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渠珍（1882－1952），号玉鍪，祖籍江西，后迁入凤凰。16岁入沅水校经堂读书，1906年毕业于湖南武备学堂，任职于湖南新军。曾加入同盟会。是一位经历汉藏传奇婚恋，写出《艽野尘梦》这种痛彻心扉爱情的传奇官人，一位九十多年前就已徒步穿越青藏高原的奇人，他就是与民国总理的熊希龄、著名文人沈从文并称凤凰三杰的湘西王。
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有一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这地方本来叫镇筸城，后改凤凰厅，民国后才改名凤凰县。凤凰古城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风景秀美。这里的风景已经被无数游人赞美过了，只想说一说这里的“人杰”。在中国的军队中，有一支由同乡原籍世代习武的族裔组织的职业兵团，那就是出自湘西——主要是苗汉古城凤凰的“筸军”。
明嘉靖三十三年，负责弹压湘西苗疆的镇筸参将从麻阳移驻至此；清顺治三年，镇筸参将升为副将；康熙三十九年，沅州镇由芷江移防凤凰，改称“镇筸镇”；康熙四十三年，统领湖南三府一州军务、政务并直辖三厅的辰沅永靖兵备道亦由芷江移驻凤凰，自此凤凰成为湘西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
不断的移民，不断的战争，逐步形成了近代的苗汉分界线，几百年来不断的苗汉冲突和战争使这里常年拥有一支军队。屯丁分田到户，且耕且守，战丁专事操练，由屯田佃租中拨粮关饷，数以万计的凤凰人就这样被屯田的绳索牵在封建朝廷和旧中国的战车上，以致使当兵吃粮成了世代传统。因此地名镇筸，故称这支军队为“筸军”。乾嘉年间苗民起义后，清政府在已损毁的南方长城沿线修建汛堡、屯卡、碉楼、炮台、关门一千几百座，其中凤凰境内修筑了八百余座，征得屯田六万亩，养屯丁四千，战丁一千，苗兵二千，共计七千人之多，加上朝廷绿营总镇约四千人的兵额，当时凤凰十万左右的人口，就有一万人常年兵役在身，这个比例恐怕在其他地方都难以出现。当凤凰古城还处在边防要塞位置的时候，军旅的粗犷气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湘西人。孩子们从小就习惯了看兵营里的士兵舞枪弄棒，喜欢看大人猎取野猪或豹子宰杀了来分肉，喜欢看杀人割下耳朵挂在墙上，还喜欢看宗族家长把不守妇道的年轻媳妇绑来沉潭，甚至还会看到活剥人皮！他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凤凰人尚武成习就毫不奇怪了。筸军在鸦片战争、辛亥革命、护国护法、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中都有激动人心的表演。大大小小的战争在凤凰这座小山城里，制造了许多的军人世家，制造了凤凰人特殊的地方荣誉感。
抗战期间，1937年11月以凤凰籍官兵为主组成的国民革命军第128师，赴浙江嘉善狙击侵华日军第六、第八两个师团，及以后的南昌会战、宜昌反攻、荆沙争夺、长沙会战以及洞庭湖南岸的据点争夺等一系列抗日战役中，每一硬仗苦战都有竿军参加。抗战前夕的凤凰，大约不到一万户人家，却拥有三千左右连排下级军官，以及五个师的兵力储备。经过八年殊死征战，到了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的1945年，凤凰二十五岁以下的男丁死伤数目惊人，至少有三千位少妇守了寡，上万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老无所依……湘西“筸军”绝不仅仅是只是挥舞着铁血大旗冲锋陷阵的猛夫，他们骨子里涌动着的古城文脉让他们高人一筹。
从道光二十年（1840年）至清光绪元年（1875年）短短的36年间，就从“筸军”里选拔出20位提督，其中7个成为朝廷重臣封疆大吏，21个总兵，43个副将，31个参将，73个游击等三品以上军官。民国时期，“筸军”又诞生了7个中将，17个少将，230个旅团以上军官。而它的最后一位“舵爷”龙云飞自杀，已经是一九五零年的春天了。新中国的军队中，从“筸军”、湘西籍人成长为将军、干部的大有人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的朱早观将军，位居中国武装警察部队政委的李振军将军就是杰出代表……
筸军的第一任大佬田兴恕，道光十六年出生于麻冲乡的一个苗族家庭。16岁参加了筸军，作战勇猛。22岁时当上副将、总兵。24岁任贵州提督，诏赐钦差大臣。25岁兼任贵州巡抚。军权民政集于一身。1861年，因不满传教士在贵州的非法活动，先后将天主教传教士文乃尔及教民四人凌迟处死。在法国大使馆的压力下，1865年，田兴恕被革职发配新疆，“永不赦免”。到了兰州，所幸被陕甘总督左宗棠接收。左宗棠起用田兴恕带兵征剿，屡获全胜。左宗棠奏请光绪帝，请求将田兴恕释放回原籍。1873年，田兴恕回到故乡凤凰，田兴恕的故居门口悬着对联：人杰地灵文经武纬，物华天宝提督军门。四年后，年仅四十一岁的田兴恕英年早逝。四十年后，田兴恕的第三子田应诏因在辛亥革命担任光复南京的敢死队长、护国将军的英勇表现，又成为国民党中将，湘西镇守使。但是他很快厌倦了这种生活，1920年将统领湘西军政大权让给时年38岁的陈渠珍。
西藏生死线：艽野尘梦
作者名称 陈渠珍
作品时间 2011年11月1日
《西藏生死线艽野尘梦》是2011年朝华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陈渠珍。本书是一代传奇人物“湘西王”陈渠珍亲笔撰写的一部回忆录。
西藏私家笔记：艽野尘梦
作者名称 陈渠珍
《西藏私家笔记：艽野尘梦》是2009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陈渠珍。
正因为“筸军”的起源和独特的地域民风，成就了最具筸军性格又能长久在湘西叱咤风云的人物，莫过于民国时代雄霸一方，人称“湘西王”的陈渠珍了。三朝元老陈渠珍的传奇一生，如同链条一样将晚清至新中国的若干历史事件与人物都能连接起来。
陈渠珍，号玉鍪，祖籍麻阳，1882年9月22日生于凤凰镇筸城。原来在家族中的名字叫陈开琼，7岁入私塾读书，后在本县学馆芷江明山书院就学，16岁入沅水校经堂读书。其心高气傲，抱负不凡，便改名“渠珍”以喻珍宝空遗沟渠，因古书上有“古者有鍪（武士头盔）而绻领，以王天下者矣”，故又自号“玉鍪”。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毕业于湖南武备学堂并加入同盟会。年仅24岁的陈渠珍分配在新军第四十九标任队官，在协统钟颖辖下驻军四川百丈邑。由于在同盟会的反清活动被人怀疑，1907年经湖北巡抚张学簪介绍，偕同乡、旧学友林修梅投奔川边大臣赵尔丰，任新军六十五标队官。在四川西藏从军时，陈渠珍多次提到的湖南同乡林修梅，（他的堂弟便是延安五老之一的林伯渠。）1903年5月，林修梅入长沙的湖南陆军武备学堂第一期学生，从此结识了陈渠珍。毕业后出任湖南陆军速成学堂主持人，湖南新军炮兵营长，湖南陆军速成学堂区队长等职并以公费委派留学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1908年12月，林修梅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随即回国被派往四川新军任职，陈渠珍也同时进入川军队伍。
宣统元年（1909年）英军入侵西藏，达赖十三世向清廷求援，复又恐清军入藏，令藏军阻截。时清军已集结成都，陈渠珍上书《西征计划》，得上司赏识；七月，钟颖率部进军西藏，陈渠珍被任命为援藏军一标三营督队官，参加了工布江达、波密等地战役。林修梅部被编任第三营管带（是陈的上级）一同进藏。有一次，林修梅批准了陈渠珍请缨外出的侦察活动，在这次侦察中陈受伤被藏军捕获，以其智勇赢得藏人钦佩，送归汉营。川边大臣赵尔丰抵昌都，责其贪功冒险，受谗迁罪于林修梅，遂撤销林的管带职务，委陈渠珍取而代之。而林修梅因此辞队经印度、缅甸、渡南海而归，后任孙中山大总统府代理参军长、陆军上将。1921年10月病逝于广州中法韬美医院，时年仅四十二岁。陈渠珍则进军驻守工布江达，偶遇藏族姑娘西原，由此生出一段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传到西藏后，进藏川军中的哥老会组织积极响应，其部属还杀死了协统罗长琦。陈渠珍为同盟会员，深知形势危殆，于是策动手下湘黔籍官兵115名，取道羌塘草原，翻越唐古拉山入青海返回内地，却因误入歧途，迷困荒漠，断粮挨饿，茹毛饮血，绝地辗转七个多月，直至民国元年（1912）6月，历尽艰苦方到达西宁，全队仅七人生还。藏女西原追随陈渠珍走出大沙漠，却不幸病卒长安。
1912年陈渠珍回到湘西，地方让他督办开河工程，田应诏保奏他开河有功，却因政府查办在西藏时协统罗长琦被杀案，有人诬告陈是主谋，被逮解送京。陈渠珍力辩得直，又得傅良佐担保，方得脱案。回湘西后仍得田应诏赏识，在军中任副参谋长，主办军官训练团。民国2年（1913）任湘西镇守使署中校参谋。1917年升参谋长，兼任第一梯团团长。1918年护法战争兴起，湘西镇守使田应诏组织护法军第一路军，命陈为参谋长兼第一梯团长，旋又代理第一路军司令。民国9年（1920年）接过了田应诏原任的湘西护国联军第一军军长大权。次年（1921年）又兼任湘西巡防军统领，移驻保靖。他提出“保境息民”的口号，整军经武，剿抚兼施，统一湘西，在老家关起门来建设湘西独立王国。民国14年（1925），省长赵恒惕任命陈渠珍为湘西屯边使。民国16年（1927）唐生智任命陈为第十九独立师师长，陈回驻凤凰。为培植地方武装势力，他兴办了军官教导团、经武学校和国术训练所等机构；亲自编著了《军人良心论》等教材。在财政上，他极力扩充税源，加收盐税、木关税、特税（大烟税）、火坑捐（户口捐）等约五六十种苛捐杂税，掌管湘西全部屯租，还兴办了湘西农村银行，票币发行量达10万元，流通于湘西14个县。还先后在凤凰县办起了造枪、皮革、木器、印刷、毛笔等工厂。
凤凰城里西北侧的西门坡有座“朝阳宫”，是陈渠珍之兄陈炳、陈开藩在民国四年（1915年）发动族人捐资兴建的，原名陈家祠堂。民国12年（1923年）时任湘西巡防军统领的陈渠珍又扩建戏台一座，经常在此聚会听戏。应该说，民国年间，这里是最热闹的地方。由于国内军阀间的暂时休战，北京、上海和各省报纸正热烈地讨论“兵工筑路垦荒”、“办学校”、“兴实业”的有关国内建设问题。感受着时局的影响，陈渠珍主持湘西军政后，打着“保靖息民”旗号，开始实施“湘西自治”。陈渠珍草拟了一份计划，将湘西13个县划分为100多个区乡，试行“湘西自治”。经过几次各县县长和乡绅代表会议讨论、协商，就着手实施。于是，单在保靖，就设立了一个师范讲习所，一个联合模范中学，一个中级女学，一个职业女学，一个模范林场和六个小工厂。学校教师和工厂技师，都是从长沙聘来的，薪水比本地人要高。加上原来的一个军官学校，一个学兵教练营，六个军农队，湘西一时呈现出兴旺而有生气的景象。当时的《巡防军军歌》的歌词就有此豪言：“湘西西上五竿好河山，论疆域，连黔带蜀，级级有雄关。澧兰沅芷，纵横直荡，地势本天然。三军忠勇，十县团结，千里靖烽烟。”为促进自治，他还在保靖置办了一部印刷机，设立报馆，筹办一个定期刊物。还组织了一批湖湘子弟去山西观摩考察阎锡山自治下的“模范村”。就是到了1937年，熊希龄临终前，挂念家乡的织锦业工艺，他写信给陈渠珍，请他给予扶持。陈渠珍接信后立即照办，马上成立了凤凰工艺厂。
各行业的迅速发展，使湘西一度出现辛亥以后最好的局面。这时，国内联省自治口号喊得极响，有人比喻陈是“湘西土酋长”，陈渠珍便仿阎锡山在山西做土皇帝办法，以“湘西王”自居。陈渠珍的“湘西自治”兴办的各种教育、民生、经济等事业，是湘西历史走向近代的重要一页。当然，土皇帝往往不是改革家，陈也有保守的一面。在内部管理机构上不实行变革，沿袭清代绿营屯田制老例，人民承担赋税极重；对外又不思进取。他根据湘西各自然村寨多系同姓家族的特点，效法古代部族制进行统治：以同一家族组成大保或联保；其下为若干同姓的自然村寨，相当于一个大家庭，大家庭以下又编为“十户一联”的所谓小家庭；若干部族联合组成行政乡，乡长由陈渠珍直接任免。这样层层设网，最后由陈总揽控制。
民国23年（1934）11月，红军二、六军团攻克永顺县城，时任湖南省主席的何键早想控制陈渠珍，于是借此形势逼迫陈部接受改编，任国民党十四师师长，其部队改由顾家齐、包轸率领开出湘西，命令陈渠珍死命拖住贺龙、萧克。红军退出城北山三十里的十万坪地区设下埋伏圈，陈渠珍的三个旅约一万多人，堕入红军伏击圈，陈部向何健请求增援，何健乐得陈的力量消耗，置之不应，令陈部死伤、被俘三千余众（年前有电视剧《雄关漫道》描述此战役中的陈渠珍，也是陈首次出现在文艺作品中）。民国24年（1935）春，何遂以败军之将罪责陈渠珍交出兵权，改以“湖南省政府委员”“长沙绥靖公署总参议”之空衔移居长沙，从而第一次结束了陈渠珍在湘西的割据局面。民国25年（1936），被迫赋闲的陈渠珍得以细细追忆廿四年前从军入藏，高原征战，结藏女情缘的传奇经历，写成《艽野尘梦》一书。
民国26年（1937）9月，陈渠珍对一向看不起他的何键怀恨在心，在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贺耀祖的支持下，利用凤凰苗胞抗租反屯的炽热情绪，于幕后策动屯务军指挥龙云飞等力量，乘机攻入乾城，震动了湘西，加上国民党上层互相倾轧，由此迫使何键被调离湖南。1939年，薛岳将其旧部改编为新六军，他任军长，辖两个师，准备投入抗战序列。陈渠珍以年老请辞，到重庆面见蒋介石，被委任为“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设计委员会委员”，任驻四川，实际上是软禁在南川县，他就在当地自办“三一纺纱厂”从事实业。
陈渠珍期间结识了工程师张远志，将自己的新作《艽野梦尘》交以阅读，张大为赞赏推荐，遂得陆续外传并在1940－1942年间的《导康》月刊上连载。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得以离川，居贵州印江、湘西凤凰。1948年国民党纠集股匪，扰乱湘西，频生事变，致使湘西民不聊生，怨声载道。1949年3月2日，沅陵发生兵变，湘西局势一片混乱。陈渠珍趁机组成了凤凰县防剿委员会，重新掌握了全县军政大权。陈为了控制湘西局势，又先后接受了宋希濂和湖南省主席程潜委任的“湘鄂边区绥靖副司令”及“沅陵行署主任”的职务，并移署乾城，在所里（今吉首）召开了“湘西善后会议”组建湘西自卫军，人枪共约3000余。于是陈又东山再起。
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部队向大西南挺进。陈渠珍由乾城退避凤凰县黄丝桥。中共湖南省委、湘西区党委及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曾多次派员来凤凰策动陈渠珍和平起义。陈在权衡得失后同意起义，10月中旬，赴乾城正式与湘西区党委洽谈和平解放凤凰及旧沅陵行署的接交等有关事宜。1950年6月任第一届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应邀赴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会议，受到中央领导人的接见。由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介绍加入民革，任民革中央团结委员。1952年2月因患喉癌病逝于长沙，终年71岁。
陈渠珍在竿军、在湘西之所以出众，之所以能称王，和竿军的土壤——湘西的民风有很大关系。陈渠珍中等个子，长得一表人才。不留胡子，脸面常年光洁清爽，黄黄的眼珠，很有威严。平时穿长袍，不戴帽子，留分头，后面拖个尾巴。俗话说，“黄眼珠不认人”，陈渠珍治事严厉，却也猜忌多疑，想是历经风雨打磨的本能反应吧。
辛亥革命后他在湘西镇守使田应诏手下当参谋，因无实权，常被同僚所讥笑。有次中营游击滕某宴请军政要员，在席间戏谑陈说，参谋参谋，就是参事参非谋衣谋食。陈一怒之下当场揪住这位上司，饱以耳光，事后不得不弃家而逃，跑到四川去投奔江湖上的朋友。后由田应昭出面摆平才返回老家。
孙中山在广东谋划第一次北伐前，曾派代表与陈渠珍联系，委以“第一师长”职务。陈渠珍请一次客，送代表两千元路费，委任状却压在被褥底下毫无作用。他不愿接受别人的指派。
1938年，自清朝武备学堂兵目队学员算起，陈渠珍在军队中的履历足有三十五年，已是中将军衔在肩。随着抗战时局的变化，国民政府将撤往陪都重庆，蒋介石想到川黔屏障的湘西此时重要的战略地位，通过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得知陈渠珍在湘西的影响力，希图利用他来巩固湘西这道可能成为抗日前沿的防线，于是电召陈渠珍到武汉一见。陈渠珍兴冲冲的前去谒见，不料蒋介石见到他只是三言两语，居高临下说了一套国府要迁重庆，湘西就成了西南大门，地位极为重要，你过去干得不错，今后更要好好干等例行公事的话，不等陈渠珍有所表示，就翩然而去。此等官场应酬让这个性情高傲的湘西人很不舒坦，自尊心大受伤害。他愤然取消了拜见陈果夫、张群、何应钦、陈诚等人的计划，立即返回湖南，取出那一叠不曾派得用场的介绍信还给张治中说：“委员长待人太轻侮，我有点受不了，别的大人物我也不想见了。”张闻说惊道：“多少著名人物欲求见蒋一面而不得，他能接见你且加以勉励，可谓特别了”，陈以沉默表示不以为然。陈渠珍当然知道“得低头时须低头，得弯腰时且弯腰”是官场上的金科玉律，可一旦自尊心受到伤害，他会被个性的本能驱使，什么都不管不顾。
1939年，与陈私交甚好的张治中，见他受到继任湖南省主席薛岳的排挤，特别安排他去重庆会见当时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以期改善他的处境。因张深知陈渠珍个性耿直高傲，而陈诚当时在国民党政府中也是炙手可热，以傲慢出了名的人物，因此事先特别嘱咐他对这位红人要谦恭一点，奉承几句。没想到陈渠珍在宴会上竟然一句奉承的话都不肯说，还在有意无意间对陈诚的狂妄露出轻慢的表情。张治中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频频在桌子底下踩陈渠珍的脚尖，可陈渠珍还是我行我素。宴会后，张治中埋怨陈渠珍说，“你这个人怎么一句客套话也舍不得讲？就是字字珠玑也要吐几颗嘛，不然怎么求他通融？”接着又建议陈渠珍回访陈诚，补救一下。陈渠珍婉拒了张治中的建议，说：“我的年龄到底比他大许多，为一官半职乞求于他，太不像样子。”张治中听了暗暗叫苦，早知陈渠珍如此心高气傲，就不该安排这次见面，这下对陈没帮上忙，反而会弄巧成拙。果然，后来陈诚不但不成全陈渠珍，反而指责陈曾在湘西“养匪纵匪，放匪收匪”，使蒋介石险些下令将陈渠珍扣押。
过了些时候，张治中通知陈渠珍说，委员长听说他要回湘西，准备再次召见他。陈渠珍听后不但不肯去，反而对张说：“宜为庶民，也不折腰为官。”张治中暗中佩服这个湘西人的骨气，但口中不得不劝说道：“小不忍则乱大谋，你的个性太刚直，要吃苦头的。”陈渠珍事后对友人说，“蒋介石的住房里有许多狗洞，我就是不能丧失人格去钻上一钻，求个一官半职。”
陈渠珍在湘西经营了大半辈子，他的经历中曲折离奇的故事多得很，可是他的同乡不论长幼，总爱重复讲述他跟蒋介石斗气的一段。在凤凰人看来，陈渠珍是他们历史的代表，当年敢于不买蒋介石账的，非陈渠珍莫属。至于陈统领为了他的负气，付出了历时七年被迫流离失所的代价，他的乡邻多半不愿提起。这些震撼人心的故事，成了湘西人的骄傲，在漫长的年月里驰骋在凤凰人的幻想里。
直到今天在湘籍弟子的博客里，还有这样洋溢着仰慕之情的言辞：这里家喻户晓的“湘西王”陈渠珍，既能“十年生息，十年建设，励精图治，可将百孔千疮之湘西治理成为富庶之邦”，又会“任意施为，纵匪为患”，竟然是条响当当的“宜为庶民，也不折腰为官”的硬汉。
陈渠珍无问鼎天下的雄心，他要做的，只有四个字：“保境安民”。身处乱世，内忧外患，想保一方百姓平安，一年不易，何况二十余年。陈的同乡，著名画家黄永玉讲到陈渠珍，认为他：与常人不一样，陈有底子，常人没有，他的底子是西藏打的。经历了《艽野尘梦》那种大难大厄的人，要么看破红尘，遁入空门去，要么有常人难有的毅力与品格，成常人难及的事业。这样的气质一代代传了下去，一段段故事都在这城墙内外开场与落幕……
沈从文成名后自己说过，1922年前的沈从文是流氓、土匪、痞子，甚至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两脚站立没有羽毛的动物。他不读书、看杀人、到野外撒野、打架、弄别人的船，父母根本就管不住。1917年9月家人将他送去当兵，已是没有办法、无可奈何之举。1922年，陈渠珍执掌湘西大权不久，二十岁的沈从文从川东被部队遣散回到保靖，被陈渠珍留在身边作书记，领中士军衔。陈渠珍在军中自律甚严，年近40也不讨姨太太（晚年却娶了几位姨太太，那是沈从文离开湘西以后的事了），每天天不亮即起床，平时极好读书，以曾国藩、王守仁自许，看书与治事时间几乎各占一半，往往读书至深夜还不睡觉。军部会议室是一栋新房屋，孤零零建在一座山上。开会时，如机要秘书不在，就由沈从文担任记录。平时，会议室就由沈从文留住。军部会议室里放置了五个大楠木橱柜，柜里藏有百来幅自宋及明清绘画，几十件铜器古瓷，十来箱书籍，一大批碑帖，和一套《四部丛刊》。沈从文后来讲道，带了这么多书行军的长官实在罕见，更何况“每个日子治学的时间，似乎便同治事的时间相等”，“全不与我三年前所见的军队相像。一切都得那个精力饱满的统领官以身作则，掰画一切，调度一切，使各人能够在职务上尽力，不消沉也不堕落。”
当然，这个统领就是陈渠珍。军部书记的职务也比秘书处、参谋处书记要做的事多。一有急电或别的公文送来，即使是半夜，也必须立即起床，抄写回文。因此，沈从文不能随便离开会议室。无事可做时，沈从文只能以读书作消遣。每当陈渠珍需要阅读某一书或抄录书中某一段时，就由沈从文预先准备好。于是，图书的分类编排、编号、旧画古董的登记，全由沈从文来做。由于登记涉及书画作者的人名、时代及其在当时的地位、铜瓷器物的名称、用途等等，这些都必须弄得清清楚楚。有时，他将那些宋至明清绘画一轴轴取出，挂到墙壁上，独自默默地欣赏，领会它们的妙处；有时翻阅《西清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识》一类古籍，与那些铜器上的铭文作比较鉴别，估出它们的名称及价值；有时又去查阅《四库提要》，以弄清一部自己不熟悉的古籍的作者及其生活的时代。“……我在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份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所成的种种艺术，皆得到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
在这过程中，沈从文学到了许多知识。又由于必须经常替陈渠珍翻检抄录古籍，日积月累，沈从文将大部分古籍也看懂了。他的中国传统艺术根子，就是在这时扎下的。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被动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宽广而深切的变化。以至后来评说“沈从文的脚步，一直牵着陈渠珍的影子”，沈从文在这方面显示的才能获得了陈渠珍的赏识。他这段时期所接触的中国古代历史、文学、艺术，深深地影响了他后来文学创作的风貌；浸透在他创作中的古典文学修养、后半生从事文物研究必需的学识基础，乃至他对中国书法历史的透彻了解，几乎都能在这里找到最初的源头。这时候进一步影响沈从文的人物，就是陈渠珍当年的老师，也是沈从文的三姨父聂仁德先生。聂仁德是个饱学之士，1893年与熊希龄进京会试，为同科贡士。后因丁忧，未能参加殿试。辛亥革命在凤凰成功那年，成为湘西民选第一任民政长。那年是从湖北监利县县长任上下来，路过保靖，稍事休息的。聂仁德50多岁，枣红色脸膛，浓眉，长髯，长袍马褂，一派斯文。他到达保靖后，立即被陈渠珍安排住到了风景宜人的狮子庵。狮子庵位于保靖著名的狮子洞口。临河一面石壁，形同狮面，石壁附近有“天开文运”四个斗大摩崖石刻大字。石壁上有一天然洞穴，张开如狮口，即为狮子洞。洞壁全是洁白如玉的钟乳石，一条天然小道通上一座石屋。清乾隆年间，邑令王倡建书屋三间于狮子洞前，虚掩着洞口。书屋前老树、修竹、古藤相互绞结缠夹，一派青郁气象。沈从文几乎每天都要过河到狮子庵去，听聂仁德谈“宋元哲学”，谈“大乘”、“因明”，谈“进化论”，好奇心驱使沈从文提出许多他不知道却又极想探究的问题。这一老一少，在这亘古长存的石洞前，面对千年长泻的河流，进行着没完没了的辩难，也就种下了沈从文要用一生精力去思辩、去解答、去证实的作业。于是他向陈渠珍提出离队北上求学（1935年），陈渠珍不但表示支持，还答应为此提供资助。沈老后来回忆：“我于是拿了他写给我的一个手谕，向军需处取了二十七块钱，连同他给我的一份勇气，就离开了保靖。”但是沈从文离开保靖后不久，陈渠珍因十万坪一役，陷入了政治、财政方面的困境，之后就没能实际资助沈从文了。然而，这所有的一切在沈从文的整个人生中得以铭刻。
1914年，孙中山发出了“讨袁告示”，中华革命党在各地建立了支部，组织武装讨袁。贺龙起而响应，先是与陈图南、谷绩廷一起领导了湘西暴动，后则刀劈芭茅溪盐税局，拉起了一支农民武装，打出了讨袁护国的旗帜。此时贺龙加入田应诏部队，被任命为湘西护国军左翼第一棵团第二营营长，归属靖国军林德轩的第5军所属马吉祥部。这时期陈渠珍九死一生从西藏辗转回到湘西，1913年，在湘西镇守使田应诏手下任中校副参谋长，后代理湘西靖国军第1军军长职。陈渠珍精明能干，他以替田应诏训练骨干为名，主办军官训练团，实际上开始了培植自己的军事实力。为日后全面控制湘西奠定了基础，因此第1军的4个团军官，多出自陈的部下。陈渠珍势力上升，正以武力统一湘西取代田应诏成为湘西镇守使，要当“湘西王”。在此武装压力下，陈渠珍先迫使林德轩退出湘西，但贺龙率部留在桑植。陈先派其右翼司令张云龙，率其精锐之旅伏击贺龙，被贺龙击败；再委派其亲信肖某出任桑植县县长，对贺龙进行游说，促其归附。没过几天，贺龙便收到两张委任状，一张是陈渠珍送来的，委他为支队司令，驻防沅陵；另一张是澧州镇守使王子豳来的，委他当团长。贺龙看着两张委任状，想到自己同陈渠珍素无往来；而王子豳在武昌首义中，曾率领“武字军”，智取荆州，在消灭最后一支清军的战斗中，被孙中山先生赞为“奋勇能战”，贺龙最后决定接了王子豳的委任状。
1920年7月，湘西发生兵变。谭延闿第三次督湘不久，指使澧州副镇守使卿衡，在其赴慈利时，将王子豳杀害于途中，夺取澧州镇守使大权。王子豳的儿子王育寅发誓要为父报仇。7月26日，在慈利的东岳观集中了七千人马，哭师起兵，自封为常澧靖国军总司令，并派人赴桑植请贺龙出兵作战。贺龙与卿衡早有旧隙，今见王育寅相请，遂起兵赴慈利，合力攻占了慈利。并在贺龙建议下派代表到广东谒见孙中山，请求派林修梅来湘西带兵，获得孙中山批准。林修梅到慈利登台誓师，就任湘西靖国军总司令，委任贺龙为湘西靖国军第3梯队团长。10月中旬，林修梅发兵常德，贺龙部队为先锋，激战三天攻克常德。谭延闿大肆集兵反攻，周旋了数月，林军终寡不敌众。这次行动失利后，林修梅辞职离湘赴武汉，贺龙率本部人马返回桑植。此时已完全掌握了湘西的军政大权的陈渠珍终于说服了贺龙，委任贺龙为湘西巡防军第2支队司令，隶属于右翼司令张云龙。是时，二人共同驻军常德。
当时正遇着湘西大旱，保靖、龙山、永顺、桑植等八县，饥民180万。真是赤地千里，号啕之声震天。陈渠珍广设粥棚，赈济灾民。这下子，老百姓没有说陈渠珍不好的。从此，陈渠珍就在湘西站稳了脚跟。一日，常德城北梁山百花盛开，陈渠珍和贺龙二人带了少数随从，共游梁山。梁山又名太阳山，因唐时郡人以梁松配飨而得名。二人缓缓地走着，谈着天下大事。说到那些军阀祸国殃民时，都切齿痛恨，说到百姓饥寒交迫，都深表同情。临近山顶，建有一座汉朝名将伏波将军马援祠庙，庙宇早已破败不堪。陈渠珍指着庙说起马援征交趾回来，屯驻此山，因受小人谗言，终至革职抄家的史事。陈渠珍感叹地说：“政治不良，小人专权，忠良受害，百姓遭殃。这些年来，我赴康藏、走四川、经甘肃入陕西，历经千山万水，所到之处，人民的生活无不在水火之中。大清国倒了，国家该振兴了吧，可还是一个老样子。袁世凯尸骨都烂了，可国家还纷乱如麻。”贺龙说：“是啊，我原来也以为搬倒一个袁世凯，国家就好了。现在看来，我们想得太天真了，但愿孙先生的理想得以实现。”不久，冯玉祥为常德镇守使，移驻常德；而桑植为田应诏手下的一个姓马的团长驻防，此人无恶不作。贺龙、陈渠珍部队离开常德，由贺龙领着自己的队伍，趁机打回桑植，赶走了马团长，便在桑植继续招兵买马，训练军队。1921年孙中山派石青阳赴川东联络旧部，组织军队。石青阳接令后，便取道零陵，越衡山、经长沙、历辰沅，进入川东。1922年初，石青阳又跃马奔湘西，见到陈渠珍，两人都非常高兴。原来陈渠珍同石青阳都是早年加入同盟会的会员，癸丑讨袁失败后，陈渠珍返回凤凰，石青阳出逃日本。石青阳向陈渠珍说明召集人马随孙中山先生北伐的来意后，陈渠珍当即推荐了贺龙。
陈渠珍老谋深算，知道贺龙是拥护孙中山的，深得湘西人敬重，常担心其久居湘西，终成心患。石青阳借兵，他觉得可以借此机会，做个顺水人情，把贺龙遣出湘西。贺龙一向跟随孙中山。石青阳是奉北伐大本营孙中山之命入川组织革命力量的，跟他入川，能为北伐讨贼出力，这是欲谋而不得的，何况，也是摆脱眼前陈渠珍控制的好机会，因此他也欣然从命。石青阳也早知贺龙之名，大喜。于是，任命贺龙为四川讨贼联军川东边防军独立团团长。后来，贺龙在自传中写到此事“陈渠珍感到我对他威胁太大，就命令我随石青阳去四川。我向陈渠珍要正式命令，陈渠珍不给。入川之后，陈渠珍打电报给赵恒惕，说贺龙叛变了。”自此，贺龙走出湖南，加入共产党，征战数十年，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大元帅。而陈渠珍也因与乡谊这段交情，同是英雄相识之念，才有后来“剿共不剿贺”的原则，凡是同贺龙带领的红军交战，采取亦战亦和的策略，而贺龙军队借道陈的防区，陈也慨然让路，甚至贺龙队伍有难，陈也慨然出手相救。
沈从文能够有1922年的启蒙，多少得感谢陈渠珍以及那幽静的小房子里的书画。像陈渠珍这样一个完全带着匪气的人，在杀人如麻的外表下，对于他的内心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呢？只有陈渠珍那一屋藏书藏画透露了他的好学，不是《艽野尘梦》，可能就没有人知道湘西王还是文才斐然。1936年，军队与权力都被架空了的陈渠珍，终于可以静下来想一想他的人生了。陈渠珍坐在长沙“寥天一庐”的窗户下，发现自己人生真正拥有的，恐怕就只有那段仅仅几个月却是毕生刻骨铭心的爱情。在那一刻，这种思绪更加强烈地涌动着，二十多年的刀光剑影以及流淌的鲜血也释放不了这种涌动。那支笔在窗户前的书桌上摆着，也许，那强悍的手不知多少次拿起又放下。终于，那爆发不可压抑地来临，白色的纸上出现了浓墨的《艽野尘梦》。回忆是从26岁驻军四川，调防西藏讲起，山川地理，行兵布阵，异域生活，迭现精彩，“比之《鲁宾孙漂流记》则真切无虚，较以张骞班超等传，则翔实有致”，尤以其与藏女一段旷世情缘及逃奔中原，读之者无不惊心动容。其中最震撼世人的那段内容写道——
陈渠珍随川军入藏收复工布之后，有一段比较安定的驻防日子，相识了贡觉的营官加瓜彭错。加瓜彭错向他历数藏王的虐待，并邀他到自己的府邸做客。在那天宴饮中，陈渠珍第一次见到了加瓜彭错的侄女西原。西原那时不过十五六岁年纪，夹杂在一群烂漫的藏族少女中，为客人表演马上拔竿的精湛马术。西原矫健敏捷，衣袂飘飞中策马连拔五竿的英姿为陈渠珍留下了深刻印象，因而向加瓜彭错极力称赞。席上加瓜彭错笑说既然如此错爱，那就将西原许嫁给你吧。当时陈以为不过笑言而已，也就漫然答应。不料几日之后，加瓜彭错真的将盛装的西原送来，西原靓装明眸，风致楚楚，于是一言之戏竟结姻缘，二十余岁的陈渠珍便堕入一段惊心动魄的爱恋之中，“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后来他率兵进攻波密，西原亦随夫征战，且在战场危急之时及时提点救回丈夫及一干弟兄的性命。再后来武昌起义消息传至西藏，援藏军随即哗变。因军中哥老会势力强大，原来已隐现的权利倾轧及仇视同盟会等矛盾爆发，陈渠珍部属已发生相互仇杀事件，不得已决定率湘黔籍官兵115人逃返内地，西原坚随丈夫出逃。临走之时，西原的母亲将一座贵重的八寸高珊瑚山送给这对乱世鸳鸯留念，与其洒泪而别。陈渠珍出逃之后，便传来了加瓜彭错夫妇死于叛乱之中的消息，西原在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中，依然跟随陈渠珍逃亡出藏。走上回归路的陈渠珍被带路的喇嘛误导，迷失于绛通草原（今羌塘草原），在严寒的冬季翻越唐古拉山脉，食粮殆尽，身心遭到极大摧残，陈的士兵一度心性大变，甚至欲杀随行藏兵为食。西原极力阻挡，并为士兵们猎来野狼野驴，让他们渡过难关，后来境况越来越艰难，陈渠珍几欲倒地不起，西原持枪护卫左右，艰苦的历程走了七个多月后，才抵达青海湟源，所带弟兄仅七人生还，曾经明艳如花的西原，也已经形容憔悴不复昨日了。
陈渠珍与西原两人又再经西宁往西安，一方面借居于他人旧宅，一边给老家写信要汇款，以便南归。拮据不已的两人相依为命，寸步不离，变卖了随身所携的一切贵重物品，依然难以为继。不得已之下，西原将母亲临行前所赠的珊瑚山拿出变卖。因为珊瑚已在漫长的逃亡途中压碎，陈渠珍在城中逡巡多日，方从一家古董店换回十二两银子。本以为可以凭借这些银子等家里汇款到，即可南归。不料战争期间，音讯阻隔，一直到11月初，汇款依然未见踪影，两人再度陷入困窘之中。陈渠珍在西安仅相识一同乡湘西永顺人董禹麓。陈渠珍困顿无计又变卖了一具望远镜，换了六两银子。每天陈渠珍外出谋事，西原都会亲送至门口，然后在家中静静坐等他归来。有一天，陈渠珍回来稍迟，西原开门的时候，满脸绯红。原来自他一出门，西原即觉头痛难忍，但又怕他归来无人应门，所以一直支撑着坐等他回来。就在这天夜里，西原便大病不起，渐渐不能进食。陈渠珍问她想吃什么，自幼生长于草原的西原说想喝牛奶。陈渠珍买了鲜牛奶回来，西原却只喝了几口，就再也不能继续。其实西原是得了天花，陈渠珍请医生来看，医生误诊为中了寒毒，虽服下药，病情毫无改变，再告之医生另开一剂，然而西原病情却愈见加重。不几天，西原跟陈说自己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母亲用勺子给自己喂糖水，以西藏的风俗，梦见这一情景，即意味着死期不远。西原言毕已泣不成声，陈渠珍虽多方安慰，西原始终不能宽怀。这一夜，西原的天花突然现出了黑血，陈渠珍心知已回天乏术，只能暗中啜泣。至四更天，西原将他唤醒，哽咽而言：“西原万里从君，一直形影相随，不想竟然病入膏肓，不得不与君中道而别。然而君若有幸能够得到帮助，脱离此地，我死亦瞑目了。如今算来，家中书信应该不日即到，愿君南归途中，一路珍重，西原已不能随行了。”西原语音一落，长吁一声，溘然而逝。陈渠珍抚尸痛哭，几乎气绝。他清醒过来之后，检点行囊，一共只剩一千五百文钱，连给西原殓葬都不够，想至此，悲从心起，又是伤心大哭。后来他终于想起董禹麓，于是拭了泪打算出门借钱。东方渐白，走出门来，想起之前也已向董君求助过，这一趟真不知如何开口，于是又转回屋。然而看着屋内瞑然长睡的爱妻，不禁痛彻肺腑，大哭一场，终于还是去了董家。董自己也不富裕，但却立即将族弟寄存在自己那里的三十余两银子全给了他，并叫自己家人帮忙料理西原后事。女仆替西原淋浴更衣之后，又请来僧人颂经，中午过后，终于装殓，下葬于西安城外的雁塔寺。陈渠珍想起西原追随自己的种种艰难，抚棺大哭。回到居处，已不见西原身影，只觉满室清冷，帏帘飘飞，恍然如历隔世，又不禁仰天长哭，泪尽声嘶，大呼：天胡不吊，厄我至此！这位拼杀沙场，沥血厮杀的斗士此刻也“述至此，肝肠寸断矣。余书亦从此辍笔矣”。《艽野尘梦》也就到此戛然而止了。
西藏这片高原，它的爱情也充满了蓝色天空的纯洁。想象得出沉醉于爱情中的陈渠珍的心境。然而当爱情面对荒漠、饥饿、绝境时，会出现什么情况？谁都无法想象，但西原还是毅然地跑出了高原以外的天空，她的心冲出蓝天，向往着与爱人飞翔在一起，尽管蓝色的天空也还有飞扬的尘土。1936年的陈渠珍，同样是相信爱情的伟大的，因为爱情让他们战胜荒原、沙漠、饥饿、绝境。因为二十多年后陈渠珍仍然历历在目的想念着这一切。21世纪的有些人不尽认同这是一段真正的爱情，说陈渠珍出征前已有妻儿，书中也写到他在藏地对妻儿的怀念。或许在一句酒后戏言接纳西原时，还算不上真情爱，然而在后来的朝夕相处、出生入死的大跌宕日子里，每天风云变幻的生活带出的恩、情、义，已经令这段情缘日渐升华。尽管西原在全书中的出现描述不算多，但每当写到自己在最艰难的时刻，西原总出现在他身边，我们深感作者还保持着对西原那份强烈的感情，致有二十多年后还用拿枪的手，提笔记录下这一切。这篇忆述既是陈渠珍的人生铭记的写照，到今天我们翻阅数十资料，好不容易才得以将这段传奇悲剧的尾声补上：望眼欲穿的家书和银子，终于在西原离世后一个月寄到，陈渠珍到西原坟前祭奠告别后南归。这几年被“苦其心智、劳其筋骨”的陈渠珍果然得以承担“大任”，回乡九年他已成为“湘西王”了。
陈统治湘西三十年，开工厂，办学校，造枪炮，发钞票，湘西二十余县尽归其属。
到了1949年8月，解放军攻占湘北各地，国民党守将程潜、陈明仁起义投诚，宣布湖南和平解放。在新的形势逼迫下，白崇禧、宋希濂等各战区长官都希图以湘西为屏障，建立西南防共阵线，一时湘西地位再度变得十分重要。各派说客穿梭游说陈渠珍且不算，连蒋介石本人也亲自来信，勉励陈“勘乱卫国，共图中兴”，并有消息说，陈渠珍已被推荐为代理湖南省主席。
经历多年世事沉浮己是老谋深算的陈渠珍还想观望一阵风声再作决定。于是陈渠珍在9月初遂携家眷从沅陵行署转回老家凤凰县，避居黄丝桥城内。
黄丝桥坐落在县城正西二十四公里处，始建于唐垂拱三年（公元687年），是陈渠珍父亲任凤凰营都司时带兵驻防的一个要塞，陈对这一带非常熟悉。黄丝桥地处湖南省的最西陲，稍往西去已是贵州境内，整个城体由青石建构，牢固无比，虽历时一千多年仍坚不可摧，且直通太平山、腊尔山等大山苗乡，可守可退，陈渠珍据此跟国民党共产党两方面打起了太极拳。
不久沅陵解放，国共双方都派员来黄丝桥动员他，陈渠珍仍然以他一生最成功的“审时度势”之策论，脚踩两只船，谁都不想得罪。首先策划争取陈渠珍起义工作的，是时任第四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的共产党人陈采夫。
这位陈采夫是湖南临澧县修梅乡人，1925年进入黄埔军校入第三期步兵科。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1937－1941年期间，先后任中央军校第十三期总队副、88师旅长、87师参谋长等职，1942年，史迪威出任中缅印战区司令官，授予陈采夫少将副师长军衔，随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在司令部任美国顾问组少将组长，负责训练中国远征军。他长期以特殊身份为共产党工作，解放后被任命为常德专员公署第二副专员，1955年5月调任湖南省水利厅副厅长。但这等功臣在1957年整风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翌年1月24日，他自溺于湘江。
在陈采夫安排下，对陈渠珍的和平起义具体工作是由黄埔四期毕业的王尚质先生首先出面，他在三十年代曾为陈渠珍旧部，由戴季韬先生（也是陈渠珍的旧部）陪同到黄丝桥会见了陈渠珍，向陈晓以大义，期望湘西和平解放，配合解除湘西匪患。此时，陈渠珍深感国民党大势已去，却又对共产党能否在全国取得彻底的胜利，心存疑虑，因而对起义犹豫不决，曾说过“暴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等话，故他只表示愿意保护湘川公路桥梁不受破坏，并通知他所控制的部队不抵抗我大军过境。
1949年11月，解放军四十七军副军长晏福与联络部长顾凌申致函陈渠珍，请他到沅陵洽商原国民党湘西行署的和平移交问题，陈接信后，随即召开了凤凰县旧军政人员和知名人士会议。会上，他们都表示“唯玉公之命是从”。于是，陈渠珍复电同意在乾州他的驻地再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解放及行政移交等谈判。
陈渠珍将赴乾城之前，在沱江上游黑潭江畔豹子洞召见他的老部下龙云飞，一来话别，二来通报起义谈判情况，安排善后事宜。
龙云飞是凤凰县山江镇人，苗族，山江苗族首领，民众称之为“青帕苗王”。早年加入哥老会，辛亥革命时期参加苗民光复军的凤凰扑城反正行动，头一个叼刀爬上凤凰城头。失败后流亡辰沅一带，参加了青红帮。1918年参加护法联军，后在国民党军队中步步高升，抗战时任暂六师师长，率苗族士兵在津市、株州战役中英勇猛击日军，因此受到第九战区薛岳通电嘉奖，后官封至国民党少将军衔。
龙云飞在湘西的江湖上名头很响亮，多年追随陈渠珍的治湘行动。解放前夕，龙云飞受美蒋特务陈靖雄(浦市人)的挑唆，纠集凤凰、松桃、泸溪边境股匪，在山江组建“反共救国军”对抗解放军，1950年，在都里乡暴木林山上被我军剿匪部队包围时吞枪自杀。
当时，陈渠珍对龙云飞说：共产党从东北一路南来，蒋介石的中央军尚不堪一击，我们弹丸之地草稗之师，哪能抵挡得住。我俩在凤凰经营半世，现在年事衰老，凤凰很穷，我们就算无力把它搞好，也不能把它搞烂，总要让儿孙百姓少遭涂炭才好，以免死后留下骂名。共产党要搞地主、恶霸和官僚，这几条我俩都有份，跑不掉。现在唯一的办法是到北京找张文白（张治中）和贺云卿（贺龙）。交枪、投降、办招待、听号召，我想是不会有问题的。
但他又吩咐龙云飞作一后着：你在家守住，不要出事。弦外之音是万一去北京有什么不测，龙云飞留在凤凰还可以成为跟共产党讨价还价的筹码，危急情况下里应外合再闹一场也难说。
当下双方心领神会，约定龙云飞留在凤凰，一切等候陈渠珍的消息再说。
这次谈判圆满成功。随后，在凤凰县中学大礼堂召开了有一百多人参加的和平起义大会，通过了《凤凰县和平起义的决定》。从此，凤凰县宣告和平解放。
在劝降陈渠珍的过程中，不少原国民党官员和爱国人士都出面动员陈起义，有一位功臣不可不提。这位功臣也是湘西凤凰人，名叫侯烈，1913年生于官宦家庭，从小受过良好教育。1934年春，侯烈被时任国民党新编34师师长陈渠珍送到南京中国陆军辎重学校应考。在当时的学员队队长杜聿明将军手下受教。1937年已升任为驻浙江的中国政府军128师辎重营少校营长。当时血气方刚的侯烈，风流倜傥、英姿勃发，与引导他从军的陈渠珍是忘年至交。及后军功不断，1943年，侯烈已升任国民党193师参谋长。
1945年9月国民党陈诚将军召见侯烈，倚重为“辎重方面的军事专家”，委任以少将特派员的身份去台湾参加日本投降仪式，并接收侵华日军投降缴械物资。同年10月25日，侯烈随70军进驻台湾，以技术军官的身份参加了侵华日军在台湾的投降仪式和收缴军械工作。
1947年，侯烈到南京拜访邵力子先生和张治中将军后萌生退意，1948年初，侯烈解甲归田，携带家属悄悄回到凤凰城，从此隐姓埋名、销声匿迹过其农家岁月。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1949年，解放军挥师南下，为争取陈渠珍放下武器和平起义，便找到与陈渠珍相交甚笃的侯烈，请他出面力促。侯烈挺身而出，说服了陈渠珍率十万地方军队放下了武器，接受了改编，完成使命。
1950年，侯烈被邀请到北京华北革命大学任教，后留在北京某单位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侯烈作为国民党残渣余孽被关押。侯烈的一子三女全部被押送、下放到湖南老家劳动，没收了北京的住房。
1976年，侯烈终于被释放。1989年，侯烈先生抑郁而终。
……
1950年6月，陈渠珍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又由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介绍加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议期间还受到毛泽东宴请。席间，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来宾时，指着陈渠珍说，这就是湖南湘西的陈渠珍先生。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久闻！久闻！并在会议结束后专门召见陈渠珍，向他赠送了榨油机、抽水机等几十件农具，鼓励他为开发建设湘西继续努力。
他的旧部贺龙也去下榻饭店看望老上司，多年过去，乾坤颠倒，陈渠珍见到贺龙时一改心高气傲常态，拉着贺龙的手直呼“云卿云卿”，一时激动得声音颤抖，不知所云。贺龙说，我参加革命后，就一直干下去，从不回头。又说，我几次劝你出来，你就是舍不得丢掉你的坛坛罐罐，如果你当时能够出来，不知湘西要出多少干部。陈渠珍说，我就是没有你那份胆量和气魄，湘西，我生于斯，长于斯，好像我的老母亲一样，我舍不得离开她。也怕别人把湘西搞乱，使父老姊妹遭受罪难。有几次，我也想派些人来跟你干，总因为内中认识不一致，总是没有实现，其中甘苦，一言难尽。当时解放军正筹划进藏，期间贺龙与刘伯承还专门向陈询问有关西藏的事，临走时贺、刘还向他要了《艽野尘梦》。
当陈渠珍兴冲冲从北京返回沅陵，得知在他开会期间，龙云飞其及子侄已经在凤凰发动暴乱，暗暗叫苦不迭。原来陈渠珍与龙云飞分手，带着另一个心腹去到沅陵，向解放军投诚之后，就叫那人带信回凤凰，与龙云飞通消息。那人却是国民党特务，回到凤凰，不但未将陈渠珍的信交给龙云飞，反而放言给龙云飞说：“陈渠珍决定不回来了。”龙云飞父子由此顿生疑窦。陈渠珍从北京回来时，龙家父子早已拉队伍上山。
陈渠珍情知大事不好，表示要配合政府对龙进行最后劝说。因无法见到龙云飞本人，陈渠珍只好请龙云飞的亲家代转信件，几个月之后，解放军开展万人搜山运动，围剿龙氏父子。藏身的洞口被民兵发现之后，龙云飞的两个身高脚健的贴身保镖试图架着他突围逃跑。龙云飞见满山是人，自己年迈体胖料难脱身，即让保镖们各自逃命，自己躺在一堆稻草垛后边，朝自己肚腹连开六枪，饮弹自戕。他的头颅被割下来悬挂在他年轻时曾攻打过的凤凰古城楼上。龙云飞，竿军的最后一个“大佬”，死时65岁。
但后来对此有多种说法：第一种是陈渠珍为保持他在共产党眼中的重要位置，并不想让龙云飞贸然起义投诚，故不曾给他写信；第二种说法是陈渠珍的确写信给龙云飞劝他投诚，但送信的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一直把信扣在手里并没有送到龙云飞手中；第三种是陈渠珍的信也写了，送信的人也将信送到了，但为时太晚，龙云飞在其子侄与国民党特务鼓动下，已经跟解放军多次交火，致使对方多人伤亡，信到之时，龙云飞自觉已经失去了争取宽大的机会，只好继续负隅顽抗。种种说法，由于当事者死无对证，已经成为历史之谜。
大概有人认为龙云飞的抵抗就是陈渠珍的秘密策划，于是便有电报中央，建议就此处决陈渠珍一了百了，岂料毛泽东也的确把陈渠珍看作个人物，他在1951年1月8日回复中南局并湖南省委的请示电报时亲自批注：“对他（陈渠珍）的处理应取慎重态度，不要轻率处理致使我们陷入被动”。一道御批挽救了陈渠珍性命，直到五十多年后的今天，陈渠珍的第八子陈晏生还著文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救我父亲一命的大恩大德”！
陈渠珍自十九岁离开家乡，他在沙场、在江湖、在宦海生死沉浮，从清军管带而国民党中将，再到共产党的省人民政府委员，历经三朝，一次次大难不死。不管是青藏高原荒无人烟的大漠，还是在贵州深山寄人篱下的草庐，他曾多少次为自己祈求的，不过是一个马革裹尸归葬故里的结局，寿终正寝几乎成了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现在竟然梦想成真。1939年，湖南省前主席张治中离任，由蒋介石亲信薛岳来湘主事，陈渠珍不见容于薛岳，前途未卜之时，他找长沙的著名相命先生吴竟成相命。吴竟成对他说：“公相实属可贵，打不死，杀不死，骂不死，穷不死，饿不死，跑不死，累不死，苦不死，气不死，所谓不死者九，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靠着吴竟成这个“否极泰来”的预言，陈渠珍走过了晚清坎坷的军旅之路，撑过了被国民党嫡系排挤冷落必欲除之的危难，又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作出了选择得以安全着陆。
神思恍惚的时候，他常常梦见一年前在凤凰县的万人搜山行动中拔枪自绝的龙云飞，只见龙满脸是血，衣衫褴褛，冲着他恨声说道：“大哥，还是你狠！”
陈渠珍对这位把兄弟似乎满怀歉意，为了安抚对方，只好含糊说道：“你我同道而行，并无什么区别，我不过比你多混得一副好棺板，弄了个寿终正寝而已。”龙云飞作了一个揖说：“既然玉公也不过如此，那小弟就在前边路上恭候了。”惊醒之后，陈渠珍对身边伺候汤药的后辈说起梦中所见，涕泗长流。
对着病榻旁守护他的妻儿，已经说不出话的陈渠珍示意拿来纸笔，用颤抖的手写下了：“审视度势如雄守雌”八个字，仿佛就是这位三朝元老毕生的信念与总结。
1952年2月8日，喉癌让陈渠珍的生命走到了尽头，病故于长沙麻园岭“寥天一庐”他的寓所里，终年七十一岁。陈渠珍去世时两袖清风，一贫如洗，连家里用的家具都是向旧部下借来的。
陈渠珍四十多岁后娶过几房小妾，育有八个孩子，陈离世后，妻子带着两个小儿子靠帮人洗衣服，选猪毛，锤石头来维持生活。1958年才进了一家民办工厂，每月24元工资。
长子陈同初，1948年在吉首的省立第十三中学毕业（及后资料缺），后来他写了一篇《我的父亲陈渠珍》，大女儿陈元吉解放后在湖南省财政厅工作至退休。
陈的小妾生了第七、第八个儿子，第八子陈晏生1950年10月生于沅陵，原名陈太稚，后又改作晏生。或许陈渠珍嫌他出生太迟，来得太晏，也真是生不逢时。陈渠珍与他只有一年零四个月的“父子缘”，自己便撒手尘寰。陈晏生这位湘西王的公子“八爷”，在“匪崽子”骂声中只念过六年书，十五岁被下放到靖县农村，在农村干了13年，文化大革命后调回城工作，后来又转下岗，连退休工资都拿不到。陈氏还有后人陈文清、陈文彬兄嫂、弟媳均是耄耋之年，尚幸现已儿孙绕膝，四代同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