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安碑》是刊刻于东汉时期的一方碑刻，无撰书人姓名，属篆书书法作品，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袁安碑》残高139厘米，宽73厘米，厚21厘米，有穿。碑文共10行，主要记述袁安的生平，所记与《后汉书·袁安传》所载基本相同。书法上，其笔画较《泰山刻石》为细瘦，结体宽博，笔势强健道劲，骨力劲拔而有弹性，书法厚重雄茂。
司徒公汝南女阳袁安召公。授《易》孟氏〔学〕┘。永平三年二月庚午，以孝廉除郎中。四〔年〕┘十一月庚午，除给事谒者。五年正月乙□，┘迁东海阴平长。十年二月辛巳，迁东平〔任〕┘城令。十三年十二月丙辰，拜楚郡〔太〕┘守。十七年八月庚申，徵拜河南尹。〔建〕┘初八年六月丙申，拜太仆。元和三年五〔月〕┘丙子，拜司空。四年六月己卯，拜司徒。┘孝和皇帝，加元服，诏公为宾。永元四年〔三〕┘月癸丑薨。闰月庚午葬。┘
（说明：〔〕内为补字，□表示缺一字，┘表示分行。）
袁安死于东汉永元四年（公元92年），而碑文中说“孝和皇帝加元服，诏公为宾”，孝和皇帝是东汉第四代皇帝刘肇的谥号，皇帝在位时可称年号，但不能称谥号，由此可断定碑是汉和帝崩逝后所立，即立碑时间在东汉永元十七年（公元105年）以后。至于为什么去世十三年之后才立碑，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以为“或因敞（袁安之子）之葬，同时并立此碑，未可知也。”
《袁安碑》的字形和用笔，似从《战国两诏铜椭量》中“二世诏”一类的字形意趣中继承而来，用婉转与圆融组成一个平静华美的世界。同时章法行列分明，丝毫没有交错差杂，但较之《泰山刻石》和《峄山刻石》等秦代小篆，其“变异”还是很明显的：
一方面是字形趋向方正，线条曲笔增多。如“二”字、“五”字、“三”字、“年”字、“辛”字等的横画，均作曲线处理，有的在收笔处还作弯曲的下垂状。即使一些很短的横画、竖画，也往往处理成曲线，如“徒”字、“阴”字、“谒”字、“癸”字等。字形方正，给人以质朴的感觉，替代了秦代刻石的庙堂之气；曲笔的增多，增强了书写感、流畅感，变秦时的严肃为亲切。
另一方面是按照汉字原有的疏密关系安排结构。碑中每一个字的点画间距离都尽量做到均等，字的重心都在字之正中，不像秦代刻石中常出现的上紧下松的安排痕迹。书写者追求的是均衡美、统一美，如“海”字、“年”字、“月”字等字，写法一样，几乎没有变化；九个“年”字中，只有第三行的“年”字作上紧下松处理，然上部过紧，似非正常发挥，该是书写者“失手”所致，其余八个“年”字，重心均移至字之中部，篆法也没有什么变化。可以看出，书写者明显追求的是整齐与统一。至于一些字的下部笔画稍稍拉长，很可能是书写者为追求字距齐平、整齐统一的缘故。碑中多次出现“拜”字、“迁”字，笔画密集处也作均衡安排，只是点画间距离相应缩小，点画长度相应缩短而已。
近现代金石考古学家马衡：书体与敞碑如出一手，而结构宽博，笔画较瘦。（《凡将斋金石丛稿·汉司徒袁安碑跋》）
当代书画家启功：字形并不写得滚圆，而把它微微加方，便增加了稳重的效果。这种写法，其实自秦代的刻石，即已透露出来，后来若干篆书的好作品，都具有这种特点。（《书法自学丛帖——篆隶》）
《袁安碑》原出土地不详，明代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三月被移到偃师县西南约三十里辛村东牛王庙中置作供案，因字在下面，无人知为碑刻。民国十七年（1928年）或民国十八年（1929年）初，庙改为辛村小学，供案仍置原地未动。次年（1929年或1930年）夏季，村中一儿童仰卧其下纳凉，发现石上刻有文字，即起告村中人。村人任继斌遂拓制若干拓片流传于世。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4月，移置偃师县教育局。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当地豪绅组织文物保管委员会，将碑劫去，以后辗转迁徙，不知下落。1961年，偃师县县委书记马达到偃师县缑氏区工作，在缑氏区一社院内重新发现。碑石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袁安碑》的拓本主要有2种：
①初拓本。第二行“廉”字内部左边一石花未损及笔画。
②近拓本。第二行“廉”字内石花已连及左右两边的笔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