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布局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整体布局以古墓为中心，上盖覆斗形钢架玻璃防护棚，象征汉代帝王陵墓覆斗型封土。
墓的东边为三层的综合陈列楼，北边为两层的主体陈列楼，用环绕的回廊上下沟通将三座建筑物连成整体。
博物馆在外型、装饰及用材方面也独具匠心，因陵墓的石室所用石材主要是红色砂岩，所以展馆的三个组成部分的外墙，也选用红砂岩作衬面。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是广州越秀山一象岗文化史迹游览线的主要景点，建筑以轴线对称布局，按参观路线依山建馆，拾级而上，把展馆、墓室及扩建之展室连成有机整体。
馆藏文物
文物综述
截至2017年，南越王墓已出土珍贵文物1000多件（组），有15位殉葬人，是截至2017年为止，岭南地区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陪葬物最丰富的汉初古墓，也是唯一的一座全用石块砌建而成的、首次出现壁画的彩绘石室墓。墓中出土文物尤以铜器和陶器最具南方越族文化的特色，有青铜编钟乐器3套，铜鼎36个，铜镜39面，以及金印3枚，出土玉器240多件。墓主身穿的玉衣殓装已复原，它是中国截至2017年为止发现完整的西汉玉衣中年代最早又是唯一的"丝缕玉衣"。墓中出土蓝色平板玻璃、世界第一套套色印花铜版模、非洲象牙等，都是一批有意义的稀世珍品。不少在南越王墓出土文物，被世人誉为“岭南文化之光”和“国宝”。
馆藏精品
“帝印”玉印
印台长：2.3厘米 宽：2.3厘米 通钮高：1.6厘米。印钮雕成螭虎形状，装饰有云纹。根据《史记》、《汉书》记载，南越国第一代王、第二代王都曾僭越称帝，在国内使用皇帝的礼仪。“帝印”玉印及封泥的出土是对这一史实有力的证据。
“文帝行玺”金印
“文帝行玺”金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位置。印面边长3.1厘米，宽3厘米，通高1.8厘米，重148.5克，含金量是98%。印面阴刻“文帝行玺”四个字，应是南越文王的发布命令的官印。
泰子玉印
印台长：2.05厘米 宽：2.05厘米 通钮高：1.25厘米“泰子”玉印的印文，书体等与“泰子”金印有完全不同的风格。此印出土于墓主腹部，原放置于一个小漆木盒子中，印文“泰”字书写风格和著名的秦代刻石《峄山刻石》相似。
“张仪”戈 东耳室出土了一件有铭文的戈，上面有“张仪”等刻字，说明了这件戈是秦惠王四年由秦国的相国张仪督造的，由于秦统一百越而到达岭南地区，随后成为南越国的王室文物，成为礼仪场所的仪仗之器。是一件秦平岭南地区的重要历史物证。
白釉剔牡丹纹腰形枕 金代，河北定窑，长：26.1厘米，宽：19.8厘米，高：15厘米，这件瓷枕充分体现了定窑的剔花工艺技术。这件枕头枕面上剔出缠枝牡丹花纹，在侧面剔出卷草纹。技法生动写实，画面富丽堂皇。
丝缕玉衣 南越王的丝缕玉衣，长1.73米，共用了2291片玉，用丝线穿系和麻布粘贴编缀做成。分为：头套、上身衣、袖套、手套、裤筒和鞋六部分。
展出内容
文物展
南越王赵眜墓是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墓中出土各类随葬品一万余件，以玉器中墓主身穿的“丝缕玉衣”为中国考古首次发现。青玉角杯、十一套组玉配饰、五十八件玉剑饰等都是汉玉中的重大发现。铜器中刻有“蕃禺”铭文的鼎、刻战船纹的提筒和刻有“文帝九年”铭文的句鑃都至为重要。还有古波斯银盒、蓝色平板玻璃牌饰等大批珍品。出于墓主身上的龙钮“文帝行玺”金印和“赵昩”玉印，确证墓主为第二代南越王。墓室内外还发现十五个殉人。本展览分为五个单元：文帝金印、主室瑰宝、墓中殉人、御库藏珍、钟鸣鼎食。
瓷枕展
馆藏陶瓷枕四百余件，其中有两百余件由香港著名收藏家杨永德先生与夫人杨张瑞贞女士捐赠。这批枕的年代由唐迄元，以宋金时期为多，釉色五彩纷呈，造型多式多样。窑口以唐宋以来北方产区的河南、河北为主，有巩县窑、磁州窑、登封窑、宝丰清凉寺窑、定窑、耀州窑以及南方的长沙窑和景德镇窑等。这批陶瓷枕数量之多，品类之众，窑口之广，在国内外实属罕见。为了表彰香港著名文物鉴藏家杨永德先生的爱国情怀，1993年博物馆还特设专门展厅展示其捐赠的两百多件陶瓷枕，按年代和窑口进行分类陈列，反映了陶瓷枕的源流和兴盛情况。
文物保护
截至2017年，西汉帝王陵墓均未发掘，已发掘的四十余座诸侯王墓，仅有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山东济北王墓和广州西汉南越王墓没被盗掘。满城汉墓在发现时随葬品曾被搬动，而南越王墓从未被盗扰，其科研价值不言而喻。
已发现的诸侯王墓大多位于中原地区，仅有南越王墓地处边远的南陲，这一发现有利于探索中原与边远地区汉代诸侯王墓在丧葬礼仪上的统一性和特殊性，有利于全面认识汉代墓葬方式和丧葬观念上发生的大转变。此次发现，对研究南越王墓的形制、结构以及南越国的丧葬习俗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并为寻找南越国第一代王赵佗的陵墓提供了线索。
通过对墓葬所用材料的调查和科学鉴定，解决了莲花山古采石场悬而未决的开采历史问题，将开采历史由过去认为的明代，推至西汉前期，提前了大约1500年。
此墓未被盗掘，完整地将二千年前的文化信息，展示给今人，墓中的15个殉人及出土的1000多件（组）珍贵随葬品，对于研究秦汉时期广州地区以至整个岭南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汉、越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具有重大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是岭南地区汉代考古的断代标尺。
交通指引
乘5、24、29、58路公共汽车，101、103路电车及专线车可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