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峄山刻石》是刊刻于秦代的一方摩崖石刻，又称“峄山石刻”“峄山碑”“峄山铭”“绎山刻石”“绎山石刻”“绎山碑”“绎山铭”等，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始皇诏”）刻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后半部分（“二世诏”）刻于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传为李斯所书，属小篆书法作品，与《泰山刻石》《琅琊刻石》《会稽刻石》合称“秦四山刻石”。刻石原在山东邹县峄山书门，毁于南北朝时期，现有宋代摹刻碑存于西安碑林，元代摹刻碑存于邹城博物馆。
《峄山刻石》的前半部分刻144字，赞扬秦始皇的正义战争和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给百姓带来的好处；后半部分刻79字，记录了李斯随同秦二世出巡时上书请求在秦始皇所立刻石旁刻诏书的情况。书法上，其用笔单纯齐一，藏锋逆入，圆起圆收，转角处都呈弧形，无外拓之笔；结字对称均衡，又强调在对称中求变化；章法秩序井然，具有节奏韵律感。
皇帝立国，维初在昔，嗣世称王。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戎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廿有六年，上荐高号，孝道显明。既献泰成，乃降専（专）惠，寴䡅（亲巡）远方。登于绎山，群臣从者，咸思攸长。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陀及五帝，莫能禁止。廼（乃）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复起。
《峄山刻石》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刻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后半部分刻于秦二世元年（前209年）。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东巡登峄山（山东峄县），丞相李斯等颂秦德而刊刻《峄山刻石》（前半部分）。秦二世元年（前209年）春季，秦二世为威服海内而效法秦始皇巡视郡县，东巡碣石、会稽等地。李斯同行，奏请秦二世在秦始皇所立刻石旁上刻诏书以彰显先帝成功盛德，于是在《峄山刻石》等刻石上补刻诏书并著随从大臣的姓名（后半部分）。
笔法上，《峄山刻石》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起笔藏锋，行笔正锋，收笔回锋，法度十分严谨。这种对中锋圆笔的绝对强调，表现了秦人对殷周古文书法的审美经验的总结和提炼。其次，行笔迟涩，线条具有浑劲圆凝的强烈质感。这种具有强烈质感的线条也是中锋圆笔的结果，对这种线条，前人有“书如铁石”“千钧强弩”的称誉。再次，在笔势方面，宛转圆活的曲笔和挺拔沉着的直笔交互为用，构成笔势变化律动的美，而在曲笔和直笔彼此转换的过程中，纵横牵掣，钩环盘纡。
结体上，《峄山刻石》具有明显的中正、匀称、严整有序、封闭内向而趋于静态的审美特征。其中正的特点表现为字的中轴线左右两侧体量的对称和平衡上，笔画的分布是围绕着中轴线展开的。其匀称表现为笔画（实）间空白（虚）处的均匀及虚实的对比与和谐。笔画排列有条不紊，绝无张扬轻滑和失控处，使结字给人以严整有序而内向之感。以上这些特点综合起来即可表现为结体的静态美。其结体虽然沉静，但绝不呆板，这与其纵向展开的字势有密切的关系。总体来看，其结体布白均匀。从横向看，这样的特点是一丝不苟的；但是，从纵向看，在保证横向笔画间的空白基本一致的前提下，将横向笔画稍向上提，使一些字的下部留有较大空白，造成上紧下松的对比效果，取得了纵向的字势。这样，既抬高了字的重心，示人以高峻肃穆，又以此调整全篇的疏密关系，在统一中寓以变化，也就避免了呆板。此外，其字形大多呈长方形，但是正方形甚至扁形的字也占有一定的比例，也使其结字灵活而不僵化。
章法上，《峄山刻石》通篇的分行布白是严谨有序而又不失灵动的，纵成行横成列，上下左右通达，但行间空白和列间空白都不是严格整齐的，而是有参差出入的，再加上单字笔画多不同所造成疏密不一的随机分布等因素，使得其章法特点更加耐人寻味。
唐代书学理论家张怀瓘：始皇以和氏之璧琢而为玺，令斯书其文。今《泰山》《峄山》《秦望》等碑并其遗迹，亦谓传国之伟宝，百代之法式。（《书断·卷中·神品》）
北宋书画鉴定家董逌：陈伯修示余《峄山铭》，字已残缺，其可识者廑耳。视其气质浑重，全有三代遗象，顾《泰山》则似异，疑古人于书，不一其形类也。（《广川书跋·卷四·峄山铭》）
清代书法家侯仁朔：自吾岐阳石鼓迁徙后，关中好古之士不易一见甲乙。宋人郑文宝摹峄山碑，于长安，小篆风格得再见关中。碑字雄浑温雅，无一笔开后人恶道，石鼓后无可比肩。汉印之传于后者，皆步其轨躅。余尝谓石鼓天巧，峄山人巧。石鼓文天然浑成，略不着意，如日月星辰之丽天，仰视若无他奇，稍一增减，便成妖异，是为碑版鼻祖。峄山则规模结构如良工制器，备极精妙，然未必不别有名手出人意外。（《侯氏书品·古品·峄山碑》）
清代文学家刘熙载：秦篆简直，如《峄山》《琅邪台》等碑是也。（《艺概·卷五·书概》）
据杨士奇《东里续集》记载，陈思孝评论《峄山刻石》的翻刻本次第称：“长安第一，绍兴第二，浦江郑氏第三，应天府学第四，青社第五，蜀中第六，邹县第七。”叶盛《菉竹堂碑目》著录《峄山颂》亦七本：一曰长安翻本，二曰绍兴翻本，三曰东明精舍翻本，四曰应天府学翻本，五曰青社翻本，六曰蜀中翻本，七曰邹县翻本。其次序与杨士奇所录同，大概当时已有定评。各翻刻本情况如下：
①长安本。宋代淳化四年（993年），郑文宝以其师徐铉摹本重刻于长安，碑阴有郑文宝题记，现存于西安碑林。碑高2.9米，宽1.4米，明代时已断为两截，此为宋代摹刻碑，拓本称“长安本”，亦称“陕本”。据载，他本多翻刻长安本。对此本，杨守敬称：“笔画圆劲，古意毕臻，以《泰山》二十九字及《琅琊台碑》校之，形神俱肖，所谓下真迹一等。故陈思孝论为翻本第一，良不诬也。”孙承泽《庚子销夏记》则称：“予有徐常侍摹本，其门人郑文宝于淳化四年刻之长安，精神奕烨，常侍自谓得思于天人之际，良非过也。”
②邹县本。宋代元祐八年（1093年），张文仲据徐铉摹本重刻，立山东邹县峄阴堂，石残损，未见拓本。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三月，刘之美据张文仲刻本又重刻于邹县峄阴堂，此为元代摹刻碑。原立于邹县县衙大堂，民国初年移入孟庙致敬门内，1973年移入启圣殿内保存，现存于邹城博物馆。碑高1.9米，宽0.48米，四面皆同，拓本称邹县本。
③青社本。伪齐阜昌五年（1134年），李仲坦刻于浙江庆元县青社。其刻文后有跋云：“峄山秦刻，磨灭久矣。宋初，惟江南徐铉有摹本，赞皇李建中传写得之，遗余曾祖金紫公，传子孙四世，逾百年。靖康建炎，兵火相寻，旧藏文籍，散落殆尽，独此刻仅存，命善工勒于青社郡舍。阜昌甲寅，河南李仲坦志。”可知此刻本虽与长安本同出一源，但所据以钩勒上石的是李建中之临写本。
④应天府学本。亦称“江宁本”，元代至元三十年（1293年），行台御史东平李处巽翻刻于江苏江宁应天府学尊经阁下。 此刻本以横条石刻，每行三字，形式或行款均与长安本不同。
⑤绍兴本。亦称“会稽本”，元代至正元年（1341年），申屠駉复刻于浙江绍兴府学。碑石将始皇诏、二世诏并刻于一面，共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字高8厘米，宽6厘米，二世诏字略小。后刻郑文宝跋三行，亦抚刻原本。又申屠駉跋一行，隶书，跋云：“至正元年辛巳二月初五日，承德郎绍兴路总管府推官鲁人申屠駉以秦刻校徐摸，重镌于越庠之稽古阁。”
⑥浦江郑氏本。亦称“东明精舍本”，东明精舍当是浦江郑氏斋馆名。
⑦蜀中本。或称“囸作本”，刻者不详。
明代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应天府学本佚缺大半，教授曹育贤命工重勒一本。清代嘉庆年间（1796年－1820年），诸本先后亡失，仅存长安本、应天府学本和绍兴本。清代咸丰三年癸丑（1853年），吴玉搢曾见过曹育贤命工重勒的应天府学本，此后即不见称述，大概亡于太平天国时。
除了以上翻刻七本，吴玉搢《金石存》称：“近从恭寿先生处见有李阳冰书《峄山碑》，其字较郑本差小，而力缓筋懈，与阳冰他书绝异。考之于古，亦不闻阳冰曾摹是碑。疑好事者转临郑本，加以李监名耳。”可知又有临摹一本。此外，还有日本本、明秘阁本、《永乐大典》本、朝鲜本、兖州本，有些翻刻本的情况已不可悉辨，且有的真伪相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