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自小受到戊戌变法影响，思想开明，1902年考入湖南公立西路师范学堂，1903年考取公费生，赴日本留学，1904年入横滨弘文学院，1905年8月经黄兴、宋教仁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年底罢学回国。1906年，奉命前往长沙办理振楚学堂，1907年，又以新任吉林省巡抚朱家宝随员身份前往东北，预谋联络当地马匪反清，失败后仍留东北管理学政，直至1911年秋返回上海，随即前往湖南西部争取当地驻防官兵的支持。
1913年林伯渠在湖南参加二次革命，任岳州要塞司令部参谋，失败后逃往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受到孙中山的赏识。1916年护国战争爆发，林伯渠的堂兄林修梅出任湖南护国军参谋长，林伯渠任湖南总司令部参议。袁世凯退位后，林留任湖南政务厅长。1917年9月13日，林伯渠参与发动湖南南部衡阳、零陵驻军参加护法战争的行动，10月17日，林被委任为劳军使，赴前线激励士气。11月20日，护法军攻占长沙，林伯渠出任湖南财政厅长。1918年3月，长沙复为北洋政府攻占，林伯渠等被迫撤回广州。1919年底，南北议和，谭延闿出任湖南都督，林修梅等湘军将领被迫离开湖南，护法战争在湖南结束。此时，林伯渠参与了协助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的工作。
1921年1月，林伯渠经李大钊和陈独秀介绍，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上海党小组，成为中共创始人之一。此后林伯渠奉命南下广州，任孙中山军政府参议，10月15日，林修梅病逝于广州。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炮轰总统府，林伯渠再度流亡上海。1923年1月2日，林伯渠被任命为中国国民党总务部副部长，积极推进国共合作，大力吸收共产党人士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林伯渠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农民部长，后前往汉口负责当地的国民党支部活动，6月失败返广州。同年底，林伯渠随孙中山北上，次年孙中山病逝于北京，林伯渠又随同扶柩至北京西山碧云寺。1925年5月，林伯渠回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7月1日，林伯渠出任国民政府监察委员。8月，廖仲恺遇刺后，林伯渠出任代理中执委常委，兼理秘书处，进入国民党领导核心。
1926年，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林伯渠再次当选为中央执委，并担任财务审查委员会主席，兼农民部长。他在任内聘请毛泽东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后，林伯渠被迫辞去农民部长一职，转而全力投入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的政治工作，7月20日，参加北伐。9月20日，蒋介石邀请林前往北伐军总部工作，林伯渠遂随军先后至南昌、九江。1927年2月，林伯渠返回汉口，其后出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委员、军委秘书长。3月26日，林伯渠前往南京，密谋发动政变，逮捕蒋介石，不料被南京卫戍司令程潜拒绝。
不久，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南京和武汉宣布分共，林伯渠被迫退出国民党，前往庐山。1927年8月1日，林伯渠参加了南昌起义。1927年部队，前往香港，后经上海、神户、符拉迪沃斯托克前往莫斯科，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进修。1933年，林伯渠回国，前往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民经济部部长兼任财政人民委员部部长。1934年10月10日，林伯渠参加长征，任总没收委员会主任，负责为中国工农红军筹集军饷，后又担任红军总供给部部长。
1935年，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结束，林伯渠转而担任当地政府财政部长。
1937年2月24日，林伯渠奉命负责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7月27日，林伯渠作为中共代表团一员前往西安，与国民政府展开谈判。国共第二次合作后，9月6日，林伯渠正式出任陕甘宁边区主席。1938年4月12日，林伯渠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同年10月，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40年10月，林伯渠返回延安，专注于边区政府工作。1942年2月，林伯渠又担任了陕甘宁边区学习指导委员会主任一职，负责在政府系统中开展整风运动，他反对康生发起的抢救运动，争取到了毛泽东“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批示，促使这次抢救运动没有大规模发展。
1944年2月17日，林伯渠奉命前往重庆，与国民政府重开谈判。11月，谈判无疾而终，林伯渠遂返回延安。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林伯渠被选为中央委员，其后又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1948年12月26日，林伯渠调往西柏坡中共中央工作，卸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一职。1949年3月26日，林伯渠作为中共谈判团一员，在北平与张治中率领的国民政府代表团进行结束内战的谈判，未果。8月，林伯渠又代李维汉负责全国政协的筹备工作，9月30日，林伯渠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次日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
“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是林伯渠的座右铭；“为人民服务的老勤务员”是百姓对他的赞誉；“只见公仆不见官”是他参与领导培育的延安作风；“你的生日，将是中国人民最欢喜的一天”是中共中央给他的寿诞贺词，尽显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林伯渠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自1937年9月起，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达13年之久。他经常说，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人员从乡干部到边区政府主席，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一切工作都要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他率先垂范，身体力行，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典范，带动形成了延安时期“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的良好风尚。
据陕西省档案馆馆藏陕甘宁边区政府档案记载，1944年至1945年间，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了多种形式的检查会、座谈会，专门讨论机关作风问题。1945年6月13日，在边区政府各厅、处、院、局负责人参加的边区专员联席会议上，林伯渠提出：“新民主主义政权作风就是，我们各级政权的负责人员，都是广大人民的勤务员，不是高居在上的官僚。”“政权工作的本体就是这样：边府的各厅、处、院负责同志，他们以什么为对象？就是以边区150万人民为对象。”在6月19日的会议上，他再次重申：“一个政权的工作者就是人民的勤务员”，“边区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人民是政府力量的源泉”。他要求政府工作人员必须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阶级觉悟”，要从最大多数群众的最高利益来决定工作的政策和策略，要时刻了解群众情绪，关心群众的事情，甚至是最琐碎的事情。
1942年1月5日林伯渠到富县考察。在10多天时间里，他召开了县议员和绅士参加的县政座谈会，帮助政府改进工作，走访群众，处理有关婚姻、土地纠纷等民事案件40余起，件件做了妥善安排。
1954年，林伯渠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八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1960年5月29日，林伯渠同志在北京病逝，享年74岁。
游鄂达里
故老争传鄂达里，
登临却趁大寒时。
西来峻岭连天白，
北走长江入海迟。
十里炊烟控朔漠，
三边狗盗越雷池。
和戎尽有诸公策，
满眼孤乌雨雪诗。
包头即景
黄河之北青山南，
包钢融融火烛天。
五百万吨如反掌，
鼎足武汉与鞍山。
春节看花市
迈街相约看花市，却倚骑楼似画廊；
束立盆栽成列队，草株木本斗芬芳。
通宵灯火人如织，一派歌声喜欲狂，
正是今年风景美，千红万紫报春光。
送常德第一中学
今昔情况已不同，正须师友满堂红。
干劲鼓足勤教学，滚滚桃源始润东。
留别诸友
林深微霰菊花黄，尊酒平楼意未央。
卅载心期原不负，十年戎马独何伤。
劫来待整金瓯缺，此去莫愁锦水长。
三户仅存能复国，共看子弟满湖湘。
郴衡道中
春风作态已媚人，路引平沙履迹新。
垂柳如腰欲漫舞，碧桃有晕似轻颦。
恰似现象能摸底，免入歧途须趱行。
待到百花齐开日，与君携手共芳辰。
别梅坑
共同事业尚艰辛，清酒盈樽喜对倾。
敢为叶坪弄政法，欣然沙坝搞财经。
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
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
林伯渠同志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革命作出过许多贡献，特别是在革命统一战线、政权建设和财政经济方面，尤为显著。
林伯渠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主张与孙中山合作的，是第一次国共合作重要的组织者之一。1935年瓦窑堡会议之后，他就积极拥护中共中央再次争取与国民党合作的方针。抗日战争开始时，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他曾随周恩来等同志一起同国民党中央进行谈判。他在任中共驻陕代表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时，同汪精卫等投降派和蒋介石等顽固派进行过许多斗争，广泛地团结了各界的抗日人士，为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重大贡献。1944年，他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代表中国共产党首先在国民党参政会上提出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林伯渠同志为筹备召开新政协、组建中央政府和各地政府同各界民主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商谈，做了大量的工作。直到他晚年，还怀念在台湾与海外的许多旧友，期望能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
由于林伯渠同志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对党外朋友一贯以诚相待，关心他们的政治进步，在生活上尽可能给以关照，对那些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贡献的人，总是按照党的政策予以安排、照顾，许多党外朋友都把他当作和蔼可亲的长者，能够信赖的朋友。林伯渠同志这种善于团结党外广大朋友一道工作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林伯渠同志曾长期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在政府工作中，林伯渠同志一贯主张政府的机构应该精干，具有高效能，他经常教育干部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必须十分珍惜民力，切不可使民力过于疲竭。他指出：“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不应干涉和包办代替”；“党团（党组）是说服而不是强制参议会和政府委员进行工作，如果经过说服通不过，必须少数服从多数”。他认为，在政府工作中团结党外人士一道工作，关键是要使他们有职有权，知道各种有关情况，参与指示、命令等的决定与实施。林伯渠同志这些正确的思想和主张，曾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赞扬。
林伯渠同志长期担任根据地财经方面的领导工作。在江西中央苏区，在长征中和到达陕北以后，他一直担负着理财的重任，对支援革命战争、活跃根据地经济生活、建立财政金融制度、培养财经干部等方面都作出了光辉的贡献。
林伯渠同志在领导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建设工作中，历来都反对那种什么都想搞垄断性国家公司的不切实际的思想，而积极主张保护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挥商人和商业资本的作用，在延安时他就提出：“帮助民间游资转入有利可图的私营或合营企业，尤应尽可能争取边区外面的资本，到边区来从事有利可图的工业建设，他们可以单独经营或与政府合营，都给以法律的保障与可能的协助。”他还提出，“尽可能地争取边区外面的各种科学技术人员到边区来参加工农业建设，他们来后，都给以必要的优待”。
建国后，林伯渠同志虽不再管财经，但对这方面工作仍然给予很大关注。他曾提出：“彻底摧毁反动政权，巩固和发展人民政权，首先依靠的是武装斗争的胜利，但还须依靠社会制度的改革，特别是经济制度的改革”。1959年他还提出，编制计划“不从指标讲起，要从材料分配提出问题，先保证生产，后安排基建”。他的这些远见卓识，是切中时弊的。
林伯渠同志直到1960年逝世前，还在念念不忘党和国家的事业，时刻关心人民的疾苦。他一生所以能够始终站在革命的最前列，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许多卓越贡献，就是因为他抱有真诚的救国救民的愿望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人生观。他以“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为座右铭，无条件地为解放和造福广大人民而贡献自己的一切。他的一生，始终与人民同命运，共呼吸，艰苦奋斗，勇往直前。
林伯渠是中国共产党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之一，也是严以律己、廉洁奉公的楷模。他曾在自己的日记中醒目地写到：一、遵守党章党纪。二、戒骄傲自满。三、必须有系统地进行监督。四、加强马列思想教育。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林伯渠总是跟着进步的方向走，在危难的关头，总是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林伯渠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由衷的敬仰和爱戴。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致悼词说：“他经历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三个历史阶段。在每个革命的历史阶段，他都是彻底的革命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5年3月28日，毛泽东、朱德及党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负责人亲临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在这里向一位“自辛亥以来……总是站在革命的最前线”的“革命老战士”的六十寿辰表达了最真诚的祝贺。这位老战士，就是正逢虚龄六十，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