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臂，为国家一级文物，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1995年10月，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成员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处古墓中发现该织锦。收藏于新疆博物馆。
该织锦呈圆角长方形，长18.5厘米，宽12.5厘米，用“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为面料，边上用白绢镶边，两个长边上各缝缀有3条长约21厘米、宽1.5厘米的白色绢带，其中3条残断。织有八个篆体汉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通过“五星聚会”研究，科学家们推算出2040年9月9日将会出现罕见的五星聚会天文奇观。
1995年10月，中国—日本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成员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处墓地上进行例行考古挖掘，然而几个月来，他们在尼雅遗址上的挖掘一直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就在失望中，考古人员挖开了一座古墓。这是一个两人合葬墓。合葬的两人身上穿着许多衣物，最显眼的是，其中一具尸体的右臂上绑着一个色彩鲜艳的织锦。织锦色彩绚烂，文字激扬，纹样诡秘，意蕴神奇，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眼光。
没有经过太多的辨认，考古人员就看出织锦上织的文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除去文字之外，还有用鲜艳的白、赤、黄、绿四色在青地上织出的汉式典型的图案：云气纹、鸟兽、辟邪和代表日月的红白圆形纹，方寸不大内涵丰富。
此护膊面积不大，长18.5厘米，宽12.5厘米，经密为2200根/10厘米，纬密240根/10厘米，经向花纹循环7.4厘米。
织锦的右侧保留着幅边。纹样从右侧开始是一对牝牡珍禽，雄鸟站在云纹的低部，昂首挺立。它的头顶是篆体“五”字，胸部左云纹上悬挂着一个茱萸花纹。雌鸟站在云纹上垂首面向雄鸟，其颈上方是一白色圆形纹象征“太阴”，背上方是一个“星”字，尾部下方有一个茱萸纹。与“星”字间隔一个茱萸花纹的是“出”字。“东”字在两个云纹间隙之上。“东”字的左下方、一个云纹之上是一红色圆形纹象征“太阳”。“太阳”左下侧是一倒悬云纹，云纹凹进处，有一张口伸舌，昂首嗥叫的独角瑞兽，尾部下垂，背上长有一翅膀，可能是“辟邪”。兽角上方云纹上端是一个“方”字。“利”字隔着一个云端在“方”字左上。“利”字下方云纹的左侧是一个身着竖条斑纹、豹眼圆睁的虎形动物，后右足踩在云纹上，举步向右行，尾部高耸，刚劲有力。其尾部右侧是“中”字，左侧是“国”字。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八字出自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天官书》“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五星皆从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国可以法致天下。”古代的“五星”指岁星、荧惑星、填星、太白星和辰星。天地回转，日月流逝，五星难以聚合。然而，汉元年十月，五星聚于东井，这在《天宫书》、《汉书》、《张耳传》、《汉纪》均有记载。
此汉锦采用的青赤黄白绿五色，皆为秦汉以来发展广泛的植物染料所得。五色应为“青赤黄白黑”，而该锦用色为“青赤黄白绿”，其中绿应为黑，这里用了绿色，可能黑色不够亮丽而以绿色替而代之。五色的“青赤黄白黑”分别与五星的“岁星、荧惑星、填星、太白星和辰星”一一相对应。古人能在一块方寸不大的织锦上把阴阳五行学说表现得如此淋漓酣畅，实属罕见。该锦的织造工艺非常复杂，为汉式织锦最高技术的代表。
中国古代关注天象的历史和中国文明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由于在古代中国星占学和历法天文学是由皇家史官专门掌管，而且王朝对历法和天象拥有着绝对的解释权，私自论及秘密的“天文历算”者是要处以极刑的，所以，能够使用这些星占用辞，并且敢将其作为织锦上的一句吉祥语，明示了这件织锦是皇家官府（织室）专门织造的。与“五星”织锦制品同时还出土了一件“讨南羌”织锦残片，是从与“五星”锦相同的锦料上裁剪下来的一部分，根据对具体史实的研究和图案的缀合分析显示，织文可以连续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
这句织锦文字的产生，无疑是中央王朝为了祝祈政治上军事上顺利和成功，而将天象占辞与“讨南羌”结合起来，以图祥瑞的实际见证。在其他的织锦上，还见有类似的内容，如“琦玮并出中国大昌四夷服诛南羌乐安定与天无疆”等。与这条吉祥语可能有联系的史事，是《汉书·赵充国传》记载的西汉王朝的一次讨伐西羌的战争，汉宣帝曾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星占术语教条地用在了督促、鼓励对羌人的作战的诏书里，可见皇家对五星占用辞的绝对话语权及当时的天文星占对汉帝国军国大事决策所起到巨大作用。“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是中国古代星占用辞，是古代先民观察五大行星运行变化而归纳总结出来的占辞术语。五星指水、火、木、金、土五大行星；“东方”是中国古代星占术中特定的天穹位置，“中国”指黄河中下游的京畿地区及中原，是一个地理概念。“五星出东方”指五颗行星在一时期内同时出现于东方天空，即“五星连珠”或“五星聚会”现象；“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即出现五星共见东方之天象，则于中国军国大事有利。由于五大行星周期性围绕太阳公转时间不同，从地球上观察它们会合、会聚天象出现的概率小，所以它们各自的性质、亮度、形状、大小、颜色等变化，以及经过或停留在廿八星宿或其他星官处的位置和聚合，就被占星家们赋予了五星特殊的星占学意义，而五星聚合一处天象出现的概率甚少，就自然地具有了非常重要的星占学意义：将五星视为五行之精，天之五佐，佐天行德；现实关怀的是——战争胜负、王位安危、年成丰歉、水旱灾害等政治、军国大事，因此，《史记·天官书》“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汉书·天文志》“五星分天之中”。
经过现代天文学的计算和研究，“汉之兴，五星聚东方”尽管是汉代儒生们附会的结果，但是实际天象的出现，证明古代星占记录大部分是准确可信的。当今世界，国内外天文考古界运用科学方法对关于五星聚会及其与史事关系的研究，已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例如对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对古代中国人观测到的五星聚会的理想周期为516.33年的认识（天文学家研究得出，木星、土星、火星，这三颗运行最慢的行星，平均会合周期是516.33年，如果条件有利，运行更快的金星和水星会在短时间内与它们会合在一起）。
几千年来，中国古代对“五星聚合”天象的观测，投入了特殊的感情，期待这一天象奇观的出现，期冀大吉、大利之兆示；古代封建帝王也藉此自诩得“天命”而使王朝合法化。在刘邦攻入秦地咸阳的第二年五月，确实出现过一次五大行星聚会天象，这一现象受到了汉王朝和儒生们的高度重视；将“汉之兴”附会于“五星聚会”天象的出现；“汉之兴，五星聚东井”也就成为具有浓厚迷信色彩的汉朝人和汉代社会的重要思想观念。将期图大吉、大利思想和理念的社会化、世俗化、艺术化，“五星”织锦上“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星纹和象征祥瑞的云气纹以及鸵鸟、仙鹤、狮虎纹，辟邪纹等祥瑞动物纹样的和谐聚汇，可以说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