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1908年—1969年），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湖南省祁阳石洞源人。
1926年入黄埔军官学校，同年参加中国地方从事兵运工作。
1929年到1933年，先后担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书记，漳州特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长，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等职务。在这期间，陶铸出色地组织和指挥了闻名全国的厦门劫狱斗争，先后建立了闽南工农红军游击总队和闽东地区的人民武装力量，后来这些部队的一部分编入新四军。
1933年5月，由于叛徒出卖，在上海被国民政府逮捕。在被监禁的四年期间，陶铸团结和鼓舞被囚战友，同敌人不断地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1937年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即被派往湖北担任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创建了鄂中游击区。后来，鄂中游击区和游击队扩大为鄂豫边区和新四军鄂豫挺进队，陶铸担任政治委员。
1940年到延安，先后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平津战役中，陶铸化装进入北平同傅作义将军谈判。以后又担负了改编起义部队以及组织和领导南下工作团的工作。建国后，先后担任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
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上，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陶铸还曾当选为三届人大代表，二届、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1969年11月30日，因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含冤去世，终年61岁。陶铸同志的一生是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为共产主义事业艰苦奋斗数十年，深得党和人民的信任。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坚持真理，无私无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同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78年底，中共中央为陶铸召开追悼大会，高度评价其革命的一生。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思想·感情·文采》和《随行纪谈》等。
陶铸《赴延安途中二首》：
“沔上巍峨此庙祠，才高管乐命何之。
车行风雨催人急，何必低徊两“出师”！
停车闲步瞻遗容，敢效亡秦抒所衷。
遥望延城光万丈，轮生欲起夕阳红。
”这是陶铸在1940年去延安途中写的两首诗，意在通过历史上四个著名政治家的作为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
陶铸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军队卓越的政治工作者，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陶铸同志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艰苦奋斗数十年，建立了重要的历史功绩。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党和人民将永远铭记他的光辉业绩和崇高风范。
陶铸同志一生忠于革命，忠于党的事业，历经磨难，百折不回。在大革命失败时，他坚信革命必将胜利，毅然投入到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在身陷囹圄时，他大义凛然，坚持自己的信仰。
陶铸在所著的散文名篇《松树的风格》中写道：每一个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都应该像松树一样，不管在怎样恶劣的环境下，都能茁壮地生长，顽强地工作，永不被困难吓倒，永不屈服于恶劣环境。陶铸同志的人生正是松树风格的最好写照。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对革命理想的忠贞不渝，使陶铸同志无怨无悔地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
陶铸同志具有坦荡、宽阔的胸怀。他勇于探索，善于创新，注意研究革命和建设的规律，在不少问题上提出了具有一定前瞻性的意见和建议。在革命队伍内部，同志之间，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善于深刻反思，敢于修正错误，追求真理，并对在工作中出现的偏差，主动作自我批评。陶铸曾痛切地指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造成国民经济三年严重困难的根本原因，要严肃认真地从领导工作的缺点中去查找。他在广东的群众大会上公开指出：搞“反瞒产”，使群众饿了肚子，干部受了委屈，今后再也不能搞浮夸了，要靠实事求是过日子。
陶铸同志说过：要培养高尚的情操，就要丢掉一切私有观念，与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彻底决裂；要有坚强的革命毅力和“韧性”；要有丰厚的劳动人民的感情。这样的历练和修养，成就了陶铸同志旷达的人生，也给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树立了崇高的榜样。陶铸同志作风优良，密切联系群众、勤于调查研究、勇于独立思考。陶铸同志一贯注重实际，不尚空谈。对于工作中的问题，陶铸总是注意进行实地考察，集中群众智慧，提出解决办法。他在广东省和中南局工作期间，每年都要抽出三四个月以至更多的时间，深入工厂、农村、学校，深入山区、海岛和生产第一线，解决问题，总结经验，指导工作。
1959年，广东各地刮起“一平二调”风，搞“穷过渡”，在群众中引起很大的思想混乱，陶铸同志先后到东莞、曲江等地实地考察，运用调查报告等形式，向干部群众反复说明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不能空谈“过渡”，要扎扎实实地发展生产。《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颁布后，陶铸同志又按照条例精神，对农村分配制度、经营管理制度等一系列问题展开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试点经验，加以推广。特别是，在调查研究和独立思考基础上，陶铸同志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和指导制订的有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为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发挥了积极作用。陶铸同志曾经说：“调查研究与一切经过试验是我们工作方法中的重要方法，对于唯物论者来说，这是工作中带根本性的方法。”这是他多年革命工作经验的总结，也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陶铸同志精神崇高，艰苦朴素、严于律己。陶铸同志每次到基层工作，总是事先“约法三章”：不准迎送；不准请客；不准送礼。并让随行人员监督检查，具体落实。他下乡蹲点，从来都是轻车简从，坚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陶铸特别反对摆阔气、讲排场，坚决反对假公济私。他在广州工作和生活多年，居住的房子从来没有更换过。住房维修时，因维修费超过了预算，他还将自己多年的积蓄上交机关，以补维修款之缺。陶铸同志主持广东省和中南局工作时期，有同志建议在广州从化温泉建楼办公，他坚决反对。在陶铸以身作则的榜样影响下，广东省委和中南局机关一直保持了勤俭办公的好作风。陶铸同志说：“要时时刻刻地想着：我能够为群众做些什么？我为群众做了些什么？”正是基于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和极端深厚的感情，陶铸同志几十年如一日，克勤克俭，清正廉洁，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
陶铸政治坚定，憎爱分明，坚持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主政广西期间，正值中国国民党残部活动猖獗之时。他抓住主要矛盾，一方面集中兵力围剿大股土匪，另一方面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打击首恶，分化一般分子，亲自到剿匪前线找群众谈心，终于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胜利完成剿匪任务。在广东省和中南局工作期间，他每年都要抽出三、四个月以至更多的时间，深入工厂、农村，根据实际情况贯彻党中央的指示，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各种问题。
1961年，陶铸发现广东省清远县出现了一种定产到田、超产归己的经营管理形式，便立即加以总结，认定这是既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也有利于集体经济发展的好形式，于是在广东省花县、新会等地试行，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摸索出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的经验。调中央工作后，陶铸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限制“文革”的开展范围，提出确保生产建设的正常进行，因而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1969年11月30日含冤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