文几及千字，笔法朴厚，方圆兼备，笔意遒劲，气象和穆。其起笔露而能藏，尖而寓圆。方笔峻削，切锋重入后衄锋而行，寓外方内圆之趣，圆笔婉丽，笔锋轻逆后精妙运行，得圆中有方之韵；波磔分明，雉尾开拓，后碑比前碑尤甚，顿挫抑扬，轻重徐疾，灵动活泼。横笔取势平稳，竖笔劲挺稳健，肉中有骨，直中有曲，柔中有刚；斜向撇捺，极意伸展；左撇收缩，右捺舒展，或弛或张，敛舒自如。结字扁平方正，呈方棱形，外松内紧，四方饱满，稳如磐石，上下启承，提按得法，应规入矩。章法布局，横平竖直，纵横有列，行距充分，井然有序，体现出儒家崇尚“中和为美”的审美情趣。
“孔庙三碑”作为汉代中后期隶书鼎盛时期的典范之作，堪称汉碑隶书的极则、逸品，久负盛名。唐宋以降，历代金石书家多有著录，推崇备至。清翁方纲《两汉金石记》称“乙瑛碑”为“汉隶之最可师法者”；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赞之“足以称宗庙之美、百宫之富”。明郭宗昌《金石史》赞“礼器碑”为“汉隶当以孔庙礼器碑为第一”；清王澍《虚舟题跋》誉之“惟《韩敕》无美不备……自有汉隶以来，莫有超妙如此碑者”。清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认为“史晨碑”“洵为庙堂之品，八分正宗也”；孙承泽《庚子消夏记》则说“可为百世楷模，汉石之最佳者也”。凡此种种，无不极尽赞誉。
“孔庙三碑”对我国书法发展影响深远。古今书家几乎众口一词，指出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是后人学习隶书的入门范本。唐代史惟则、梁升卿，清代郑簠以及现代马公愚、来楚生等，于乙瑛碑都喜而临之；“草圣”林散之临写礼器碑，亦出神入化，一字千金，备受瞩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