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于大中祥符元年七月初二（1008年8月5日）出身于世宦之家。据韩琦墓志、行状记载，自五世祖以上，韩氏多葬于博野县蠡吾乡（高祖改葬赵州赞皇县），至曾祖韩璆以来，则改葬于相州安阳县（今河南安阳）的丰安村，故而韩琦认为自己是相州安阳人。据《泉州府志》记载：“韩琦出生于泉州北楼生韩处。”为其父韩国华知泉州府时与婢女胡氏连理所生。
韩琦四岁时父亲去世，此后由几位兄长扶养成人。长大以后，已能自立，有远大的志向。为人“端重寡言”，不喜嬉戏，学问过人。
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韩琦在弱冠之年考中进士，名列第二，授将作监丞、通判淄州（今属山东），并携母胡氏就职。天圣八年（1030年），胡氏逝世，韩琦去职丁忧，至明道元年（1032年）服丧期满，起复为太子中允，改授太常丞、直集贤院。明道二年（1033年）六月，监左藏库。
景祐元年（1034年）九月，韩琦被调为开封府推官，获赐五品官服。次年（1035年）十二月，迁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
景祐三年（1036年），韩琦自请外任地方，获知舒州，因故未能成行，于八月留拜右司谏。
在担任谏官的三年时间内，韩琦敢于直谏，诤言谠议。他抨击权贵，举荐当时名臣杜衍、范仲淹等，“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前后七十余疏”，其建议多被朝廷采纳。尤其以宝元元年（1038年）所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最为知名。当时灾异频发，流民大批出现，而当朝宰相王随、陈尧佐及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却束手无策。韩琦连疏四人庸碌，痛陈宋朝八十年太平基业，绝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毁坏”，使四人同日罢职，即所谓“片纸落去四宰执”。他自此名闻京师。
韩琦还严厉抨击当时“货赂公行”“因缘请托”的社会风气和“侥幸日滋，赏罚倒置”的官场腐败作风，建议仁宗先从朝廷内部裁撤虚职、减省冗费。名相王曾对他人少有称许，此时却称韩琦的建言“切而不迂”。韩琦闻言，愈加自信。
宝元元年（1038年），韩琦以假太常卿、昭文馆直学士的职衔充任接伴使。此后奉命发解开封府举人，并与三司共同商定茶法。同年，韩琦被授为契丹（辽朝）正旦国信使，出使辽朝。还朝之后，任“同三司省国用”，转官起居舍人、知谏院。
宝元二年（1039年），韩琦被升授为知制诰、知审刑院。因四川旱灾严重，饥民大增，又于同年被任命为益、利两路体量安抚使，获赐三品服。他到四川后，首先减免赋税，“逐贪残不职吏，汰冗役数百”，然后将当地官府常平仓中的粮食全部发放给贫困百姓，又在各地添设稠粥，史称其“活饥民（一）百九十万”人。蜀民无不感激地说：“使者（指韩琦）之来，更生我也。
自景祐五年（1038年）起，原臣服宋朝的西平王李元昊称帝建立西夏，公开与宋朝对抗，使得与夏邻界的陕西形势非常吃紧。宝元二年（1039年），韩琦刚从四川回到京城，就向朝廷详细剖析了陕西边备形势，随即被任命为陕西安抚使。到了陕西，他看到苛捐杂税很重，百姓非常穷苦，便一律予以免除。
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李元昊大举围攻延州（今陕西延安），守将刘平、石元孙在三川口（今陕西安塞东）兵败被俘，镇守延州的范雍降职他调，韩琦大胆推荐因“荐引朋党”罪名而被贬至越州（今浙江绍兴）的范仲淹。他在上仁宗的奏章中说：“若涉朋比，误国家事，当族。”又为被诬陷的刘平的宗族子弟申辩。五月，韩琦以枢密直学士与范仲淹一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充当安抚使夏竦的副手。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
在对西夏用兵的策略上，三人意见分歧。韩琦持强硬立场，力主攻策，与夏军决战。他认为拖延时日，财政日绌，难以支撑，况且分兵诸路，容易被各自击破，不如“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范仲淹则主张持久防御，在加强军备的前提下，乘便击讨，不赞成深入敌境的进攻战。
夏竦难以定夺，即派韩琦、尹洙到开封以攻守二策进呈朝廷，请仁宗自己决定。仁宗幻想一举解决问题，于是决定采用韩琦攻策，并下诏鄜延、泾原两路会师，定期于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进攻。后根据范仲淹请求，改为春暖出师。
庆历元年（1041年）春，李元昊在伺机攻宋前，向宋军诈和，被韩琦识破。他命令诸将严加防守。
二月，李元昊率十万大军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直逼怀远城（今宁夏固原西）。韩琦闻讯，急派大将任福领兵一万八千人，以桑怿为先锋，前往抵御，进行阻击。行前，韩琦向任福面授机宜，命令他们绕到夏军背后，可战则战，不可战则据险设伏，截其归路，并再三叮嘱：“如果违命，即使有功，也将定罪处斩。”
任福在张家堡南小捷，于是贪功轻进。夏军佯败退走，沿途遗弃不少物资，宋军不知是计，轻装猛追至渭州以北的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当时，夏军在好水川里边放了几个木盒子，宋军只听盒子里有鸟叫声，不敢轻动。任福到时，命令打开，只见一百多只鸽子飞跃而出，盘旋在宋军上空。这正是西夏军队发出的合击信号。宋军正在惊疑之时，夏军已从四面合围。宋军人马三日乏食，疲惫不堪，奋战后仍遭遇大败，包括任福在内的将卒六千余人阵亡（将校军官死亡数百人）。
韩琦闻讯后，立即下令退军，在半路中，阵亡将士的父兄、妻子数千人，号泣在他的马首前，拿着旧衣、纸钱招魂，哭道：“你从前跟随招讨（指韩琦）出征，如今招讨回来而你死了，你的魂识也能跟着招讨回来吗？”当时哀恸之声响彻天地，韩琦掩泣驻马，不能行进。宋军兵败好水川，虽不是韩琦亲自指挥，但贸然出兵，用人不当，也难辞其咎。
战后，宋廷追究败军之责，撤去了夏竦的职务，韩琦、范仲淹也被调职他用。韩琦降为右司谏、知秦州，范仲淹降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今陕西耀县）。十月，宋廷分陕西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各自设置帅臣，其中韩琦兼任本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
庆历二年（1042年）四月，朝廷为四路帅臣换职为观察使，范仲淹等三人均不肯接受，只有韩琦同意受任秦州观察使。闰九月，宋军又大败于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大将葛怀敏战死，主持泾原路军务的王沿被降职他调。十一月，朝廷命韩琦恢复旧职，任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与范仲淹屯驻泾州（今甘肃泾川），共守西陲。
当时在陕西的东兵自禁军宿卫而来，不耐劳苦，韩琦奏请增添土兵代其戍守，又筑德顺军，以作为萧关、呜沙道路的屏障。
自好水川败后，韩琦始信服范仲淹守议，两人同心协力，互相声援。由于两人守边疆时间最长，又名重一时，人心归服，深为朝廷倚信，故天下人称为“韩、范”。
西夏在战争中虽多次获胜，但损失也很大，人心厌战，民怨沸腾，于是宋夏开始转入旷日持久的“庆历议和”。在边界形势稍趋缓和的情况下，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正在“谋取横山，规河南”的韩琦与范仲淹一同奉调回京，同任枢密副使。宋夏转入和议后，韩琦、范仲淹等入朝为执政大臣。一时名士云集，士大夫交口称誉。当时国子监直讲石介听说韩、范二人来朝中供职，特意写了一首《庆历圣德诗》来称赞韩琦等人。仁宗也想励精图治，有所作为，因而特别礼遇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并催促他们尽快拿出救世方案。
当时，李元昊以契丹为后援，在宋夏和议中态度强硬，向宋朝要挟“岁赐、割地、不称臣、弛盐禁、至京市易、自立年号、更兀卒为吾祖，巨细凡十一事”。宰相晏殊及两府大臣大多厌战，“将一切从之”，韩琦坚决反对。此年七月，他上《论备御七事奏》，认为当务之急为：“一曰清政本，二曰念边计，三曰擢材贤，四曰备河北，五曰固河东，六曰收民心，七曰营洛邑”。接着又陈述救弊八事，即“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遏侥幸，进能吏，退不才，谨入官，去冗食”。面对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国势，韩琦提出以整顿吏治，选拔人才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措施，与是年九月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所列出的十项改革方案基本一致，切中时弊。这次由范仲淹主持，韩琦、富弼等人积极参与的政治改革，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
八月，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积极推行各项新政措施。是年，陕南大旱，饥民纷纷加入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仁宗命韩琦宣抚陕西。韩琦调集西北善于山地作战的官军，迅速镇压了起义，同时鉴于灾情严重，还采取了一些果断措施，如：选派官吏分赴各州县，发放官粮赈济饥民；蠲免各种苛杂的赋役；考察官吏，选贤任能，罢黜庸陋之人；将军队中老弱不堪征战者淘汰一万余人，以减少用度。他不但大举修缮鄜延路的城寨，还认为应该等到西夏同意归还侵占宋朝的土地后再同意议和。
庆历四年（1044年）春，韩琦宣抚陕西回到开封。五月，上陈西北边防攻守四策，认为“今当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务。请缮甲厉兵，营修都城，密定讨伐大计”。
庆历新政的实施，遭到了一些守旧派官僚的激烈反对。他们诬告新政官僚结成朋党，欺罔专权。范仲淹不自安，遂于同年六月以“防秋”为名，宣抚陕西、河东。八月，富弼宣抚河北。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执行新政的杜衍、范仲淹、富弼全都被贬职出朝。韩琦为人爽直，对于军政大事，向来是“必尽言”，他虽为枢密副使，主管军事，但事关中书的事，也要“指陈其实”，有的同僚不高兴，仁宗却了解他，说“韩琦性直”。对于范仲淹、富弼的贬谪，韩琦挺身而出，据理辨析，但没有结果。随后，韩琦陈述十三条理由，支持泾原路帅臣尹洙反对渭州宿将刘沪修建水洛城（今甘肃庄浪）的举动，但朝论“不谓然”，他心灰意冷，遂自请出外，于三月被罢去枢密副使之职，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扬州。至此，主持庆历新政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短暂的“新政”以失败告终。
韩琦在地方时，治军有方，理民得法，“所至设条教，葺帑廪，治武库，劝农兴学，人人乐其恺悌”。庆历七年（1047年）五月，韩琦为京西路安抚使，自资政殿学士、知扬州迁为知郓州（今山东东平）。十二月，转知真定府（今河北正定）。
庆历八年（1048年）四月，又移知定州（今河北定州），并兼安抚使，进位资政殿大学士，又加观文殿学士。定州久为武将镇守，士兵骄横，军纪松弛。韩琦到任后，首先大力整顿军队，采取恩威并行的方法，对品行极其恶劣的士兵果断诛杀，而对以死攻战的则予以重赏。后来他又研究唐朝名将李靖兵法，仿作方圆锐三阵法，命令将士日月操练，结果定州军“精劲冠河朔”。
皇祐五年（1053年）正月，韩琦以武康军节度使徙知并州（今山西太原）。当时在河东路担任走马承受的宦官廖浩然，为人贪恣，仗势不法。韩琦上奏，请朝廷将其召回，仁宗只好令廖浩然回京，并施以鞭刑。
并州辖境与契丹接壤，邻边的天池庙（今山西宁武西南）、阳武寨（今山西原平西北阳武村）等地，被契丹冒占，韩琦派人与契丹“酋豪”交涉，收回了这些地方，并立石为界。
宋初大将潘美镇守河东时，为了防止契丹南下劫掠，命令沿边百姓迁徙内地，致使边塞大片耕地荒废不耕。庆历四年（1044年）欧阳修奉使河东时，就曾建议解除代州（今山西代县）、宁化军（今山西宁武西南宁化堡）、岢岚军（今山西岢岚）、火山军（今山西河曲南）沿边之地禁耕令，以增产粮食，供应边防军需，却为军帅明镐所阻。至和二年（1055年）春，韩琦再次建议，才得以实行，开垦田地九千六百顷。
至和二年（1055年）二月，韩琦以疾自请改知相州（今河南安阳市）。在家乡，他建造昼锦堂于州署后园。
嘉祐元年（1056年）七月，韩琦被召还为三司使。八月，拜枢密使。
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韩琦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成为宰相。嘉祐六年（1061年）闰八月，以原职进拜刑部尚书、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封爵仪国公。
韩琦就职朝廷枢要位置，首先遇到的一大难题就是仁宗的建嗣问题。仁宗三个儿子早亡，皇嗣迟迟未定，而从至和三年（1056年）开始，仁宗就时常犯病，一时人心恐慌，议论纷纷。大臣们接连上疏，极力劝说仁宗早立皇嗣以固根本，但仁宗并不放在心上。韩琦拜相后，再提建储之事，认为“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自昔祸乱之起，皆由策不早定”，并与参知政事欧阳修等人再三苦劝，仁宗终于同意立堂兄濮安懿王赵允让之子赵宗实（赐名赵曙）为皇太子。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仁宗病逝。赵曙即帝位，是为宋英宗。韩琦出任仁宗山陵使，并加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平章事，进封卫国公。
英宗即位之初，突患暴病，由慈圣太后曹氏垂帘听政。一些宦官不断向曹太后说英宗坏话，致使两宫嫌隙萌生，关系颇为紧张。为了调解两宫矛盾，韩琦和欧阳修费了不少精力。韩琦、欧阳修进见曹太后时，曹太后呜咽流泪，诉说自己的委屈，并说：“老身殆无所容，须相公作主！”韩琦说：“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欧阳修也一道委婉劝说。见到英宗，英宗又对韩琦说：“太后待我无恩。”韩琦劝慰道：“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然独称舜为大孝，岂其余尽不孝耶？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为可称。但恐陛下事之未至尔，父母岂有不慈者哉。”从此以后，两宫关系渐渐缓和。
治平元年（1064年）二月，韩琦提举修《仁宗实录》。五月，英宗病愈，在韩琦的劝说催促下，曹太后撤帘，降手书还政。闰五月，英宗特授韩琦为尚书右仆射。他多次请辞相位，英宗均不许。次年十一月，充任南郊大礼使，进封魏国公。
英宗亲政仅半月，韩琦等人就提议讨论关于英宗生父、濮王赵允让的名分问题，而英宗为了减少追封阻力，批示等过了仁宗大祥（满二十四个月）再议。治平二年（1065年）四月，韩琦等再次提出这一议题，于是，英宗出诏将议案送至太常礼院，交两制以上官员讨论。争论持续了十八个月，其中以韩琦为代表的中枢宰执等顺应英宗之意，建议尊赵允让为皇考，但遭到了翰林学士王珪、侍御史吕诲等人的反对，他们力主称仁宗为皇考，赵允让为皇伯。曹太后闻讯，一度草诏严责韩琦等，英宗预感到形势的发展于己不利，不得不暂缓讨论此事。最后，韩琦等劝说曹太后签押，同意称赵允让称“皇”，其三位夫人并称为“后”，并贬吕诲、吕大防、范纯仁三人出外，此事才告终。
韩琦身为宰相，却始终以边事为念，他曾多次就边防问题向英宗陈说方略，建议在河北、河东、陕西等路“籍民为兵”，以为“义勇”，三丁选一，于手背刺字，农闲时练兵，战时防御，既可增强军事力量，也能减少冗兵军费。
治平三年（1066年）九月，西夏大举进攻大顺城（今甘肃华池县西北白马乡），韩琦建议“停岁赐，绝和市”，遣使向西夏问罪。枢密使文彦博反对，部分朝臣亦举仁宗时对夏战争的旧事。韩琦判断：“李谅祚（即夏毅宗）不过是个狂童，并没有李元昊的智谋计略，而如今的边防远过当年。马上派人诘问，夏人一定服罪。”英宗按其意见行事，李谅祚果然上表谢罪。英宗得到消息后，看着韩琦说：“一如你所料。”同年冬，英宗病重，建嗣问题表面化。韩琦进言说：“陛下久不视朝，愿早建储，以安社稷。”英宗点头同意，于是确立颍王赵顼为皇太子。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英宗病逝，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韩琦拜司空兼侍中，并任英宗山陵使。
神宗即位不久，御史中丞王陶弹劾韩琦，说他自嘉祐以来，专执国柄，君弱臣强，且“不赴文德殿押班”，专权跋扈。神宗知道王陶实为诬告，将其罢职，但韩琦在英宗的永厚陵复土后，不再入中书门下办公，坚决辞位。神宗挽留不住，任命他为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及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并在韩琦入宫奏对时泣道：“侍中（指韩琦）一定要离开，今天已经降制了。”又在东京兴道坊赐他一座宅第，擢升其子韩忠彦为秘阁校理。韩琦辞退所授两镇，仅兼领淮南节度使。
正在这时，守边大将种谔擅自对西夏发起突袭，一举攻占绥州（今陕西绥德），边界气氛骤然紧张，朝廷忧虑。韩琦在尚未赴任的情况下，又奉旨改判永兴军（今西安）兼陕西四路经略使。朝中一些大臣认为绥州孤绝难守，主张放弃。韩琦最初同意放弃，但在陕西宣抚使郭逵的劝说下，反对焚弃绥州。一个月后，西夏国主李谅诈去世，战事暂告平息。
熙宁元年（1068年）七月，韩琦复判相州。在相州任上还未满三个月，河北地震，黄河决口，大批灾民流离失所。神宗赐手诏给韩琦，让他迁判重灾区的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兼北京（亦指大名府）留守、河北四路安抚使，并被准许便宜从事。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进行变法。九月，颁行“青苗法”。次年（1070年）二月，韩琦上疏反对青苗法，认为青苗法不论贫富，一律按户等配借青苗钱，上三等户及坊郭大户本是兼并之家，也可贷给青苗钱，这种做法根本不能“抑兼并、济困乏”。神宗看了韩琦的奏疏，一度动摇了变法决心。王安石将韩琦的奏疏拿到“制置三司条例司”，逐条批驳，公布于天下。后来韩琦又上疏，申辨愈切。此后，韩琦还对“免役法”“市易法”等提出了反对意见。同年，韩琦解除了河北四路安抚使之官，仍判大名府。
在对外关系上，韩琦被认为“一改从前的强硬立场而日趋软弱妥协”。当时宋和契丹在“划界”河东问题上争得不可开交，韩琦上疏神宗，认为宋在边防策略上主动进攻，积极防御，有七事致“契丹之疑”，吁请神宗去掉各项新法，并将契丹所疑之事，“如将官（法）之类，因而罢去”，以换取边境安宁。
熙宁四年（1071年）二月，韩琦被改授为永兴军节度使，被他推辞，仍判大名府。判大名府期满后，朝廷根据韩琦的要求，命他再判相州，并拒绝解除他淮南节度使的加官。
自熙宁七年（1074年）秋起，韩琦屡次上表请求致仕，均未获准。直至熙宁八年（1075年）五月，方才被再度授为永兴军节度使，因韩琦病重，已不能就职。六月二十四日（8月8日），韩琦在相州溘然长逝，享年六十八岁。神宗在禁苑为他恸哭举哀，又辍朝三日，即日赐其家银三千两、绢三千匹，并下诏允许韩琦配享英宗庙庭，特赠尚书令，赐谥号“忠献”；随后发兵为其筑墓，亲撰墓碑：“两朝顾命定策元勋”。
宋徽宗时，“追论琦定策勋”，加赠韩琦为魏郡王。
宝庆二年（1226年），宋理宗图画二十四功臣神像于昭勋阁，韩琦位列其中。
韩琦的著作有《二府忠论》5卷、《谏垣存稿》3卷、《陕西奏议》50卷、《河北奏议》30卷、《杂奏议》30卷、《安阳集》50卷及《家传集》等，至今多有散佚。他一生写了大量诗文，大多收入《安阳集》行世。词存五首，见《能改斋漫录》及《青箱杂记》。
相三朝，立二帝
自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起，韩琦开始了十年的宰相生涯。韩琦为相后，首先遇到一个大问题便是立储。当时，仁宗因连失三子（杨王赵昉、雍王赵昕、荆王赵曦），心情沉重，身体一直不好。至和年间又因患病，无法御殿，而皇嗣又一直未立，朝廷内外深为担忧。立储涉及到国家的安危，不少大臣尤其是包拯、范镇、司马光等人反复上奏，恳请仁宗及早立嗣，以固根本，但仁宗一直未允。如此拖延五、六年之久，立储之事仍未定下。韩琦作为宰相，对立嗣之事十分关心，他趁朝中事态缓和、仁宗心平气静之际，建议道：“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择宗室之贤者，以为宗庙社稷计？”但仁宗当时仍期待后宫能再生皇子，故而未置可否。后来，有一天，韩琦手拿《汉书·孔光传》对仁宗说：“汉成帝即位二十五年无嗣，立弟之子定陶王为太子。成帝，中才之主，犹能之，以陛下之圣，何难哉！太祖为太子。太祖为天下虑、福流至今”，所以他希望仁宗效仿宋太祖所为，“则无不可者”。在韩琦的极力劝说下，仁宗终于下定决心，于嘉祐七年（1062年）八月立堂兄、濮王赵允让之子赵宗实为皇太子，赐名曙。次年（1063年）三月，仁宗去世，韩琦宣读遗制，赵曙继位，是为宋英宗。英宗被确立为储君，韩琦应推首功。但他从不在别人面前夸耀此事。
英宗继位之初，就身患疾病，由嫡母曹太后垂帘听政。英宗非仁宗亲生，即位后又想有所作为，而曹太后思想较为保守，加之个别内侍从中挑拨，致使两宫生隙。韩琦为为缓解两宫矛盾，解决政治危机，费尽心力。他一面劝说太后，一面安慰英宗，并以舜帝之孝相劝。英宗听后，很受感悟，自此不再怨说太后，两宫关系渐趋和好。不久，曹太后撤帘还政，北宋最高统治集团之间的一场政治危机被妥善化解。
在“濮议”中，韩琦与欧阳修等顺应英宗之意，建议尊其生父赵允让为皇考，但遭到了王珪、吕诲等人的反对，他们力主称仁宗为皇考，赵允让为皇伯。英宗自治平二年（1065年）起将此事交太常礼院讨论，争论持续十八个月，韩琦等劝说曹太后签押同意，称赵允让称“皇”，其三位夫人并称为“后”，贬吕诲、吕大防、范纯仁三人出外。
治平三年（1066年）十二月，英宗病重。韩琦作为宰相，又有考虑立储之事。他向英宗劝道：“陛下久不视朝，中外忧惶，宜早立皇太子，以安众心”英宗同意，立颖王赵顼为皇太子。次年（1067年）五月，英宗病逝，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
修吏事，擢贤才
吏治上，韩琦针对当时“三司岁以资迁而任不久，相习以养资假途为说，而不修职事”的情况，大胆改革，在尤为重要的五个岗位上，选用“资浅人久任”，力求改变只求作官，不修职事的状况，以提高行政效率。
韩琦在朝期间，还非常重视选拔和爱护人才，他认为大臣的进退，“实系天下利害，”劝宋英宗应“以此为先”。他曾提拔和举荐过许多贤良俊士，如苏洵、欧阳修和苏轼等，都曾得到韩琦的赏识和重用。
经济上，韩琦尝试实行均田，把废弃的土地交给农民耕种。嘉祐四年（1059年），“中书门下言，天下赋税轻重不等，乞行均定。”于是“复遗职方员外郎孙琳，都官员外郎林之纯，屯田员外郎席汝言”等“分往诸路均田。”这次大规模的均田活动，为后来王安石变法中的方田均税法的实施积累了经验，在均田中，韩琦“选宫分诣诸路”，为“均民之赋而惟力之纾”起了重大作用。此外，韩琦还非常注重体察人民疾苦，嘉祐二年（1057年），经他奏请，朝廷设置了“天下广惠仓”（用于社会救济的粮仓）。
韩琦还请求雇人耕种诸路无主的“户绝田”（宋代的一种官田），收取相应的粮食存储，以接济居住城郭的老幼贫疾者。嘉祐四年（1059年），韩琦又奏请革除“监牧”之弊，将各路坊监以及各军的牧地，除了用来放牧的土地外，其余“蓁田”允许农户租佃。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结果仅河北一路就逐田于民3350余顷，每年给国家课斛斗117802石、绢13251匹、革161230束，取得了较大成绩。
韩琦到扬州后，了解到地方官吏以军需匮乏为由，“于民常税之外，借取其半，借者不载税籍”，认为这是坑害百姓的“无名之使用，请为蠲之。”庆历五年（1045年）朝廷下令“罢义仓”，将义仓“所有斛斗若便拨入官仓支遣”，义仓的粮食，是从广大百姓那里额外征集来的，其目的是为了救助受灾百姓。如今若将义仓的粮食无偿拨入官仓，显然是对百姓的侵夺行为。韩琦认为这样做，将会失信于民，引起百姓不满。他上奏朝廷，陈述利害，建议将义仓的粮食“拨与常平仓”或“赈济贫民”，以实现义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目的。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
韩琦改革役法，罢除“里正衙前”。衙前是北宋州役之一，负责官物的押运和供应，途中若有丢失，须以家产赔偿。这样，承役者往往破产。衙前名目繁多，由里正充役的称“里正衙前”，由乡户轮户的称“乡户前”，韩琦在并州，了解到“州县生民之苦，无重于里正，至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以就单丁”，造成“富者休息有余，贫者败亡相继”的局面。
从庆历五年（1045年）到嘉祐元年（1056年），韩琦在地方任职十一年，深受当地百姓拥护。皇祐五年（1053年），当韩琦离定州去并州时，“定人争欲遮留公，使不得出”，韩琦无奈，只身绕道而走，定人得知后，奔相拥送，致使“道路士卒，哭原野”。
军事上，韩琦主张“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当西北控御之地，事当一体”，建议在这一地区“籍民为兵”，以为义勇，凡主户三丁选一，六丁选二，九丁选三，于手背刺字，农闲教习武艺，战时防守城寨，结果仅秦州（今甘肃天水）就得义勇156873人，其它如陇、仪、渭、泾、原、分、宁、环、鄜、延等州义勇亦不少。征集义勇，既加强了边防军事力量，又可减轻冗兵之费，效果很好。
韩琦还发展边防经济，维护边疆秩序。定州（今河北定县）与辽朝接壤，自北宋初年开始，为防御辽朝南侵，北宋政府就发布“斩伐令”，规定这里的山林不许砍伐，土地不许耕种。韩琦到定州后，上奏朝廷：“比朝廷欲禁近边山林不许斩伐，以杜戎人人寇之路。当时并近里浅山耕种之地概行禁止，致边民剧然失业。今薪炭翔贵，翻敌人乘时以取厚利。臣尝遣官行视可禁之处，去敌尚五、六十里，亦可广为防蔽。已别定可禁之地，揭榜谕民，非令所禁者任采伐之。”朝廷听从了韩琦的建议，废除了“斩伐令”，定州边民莫不感到方便。为了加强边境安全，韩琦又令“自今契丹过界劫掠居民，听边吏以时掩杀”。这样，提高了边民防敌积极性，有效地维护了这一地区的边疆秩序。再次，韩琦整顿定州驻军，关心群众疾苦。长期以来，由于疏于管理，定州驻军骄蛮难御。韩琦到定州后，感到问题严重，他下决心要对定州驻军加强整顿，以强化军纪，维持边境安全。对士卒犯令者，他“用兵律裁之，察其横军中尤不可民教者，斩首军门外”；对作战牺牲的士卒“博赏其家，抚其孤儿，使继衣廪”。因赏罚分明，恩威并用，使定州驻军军纪大变，面目一新。其后，韩琦又“仿古兵法，作方、圆、锐三阵，指授偏将，日月教习之，由是定兵精劲齐一，号为可用，冠河朔”。后来，即便是京师龙猛卒到定州驻防，被韩琦整顿得“未一月，亦皆就律，不敢复犯法”。
治平四年（1067年），朝廷改判韩琦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经略陕西。韩琦义不辞难，承命即行。当时，朝中一些大臣认为绥州孤绝难守，主张放弃，而韩琦认为“绥州地形险要，已兴师得之矣，安可复弃，示弱于贼？”韩琦到达陕西后，积极调整战略部署，在边境张贴布告，招募横山之人参军，对西蕃晓以利害，通过一系列防备，边境得到安宁，绥州也得以固守。
熙宁元年（1068年），韩琦复判相州。在与辽的关系上，他主张双方应维持和好，保持边境安定。韩琦在给宋神宗的上疏中，他建议保持“二边之民各安生业，至于老死不知兵革战斗之事”，不要轻率毁弃“祖宗累世之好”，要“永敦信约，两绝嫌疑”。当然，韩琦主张宋辽和好，并不是让北宋向辽退让，而是一种斗争策略，正如他在庆历年间所说：“以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务。”趁和平之机，“陛下益养民爱力，选贤任能，疏远奸庚，进用忠鲠，使天下悦服，边备日修，塞下有余粟，帑中有羡财。”待自己实力发展起来，辽若违约，“河北诸州深沟高垒，足以自守，敌人果来入寇，所在之兵，可以伺便驱逐”。韩琦一生，始终关注北宋边防安全，无论是在陕西抵御西夏，或是在定州、并州、扬州、大名府等地，他都重视边防，为北宋的边防事业和边疆人民的安全倾注了毕生精力。
文学
韩琦“生平不以文章名世”，但“词气典重，敷陈剀切，有垂绅正笏之风”。他的文章如《论减省冗费》《论西夏请和》《论时事》《论青苗》等，大多“正论凛然”，体现其大节所在。
韩琦为诗不事雕琢，“蕴蓄既深，故直抒胸臆”，得自然高雅之意。所撰“黄花晚节”一联，为宋人所传诵。其余诗作“随时抒兴，亦多寄托遥深”。
韩琦的词作以《点绛唇·病起恹恹》闻名。此词是他“以情韵胜人”的代表作，是一首“刻意伤春复伤别”的闺怨词，风格婉约，情韵动人。
书法
韩琦工于书法，尤善正书，明人陶宗仪《书史会要》称其书“师颜鲁公（颜真卿）而颇露芒角”。
石介：予早识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岂视店楔。其人浑朴，不施剞劂。可属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庆历圣德诗》）
欧阳修：①盖（杜）衍为人清慎而谨守规矩，（范）仲淹则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则纯正而质直，（富）弼则明敏而果锐。四人为性，既各不同，虽皆归于尽忠，而其所见各异，故于议事，多不相从……此四人者，可谓天下至公之贤也。平日闲居，则相称美之不暇；为国议事，则公言廷诤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见衍等真得汉史所谓忠臣有不和之节，而小人谗为朋党，可谓诬矣。②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
司马光：琦实有忠于国家之心，但好遂非，此其所短也。
赵顼：①维公奉仁宗诏，立皇考为皇子，被顾命立英宗为皇帝，立朕以承祖宗之绪，可谓定策元勋之臣矣。或以公安社稷方周勃，致治比姚崇，其言不几乎！②韩琦敢当事，贤于富弼，但木强耳。
文彦博：自至和以来，中外之臣献言甚众，臣等虽尝有请，弗果行。其后韩琦等讫就大事，盖琦功也。
苏轼：①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此四人者，人杰也。②妙龄秀发，秉笔入侍。公于是时，仲舒、贾谊。方将登庸，盗起西夏。四方骚然，帝用不赦。授公鈇钺，往督西旅。公于是时，方叔、召虎。入赞兵政，出殿大邦。恩威并行，春雨秋霜。兵练民安，四夷屈降。公于是时，临淮、汾阳。帝在明堂，欲行王政。群后奏功，罔底于成。召自北方，付之枢衡。公于是时，萧、曹、魏、邴。二帝山陵，天下悸恼。呼吸之间，有雷有风。有存有亡，有兵有戎。公于是时，伊尹、周公。功成而退，三镇偃息。③堂堂魏公，河岳之神。四十馀年，其德日新。钟鼎有尽，竹帛莫陈。惟其大节，蔽以一言。忠以事君，允也上臣……公惟人杰，而不自贤。堂名阅古，以古律身。
王安石：①韩公德量才智，心期高远，诸公皆莫及计也。②心期自与众人殊，骨相知非浅丈夫。
李清臣：公器量过人。性浑厚，不为田畛峭壁巉堑。功盖天下，位冠人臣，不见其喜。任莫大之责，蹈不测之祸，身危于累卵，不见其忧。怡然未尝为事物迁动。平生无伪饰，其语言，其行事，进立于朝，与士大夫语。退息于室，与家人言。一出于诚。……其所措置，规模宏大高远，外视如甚略，已而详观之中，则细故微物，莫不各有区处，故有志必成。……姿貌英特，美须髯，骨骼清耸，眉目森秀。图绘传天下，人以谓如高山大岳，望之气象雄杰，而包蓄细微，普施雷雨，藏匿宝怪，盖自然也。（《韩忠献公琦行状》）
苏辙：朕惟魏公历事三朝，咸有一德。功存社稷，泽及子孙。（《韩忠彦乞外任不许不允诏二首》）
王十朋：①我太祖太宗，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真宗仁宗至于列圣，守我宋之家法者也。先正大臣，若范质、赵普之徒，相与造我宋之家法者也。在真宗时，有若李沆、王旦、寇准。在仁宗时，有若王曾、李迪、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之徒，相与守我宋之家法者也。（《御试策试》）②昔在康定初，元昊叛西陲。朝廷起韩范，节制阃外师。二公人中龙，才略超等夷。（《观国朝故事》）
叶适：①故李沆、王旦在真宗时谨守资格，王曾、吕夷简、富弼、韩琦在仁宗、英宗时谨守资格······以谨守资格为贤，名重当世……而李沆十数人者，以守资格得名，而其时亦以治称。（《水心集》）②守资格以用人，无若李沆、王旦、王曾、吕夷简、富弼、韩琦、司马光、吕公著之为相，然考其功效，验其人才，本朝以资格为用人之利也决矣。（《水心集》）
王明清：本朝曹武惠配享太祖，（曹）武穆配享仁宗；韩忠献配享英宗，（韩）文定配享徽宗。父子配享，自昔所无也。（《挥麈录》）
罗大经：韩公当国时，最被司马温公激恼，然韩公包容听受，无几微见于颜面。常朝一不押班，王陶至便指为跋扈，而公亦无愠色。盖己为侍从台谏，则能攻宰相之失；己为宰相，则能受侍从台谏之攻。此正无意无我、人己一视之道，实贤人君子之盛德，亦国家之美事也。（《鹤林玉露》）
吕中：当国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曰德望，二曰才智。有才智而无德望以镇之，则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无才智以充之，则未足以办天下之事。故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君子人也。韩魏公不动声色，垂绅搢笏而措天下于太山之安者，盖自庆历、嘉祐之时，可属大事，重厚如勃，其德望服人心久矣。（《宋大事记讲义》）
袁桷：堂堂魏王，龙章凤质。天实生之，以佐王室。射策玉墀，庆云耀日。中外践更，执德惟一。西陲绎骚，将弛卒骄。往绥尔戎，薄陈武韬。濯以清泉，释其煎熬。入秉国钓，众味毕调。不慑不渝，迄康皇图。取日虞渊，登子天衢。朝野罔知，繄王明谟。危疑之际，以身调娱。两宫熙熙，万姓于于。桓圭赤舄，清庙配食。于铄厥勋，千古罔极。（《刘敏叔画八君子图赞》）
贡师泰：韩氏自魏国忠献王以经学致位将相，功业日盛。（《经训堂记》）
脱脱：①琦天资朴忠，折节下士，无贱贵，礼之如一。尤以奖拔人才为急，傥公论所与，虽意所不悦，亦收用之，故得人为多。选饬群司，皆使奉法循理。其所建请，第顾义所在，无适莫心。（《宋史》）②琦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当治平危疑之际，两宫几成嫌隙，琦处之裕如，卒安社稷，人服其量。（《宋史》）
李东阳：魏公治州镇，德教旁洽，政令毕举。及佐天子，安社稷，危疑嫌隙，交集乎其前。担负调干，不动声气而天下定。（《定州韩魏公祠堂记》）
归有光：①君德赖以培养，生民赖以滋息，社稷赖以镇定，此忠厚之臣也。其在于古，若偿金、脱骖、翻羹、唾面之类，皆可以言忠厚也。其大者，则如曹参、周勃、丙吉、狄仁杰、郭子仪、裴度、吕端、王旦、韩琦之徒是也。（《士立朝以正直忠厚为本》）②韩、富二公，与范希文、欧阳永叔，一时并用，世谓之韩、范、富、欧。魏公嘉佑、治平间，再决大策、以安社稷。当朝廷多故，处危疑之际，知无不为，而与范、欧同心辅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称治……史臣称魏公相三朝，立二帝，垂绅正笏，不动声气，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由此言之，二公之功名，盖相当矣。呜呼！士之幸而遭际太平，福德俱全者，则韩、富二公是也。（《河南策问对二道》）
王世贞：问宋臣，曰：李文靖之远、王沂公之公、韩魏公之重、范文正公之廓、司马文正公之笃，庶几尔。（《弇州四部稿》）
谢肇淛：宋之人物，若王沂公、李文正、司马温公之相业，寇莱公、赵忠定之应变，韩魏公之德量，李纲、宗泽之拨乱，狄青、曹玮、岳飞、韩世忠之将略，程明道、朱晦庵之真儒，欧阳永叔、苏子瞻之文章，洪忠宣、文信国之忠义，皆灼无可议，而且有用于时者，其它瑕瑜不掩，盖难言之矣。（《五杂俎》）
陈子龙：自汉以后，文武渐分，然犹有虞诩、诸葛亮、周瑜、陆逊、司马懿、羊祜、杜预、温峤、谢玄、韦睿、崔浩、李靖、裴行俭、郭元振、裴度、李德裕、韩琦、李纲、虞允文之徒奋策儒素建功阃外，为时宗臣。彼岂必有抟虎之力，射雕之技哉？不过深明古今之事，能决机宜之便耳。（《兵家言·序》）
王夫之：①韩公之才，磊落而英多，任人之所不能任，为人之所不敢为，故秉正以临险阻危疑之地，恢乎其无所疑，确乎其不可拔也。而于纤悉之条理，无曲体求详之密用。是故其立朝之节，直以伊、周自任，而无所让。至于人官物曲之利病，吉凶变动之机宜，则有疏焉者矣。乃以其长用之于短，其经理陕西也，亟谋会师进讨，而不知固守以待时；多刺陕西义勇，而不恤无实而有害；皆用其长而诎焉者也。若法度、典礼、铨除、田赋，皆其所短者。而唯其短也，是以无所兴革，而不启更张之扰。（《宋论》）②三代以还，能此者，唯韩魏公而已。（《宋论》）
朱轼：宋自李迪既贬、王曾没后，在位者率多因循固宠，罔顾国家之虑。及至元昊发难，契丹败盟。大敌在外，而草窃潜兴。师徒不振，而征敛日繁。当是之时，宋事几殆，非琦与范、富共起而安定之，虽吕夷简之智，亦安所施哉？迨嘉祐、治平之间，遭遇仁、英二帝，独相者七八年。兴贤举能，修政立事。教养之风，法三代之遗意。向使继其后者，绍休遗绪，升平可致……躬定大策，遭时之难。志不舍命，卒能调和两宫，安宁社稷，自古未尝有也。始于筦库，终于罢相，历郡事无巨细，动为世法，故详录焉。（《史传三编》）
纪昀：琦历相三朝，功在社稷，生平不以文章名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杨昌济：宋韩、范（范仲淹）并称，清曾（曾国藩）、左（左宗棠）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范、曾办事兼传教之人也。（《毛泽东早期文稿》引）
左钦敏：卫（卫青）、霍（霍去病）、韩、范功高边塞，无此雄威（与左宗棠对比）。
蔡东藩：赖韩琦坐镇，郭逵为辅，夏事始得就绪耳。（《宋史演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