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侯苏钟，西周时期金属器，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收藏于山西博物院。
编钟分两组，三种式样，非同时铸造，测音却和谐，是标准配律共2件。一件高25.9厘米，铣间距14.9厘米；另一件高22.3厘米，铣间距12.9厘米。
在山西省侯马市曲沃县所属地区有一个叫作曲村的小村庄。上世纪90年代以前，这座小村庄一直默默无闻。谁也没有想到，九代19位晋侯及其夫人已在这个小村庄的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随着19座晋侯及其夫人墓的发现，证实了两千年前这里曾是晋国最早的都城。
然而，当考古学家小心翼翼地揭开这些墓葬时，却发现已经有八座晋侯墓被盗，残余物凌乱地散在墓底。
在考古学家痛惜这些失落的珍宝时，这座不起眼的小村庄却迅速地“著名”起来，不少文物走私者闻风而至，以高价收购这些被盗的珍贵文物，而这座村庄也因而迅速致富，被人称为“小香港”。在某位晋侯的墓地中随葬有一组精美的编钟，共有16件，可惜其中的一部分在正式的考古发掘之前，就被盗墓贼窃走，流落香港。
当地的盗墓贼配备的不是洛阳铲这种传统工具，他们装备的是冲锋枪、炸药和越野车，坚固一些的墓室都是被炸药炸开的。他回到北大以后，同事们都劝他不要再去了，以免把命搭上。在盗匪横行的战乱年代出现这种情况也许我们还会理解，可考古人员遇到这批盗墓贼的时候只是十年前，可以想象一下，那时当地的政府已经腐败到了什么程度。直到前几年，侯马市抓捕了一批盗墓分子，枪毙了几个，当地的一些政府官员也与此案牵连被处理，才总算有所好转。
20世纪50年代中期，马承源和他的同事到处征集文物。而马承源每一次到香港，都要逛古玩街。一次，他在美国好友范季融先生陪同下来到古玩街，在一家小店橱窗里看到一只鼎，不觉眼睛一亮。取出来一看，虽然表面土锈甚多，但从锈迹斑斑的铭文中，“晋侯”二字依稀可辨。上博馆藏的青铜宝鼎也有不少，但眼前的这一件可不是一般的东西，他反复地观看，似乎有点爱不释手。但当时马承源身上的港币已不多了，范先生见状，料定这是一件非同一般的文物，就讯问店主美国信用卡是否可用，在划卡成功后就将此鼎买下，随手交给马承源，捐给上海博物馆了。他们回到上海，经过清洗去锈，鼎身现出了43字铭文。这件西周中期(前11世纪末—前10世纪末)鼎是晋侯因军功而赠给下属的一件器物，其铭文记载的是晋侯命令他去追击来犯之敌，战成后为此赏赐成套的兵器及十朋贝。西周时代铸铭晋器在此之前基本上没有发现过，此鼎便成为当时发现的西周中期铸有长篇铭文的惟一的晋器，弥足珍贵。
又一天，也是在这条古玩街上，马承源和香港朋友看到一家古玩肆里有一件古玩，不禁怦然心动，取出来细细观摩——这不正是春秋时期吴王夫差的用品吗？夫差在位22年，传世的遗物仅20多件，且大多是剑、戈等兵器，像这样的礼器从来没有见过。此时马承源没有钱，就关照古董商不得转手，过几天会把钱汇来买下。可是，回到上海后一时还是筹不到这么多钱。马承源心如火焚，无奈之下告诉了香港工商巨子何鸿章。何先生慷慨相助，买了下来赠给上博。后来发现器具上还有12字铭文。原来，此物是吴王夫差用诸侯进贡的青铜为西施铸造的。
1992年，香港中文大学张光裕教授那里传出一条信息，即香港文物市场上有一套14件的编钟，钟上的铭文是凿刻的，这属于比较特殊的情况，当地某些博物馆和收藏家都不敢轻易出手，认为有伪造之嫌。当1994年照片和铭文传到了上海后，马承源凭他多年研究青铜器的经验，根据仅有的资料，断定是真品，毅然决定抢救回沪，用重金从香港将流落在外的晋侯编钟购回。马承源说：“我当时马上告诉香港这个古玩店，‘这14件钟，你不要给别人看古玩行有这个规矩，给人看了以后，只有不要了以后，才可以给第二个人看。’我跟我的同事们商量一下，这套钟是了不得的东西，我们赶紧要把它寄回来。大概寄了十二三个箱子，装的大箱，装回来了，装到上海博物馆。打开一看，这确实是非常早的晋侯墓编钟。”从此，晋侯苏编钟成了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其共2件。一件高25.9厘米，铣间距14.9厘米；另一件高22.3厘米，铣间距12.9厘米。该编钟总计16件，其余14件由上海博物馆从境外购回入藏。编钟分两组，三种式样，非同时铸造，测音却和谐，是标准配律。16件钟上共刻有355字的长篇铭文，完整记录了西周厉王三十三年，晋侯苏率军参加周厉王亲自指挥的讨伐东夷的战争。晋侯苏因战功，多次受赏，因作此编钟。
所记战争为史料所阙载，对研究西周和晋国历史极为重要。铭文全部为錾刻，西周青铜器首见。
2002年，该钟被列为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曲村—天马北赵晋侯墓地，经1992－2000年间，六次发掘了9组19座晋侯及夫人墓，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原始瓷器等，9组墓葬再现了晋侯排列有序的完整世系链环。大多数学者认定，晋侯墓地的9组晋侯与夫人墓是从西周早期偏晚的晋侯燮父到春秋早期的晋文侯仇，九世父子相继。
晋侯墓地共出土青铜礼乐器数百件，显示出晋国作为西周属国的独特文化面貌。首先在青铜器用鼎制度上，九世晋侯墓表现出西周器用制度逐渐完善的过程。
晋侯墓地的青铜器，以其特立独出的鸟兽形青铜器显现出晋国夏夷相融的文化习俗。出土的立鸟尊，器身为高冠回首凤鸟形，背盖上有小的立鸟形盖钮，尾部呈象鼻状下弯与双足构成三点支撑；猪尊，器体为立姿硕壮猪形，器腹中空，背上一圈形捉手的盖，獠牙、耸耳、脊鬃、翘尾显示出野性未泯的不驯；兔尊，大小不一，匍匐拢耳，四腿蜷曲，背上一敞口长项尊与中空腹相连。
晋侯墓地青铜器在纹饰上，繁缛与简约并行，除西周常见的几何形的波曲纹、重环纹、垂麟纹外，还有变形龙纹、兽面纹占相当数量。繁缛如龙耳人足方盒、鸟盖人足扁等，器身遍布复杂多变的纹饰。在从为数众多的铜器中，有铭器物相当丰富，这些珍贵的铭文，具有证经补史之作用，其中有六位未见诸史册的晋侯名字，一批有研究价值的西周人名，多种前所少见的时历，特别是晋侯苏钟，记载了周厉王三十三年，晋侯苏率部参与厉王亲自指挥的征讨东夷的战争和西周晋国辅佐周室、勤王图强的历史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