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保护利用革命历史文化遗产,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发展红色旅游,推动老区经济发展,该县先后聘请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院、陕西省文保中心等专业机构编制了《马栏革命旧址文物维修保护规划》和《马栏红色旅游景区修建性详规》,于2008年正式启动文物维修保护及景区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先后建成了马栏革命纪念馆、纪念广场、水上剧场,整修了烈士陵园,绿化了景区,维修了马栏关中分区(关中地委、陕西省委)、马家堡关中特区、看花宫陕北公学等旧址部分窑洞及房屋。建成马栏革命传统教育培训中心主体工程。
翻开中国革命史卷,马栏以其政治、经济、文化、法制、军事、政权建设的巨大功勋而彪炳史册、辉耀神州。革命战争年代,被誉为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中国革命英才培养的摇篮。
马栏革命根据地曾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马栏时称“小关中”,是关中分区的“心腹”。虽然马栏面积不及“大关中”的八百里秦川,但其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优势明显。它曾是陕甘宁边区重要的南部屏障,更是其近距离俯视泾渭、剑指西安的前进基地,也是许多革命青年北上延安的重要通道,还是我党我军购运战略物资的必经之路。正因如此,国共两党两军才视其为战略重地而互不相让,封锁与反封锁、磨擦与反磨擦、革命与反革命的战火才在这里持续了二十多年。在这片红色热土上,在中共陕西各级地方党组织领导下,关中分区军民以山林为屏障,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建立红色政权,进行反围剿战斗,保卫了延安、保卫了党中央,守卫了边区的南大门,使红色革命根据地不断得到发展壮大。
马栏革命根据地曾是孕育中国革命英才的红色摇篮。抗日战争时期,党和边区的革命干部,大多数出身工农,革命积极性高,但仍缺乏马列主义基本修养,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尽管此时从全国各地奔赴边区的革命青年普遍有学识和爱国热情,但绝大多数青年尚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不能适应民族革命战争的需要。直至抗战初期,关中分区还尚无一所中等学校。为了提高革命干部的觉悟与能力,以给中国革命培养急需干部,并尽快适应民族革命战争的需要,边区党组织在旬邑这个革命青年奔赴延安的必经要地,从1938年至1948年,这十年间,先后有鲁迅师范学校、陕北公学、抗日荣誉军人学校和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等4所革命学校在此办学,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众多治党治国治军的优秀人才。鲁迅师范在马家堡(今旬邑县职田镇辖)办学一年零四个月,累积培养学生300多人,成为了抗战初期“为争取国防教育之模范”。陕北公学1938年7月在旬邑看花宫设立分校,总校1939年1月从延安迁来看花宫与分校合并。陕北公学在旬邑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办班54个,培养抗战干部6000多名,吸收新党员3000多人。1938年底,抗日荣誉军人学校迁到旬邑坪坊一带。这所肩负着伤残军人康复使命的革命学校,在旬邑办学一年多时间,不但使数万伤残荣誉军人的身体得到了康复、精神得到了新生,还使他们提高了文化水平、学会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本领,从而重新走上了革命和建设的战场。其中很多同志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都成为了各条战线上的领导骨干,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1940年3月,边区为培养区乡干部和加强小学师资力量,在旬邑马家堡创办了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二师在旬邑办学八年多时间,先后六次搬迁、七次建校,历尽艰难坎坷,培养学生889名。在经受着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制造军事磨擦、实行军事封锁、革命形势异常紧张的情况下,马栏革命根据地坚持“敌来我走,敌走我办,边走边办”的方针,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为中国革命培育了大批优秀的革命干部。从这里走出的学员,被分配到了全国的各个抗日战场和各条战线上,为抗日战争和革命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马栏革命根据地曾是关中分区的指挥中心。从1937年2月陕甘宁边区关中特区(1937年10月改称关中分区党委,习仲勋先后任关中特委、关中分区党委书记)党政军机关迁驻旬邑马家堡起,到1941年陕西省委、关中分区机关分别迁驻旬邑马栏,马栏从此成为中共陕西省委、关中地委首脑机关驻地和首府,并成为陕西国统区地下党组织一切工作的策源地和指挥中心。1945年7至8月,张宗逊、习仲勋在马栏指挥了爷台山反击战。李先念中原突围后由陕南途经马栏,回到延安。彭德怀曾在马栏部署了西府战役。直至1949年5月各首脑机关迁离,马栏作为首府存在了十个春秋有余。这十年间,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工委、中共关中地委领导分区军民广泛开展大生产运动、抗日救亡运动、人民支前运动及关中国统区工作,发展了生产和贸易,满足了革命根据地发展和军民所需,建立了广泛的统战关系,策动了众多武装起义,打破了国民党军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计划,把马栏建设成了关中分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946年至1947年,中共路东工委、路西工委、西府工委和河南省委、山西省委先后迁驻马栏办公,马栏曾一度成为陕西革命大本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