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平又名李玉衡，是国务院参事、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李一平先生一生多次投身于革命事业。受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深刻影响，他写的纪念十月革命的文章曾被《新青年》杂志转载。一九二五年，他参与领导南京市的“五卅运动”。一九二六年参与了广东革命政府关于出师北伐的策划工作。在昆明，他还资助过李国柱、赵祚传等烈士的革命活动。一九二七年他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社会科科长、十一军政治队队长。
随着军阀混战，政局动荡的日益加剧，他痛感自己无回天之力，于一九三零年称病，脱离了国民党军政界。在庐山创办了“茭芦精舍”学堂，实践教育救国的志愿。“九·一八”事变后，他逐步认识到仅靠“知识”和“教育”救国，是不够的，只有唤起民众，团结抗日，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才是挽救中国的唯一出路。因此，他在“茭芦精舍”一方面组织学生读书学习，掌握科学文化知识，一方面积极宣传抗日主张，教育引导学生走抗日救国的道路，不少学生就从这里走上了抗战前线。
一九三八年，他离开庐山回到家乡云南大姚县，创办了大姚一中。该校是在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的滇西第一所高质量的完全中学，在楚雄地区乃至全省界都有较大影响。在大姚期间，他四处奔走，宣传、动员、组织民工参加修筑公路、滇缅铁路，对支援抗战和尽快改变西南边陲的闭塞落后状况，促进边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付出了心血。
一九四二年，日寇由缅甸入滇，滇西沦陷。他应国民政府云南省主席龙云先生之邀，赴昆明共商局势及抗日谋略。此后即以云南省第二届省参议会副议长的身份，多次赴重庆与中共南方局书记董必武同志联系，由此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并积极投身于抗日民主爱国运动。
抗战八年，他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以弱胜强，终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壮举中，深切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一真理。他帮助著名滇军将领张冲先生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围，辗转北平，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工作。在省参议会任职期间，云南的政治形势错综复杂，他不顾个人安危，利用与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私交，应付了来自重庆国民政府的种种压力。同时，尽力为民主党派等筹措经费，资助爱国民主活动，为维护抗日统一战线，争取抗战胜利而奔走。
旧政协移居南京后，他作为龙云先生的代表，长住南京，与董必武等同志定期会晤，交换情报，策划军队起义和倒蒋事宜，继续为国共和谈奔走。和谈破裂，代表团撤回延安后，他代表龙云先生来往于宁、沪、港等地，几经周折，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继续协助龙云先生策划滇军起义和云南起义工作。在云南和平解放前夕。他依照中共地下党组织提供的名单，营救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一九四九年夏，他到北京，向中共中央请示云南起义事宜，并与董必武、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共商起义的具体部署，为云南滇军起义和云南和平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云南起义后，他奉党中央的指示，陪伴龙云先生从香港回到北京。在港期间，他积极支持进步文化事业，《文汇报》最困难之际，曾代表龙云赠款数万元支持《文汇报》，使之得以继续出版发行。
一九五○年，李一平先生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云南省政府委员，并以教育界特邀代表身份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二次全体会议。会后，受周总理之托，再次赴港从事统战工作。后因朝鲜战争爆发，局势发生变化，即返回北京。同年冬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参事。一九五三年，他参与发起成立了中国佛教协会，并当选为历届常务理事。一九五四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他曾担任参事学习组的召集人，积极组织参事学习、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作为无党派人士，他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李一平先生拥护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古稀之年，不顾年高体弱，坚持外出搞调查研究，对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以及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提出了有益的意见和建议。他拥护“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殷切盼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并为此作了不少工作。他曾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出关于修建享誉海内外的文化名人陵园的意见，并亲自奔走落实，为保护国家文物做出了贡献。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一日五时，李一平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医院逝世，终年八十七岁。
国务院参事室在《李一平同志生平》中盛赞了李一平先生崇高道德风范和一位爱国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的电讯中说：“李一平先生几十年来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是党的挚友和诤友。他一生研究儒学、佛学，讲求做人之道，深受爱戴和敬重。他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祖国统一大业做出了很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