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姑屯事件（Huanggutun Incident）是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谋杀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事件。
凌晨5点30分，张作霖乘坐的专列经过京奉、南满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时，火车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炸药炸毁，张作霖被炸成重伤，送回沈阳后，于当日死去。但秘不发丧。其子张学良从前线动身，于6月18日赶回沈阳，稳定了东北局势，直到张学良21日继承父亲职务后，才正式公开发丧。案发皇姑屯站以东，史称皇姑屯事件。当时在日本国内，由于没有公布凶手，日本政府一直以“满洲某重大事件”代称。
1945年，日本投降后，河本大作投靠阎锡山，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取太原之后，河本大作作为日本战犯被捕。经审讯之后，他详细交代了策划炸死张作霖的全过程。
1927年4月，日本田中义一上台后，向张作霖强索铁路权，逼张解决所谓“满蒙悬案”，从而激起了东北人民的反日怒潮。9月4日沈阳两万人示威游行，高呼“打倒田中内阁”。在全国反帝浪潮的冲击下，以及张作霖本人的民族意识，奉系政府未能满足日本在“满蒙”筑路、开矿、设厂、租地、移民等全部要求，并有所抵制，这为日本内阁所不能容忍，日本关东军则断定东北人民的反日游行系张作霖煽动所致，对他恨之入骨。
1928年4月5日，蒋介石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在徐州誓师，对以张作霖为首的北方旧军阀举行“第二次北伐”。4月9日，第一集团军发起全线进攻。4月30日，各路国民军对济南发起总攻。这天夜晚，张宗昌率残部弃城北逃。5月下旬，国民军已逼近京津地区。盘踞北京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见大势已去，在6月2日发出“出关通电”，宣布退出北京回东北。
这次张作霖回东北，日本提出了最后通牒，胁迫他同意日本的要求，张作霖却仗着自己手里还有几十万军队，不肯松口。于是，日本关东军决定在张作霖回东北的路上除掉这个眼中钉。
当国民军迫近京、津之时，日本“惟恐战乱波及满洲”，一面增兵青岛，威胁南军北进；一面按其“东方会议”的决策，对张作霖施加压力，迫张及早离京。1928年5月18日，日本对交战双方发出警告，声称：“动乱行将波及京、津地方，而满洲地方亦有蒙其影响之虞。夫满蒙之治安维持，为帝国之所最重视，苟有紊乱该地之治安，......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计，不得不取适宜且有效之措置。”在这“警告”发出的前后，日本加紧了逼张的活动：既催张退回东北，又乘机向张勒索“满蒙”的权益。
1928年5月13日和15日，日本得寸进尺，要他“解决满蒙诸悬案”。据《时事新报》揭露：当时日本曾向张“提出条件十款，其苛毒不忍言”。有人回忆：芳泽曾屡次逼张，要他履行所谓的“密约”。为逼张作霖退回东北，5月17日晚，日使芳泽会见张作霖，与张谈至深夜。芳泽说：“大势已经如此，为使战乱不波及京、津，收拾军队撤回满洲以维持满洲治安，我想无论对中国国民还是对奉天派都是万全之策。”张作霖听后不悦，严词拒绝。芳泽继续追问说：“你们能打过北伐军吗？！”张作霖说：“若打不过他们，我们可以退回关外。”芳泽说：“恐怕未必回得去吧。”张作霖说：“关外是我们的家，愿意回去就回去，有什么不行呢？！”
芳泽见张作霖不上其圈套，就进一步采取威胁手段，从怀里掏出日本政府关于满洲问题警告南北双方的觉书。并向张作霖提出“满蒙权益”的要求，逼张作霖答应。不仅如此，他又向张作霖威胁说：“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本侨民，你对此应负一切责任。”这一连串的威逼，使张勃然大怒，由座上猛地站起来，把手里的翡翠嘴旱烟袋猛力地向地下一摔，搕成两段，声色俱厉地冲着芳泽说：“此事（指张宗昌杀日侨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叫我负责，岂有此理！......”他说完之后，就扔下芳泽，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客厅。三个多小时的会谈就这样结束了。
那时，张作霖本想“留在关内”，他对日本的逼迫行径“非常不满”。因而不但口头上拒绝了芳泽的“劝告”，而且于1928年5月25日发表书面声明，反对日本1928年5月18日的“警告”。日本见张作霖不听摆布，对他继续施加压力，警告他：如果不听劝告，失败后想回东北，“日军当解除其武装”。同时，日本关东军也“开赴沈阳、锦州、山海关等地，并将关东军司令部由旅顺迁至沈阳，在沈阳满铁借用地分设六大警备区，日侨也组织日勇千余，剑拔弩张”。在内外交迫下，张作霖不得不表示离京。在日本迫使张作霖退回东北的时候，奉系内部的“新派”，为便于和蒋、阎妥协，也劝张作霖离京。张作霖在答复中表示“东三省及京、津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反对日本政府公然干涉中国内政。
当时报刊报道说张作霖“有不得不出关的苦衷”：（一）张不离京，一切妥协和其他事均无从说起；（二）奉军新派人物，均极盼张速去，以望与党方合作“。同时，奉军在军事上节节失利，军心早已动摇。
张学良、杨宇霆等亦“力劝老将回奉”。5月30日，张作霖召集张作相、孙传芳、杨宇霆、张学良举行会议，决定下总退却令。6月1日下午，“邀外交团入府”，在怀仁堂与外交团告别。他在致词中，以极悲痛的语句，向各国使团表示他的“讨赤”立场。他说：“余为中国计世界计，始终矢志讨赤，至保护外侨生命财产，即余在满洲时......亦未尝一日忘怀，今后仍然请各位放心。”6月2日，张作霖发表了“出关通电”，说明自己到北京“本为救国而来，今救国志愿未偿，决不忍穷兵黩武。爰整饬所部退出京师。”张作霖虽通电“退出京师”，但决不甘心放弃既得的统治地位。在离京前（6月1日），他命许兰州将“安国军大元帅”的印、旗、国务院的印信、外交部的重要档案全部运往关外，并下令“一切重要命令，仍须由大元帅盖印发表”，梦想“在关外庞然自大，一过其大元帅之瘾”，企图有朝一日卷土重来。
张作霖离京回东北，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已经为他布下“必死之阵”，在距沈阳一公里半的皇姑屯火车站附近的桥洞下放置了三十袋炸药及一队冲锋队。尽管张作霖行前曾接到部下的密报，说“老道口日军近来不许人通行”，希望多加防备，张作霖也三次变更启程时间，以迷惑外界，但他并未料到会有此杀身之祸。
1928年6月3日晚6时，张作霖离开北京大元帅府，乘坐由奉天迫击炮厂厂长沙顿驾驶的在英国制的黄色大型钢板防弹汽车，奔往火车站。随行的有靳云鹏、潘复、何丰林、刘哲、莫惠德、于国翰、阎泽溥、张作霖的六姨太太和三儿子张学曾、日籍顾问町野和仪我等人。张作霖的专车22节，是清朝慈禧太后用过的“花车”，装饰非常华丽，他乘坐的80号包车在中间，包车厢后是餐车，前边是两节蓝钢车，里头坐着潘复、刘哲、莫德惠、于国翰等人。专车前面还有一列压道车作前卫。晚上8时，专车从北京车站开出。深夜，列车风驰电掣地开到山海关车站，黑龙江督军吴俊升专程在这里迎候。
1928年6月4日清晨，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很早就起了床，登上住房屋顶用望远镜朝三洞桥瞭望。5时23分，当张作霖乘坐的专车钻进京奉（北京至沈阳）铁路和南满（吉林至大连）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时，日本关东军大尉东宫铁男按下电钮，一声巨响，三洞桥中间一座花岗岩的桥墩被炸开，桥上的钢轨、桥梁炸得弯弯曲曲，抛上天空，张作霖的专用车厢炸得只剩一个底盘。吴俊升炸得血肉模糊，头顶穿入一个大铁钉，脑浆外溢，当即死亡；张作霖被炸出三丈多远，咽喉破裂；日籍顾问仪我满面是血，抱头大叫；校尉处长温守善被埋在碎木下面；周大文炸破了手，六姨太太炸掉了脚趾头；莫德惠也受了伤。
奉天省长刘尚清闻讯赶到现场组织救护。张作霖被送到沈阳“大帅府”时已奄奄一息，军医官抢救无效，于上午9时30分左右死去。死前张作霖对卢夫人说：“告诉小六子（张学良的乳名），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我这个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沈阳。”说完就死去了，时年54岁。
炸车后不久，日本人先后制造了奉军军车脱轨事件和沈阳炸弹案，企图引起混乱。6月16日，1万8千余名日军士兵又在沈阳城南演习，竟然唱着“南满是我们家乡”的歌曲，暴露其占领东北的图谋。
为防止日军乘机举动，奉天当局决定对张作霖的死密不发丧，发表通电称：主座“身受微伤，精神尚好”，“省城安谧如常”。大帅府邸依然灯火辉煌，烟霞阵阵。杜医官每日仍按时到府上班，填写病案。厨房每日三餐仍按时送饭进去。家人一律不啼哭，不戴孝。日方天天派人“慰问求见”，都被“婉言谢绝”。主持家政的五夫人浓妆艳抹，与前来窥探虚实的日本太太们从容周旋。同时，奉天当局下令全城戒严以稳定局势。由于日军不知道张作霖是否毙命，未敢贸然行动。直至张学良潜回沈阳，才于6月21日公布张作霖死讯。
身在兰州的张学良得知关东军已开始秘密调动，打算浑水摸鱼，趁乱占领沈阳。为防不测，他化装成一个伙夫，跟随部队秘密赶回了当时称为“奉天”的沈阳。回到沈阳后，张学良才得知父亲的死讯。为保国家大业，张学良强忍悲痛，模仿父亲的笔迹签发命令。等到把一切相关事宜都安排好了，东北地方政府才对外宣布张作霖的死讯。从此以后，为了怀念死去的父亲，铭记杀父之仇，张作霖的忌日便成了张学良的“生日”。
关东军谋杀张作霖后，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很失望。关东军既然杀死了张作霖，等于逼迫整个奉系反日，因此除了强占东北外，已无他路可走。这件公案在日本政府中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前后拖了一年多，却屈于少壮军人的恐吓，最后以“张案经过周密的调查，发现关东军并未牵涉在内”的含糊语句结案。政府对军队控制的失败，反而使日本在军国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
张学良主政东北之初，日本人并没有把张学良放在眼里。当时，担任张学良军事顾问的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起草了一份计划，想让张学良在东北称帝，担当日本人统治东北的傀儡。出乎土肥原意料的是，当他把这份精心策划的文件送到张学良面前时，张学良当面质问他：“你让我当什么满洲皇帝，你这是什么意思！”碰了一鼻子灰的土肥原说不出一句话，只好夹起皮包，悻悻而去。随后，张学良要求日军参谋本部将土肥原调走，得到的回答却是：“这个顾问是日本政府派来的，我们没权调动。”心头满是怒火的张学良将军对来人说：“好，你们没权，我没法子。那么我有这个权吧———我不见土肥原！我不跟他谈话！以后土肥原顾问来，我任何时候都不见。”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领导。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当时，在东北有不少日本间谍，但事先对此事却毫无察觉。
从1929到1931年夏，关东军参谋部先后四次以“参谋旅行团”的名义在东北各地系统搜集情报，拟定各种计划方案。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也积极为侵略东北做准备。1931年4月，原驻日本寒冷地区仙台的第二师团轮驻辽阳；为对付沈阳城坚固的城墙，日本又从东京调运两门24厘米榴弹炮，配属日军驻沈阳第二十九联队兵营，炮口预先瞄准北大营和飞机场；7月，又从本土增派一个师到朝鲜，准备随时渡过鸭绿江参战。同时，日本还将熟悉中国情况，担任张作霖顾问多年的本庄繁调任关东军司令官；将一直从事于策划进攻东北，主持制定过多份解决满蒙问题大纲的参谋本部情报部长建川美次少将调任作战部长；另将“九一八”事变的主谋之一、绰号“日本之脑”的石原莞尔以及坂垣征四郎等人调至关东军参谋部任职。
此外，日本还施展调虎离山计，策动阎锡山与汉奸石友三等人挑起反对张学良的战争，将介入1930年中原大战的东北军主力继续吸引在关内，致使东北兵力空虚。至此，日军在东北的准备基本就绪，只等待着合适的时机，寻找借口发动侵略战争了。
现存盘案以及关东军密信认为，张作霖未能满足日本提出在中国东北享有的种种特权，因此非常的不满。因为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义一拒绝批准关东军对东北军进行缴械，关东军决定私自策划乘机谋杀张作霖，以此打乱东北军的指挥系统，使东北陷入混乱，以便出兵占领。由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具体制定了谋杀的详细计划，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土肥原贤二参与了策划，下命令的是时任关东军司令官的村冈长太郎中将。后来因皇姑屯事件，村冈长太郎、河本大作被编入预备役。据《小矶回忆录》记载，1928年6月16日河本大作从中国东北回到日本东京，对小矶国昭私下吐露了自己是谋杀张作霖的真凶。在河本大作死后出版的回忆录《我杀死了张作霖》中承认杀死了张作霖。
张作霖死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地区的阴谋并没有马上得逞，日本政府为了掩盖事实真相，谎称皇姑屯事件系“南方国民政府便衣队员”所为。案发之后，日本陆军省反对公布本案的真相，为了是不影响日本的国家形象。
在张学良东北易帜后，日本军政各界纷纷要求追查暗杀张作霖的责任，终于导致田中内阁垮台。
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日本战犯时，就是将皇姑屯事件视为日本侵华的起点。因为张作霖是当时中国的元首，谋杀一国的国家元首理应是违反国际法、是战争罪的行为。根据东京审判记录，田中内阁时期的海相冈田启介的证词表明，张作霖一边接受日军的援助，其实已经在北京向英美示好，因此被日本陆军铲除。原日本陆军中将，原陆军省兵务局局长田中隆吉作证，“1928年6月3日，在南满铁路和京奉线交叉处，河本大佐带领他的手下，爆破了北京开来的列车，张作霖就坐在那辆列车上。第二天，张作霖就死了。”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河本大作投靠阎锡山，解放军攻取太原之后，河本大作作为日本战犯被捕。经审讯之后，他详细交代了策划炸死张作霖的全过程。1955年，河本大作死于太原日籍战犯管理所。
当年的事发现场，现为沈阳“三洞桥”，铁路交叉处曾立有“张作霖被炸处”的标志牌，后被卧式黑色大理石碑取代，碑上镌刻“皇姑屯事件发生地”。2004年，张作霖被炸处及石碑列入沈阳市第一批不可移动文物名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