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9月19日，朱光潜出生于安徽枞阳县麒麟镇岱鳌村朱家老屋。父亲朱子香，是乡村私塾先生，颇有学识。朱光潜少年在父亲的督促下读私塾。
民国元年（1912年），朱光潜进入孔城高等小学读书，由于底子好，仅读了一学期就升入赫赫有名的桐城中学。15岁上中学毕业后，朱光潜回家乡当了半年的小学老师，不久考入武昌高等师范，经选拔，民国七年（1918年）考取了北洋政府教育部派送生，入读香港大学。其间，他如饥似渴地学习英文和科学，大量阅读西方经典书籍，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民国八年（1919年），入香港大学后不久，国内爆发五四运动，朱光潜由《新青年》杂志看到胡适提倡白话文的文章，深受震撼，毅然放弃古文和文言，改写白话文，后用白话文发表美学处女作《无言之美》。
民国十年（1921年），朱光潜发表了白话处女作《福鲁德的隐意识说与心理分析》，随后又发表《行为派心理学之概略及其批评》《进化论证》等读书心得，初步形成自己对治学和学术研究活动的看法。
民国十一年（1922年），朱光潜在《怎样改造学术界》中，倡导培养“爱真理的精神”“科学的批评精神”“创造精神”和“实证精神”。这些观点一直影响着他漫长的学术道路。
民国十二年（1923年），朱光潜于港大毕业，经同班好友高觉敷介绍，朱光潜结识了吴淞中国公学校长张东荪，到上海当了英文教师，兼任校刊《旬刊》的主编，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任编辑助手，当年只有二十六岁。学校因江浙战争停办后，他便跑去春晖中学，结交了朱自清、丰子恺等人。
民国十三年（1924年），朱光潜由朋友夏丏尊介绍到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教英文，不久匡互生不满春晖中学校长的专制作风，建议改革未被采纳，遂辞去教务主任职。朱光潜同情他，一起断然离开春晖中学赴上海谋生。后夏丏尊、章锡琛、丰子恺、周为群等也陆续离开春晖中学赶到上海。加上上海方面的叶圣陶、胡愈之、周予同、陈之佛、刘大白、夏衍等，成立了一个立达学会，在江湾办了一所立达学园。按匡互生的意见，朱光潜草拟了开办宗旨，提出教育独立自由的口号，矛头直指北洋政府的专制教育。他们还筹办了开明书店（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前身）和《一般》杂志（后改名《中学生》）。民国十四年（1925年），立达学园办起后，朱光潜考取安徽官费留英，同年夏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文学院，选修英国文学、哲学、心理学、欧洲古代史和艺术史。
民国十八年（1929年），朱光潜拿到文学硕士后，转入伦敦大学，大部分时间都在大英博物馆里看书。同时又在法国巴黎大学注册听讲，对巴黎大学文学院长德拉库瓦讲授的《艺术心理学》甚感兴趣，并受其启发起念写《文艺心理学》，到法国巴黎大学拿了个博士学位。后离开英国转入莱茵河畔歌德的母校斯特拉斯堡大学，完成《悲剧心理学》。英法留学8年中，朱光潜先后获英国文学硕士和法国国家博士学位。但由于官费经常不发，经济拮据，他只得边听课、边阅读、边写作，靠稿费维持生活。
朱光潜先后替开明书店的《一般》和后来的《中学生》写稿，曾辑成《给青年十二封信》出版。该书反映了当时一般青年小知识分子的心理状况，畅销全国，影响很大。从此他和广大青年结缘。接着《文艺心理学》及其缩写本《谈美》、译著克罗齐的《美学原理》、总结自己对变态心理学的认识的《变态心理学派别》（开明书店）和《变态心理学》（商务印书馆）陆续问世，《诗论》写出初稿，还在罗素的影响下写过一部叙述符号逻辑派别的书（稿交商务印书馆，抗日战争中遭焚毁）。这些书文笔优美精炼，资料翔实可靠，说理明晰透彻，见解独到精辟，蜚声海内外学术界。
回国前，朱光潜经高师同班好友徐中舒介绍给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委聘北大西语系教授，除讲授西方名著选读和文学批评史外，还在北大中文系和清华大学中文系研究班开过《文艺心理学》和《诗论》，后又应留法老友徐悲鸿之约到中央艺术学院讲了一年《文艺心理学》。当时正逢“京派”（多是文艺界旧知识分子）和“海派”（主要指“左联”）对垒。朱光潜由胡适约到北大，自然就成了京派人物。京派“新月”时期最盛，诗人徐志摩死于飞机失事后日渐衰落。胡适、杨振声等人想重振京派，由朱光潜、杨振声、沈从文、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林徽因等人组成编委会，筹办《文学杂志》（月刊，商务印书馆出版）。朱光潜任主编。朱自清、闻一多、冯至、李广田、何其芳、卞之琳等经常为杂志撰稿。杂志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5月创刊，至8月，出了4期，是当时最畅销的一种文艺刊物。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朱光潜应四川大学代理校长张颐约请任川大文学院长。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秋，国民党二陈系派程天放接替张颐任校长，企图推行党化教育。朱光潜为了维护学府的尊严，捍卫教育自由和学术独立，坚决反对易长。他主持全校教师大会，号召罢教，教师们纷纷响应，大家公推他草拟抗议电文和罢教宣言。“易长风潮”轰动一时，但迫于压力，以妥协告终：一方面不拒认程天放任校长，一方面不许程天放动全校人事。这场斗争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沙汀和周文把消息传到延安，周扬立即通过他俩转信约朱光潜去延安参观，朱光潜回信欲去。这时陈立夫邀他去重庆晤谈，又通过他的一些留欧好友劝阻，再由王星拱和陈西滢几位旧友把他拉到武汉大学任教，延安之行落空。晚年朱光潜回忆此事，认为延安之行未果是因自己“当时根本没有革命的意志”，是“一次惨痛的教训”。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武汉大学校内湘皖两派内讧，遂以朱光潜出任教务长来调和，因为他是皖人而和湘派较友好。按国民党规矩，学校“长字号”人物都须参加国民党，朱光潜名义上被拉入国民党（后挂名三青团中委和国民党常务监委）。并让他在国民党的《中央周刊》上经常写稿。虽然如此，他并不屈从任何政治偏见，说诗、论文、谈修养，后来集成两本书《谈文学》《谈修养》。
从民国三十年（1941年）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中央党部每次密令武汉大学监视一批点名的“奸匪”和“奸匪嫌疑”学生的行动，强制一批学生离校。身为教务长的朱光潜与校长王星拱、训导长赵师梅一面应付教育部，一面向学生通气，提醒他们行动谨慎，维护他们到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夏天毕业安全离校。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朱光潜不愿去安徽大学当校长，仍回北京大学文学院，任代理院长。受与地下党有联系的化学家袁翰青影响，他的政治观点逐渐明朗化，开始同情并支持民主运动。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6月29日，朱光潜与北平各院校教授104人联名发表宣言《抗议轰炸开封》。10月，他与郑华炽、陈发松等17名教授联名写信给蒋介石及行政院长翁文灏，呼吁“解除人为的经济痛苦与不平”，并宣言“停教”。11月4日，他与北平各院校47名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的抗议书，抗议国民政府用所谓“处置后方共产党临时办法”强行解散民盟。
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国民政府派专机接“知名人士”去台湾，名单上胡适居首，朱光潜列名第三。这时袁翰青教授受地下党的重托，挽留他熟悉的“文化人”不要离开北平。朱光潜毅然决定留下。
建国初思想改造阶段，朱光潜是重点对象，受到很多教育，特别是在参加文联和全国政协（先后担任了全国政协第二、三、四、五届委员，第六届常委，民盟第三、四、五届中央委员，全国文联委员等）后，常有机会参观访问全国各地，经比较新旧中国，他心悦诚服地认识到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在年近60岁时，朱光潜还挤出时间攻读俄文，并达到能阅读和翻译的程度。他曾精选几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来摸索，译文看不懂时就对照英、法、德、俄4种文字的版本去琢磨原文的准确含义，对中译文的错误或欠妥处作了笔记，后写了“建议的校改译文”。同时他惊讶地发现不少参加美学论争的人并未弄通马克思主义，由于资料的贫乏，对哲学史、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之类与美学密切相关的科学，有时甚至缺乏常识。因此他立志翻译一些重要资料，此后20多年他陆续译出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莱辛的《拉奥孔》、袁克曼辑的《歌德谈话录》、黑格尔的《美学》3卷、维柯的《新科学》等。
1957年，全国开始六年之久的美学大讨论。朱光潜积极投入到这场原本起自对他过去的美学思想“批判”的论争，既不隐瞒或回避自己过去的美学观点，也不轻易接纳他认为不正确的批判，客观上他带动了大家不断前进，促进了美学研究空前普遍地蓬勃发展。这次讨论发表的文章辑成6册《美学问题讨论集》、朱光潜发表的论争文章另辑成《美学批判论文集》，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次讨论促使朱光潜认真钻研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1962年，朱光潜受邀到中央党校讲授美学史。同年，文科教材会议决定大专院校文科逐步开设美学课，并指定朱光潜编写教材。
1963年，《西方美学史》这部倾注他多年研究成果、全面系统阐述西方美学思想发展的专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它代表了迄今为止中国对西方美学研究的水平，推动了中国美学教育和研究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朱光潜被关进牛棚，尽管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从未动摇过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以及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决心。他坚持锻炼身体，时刻准备重新拿起笔。
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朱光潜重振精神，老当益壮，积极翻译名著、撰写文稿、先后出版了《谈美书简》和《美学拾穗集》，还指导研究生，在学术研究和教育领域驰骋不懈，成就蜚然。
1980年5月，在昆明召开的中华全国第一届美学会议上，他被一致推选为中国美学会会长。
1983年3月，朱光潜以八十六岁高龄，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讲学，出席“第五届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同年，北京大学为朱光潜举办执教60周年纪念会。
1984年，香港大学授予朱光潜为该校名誉教授。
1984年夏，朱光潜由于多年工作过于疲累，患疲劳综合症，出现脑血栓。1986年3月6日，朱光潜在北京病逝，终年89岁。在他逝世的前3天，他神志稍许清醒，趁家人不防，竟艰难地沿梯独自悄悄向楼上书房爬去，家人发现急来劝阻，他嗫嚅地说，要赶在死前把《新科学》的注释部分完成。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开明书店 1931年
《孟实文钞》 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1936年
《文艺心理学》 开明书店 1937年
《谈修养》 中周出版社 1946年
《美学原理》 正中书局 1947年
《美学批判论文集》 作家出版社 1958年
《西方美学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年
《美学拾穗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0年
《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选集》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年
《美学》（黑格尔/朱光潜） 商务印书馆 1981年
《艺文杂谈》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1年
《悲剧心理学：各种悲剧快感理论的批判研究》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年
《诗论》 三联书店 1984年
《我所认识的沈从文》 岳麓书社 1986年
《新文学作家信札》 业强出版社 1988年
《变态心理学派别》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89年
《朱光潜选集》 天津人民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3年/1987年
《悲剧心理学》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6年
《谈文学》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6年
《谈美》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7年
《谈读书》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8年
《谈美书简二种》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年
《诗论》 三联书店 1998年
《谈美书简》 北京出版社 2004年
《无言之美》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
《厚积落叶听雨声》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年
《一升露水一升花》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年
美学哲学
朱光潜的美学、文艺学思想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结合现代心理学，将现代人文主义心理学的美学思想运用于文学研究，将审美同情与道德同情的质的区分作出揭示，指出审美同情消除主客体之间的界限，“把一瞬间的经验从生活中孤立出来，主体‘迷失’在客体中”，也就排除了理性的审美同情中的地位。
他和梁实秋等人都与当时的主流文化不一致，但他们对西方传统的借鉴有古今种种的不一。《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文艺心理学》比较系统地表述了这些美学思想，在当时文学青年中影响较大。朱光潜对文学更直接鲜明的态度在《文学杂志》发刊词《我对本刊的希望》中表露着，他提倡“自由生发，自由讨论”，“不希望某一种特殊趣味或风格成为‘正统’“，”殊途同归地替中国新文艺开发出一个泱泱大国“。这是当时一批立足于独立自由的人文主义立场上的文学家的心声的集中体现：奉行严谨而超脱的风格，强调文学表现人生和怡情悦性的功用，维护文学的独立自足性。
统观朱光潜一生美学思想逻辑演化的轨迹，和黑格尔哲学有着极为深切的关系。从早期美学来说，朱光潜一方面接受了黑格尔“一元主义”代替“二元主义”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觉得唯理哲学太虚玄，毕竟和现实美感有距离。这样他接受了当时在西方流行的克罗齐直觉说，即黑格尔的唯理论无法架接克罗齐的直觉感性之间的矛盾。抗战期间（中期），在和冯友兰讨论冯氏《新理学》论战过程中，朱逐渐感到自己的美学形而上（哲学）和艺术之间的裂痕，这就促使他进一步研究克罗齐及唯心派哲学。结果他发现唯心派打破“二元论”的企图终归失败。但在研究的过程中既发现克罗齐表现说的毛病；又看到黑格尔打消“二元论”的不彻底。从而他开始用黑格尔“思有同一”命题的精神来修正克罗齐的表现说，提出“思想和语言是一致”的主客观统一命题。
悲剧美学
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中给悲剧下了这样的一个定义：“因此，要给悲剧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我们就可以说它是崇高的一种，与其他崇高一样具有令人生畏而又使人振奋鼓舞的力量；它与其他各类崇高不同之处在于它用怜悯来缓和恐惧。”这个悲剧定义中包含了两个重要要素，一是亚里士多德的怜悯恐惧；二是悲剧所带来的崇高感。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中的悲剧理论的核心，即是悲剧快感理论，其悲剧快感理论并不是朱光潜完全独创的，是在调和折衷西方几位重要理论家关于悲剧快感的理论基础上的探索，朱光潜重点分析了悲剧快感的成因：悲剧快感与同情，悲剧快感与怜悯和恐惧，悲剧快感与崇高，分析其中微妙的心理结构。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中辟专章阐述了怜悯和恐惧这一古老而有争议的问题。认为怜悯与恐惧可产生悲剧快感，但朱光潜所说的怜悯和恐惧与希腊时期的是有明显区别的。因为怜悯是痛感中的同情，是由悲剧激发出来的，由悲剧情境唤起的一种同情。
关于悲剧所带来的崇高感。朱光潜从产生的根源及其表现来探讨崇高感。从根源上看，朱光潜认为这样的崇高感与怜悯无关，它激起的情感首先是恐惧，然后是惊奇和赞美。朱光潜认为悲剧带给我们恐惧的同时还会有一种令人生畏的力量，生畏之后，使我们振奋鼓舞。
关于悲剧欣赏，朱光潜运用了布洛的“心理距离”说，他认为“心理距离”说提供了一个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准则，尽管是形式主义美学的，但在像形式主义那样强调审美经验的纯粹性的同时，它没有忽略掉有利或不利产生和维持审美经验的各种条件。朱光潜认为，在悲剧欣赏过程中，能够正确调动情感经验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人们的情感经验有助于欣赏悲剧时区分现实与苦难，朱光潜用“心理距离说”将悲剧与现实的苦难很好的区分了出来，掌握好距离再加上主体自身的情感经验，将两者有利的结合在一起，对人们欣赏悲剧是有帮助的。另一方面，人们欣赏悲剧的时候会让自己的情感经验与悲剧有所重合，但又不会认识到两者并不相同，毕竟悲剧不是现实，和现实的苦难是有所不同的。朱光潜提出，心理距离是欣赏悲剧的条件，欣赏的主体是我们，所以情感经验是很重要的。
审美经验
在朱光潜的审美经验理论中，意大利美学家、哲学家克罗齐的“直觉说”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支柱。虽然朱光潜没有克隆克罗齐的相关理论，但在发展和形成自己的审美经验理论的过程中，克罗齐的“直觉“理论是其重要的参考内容，以至于在朱光潜认识“审美经验”的初期，坚信克罗齐所说的“形象的直觉”就构成了审美经验。在具体论述朱光潜的“直觉”理论之前，需要对克罗齐的“直觉”理论做简括与总结。朱光潜认为相同的对象可用多种不同的“知”去感知或表孤而最原始最简单的“知“就是克罗齐所说的直觉，其次是知觉，最后是概念。克罗齐把“知”分为两种，朱光潜首先是将“知”分为三种，似乎是异质的，实陈却是殊途同归。克罗齐所谓的“名理的知觉”就是朱光潜所说的知觉与概念，朱光潜大体上还是在克罗齐的理论架构内展开论述。
英国心理学家布洛的“心理距离说”让朱光潜深受后发，他认为：“英国心理学家布洛研究过这个道理，推演了一条原则出来，叫做'心理的距离'，这个原则不仅把从前关于美感经验的学说都包括无余，而且对于文艺批评也寻出一个很适用的标准，我们现在把它详细介绍出来。”于是他吸收布洛“心理距离说”中的合理成分加以改造，把它敲汇在审美经验与审美活动中。
同时，朱光潜也赞同德国心理学家立普斯的“移情说”，但是他也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他选取将立普斯的“移情说”与中国古代文论的“天人合一”、“感物缘情”、“赋形比兴”等思想贯通联接，这样朱光潜的“移情”便有了中国化的色彩，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参考和比照的价值与意义。朱光潜将西方的移情理论与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等思想进行比较与互释的努力，在论述西方“移情说“时列举了很多中国和自然的实例，使得西方的“移情说”更具有说服力和辩证性。
读书思想
朱光潜认为：“学问不只是读书，而读书究竟是学问的重要途径”。朱光潜认为：书籍是人类的精神遗产，是人类文化史上的记程杯。从整个人类文明要进步的角度看，人类文明必须站在已经取得的成就上进一步发展，推陈出新，促进文化更新发展，创造更为灿烂辉煌的文明。从个人发展的角度讲，读书能获得重要的间接经验，汲取精神营养，能在相对短的时间里把过去人辛苦获得的知识掌握好，有利于促进个人全面发展。指出了写作与读书之间的重要关系，阅读促进写作。朱光潜也论述了灵感，认为灵感不突如其来却突如其去，灵感是建立在长期的大量工作基础上的顿悟，同理，写作灵感也如此。基于此，朱光潜认为要做到“腹有诗书气自华”，则每个人都得要有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的决心和意志。
读书不能盲目，朱光潜认为“书是读不尽的，就读尽也是无用，许多书没有一读的价值。你多读一本没有价值的书，便丧失可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时间和精力”。朱光潜提出，读书要慎加选择，认为“读书并不在多，最重要的是选的精，读得彻底”。
写作教育
朱光潜不仅是美学大师，也是写作大家。受传统私塾教育的影响，从小便在其父的指导之下学习写作，初作日记，后学说理文。入桐城中学后，朱光潜接受了系统的“桐城派古文”训练，倍受国文教员赏识，且以为他“可以接古文一线之传”。朱光潜著述等身，说理深入浅出，且文字优美。“文字像行云流水，自在极了”“这种‘能近取譬’、‘深入浅出’的本领是孟石先生的特长”。朱光潜站在新的高度上，主张“文以证道”的文章学思想。他说：“与其说‘文以载道’，不如说‘因文证道’”。朱光潜“文以证道”的写作思想是“文”“道”，文道兼顾，不偏不倚。朱光潜认为：一篇好的文章，必须做到文质兼美、文道统一。他说：“文学起于实用，要把自己感知的说给旁人知道；但它超过实用，要找好话说，把话说好，使旁人在话的内容和形式上同时得到愉快”。
朱光潜注重作者的人格品质，“文学是人格的流露。一个文人先须是个人，须有学问和经验所逐渐铸就的丰富的精神生活，有了这个基础，他让所见所闻所感借文字很本色地流露出来，不装腔，不作势，水到渠成，他就铸就了他的独到的风格“。朱光潜认为：“艺术的特征就是完整”，在他看来，写作就一种创造性活动艺术。在整体构思的情况下，写作主体才能整体全面体会把握写作对象的特征，充分感受和体会写作对象，写出的东西才会生动，才更会吸引人。“每一个部分的功能、个别的局部是否具有特征性，取决于他与整体结构的关系是否协调，是否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关于写作发展的程序，朱光潜从写作水平高低的角度提出了写作发展的“四境”说，即痴境、稳境、醇境和化境。
文学教育观
20世纪前叶，朱光潜就已经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的文学教育主张，并写下了大量文字介绍和论述自己的文学教育思想，其中《谈文学》《我与文学及其他》《诗论》等著作有大量涉及文学及文学教育的论述。朱光潜赞同文学与人生的紧密关系，充分肯定人的审美需求，强调文学的审美功能。朱光潜文学教育理论，不仅在朱光潜时代有重要地位，就指导当下文学教育而言也有重大意义。
朱光潜认为文学教育核心是培养人纯正的文学趣味，他指出：“我认为文学教育第一要事是养成高尚纯正的趣味”，“真正的文学教育不在读过多少书和知道一些文学上的理论和史实”，朱光潜也明确提出，文学最关键的是作品，文学教育是培养人对好作品的热爱，对低劣作品的彻底的厌恶。他说“能教学生们懂得什么才是一首好诗或是好小说，能够使他们培养成对于文学的兴趣和热情，那才是以为好的文学教师”。
朱光潜对中国诗歌的重要价值，体现在他对美学和文学的研究，都将诗作为最重要的前提和基础，同时又以更具彻底性和超越性的诗歌基础理论，为中国新诗的历史变革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参考。新诗欠缺什么？朱光潜认为：一是修辞未能"立其诚"，二是形式与技巧方面的功夫下得不够，新诗过于信任"自然流露"了，虽然诗人"确是有话要说"，"也确是很值得说的"，却不注意诗的"说话"方式，"没有说好"。
朱光潜爱诗并且对中国诗歌传统有非常深刻的理解，所以对新诗的评价，表现出来的不是像一般新诗人那种自我肯定的"溺爱"态度，而是站在诗歌本体的立场，以一个学者和理论家的理性，认真探讨存在的问题，寻求解决的方案。实际上，朱光潜不是偏爱古典诗歌，他对新诗的热爱并不逊于古典诗歌。只不过，他对新诗的热爱不是"戏台上的自我喝彩"，而是针对新诗的"欠缺"自觉进行诗歌实践和理论建设。是他组织了探讨新诗朗诵、音节等艺术问题的"读诗会"。
朱光潜写作《诗论》的动机在《抗战版序》中有明确表达：主要是有感于"中国向来有诗话而无诗学"的状况，"想对于平素用功较多的一种艺术——作一个理论检讨"，通过这个检讨，汇通中西诗学，明辨吸收承继的可能，补益中国的新诗运动。朱光潜的《诗论》是我国第一部体系化的诗学著作，打破了中外、古今的分立，具有基础理论的彻底性，同时体现了一个美学家对于诗歌美感经验的细致体察。它的突出贡献在于，以中西会通、高屋建瓴的美学视野，深入论述了诗歌的内质、形式，以及人工与自然的关系，为"旧形式破坏了，新形式还未成立"，过于沉醉于"自然流露"的中国新诗，及时提供了理论上的参考。在朱光潜看来，作为诗歌基础因素的情趣和意象，并不等于诗歌本身，它们彼此需要通过对方才能获得超度：情趣既需要意象获得形象，也需要通过意象获得"解脱"（或"净化"）；而意象其"见"出本身便说明并非纯客观存在，它需要情趣才能获得生命和完整性。正是在"境界"超越经验的意义上，朱光潜取消了"浪漫"与"古典"，主观与客观，"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人为区别和对立，而强调诗人跨越鸿沟，征服困难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从感受到回味"的观照玩索的精神。
伦理学作为一门以人和人的道德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科更应该面向生活、深入生活；只有如此，才能取得真正的学术进步，从而为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质和人生幸福做出贡献。这涉及做一切学问的一个根本出发点和方法论，朱光潜认为：“我时常想，做学问，做事业，在人生中都只能算是第二桩事。人生第一桩事是生活。……假若为学问为事业而忘却生活，那种学问事业在人生中便失去真正意义与价值。”如果是这样，“在个人方面，常使生活单调乏味，在社会方面，常使文化浮浅褊狭。”“我要说的话，都是由体验我自己的生活，先感到（feel）而后想到（think）的。换句话说，我的理都是由我的情产生出来的，我的思想是从心出发而后经过脑加以整理的。”“学术思想是天下公物，须得流布人间，以求雅俗共赏。”朱光潜说的虽然是做一切学问和生活的关系，但这种对待生活与学问的态度，却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且也符合当下国家所提倡的学术研究要“贴近生活、贴近民众、贴近实践”的方针。朱光潜的生活先于学问或者说生活是学问的基础的思想对于我们从事伦理学研究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方法论启示：伦理的基础是生活或者说生活是伦理的基础，应然要基于实然，规范要基于事实。“规范是应然的，是以人的意志定出一种法则来支配人类生活的，事实是实然的，是受自然法则支配的。……规范虽和事实不同，而却不能不根据事实。……规范倘若不根据事实，则不特不能实现，而且漫无意义。”
朱光潜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的“谈情与理”一文中专门对情感作为道德的基础做出了深刻的分析。他认为理智不是万能的，行为的原动力是本能与情绪，不是理智，他认为功利主义和心理学中的目的心理学皆倡导感性为行为原动力。他认为理智的生活是很狭隘的，如果仅任理智，那宗教、艺术和爱对人将变得无意义了。他认为理智的生活是很冷酷的，很刻薄寡恩的。
在“价值意识”一篇专文中，朱光潜认为：“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价值意识对于人生委实是重要。人生一切活动，都各追求一个目的，我们必须先估定这目的有无追求的价值。”“‘哀莫大于心死’，而心死则由于价值意识的错乱。我们如想改变风气，必须改正教育，想改正教育，必须改正一般人的价值意识。”
朱光潜从宏观上将价值分为真、善、美三种，并认为追求真理是科学的，追求美是艺术的对象，而艺术活动分欣赏与创造，而追求善，是道德行为的对象，行善社会才可安宁，人生才有幸福。求行为的善，即所以维持人格的完美与人性的尊严。朱光潜不仅对义利观有其理论自觉与洞见，而且对道德观的另一重要价值选择问题也有深刻而独到的理论，这就是他的群己观。
朱光潜熟练掌握英、法、德语，翻译了300多万字的作品。其中他对黑格尔110万字的巨著《美学》的翻译，为他赢得了历史性的崇高声誉。他出版的译著还有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莱辛的《拉奥孔》、克罗齐的《美学原理》、路易哈拉普的《艺术的社会根源》和《柏拉图文艺对话集》等。此外，他通过系统认真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资本论》、《自然辩证法》的一些译文提出了具有重大价值的修改意见。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5月4日，朱光潜在《北平日报》发表《“五四”以后的翻译文学》，提出翻译者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精通外国文、本国文，具有文学修养。具备这三个条件的人很少，爱好文艺的青年，应把外国文、本国文弄好。
朱光潜主张翻译应忠实原文，因为诗的音节难于表现，因此，他认为诗最难翻译。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秋天，刚到北京大学西洋语言文学系任教的朱光潜，在评价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时认为，诗不可译为散文，也不可译为外国文，因为诗中的音不可译。在胡适举出的佛教翻译文学的实例中，朱光潜寻不出一首可以叫做“诗”的“偈”。因为“偈”为便于记忆，用了诗的形式，但本来未必是诗，而且，印度原文的音节在译文中看不出了。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朱光潜写《现代中国文学》时说，诗最难译，徐志摩、朱湘、梁遇春、梁家岱、卞之琳、冯至等人各有尝试，但都限于零篇断简。
为了忠实原文，在翻译方法上，朱光潜既反对直译，也反对意译，而主张采取二者取中的方法。1955年秋天，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萧伯纳戏剧集》前，请朱光潜校读老舍翻译的《苹果车》译稿。10月10日，朱光潜给“老舍兄”写信，不赞成他的直译痕迹，说：“我因此不免要窥探你的翻译的原则。我所猜想到的不外两种；一种是小心地追随原文亦步亦趋，寸步不离；一种是大胆地尝试新文体，要吸收西文的词汇和语法，来丰富中文。无论是哪一种，我都以为是不很明智的。”
陈玉龙：北大教授中或长于书法，或精于书论，怀瑾握瑜者代不乏人。先后有：马叙伦、邓以蛰、魏建功、向达、冯友兰、朱光潜、宗白华、王力、黄子卿、杨周翰、周祖谟、李志敏、罗荣渠……诸先生。他们以器识为先，以人品、学养（学术品位）领字。他们的作品中不是书家、胜似书家，蕴藉风流、韵味醇深的浓郁的书卷气迥然不同于流俗的那种“匠气”。
潘新和：他（朱光潜）是我国现代文学、写作教育的奠基人，是最杰出的语文教育理论家（不是之一）。
扬子晚报：朱光潜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他以自己深湛的研究沟通了西方美学和中国传统美学，沟通了旧的唯心主义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沟通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美学和当代美学。他是中国美学史上一座横跨古今、沟通中外的“桥梁”，是中国现当代最负盛名并赢得崇高国际声誉的美学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