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关于三个名叫阿道夫的人的故事。他们三人被同样的命运串连，却各自度过了不同的人生……”
正如开篇这段话所言，这个以二战为主要舞台的故事里有三个阿道夫：阿道夫·考夫曼，德国外交官（他同时也是情报人员）和日本太太所生的儿子；阿道夫·卡密尔，躲避迫害而从德国来到日本神户的犹太人面包师夫妇的儿子；还有一个自然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纳粹德国的元首。
这部作品于1983-1985年在《周刊文春》上连载。这是文艺春秋社的一个时事新闻刊物。后来本作以精装豪华版出版时，也成为首批放在书店的文学部而非漫画部出售的漫画之一。这部曾经获得第10回讲谈社漫画赏的作品，作为手冢晚年的代表作，被视为手冢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本作原本就是以成年人为对象。因此手冢使用了非常写实的风格，他过去时常使用的一些夸张变形手法和插科打诨在本作中很少出现。虽然他仍然使用了过去作品中出现过的一些人物（盖世太保兰普），但手冢是以一种历史的态度来讲述这个故事。它虽然以一个日本记者为讲述者，但是并没有局限于日本的立场，而是采取了与众不同的，更为广阔的视角。
1945年8月15日，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宣告落幕。这场战争彻底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也改变了那个时代中所有人的一生。作为战争的亲历者，他们见证了战争的一切，从开始直到结束；战争给他们的灵魂打上了无法磨灭的精神烙印，无论承认与否，这烙印都将永远跟随他们，直到生命的尽头。——当年，在那个终战的时刻，在这些人中间，就包括了时年17岁的手冢治虫。战后的日本经过低谷中的挣扎，重新走上经济腾飞的道路。那时，已经拿到医学博士学位的手冢决然地投身漫画，终于在动漫而非医学的世界取得了伟大的声名。但是，真正使他从伟大变成不朽的，还是日本漫画界逐渐发展、成熟之后，尤其是当内涵深刻的青年·成年向漫画可以刊登、得到读者认可的时候；在少年和少女漫画之外，手冢得到了新的舞台。更多地是在这块舞台上，晚年的手冢留下了许许多多著名的经典。但无论何时何地，无论读者是少年青年，他的作品的主题永远是“生命”——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价值：穷尽漫画家生涯的四十个寒暑春秋，他一直在竭尽全力探求、思考的，乃是人类的永恒。对于过去的那场战争，日本人向来抱持着各种心态。那些毫无反思的右翼分子的言行，中国人并不陌生，而在描写二战的漫画中，除了坚持少数右翼立场的之外，更多地表现出的却是当代日本人对那个时代的无知。但是，除他们之外，还有另外一些人记得战争的痛苦，并且真正地开始思考这些痛苦的根由——在最后这一类人中，我们能看到手冢治虫的名字；1983年，当手冢终于开始在漫画中涉及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一反自己漫画中描绘幻想和超现实的习惯，认真严肃、脚踏实地地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在回答的时候，他所用的砝码依然是生命，而这次被他放到天平另一端的，是人类最悲惨的一段历史，以及历史车轮上那名为“战争”的一根轮轴。这部名为《三个阿道夫》的漫画就是手冢的回答。从头到尾，手冢要在这部漫画里表达的，就是在那个疯狂的时代中，假借正义和信仰之名，人性和生命是如何地被扭曲、异化，最终泯灭无存；漫画的绝大部分篇幅以二战前夕直至战争结束的日本和德国为背景，其中有三个主角，三个名叫阿道夫的人——犹太人阿道夫·卡密尔、日德混血的纳粹军官阿道夫·考夫曼、以及第三帝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在他们之外，作为整个故事的叙述者，日本记者峠草平的声音贯穿始终。而在一切之上的最大的主线，是这个大时代本身：以时代为中心，每一条不相干的线索都被有序地逐渐编织，一幅宏大的历史画卷终于呈现在人们眼前。
“这就是血战。它没有开始，没有结束，没有希望，没有道义，没有仁慈，没有怜悯，也没有骑士精神。
……这场战争没有胜利者。它只有牺牲者。无数的牺牲者。”
——摘自
从二战结束到现在，一些日本人对日本曾经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和应该承担的责任一直讳莫若深，或者顾左右而言他，或者拼命地给历史翻案。在经历过战争的老一辈人逐渐死去之后，他们的后代、以及他们后代的后代，其实都不知道什么叫战争。战后的和平宪法给日本带来了半个世纪的发展与和平，也为日本再度走上错误的道路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碍。然而，战争之后多数人所选择的遗忘——遗忘那些不光彩的过去，只是还怀念自己受到的创伤——在日本离开军国主义道路的同时，这些也使后代的认知走向了另一个方向。对年轻人而言，他们的战争知识是从军事杂志、从历史小说、从电视的新闻画面、从战争电影上得到的，要么就是从老一辈人对战争创伤的纪念中得到；这种认知日积月累，产生出一种纯粹的受害者意识，另外就是对战争的浪漫想象。
人们一直在不停地重复他们对战争的这两种认知，这股潮流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变得越来越壮大。在如此的背景下，《三个阿道夫》于1983年初开始连载，至1985年收笔。它并没有刊登在漫画杂志上，而是在著名的时事新闻杂志<周刊文春>上连载；这部作品已经超脱了一般漫画的范畴，面对的也不是普通的漫画读者。虽然获得了第10回讲谈社漫画奖，但它在日本的知名度却不高，这倒多半不是因为它对战争的绝对批判态度；恰恰相反，也有很多动漫作品同样以“批判战争”为主导思想，其中不乏拥有广泛人气并在商业化上取得巨大成功的例子。就连<高达Seed>这种就是一帮资产阶级的小姐少爷们吃饱了撑的、在那无病呻吟的东西，都要在表面披上一张“反战啦反战啦”“大家不要互相伤害啊”的皮；诚然，和《三个阿道夫》比起来，它只是极肤浅的一个例子而已。
在确实涉及二战题材的作品中，吉卜力的<萤火虫之墓>和北条司的<那年夏天很笛子>可说是概括了其中一方面的认识。诚然，日本民众在二战期间，尤其在二战末期受到了惨痛的损害，纪念这些创伤是应该的，但那些一味强调自己的伤口、并把这伤口夸大成战争全部的作品，是否也是在自觉不自觉地躲在自己的疮疤之后，以此逃避道德的责任和反思？——无知扭曲了人们对战争的印象，然后，在逃避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对战争过分浪漫的美化。松本零士的<战场漫画短篇集>，选择了几十个二战期间的小场景讲述普通士兵的故事；平心而论，这确实不是一部军国主义的作品，事实上松本在他漫画里的不少地方也骂军部和政府发动战争，让无辜的人白白丧失生命。然而要命的是，松本零士本来就是一个极端浪漫主义的人，于是，他看二战的视野就完全缩小到了“帅气”的武器装备、以及去装模作样地感叹互相争战的人们——不管其立场如何——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勇敢”、“热血”、“青春”……
松本零士和宫崎骏（如宫老爷子的“猪头军”），和手冢治虫一样都是老一辈的漫画家。但比起1928年出生的手冢，松本小10岁，宫崎小13岁：这是最关键的问题。战争结束的时候，松本和宫崎分别才七岁和四岁，根本不懂事，对战争的记忆决不可能有手冢那样刻骨铭心。他们的浪漫主义用在宇宙或异世界里是非常好的，但用在二战的战场上，就只能说是极不适合了。把战争浪漫主义化，松本只是一个代表；到了<星界>系列和<礼武战奇谭>，更是任何一个有理性和良知的人都应该坚决唾弃的：前者的种族主义和专制思想简直令人作呕，至于后者，这种完全沦落成渣滓的东西甚至已经不用再提它了。虽然以日俄战争为背景，但它绝对称不上“为军国主义张目”什么的，纯粹就是极度愚蠢无知而已。像<沉默的舰队>这样的漫画，老实说就连上面提的那些垃圾作品都不如，而且还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把视野再稍微放广一些吧。在我们的印象里，所有涉及到战争的动漫作品中，有哪一部不是带着浪漫主义的色彩去看的？为数极少。在宇宙里纷飞的五彩光束和板野马戏团、一个接一个爆炸开来的绚丽火球、把战争简化成男主角抱着心爱的女人一路打过去最后干掉Boss的幼稚的RPG式进程——我并不是说这些不应当存在，用浪漫主义的视角去描写战争也不是只在动漫的领域才有，只要不涉及现实政治，这当然没什么问题；只是，我们在端着咖啡“欣赏”战争、享受美感的同时，能不能在心底里留住一点美感以外的东西，想到在华丽的艺术手法背后，每一个爆炸的火球其实都意味着多少生命的丧失，和多少家庭的悲剧……？
所以我们直到今天还记得那少数几部用现实的沉重笔调描绘战争的作品，尽管它们的商业性可能比不上某些垃圾之作。我们记得<太阳之牙达格拉姆>、《装甲骑兵波特姆斯》，记得《金星战记》，记得高达的那三部8字头OVA；它们都是一提到就足以令人肃然起敬的作品，而更在它们之上，我们应该记住《三个阿道夫》。我愿意借用当年美国报纸对<辛德勒的名单>的一句评论：这不是一部可以让你一边吃爆米花一边看的漫画。《三个阿道夫》当初被编辑要求“画出一部气势磅礴、波澜万丈的史诗剧”，而手冢把它变成了一部真正的史诗。
——在漫画的最后两章，二战已经结束了三十年。从日耳曼人对犹太人的屠杀，到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无休止的血腥复仇，历史一次次地重复，一次次完成那令人叹息的循环。手冢在画到二战结束的时候没有收笔，而是把结尾放在以色列-巴勒斯坦，那至今还在上演着同样循环的土地上，这使得漫画有了一种超越性的广阔视野和切身的现实感。如果一个人、一个民族只因自己曾经遭受过屠杀和践踏，于是就把这种屠杀和践踏报复式地还于加害者、甚至另一个无辜的民族身上的话，那他和自己所憎恨的加害者又有什么区别？——当看到全书最后的时候，眼前那幅画面仅有寥寥几笔，却能令人铭记终身：残垣枯树，排排墓碑。这一连串的复仇和战争，带来了什么？最后还能剩下什么？遗憾的是，即使到今天，我们也无法作出回答。
当面对日本在二战中的种种暴行时，手冢治虫毫不隐瞒。漫画平实又深刻地记载着那个时代的一切：军国主义统治下的高压政策、狂热的民众、野蛮的军队、战争、屠杀。而对发动战争的那些人，他则执以最尖锐的批判武器，把他们的画皮刺得体无完肤。希特勒的死被手冢描写得极尽讽刺：用刀的，必死于刀下。而当他的死影响到半个地球之外的考夫曼的时候，甚至已经激烈得不能称之为讽刺了——那简直是最残酷、最悲哀的现实。应该知道，虽然第三个阿道夫的这份出生证明文件作为线索从头串到尾，但漫画的主旨并不是像惊险故事一样描写双方争夺文件的过程：这部漫画于1985年5月30日结束连载，而且在连载中手冢因病住院，所以后半部在单行本出版时有大幅度的加笔——89年手冢就去世了。作为手冢所有作品中政治倾向性最强的一部，《三个阿道夫》从此也在历史的天平上将自身化为沉重的砝码，压在读者的心里，也压在天平上和战争绝对对立的那一端。
《三个阿道夫》在日本的舞台就是作者少年时代（和漫画描写的时期相同）曾经生活过、对之非常熟悉的神户。他画出的一切都那样真实，从民风民俗、街头招贴到交通地理，大多数地方在现实中都还能找到原形。在峠草平不懈追寻和斗争的过程中，手冢的影象渐渐和他重合，他把自己在战争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全部加诸于草平身上，两人合力创造了这样一部伟大的名作，在短短的七本小书里记载了两个帝国的兴衰。手冢勇敢地回过头去直视曾经走过的那个时代，告诉他的读者：我们应该反省。——反省什么？还是那个永远的疑问：为什么德国和日本会变成这样？背后的根源是什么？——那是对某个野心家的个人崇拜、为了宣传被生造出来的那种“爱国心”、对一种极端理念的信仰。世人皆相信只有自己为正义，但有谁有权为了自己的正义能够生存而去剥夺他人的生命和自由？……
所以，峠草平才在漫画的最后说道：“我希望读者能想一想，正义到底是什么”；所以，在书中那段最悲哀的故事里，手冢亦借本多芳男之口说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
“非得轻视或憎恨他人才叫爱国吗？我可不敢领教。”
1945年初，美军飞机开始对日本本土的大规模轰炸。在轰炸的主要目标之一——大阪——的工厂里，手冢治虫正在那里被“勤劳动员”当学生工。战争末期的那段日子改变了他的一生。什么叫战争？什么是生命？他体会得比后代所有的漫画家都深刻：那是切身切实的体会。看看手冢笔下遭到轰炸的珍珠港和大阪吧，这就是手冢眼中的战争：残酷、恐怖、充满死亡气息，完全和所谓的浪漫无缘——他对轰炸的描写和叙述，没有亲历过的人凭想象绝对写不出。他的很多同学都在防空洞里被炸死了，战争结束前夕，手冢一个人从大阪徒步赶回家时，在漫长的道路两旁看到的是人间地狱……不，是超过地狱的“世界末日”的情景。那种情景此后永远留在他的心中，在多少部漫画中表现出来，有时表现为对生命的歌颂，有时表现为对战争的控诉和对死亡的反思。
其实，最根本的问题，正如田中芳树笔下的杨威利所言：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可以分成两种思想潮流。一说真理比生命更重要，一说没有比生命更有价值的东西。当人类要发动战争时，他们会以前者为借口，但当他们要结束战争时，又会拿后者作理由。千百年来，都是一直如此重复着……我只是想，流了这么多血，也该能得到什么等值的东西了吧？”
在被火鸟带走之前，手冢治虫为我们留下了这个伟大的故事。对那段历史而言，最有权回头叙述的，并不是峠草平，而是手冢治虫本人。把这个故事交由神来讲述，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也只有如他这般深远的视野、慈悲的心灵，才能最彻底地把历史的精髓表达出来。漫画选择的舞台很小，但却包含了战争中的一切：从当年零式在空中的呼啸“宛若象征了日后日本的命运”，直至在终战诏书响起的那一刻，笼罩在日本上空的阵阵啜泣和随之而来的虚脱感与肃杀的沉静。——那个时代就是这样，我们的历史就是这样。在战争的废墟上，掩埋了死者，生者还得继续生存，新的生命也从失去生机的母体中诞生；一切生生死死，轮回不息，构成天道的巨大循环。
如果一个人此前只看过手冢治虫的少年向漫画，他初看《三个阿道夫》时一定会被这种严肃写实的画风吓一跳。画成年向漫画的时候，手冢已经没必要去迎合孩子的欣赏趣味了，于是他就可以把手里的画笔发挥到极致；漫画的线条简洁醇厚、除了两三个特例之外，人物的画风也不再有戏剧化的过度夸张。到了晚年，他的画功居然精进如斯：作品中出现的百来个角色，包括那些只露一次脸就再也不出现的小配角，全都刻画得活灵活现，深深印在读者的脑海之中。对漫画所要表达的主题来说，这写实的画面是必不可少的外壳，而画面也反过来烘托出剧情的千回百转柳暗花明。一个漫画家能有这样的水准，可说是已臻于极境，再没有谁能与之相比。
私以为，放眼日本漫画，《三个阿道夫》可称为第二伟大的名作，也是手冢治虫一生中第二伟大的作品。在所有漫画中，它仅次于<火鸟>，如果把一部漫画比作一个人，那《三个阿道夫》就是所有人中间最伟大的一个（而《火鸟》是神）。这部漫画不应该被忽视、忘却，它应该让所有人都知道；人们都应该听听手冢的反思，自己也思考一下作者想要通过漫画告诉我们的话，——同时，也抬眼看一看，那灵魂折射在存在层面上的耀眼闪光。
本漫画的日文原名叫《アドルフに告ぐ》（AufrufanAdolf），手冢在最后两章中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呼应了这个主题。若使用第35章出现的海报标题，则可将此名译作《昭告阿道夫》；但事实上，当看到最后一章中的那部小说时就能明白，这一名字还是简单地译作《告诉阿道夫》最好。但不知出于何种缘由，台湾中译本的译者最后却用《三个阿道夫》做了全篇的标题：也许是出于商业上的考虑，觉得这个名字更通俗，容易为多数读者所接受？虽然就结果论而言，只要这种改动能使更多的人去看这部漫画，那就是好的，不过同时必须承认，这个译名确实偏离了原意，也稍稍削弱了漫画中前后呼应的巧妙手法。
峠草平是日本协和通讯社的记者，1936年8月，他被派到德国，报导在柏林举办的奥运会。正如后世的评价，这届奥运会完全被纳粹利用，变成了一次宣传其狂热信仰的盛大庆典；有一天，在德国留学的弟弟给他打来电话，叫草平到他那里去，但等他赶到弟弟那里的时候，看到的却是弟弟的遗体。——漫画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开头的；从这里开始，峠草平很快发现，自己已被卷入波涛汹涌的时代漩涡，他用自己的双眼见证了一切，而这一切都是从他弟弟的那个发现中产生。在纳粹的极权统治下，一切真相都被越来越深地隐藏起来。不甘心的峠草平想要查出弟弟遇害的原因，可挡在他面前的竟是盖世太保。明白了在德国不可能查出真相之后，他回到了日本，在巧合与偶然之中，再次与和这件事情有关的人相会，开始一步步接近真实。在日本，另一个舞台上，两个生活在日本的外国小孩也在同样奇异的命运操纵下，被卷进同样的漩涡。 阿道夫·考夫曼的父亲是纳粹德国驻日本的外交官，母亲则是日本女性；而比他稍大的阿道夫·卡密尔则是一个纯正的犹太人。尽管纳粹对犹太人无比敌视，但还是小孩的考夫曼和卡密尔不懂这些，依然成了亲密的好友。和峠草平不同，他们是在无意间被漩涡吞没，很久没有发现真相；但等到他们察觉的时候，也早已深陷其中，不能摆脱。回到日本之后，峠草平好不容易才知道，原来弟弟已经在临死前把自己的发现：几份文件寄回了日本，交给自己的小学老师保管。——那是说明阿道夫·希特勒有着犹太人血统的文件，是他的出生证明，所以，纳粹一定要追回这文件，并抹杀一切知道真相的人。“希特勒有犹太血统”这种猜测早已有之，虽然只是一种猜测；如果这件事被证实，那将是历史上最大的讽刺：对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来说，这无疑是最残忍的真相，而对纳粹自身而言，它更是动摇其存在基础的毁灭性打击。德国的情报人员和犹太人也在日本找寻文件的下落。阿道夫·考夫曼的父亲为了找文件，最后连命都搭上了，还是没有结果。犹太人想用文件来对纳粹反戈一击，可他们也没抓到线索；最后，反而让阿道夫·卡密尔和阿道夫·考夫曼知道了这件事情。
随着战争的阴影一步步逼近，他们终将意识到，这个事实将会对他们产生怎样的影响。峠草平的不懈追寻引来了日本特高（特别高等警察）的注意。他们怀疑那份文件与共产党有关，拼命地逼迫草平，寻找那份文件，尽管他们直到最后也不知道文件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丢掉了工作的峠草平在社会的底层流浪，经历了种种邂逅，种种分离。最终，不可避免的战争把一切都导上同一条道路，因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阿道夫·卡密尔，也认识了阿道夫·考夫曼的日本母亲。如果再算上那份阿道夫·希特勒的出生证明文件，他的人生已与这三个阿道夫发生了许多交集。事实上，阿道夫·考夫曼很长时间都没有和峠草平直接见过面。父亲死后，他就被接到德国，在纳粹的少年学校接受纯正的洗脑教育。在那个时代，纳粹的宣传可谓无孔不入：为了彰显这个新生政党存在的合理性，他们把自己的外表打扮得华丽、神圣，同时也塑造出一种精神上的绝对存在。从纳粹上台开始，在一次次演说、集会、游行中，力量和恐怖被融合到仪式化的疯狂崇拜里；纳粹对瓦格纳的推崇、希特勒命令“给我设计最漂亮的军服”（有多少德国年轻人为这套军服就自愿去送了命）、难以计数的旗海、阅兵、火炬游行都不断证明、强化着这一切，几乎所有德国人都为这“绝对意志”的危险魅力着迷——君不见——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只是一个孩子的阿道夫·考夫曼自然也不能摆脱这种影响。阿道夫·考夫曼其实是主动去追求那种疯狂的信仰的。纳粹的种族主义排斥一切非雅利安的“劣等民族”，虽然他们和日本是同盟，但他们蔑视有色人种的眼光也毫不例外地投在了日本人身上。有一半日本血统的考夫曼感觉到那种隐藏在笑颜背后的轻视，便更加努力地接受洗脑教育，想用这种方式取得人们的认同。他确实成功了；但他的努力却完全搞错了方向。有一次，在偶然的情况下他抓住了一个间谍，于是被纳粹的宣传机器捧成了英雄。希特勒把他调到身边当随从，这给了他绝好的升迁机会，更重要的是使他能亲眼目睹战争中德国经历的重要转折点，——还有纳粹领导层中那些隐秘不为人知的事情。在考夫曼的变化中，我们能够看到极端的信仰是如何改变一个人的。这种改变不在一朝一夕，也并不是被强灌到头脑里；它狡诈地、潜移默化地隐藏在学校的军事化管理中，隐藏在战争初期德国坦克势如破竹的推进中，隐藏在对“日耳曼民族的雪耻”的自我陶醉中，隐藏在对“劣等民族”犹太人的一次次迫害和屠杀中。
手冢在这部漫画里塑造的人物没有脸谱化，没有单次元：考夫曼为善是出于真心，他为恶也是出于真心。纳粹的信仰就是他的正义，在正义之名下，人性和良知没有存在的空间；但两者一旦发生本质上的冲突的时候，人面前的出路就彻底被堵死了。——有时，他会屈从压力，但在一旦屈从压力自己内心的火焰就会被彻底熄灭的情况下，他就只能选择逃避。通过巧妙地操纵思想，把政治家的野心转化成全国全民族的信仰，世上没有比这更卑劣的手法了；但信仰着的人们却真是打心里相信自己信仰的“正义”绝对正确、永远正确，要错，错的只会是自己。在灵魂无数次地重复着屈服和逃避的过程之后，就如漫画中的兰普和艾希曼那样，精神上的变态简直是理所当然：“我们就是疯子，我们就是渣滓。在这种时代里、在这个元首统治下，我们承认这一点，我们甘于做信仰之旗下的疯子和渣滓。”阿道夫·考夫曼终于成了一个冷酷残忍的盖世太保。战争结束后，经过多少年的磨难，他从年轻时的错误中醒悟过来，可是悔之晚矣。当在异国有了新的人生、新的家庭之后，他想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然而得到的却是更加残酷的现实。考夫曼的童年好友阿道夫·卡密尔战争期间一直留在日本。仿佛是考夫曼的对比，卡密尔从小就和当地的日本小孩天天玩在一起，在考夫曼最初的记忆里，卡密尔还是那个比自己大一点、没什么教养但心地善良的犹太孩子。即便是在接受纳粹的洗脑教育的时候，考夫曼和卡密尔也一直在互相通信；留在日本的阿道夫和家人一起，在那个和德国同为轴心盟友但并不反犹的国家过着谨慎的生活。卡密尔的确是个信仰虔诚的、诚实的好人。在峠草平看来，卡密尔值得信赖，可以把至关重要的文件交托给他、和他一同斗争；在卡密尔的父母和爱人看来，他也是个好儿子，是个充满正义感的优秀男人。在战争的艰苦环境下，他为家庭尽心尽力，直到日本投降为止；后来回到以色列之后，他也一定是一个好丈夫、一个好父亲吧？我相信，没有人会怀疑这一点。但与此同时，也没有人会为阿道夫·卡密尔后来对阿拉伯人的所作所为感到意外吧？从纳粹的种族理论看到今天中东各国为各自的生存而持续的战争，我不禁想问一句，一个人、一个民族难道能因为自认为本身比较优越，就去践踏、奴役另一个比自己低下的人或比自己低下的民族，恣意地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对方头上吗？何况这种优越感完全是出自一方的主观臆断；而且，假设他真的在某些方面比对方优越，那他就有权放手去这样做了吗？那样的话，如果有一个比他更加优越的人或民族出现，用同样的理由来践踏他自己的话，那时他又该怎样说呢？——卡密尔和考夫曼决不是某些二流动漫作品里那种所谓“光和影”的存在。不管是纳粹的军官还是日本的客民，最起码地，他们也都是人，是善良的，同时也是充满缺点的。对考夫曼的堕落，手冢描写甚详，而对卡密尔的转变，他也决非轻轻带过。看过漫画全篇，到最后结尾的时候，读者自会理解这种转变的缘由：信念一旦失控，就必然会变得极端、狭隘。其实他们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只是偶然地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所以才有了截然不同的人生。到这里，再回过头去，看看漫画开头孩子们那两小无猜的友情，于是就只有掩卷长叹，从心中生出无限的悲哀和失落的空茫。——如果把他们的人生道路互换一下，卡密尔也会被洗脑成一个刽子手，考夫曼也会不惜代价去保护文件；这正是卡密尔最大的悲剧所在，也是所有被卷入战争、互相杀戮的人们共同的悲剧。
手冢选择峠草平作为战争中极少数没有失去理性和良知的日本人的代表，在他身上耗尽心血，不是没有理由的；毋宁说，峠草平就是手冢本人的化身。他虽然把自己定位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然而身处漩涡中心的现实也同样使他成为漩涡中的一部分，一面凝望，一面前行。借他的口，手冢已经不是简单地止于揭露、谴责纳粹和军国主义日本的暴行。——为什么？造成这些战争和暴行背后的根源是什么？——这是手冢最后要说的，也是他希望所有人都思考的。也许，从45年盟军轰炸大阪开始，在少年手冢的心里就埋下了一个意愿：要把这一切告诉后人。不光是告诉他们战争的伤害，更要让他们知道，这战争是因何而起、人们又是怎样在狂热的激情中滚入灭亡的深渊。无论是在漫画连载的当时还是今日，时过而境未迁，人心仍然没有改变；但至少，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反思过去，把过去和现在放在天平上衡量，量度未来。在衡量这成败与得失的时候，手冢治虫使用了最重的砝码，得出了最重的结论，这就是他在漫画中要借峠草平表达的意愿；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他比一般人走得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