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相文（1867年2月3日～1933年1月16日），字蔚西，号沌谷，江苏省泗阳县人。他自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起，即从事地理学的教学、研究和著述工作，并创建中国第一个地理学术团体”中国地学会”和第一种地理学术期刊《地学杂志》，推动中国地理学发展达二三十年之久，为20世纪中国第一位著名的地理学家。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张相文在南洋公学任教时，与思想进步的章太炎、蔡元培、邹容等结为挚友，旋经他们介绍，加入”同盟会”，积极从事民主革命运动；时常同他们到张园演讲，鼓吹革命，并多次在章太炎办的《苏报》和蔡元培办的《警钟报》上，发表鼓吹革命的文章。不久，章太炎与邹容因《苏报》案被捕入狱，张相文曾多次到狱中探望，并与蔡元培四处奔走营救，章太炎乃得出狱，惜邹容病死狱中。
清宣统三年（1911年）初，张相文在天津任北洋女子高等学校校长，与同盟会其他会友秘密组织”天津共和会”，会址设在法租界”生昌酒楼”。他不但自己常于夜间到生昌酒楼与诸会友相聚，共商策划滦州起义问题，并且令其女张星华（后改名张月NFDA1）秘密传递武器，散发传单。旋到南京上书黄兴元帅，请早日”挥师北上”，书中还表示他已在天津”暗结团体”（指组织天津共和会），”待时而发”。倘义师北上，他愿以”北道人自效，执策先驱”。后惜滦州起义之举因事机不密，惨遭失败。
民国二年（1913年），全国通过选举，建立国会，张相文被选为众议院议员。诞生不久的国会，先被袁世凯下令解散；恢复不久，民国六年又在北洋军政府派系斗争中被解散。是年7月，孙中山到广州，提出”护法”口号，主张维持民国元年制订的”临时约法”，反对解散国会。张相文随即响应号召，秘密南下广州，参加护法运动。
民国六年至九年（1917—1920年），张相文写了10多万字关于革命先烈事迹以及纪念革命先烈的文章，以示对革命先烈的怀念。他写了被清政府杀害的徐锡麟、秋瑾等人的传略以及民国初年被袁世凯杀害的宋教仁、陈其美等人的传。写传记革命人物最多的，乃关于辛亥春革命群众进攻广州督署而牺牲的烈士事迹，如《黄花岗义烈记》、《黄花岗烈士传》等，其中的林文、林觉民等福建十杰所记尤详。因民国初年，张相文在北大任教时，还兼任”国史编纂处”工作，掌握这些烈士第一手资料，故所写传记，不但详尽，而且真实可靠。为研究中国民主革命运动史的宝贵资料。
张相文为人，正直无私，刚正不阿，毕生富贵不淫，威武不屈。
民国四年（1915年），袁世凯阴谋称帝，派”筹安会”骨干分子刘师培来拉拢他入会，允事成授予要职，张相文严词拒绝。袁世凯恼羞成怒，派便衣侦探在他的住宅附近，昼夜监视。他被迫化装成老农出走，绕道至丰台，乘火车潜往上海，并写了一首《咏史》诗骂袁。诗的首句”窃国从来胜窃钩”，骂袁是个窃国大盗；诗的末句”价重燕云十六州”，骂袁比向辽自称儿皇帝的石敬瑭更无耻。
民国五年（1916年），北京大学校长缺人，彼时段祺瑞任国务院总理，希望他的皖系军阀政客徐树铮为校长。张相文不畏段的势力，极力反对，并力荐蔡元培为校长。结果张相文的意见获准，段祺瑞对张相文怀恨在心。
民国十二年（1923年），曹锟用5000银元一票为饵，贿赂国会议员选他为大总统，张相文拒不接受。曹锟派便衣侦探监视他的行动。张相文被迫再次潜往上海，以避其锋。
1932年，吴稚晖到北京，顺便去看望张相文，并转达蒋介石欲请他任立法委员。他恨蒋介石不抵抗放弃东北，拒不接受。
满怀爱国热忱的张相文，对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抱着同情、关怀和支持的态度。民国十五年（1926年），北京广大青年学生，为抗议日、英等帝国主义限令我政府拆除大沽口炮台，集会向北洋军政府请愿。执政的段祺瑞，竟污蔑学生为”学匪”，下令开枪，当场杀死青年学生40人，北京女师大学生刘和珍亦惨遭杀害。张相文对此非常气愤，写了一首表示抗议的”学匪歌”：”宝刀一挥鲜血流，壮士手腕忠臣头，……泪告同胞四万万，东藩青年足殷鉴，国亡君作归命侯，官家肉食犹无恙。”歌词慷慨激昂，痛斥段祺瑞的残暴罪行。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秋，北京广大青年学生，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组织”南下示威团”，去南京向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游行示威，要求出兵抗日，收复东北失地。我作为张相文同乡族弟，当时正在北师大读书，亦想参加，事先征求张相文的意见。张相文当即对我说：”你当然去啊，国家被蒋介石弄成这个样子，你们青年人再不出来喊喊叫叫，把沉睡的人民大众唤醒唤醒，国家就完蛋啦！”他短短数语，充分反映了这位白发老人把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我即遵嘱参加南下示威。不料回到北京仅一个多月，国民党中央党部下令北师大，把北师大参加南下示威同学一批开除49人，我亦在被开除之列。后幸由张相文写信给其老友蔡元培，托他从中斡旋，我的学籍方得恢复。
张相文的爱国思想，虽至晚年，亦不见衰。在他去世前二年，还大骂蒋介石把东三省送给日本；在他去世前一年还鼓励我辈青年去南京要求抗日；甚至在他去世前一天昏迷中头脑一度清醒时，他不是嘱咐什么家事，而是要报纸看。可见他关心国家大事的爱国思想，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息。
张相文的一生，正处在中国旧的舆地学末期和近代地理学从萌芽状态到初步形成的过渡时期。他是改革中国旧地学和推动地理学发展的先驱，北京大学林超教授曾说：”20世纪初期，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地理学的萌芽时期，中国地学会的建立和它的活动，是这个时期的标志。”正因为这样，1934年在南京成立的前中国地理学会，特请柳诒征为张相文先生撰一别传，郭秉和为他撰一英文纪念辞，刊于《地理学报》创刊号上，以示对这位地学大师的纪念。新中国建立后，1983年1月，亦即张相文逝世50周年之际，京、津七个地学单位约有100多位地理学界人士，齐集北京大学举行会议，纪念张相文大师对中国地理学发展所作的贡献。
张相文.初等地理教科书.上海南洋公学印，1901
张相文.中等该国地理教科书.上海兰陵社印，1901
张相文.新撰地文学.上海文明书局印，1908
张相文.最新地质学教科书.上海文明书局印，1909
张相文.大梁访碑记.地学杂志，1910（2）：7-10
张相文.齐鲁旅行记.东方杂志（第七年），1910（2-3）：7-16，17-22
沌谷.粤西琐谈.地学杂志，1910（9）：11-13
沌谷.冀北游览记.地学杂志，1911（11）：6-9
沌谷.滦阳纪行.地学杂志，1911（12）：7-14
张相文.豫游小识.地学杂志，1911（16）：9-20
沌谷.导淮一夕谈.地学杂志，1912（2）：1-8
张相文.长城考.地学杂志，1914（9）：1-3
张相文.河套与治河之关系.地学杂志，1914（10）：7-18
张相文.成吉思汗圆寝之发现.地学杂志，1915（3）：7-13
沌谷.塞北纪行.地学杂志，1915（6）：3-11
张相文.成吉思汗陵寝辨证书.地学杂志，1916（4-5）：1-5张相文.关于徐海路线质问政府书.1916（11）：17-18
张相文.再答屠敬山成吉思汗陵寝辨证书.地学杂志，1917（8-9）：1-15
张相文.成吉思汗陵寝之旁证.地学杂志，1917（10）：1-16张相文等.泗阳县志.1920
张相文.南园从稿（二十四卷）.中华书局，1935
张相文.南园丛稿：中国地理沿革史
张相文.南园丛稿：佛学地理志
张相文.南园丛稿：论导淮不宜全淮入江
早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战争后，张相文因痛惜清政府将宝岛台湾割给日本，开始关心地理。俟后他到苏、常地区的家馆任教，买到一些有地理新鲜内容的书籍，其中有上海格致书院出版的《格致汇编》和徐家汇天主堂出版的《地理备说》等。从这些书中，他得到不少有关地理的新知识，因而对旧的舆地学感到厌倦。1899年，他到南洋公学任教，讲授中国地理。从此以后，他的主要精力便放在从事地理的教学与研究。
张相文到南洋公学任教的次年，即1900年，他将地理学讲稿加以整理，编著了两种地理课本：《初等地理教科书》和《中等该国地理教科书》。”此二书为中国地理课本之嚆矢”。出版后多次印刷，”销行量达二百万部以上”，出乎出版部门和张相文本人意料之外。中国的地理知识，因而得到第一次大普及，”由是海内谈地理者无不知之”。
张相文在南洋公学任教时，听该校英籍教师说，过去他阅读的《格致汇编》和《地理备说》，译文多误，与原文有出入。他于是希望自己也能熟悉外文，以便直接从外文书刊中获得更多新的地学知识，提高地学水平。他便先后从校中日籍教师栗林孝太郎和藤田丰八学习日文，与友人合译日人着的《中国学术史纲》。后又据孟德斯鸠关于法学著作的日文版与友人合译为《万法精理》，对辛亥革命党人的思想准备和民国元年制订《临时约法》，都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张相文翻译上述二书之后，进一步从日文书刊中搜集一些与地理学有关的新鲜知识，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编撰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地理著作。他于1908年，编著出中国第一本自然地理著作《地文学》。
《地文学》是张相文的代表作，它的篇幅虽不多，但附有中西对照表15页，彩色地图10余幅，插图80余幅；内容分星界、陆界、气界、水界和生物界五篇。除将土壤内容附于陆界内未单独列一篇外，实际上此书已包括今人所编普通自然地理的全部内容。在此书出版之前，外国一些地理学家编著的自然地理，均限于无机自然界，1894年美国著名自然地理学家戴维斯(WM?Davis)所著的《自然地理学》，其内容还仅限于陆、水、气三界。直至张相文的《地文学》出版一年后的1909年，西欧著名自然地理学家马东南(EmmanveldeMartonne)，方将生物地理列入自然地理学中。张相文认为自然地理学既然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宜将”无机自然与有机自然联系起来”，方可加强此学科的科学性。林超教授对此曾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在世界地学史上，可以说是一种可贵的创举”
张相文在编好《地文学》之后深有感触地说，”地文学者，地理学之精髓也”，一语道破了自然地理在地理学中的重要性。他又说：”言地理，必济之以地文，其旨趣始深，乃不病于枯寂无味，且与他学科互相关联，如天文学、地质学、动植物学、气象学、物理学、化学，莫不兼容并包，以为裨益人生之功……此地文学所以为最重要之学科也。”他这种见解，首阐于晚清，为改革中国旧地学向新地学方向发展，指出了一条重要途径。正因为这样，故此书出版之后，瞬即供不应求，5年内即印行3版，读者视此书为改革舆地学的指南。
清代末期，国内曾见到少数几种由传教士口译的地文学中译本，但所举事例，”多详于欧美、日本，于该国反略”，而张相文所著之《地文学》，则”搜罗国内新闻杂志、名人游记以及他本人游踪所至得于耳目所接者，撮其精要，举为例证，悉以该国为宗。其为中国所无或调查未晰而与地文有切要关系者，乃兼及于他国”。《地文学》所举事例，立足于该国，显然反映了张相文的爱国思想。
《地文学》的内容，很重视实用，”如防霜、避电、培植树木、改良土壤等法；备举其要，以为实地应用之资”。编写自然地理联系实际应用，在欧美诸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注意到的，而张相文在清代末期即注意及此，这又是很难得的。
《地文学》问世后，关心地理的读者李某写信问张相文：”自淮以北无桔，人之所知也，近闻山东物产，桔居一焉，岂撰著之误欤？抑山东果有桔欤？”他回答说：”桔之产地，必其温度高，水分足，乃有之。故曰桔不逾淮，或曰桔逾淮则为枳。盖肴淮以北，去热带已远，其温度水分，固不宜桔也。然顾亭林先生曾有颜神山中见桔诗。……考颜神山在山东博山莱芜之间，是故山东固能产桔也。盖山间局部之地，其温度水分，或有与淮南相类者，则桔亦生之矣。”他从温度水分条件上，既承认淮北不宜产桔，又不排除山东省山间低谷地区产桔的可能性，从而阐明了一般与特殊的辩证关系。
张相文不仅重视研究地理，而且对与地理关系密切的地质学，亦颇重视。他认为中国地域面积虽广大，但多山地、高原。如对其地质情况不了解，则对这些地区面貌的变迁、资源的开发，都是困难的。不久，他即以日本横山又次郎的《地质学》为底本，编著四册《最新地质学教科书》。其内容对地质时代的划分、山岳的形成以及岩石的分类等，都详加论述。有些名词术语，与今人所提基本一致。如他将岩石分为三类：火成岩、水成岩、化形岩；与今人分岩石为岩浆岩、沉积岩、变质岩，基本一致。他对个别岩层的形成，亦分析较详。
张相文的《最新地质学教科书》问世之后，他的老友章太炎写信问他：”向闻清主泰山为长白山回脉之说，不知何意。”张相文回答说：”山岳之成，由于横压力之挤逼，……成于同一时代者，其纵横之地轴必平行，其倾斜之度数必同向，此自然之理也。东亚之地势，北自白令海峡以南，南至长淮以北，其地轴率皆自东北而西南，……如外兴安岭，如完达山，……如太行山，其方向皆同，长白、泰山居此群山之中，其成立固属同一时代，盖与东海之陷落为同时事也。”他这种见解，虽因他当时还缺乏关于这两处地质构造的具体知识，所说不尽完善，但从当年中国科学水平看来，他能看到中国东部山脉在构造上和时代上的共同特点，应该说是很可贵的。
20世纪初期，中国地质学亦处在萌芽阶段，留英归国的章鸿钊在张相文创建的”中国地学会”任干事部长，与张相文相处甚善。俟后他在张相文的鼓励下，于1922年创建中国第一个“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地质学方广泛开展。显然张相文对萌芽状态地质学的发展，亦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所以地质学家田光华教授说：”中国地学会是中国地质学会的前身。”
张相文编写了上述一些著作，虽有利于将中国旧地学改向新地学方向发展，但他仍不满足，认为如能到国内各处实地考察，把考察所得与新地学知识结合起来研究，则研究所得，不仅有利于提高自己的地学水平，而且也有利于国计民生。俟后他的足迹，南到岭南，北至塞外，就考察所得，写了二三十篇专题论著，对中国地理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张相文是淮河流域人，曾多次到淮河中下游考察，对淮河中下游水系情况，了解较深。著有”论导淮不宜全淮入江”、”导淮一夕谈”等文，对治理淮河提出不少建设性的建议。民国初年，曾有导淮入江之议，张相文反对全淮入江。他认为如全淮入江，大部淮水必将穿运河东堤诸涵洞入地势低下的里下河，危害里下河鱼米之乡，”此其为害者一”。全淮入江，”水之所至，沙即随之”，则江阴以下的江心，必将增加大量淮河泥沙的淤积，易使”沙洲连互，横塞江心，则江流不畅，”此其为害者二”。将来黄河若”复溃而南，即由淮河入江，则江河合一，其景象当复若河，此其为害者三”。民国初年，亦有倡循淮河故道导淮入海之议。但淮河故道已被黄河淤高，河口外海水又浅，河水出海不畅，故他认为”故道不可复”，因而主张淮河之水，宜”分注江海”。入江之路，可”自蒋坝而东，循高邮宝应诸湖，会运河，由瓜洲三江营入江”。入海之路，可”自成子河穿运河而北，会六塘河，由灌河口入海”。他的意见，显系仅从宣泄淮水一个角度考虑问题，似欠周。因水也是宝贵资源，应加利用。
在清末民初期间，张相文曾到黄河中下游以及塞外高原山区，实地考察，对各地区的自然现象及人文现象，观察甚详。游热河时，在广仁岭见”石色皆浑黑多孔”，认为”概由火山岩（浆）凝结而成者也”。游山东时，曾登舟沿山东半岛海岸观察，见龙口左近海岸，类多断崖，崖下间有平地，狭长如带”，有的地方甚至”山足直伸入海，崖下殆无寸土”。这样，他不仅说明山东半岛海岸的岩岸性质，而且说明这些海岸由沿海地层断裂而成。他到济南，见城区之北”则鹊、华诸山，互相拱抱，冈岭相连，由西而东，隐隐若长堤。城南则历山高峙，环其三方；由是而悟济南会垣，地形凹下，成一盆地，缘城诸泉，皆由南山下注，而为北方诸山冈所束，流路缩狭，地下水因之随地而出”。这样，便将济南诸泉形成的原因，阐明清楚。他游五台山时，”时见阴云四合，未有半日晴爽者，午后降雨尤多”。他解释说：”盖水蒸汽之为物也，其分量因较空气为轻，空气压之，自必激而上升，……遇低温，必先聚而为云，……若遇高山丛杂空气静稳之地，即蟦漾弥漫，游离而为云海，迨达饱和度时，遇气温下降，则必落而为雨，此山地所以多雨之原因也。”他这种见解，虽不尽善，但对山地多雨原因，基本上阐明了。
张相文出生于农民家庭，到外地考察，对各处农田水利情况，特别重视。见晋、鲁以及口外高原等地，水土流失严重，导致民生贫困，非常痛惜，因而提出了一些防止水土流失的宝贵意见。
宣统年间，张相文到热河一带考察，在从北京到避暑山庄的一路上，见到有好多行宫，”宫墙以内，苍松翠柏，郁郁葱葱”，可是在广大的热河高原，每见”四山皆童濯孤露，无树木以芾蔽之，每逢六七月间，雨水暴注，则砂石泥沙俱下，向之所为良田者，悉被冲刷，随流而去，以致其民贫困特甚”。张相文将此景与帝王行宫内树木参天的情况对比一下，认为热河广大地区所以如此，乃由”人之不能用地，非其地之果无用也”。又如他在山东泰山地区考察时，看到好多地方，”地皆旁颓四下，以是雨水暴注，乃冲刷而为涧壑；天晴雨过，又皆直泻而无余”。他认为”水泉之利，固无穷也”，山水听任流去，岂不可惜。所以他对中国北部的高原山区，主张大力植树造林，用以涵养水源。至于西北高原诸省，往往因雨则一泻无余，旱则赤地千里，水旱为灾，岁不绝书，……今欲补偏救敝，造林固属要图，而尤莫要于造湖（修水库）。如汾、渭、泾渚大水，”皆当就其天然湾环处，造为闸坝，以停蓄之。即山间细流，亦当就其平衍狭曲处，聚石作坝，使山谷深〖FJF〗釽〖FJJ〗，各潴为湖沼。如此则土质天候，必渐为润湿，然后从事造林，亦易于繁茂”。由此可见他认为要防止水土流失，最好采取植树造林的生物措施与建造大小闸坝和水库的工程措施相结合的方式。直至今日，他这种见解，仍被人们视为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要途径。
张相文根据在华北山区以及口外高原考察所得，觉得不良的地理环境，诚影响人类的经济生活；但他认为人可以通过劳动，改变不良的环境为有利的环境。这就是说，他初步体会了人类活动和地理环境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所以宣统三年，热爱地学的王某写信问他：”黑省荒凉落漠，数百年来几视为弃地。……将来尚有可期者欤？”他回答说：”黑省现时之荒凉，乃人事之未尽，非天然之缺憾也。”接着他便指出黑省平原肥沃广大，林矿资源又丰，”苟悉力经营”前途大有希望。
1914年春，农商部长张謇委托他调查西北农田水利，此事正合张相文的心意，想去看看那里的不良环境，是否可以改良。次年三月，他便启程去西北。沿途备受辛苦。在荒野途中，时常感到”风起尘飞，簌簌扑人”。且旷野之中，”无旅寓，无饭店”，往往”每行二三十里，始见土屋数间”，即”望门投止”。一行数人，挤在牛马干粪燃烧的土坑上，感到”臭气蒸腾，扑人欲呕”。如是走了一个多月，方到后套。见其”地势较河西为低，皆黄河之冲积层，……南北千里，已垦者不及半数”。因”地皆肥沃，饶水草”，”如能引黄灌溉”，且”疆理得宜，可与内地之两省相埒”。他将拟来此垦殖之意与五原县农业会长王同春相商，王深表赞同，并愿捐地数万亩，作为农垦基地。张相文回京后，即与张謇相商，各捐2000元，组织“西通垦牧公司”，决定到后套开垦。满腔热忱的张相文，把赴后套旅途之艰辛置之度外，旋即亲自率领从家乡召募得来的10名农民，再次去后套，从事农垦的实践。在后套，他不仅指导农民如何开凿灌溉沟渠，如何引水灌溉，而且还叫农民将野外荒草收割起来，堆积在低洼地区，使它腐烂成肥料。在那时，还没有”物质循环”这个名词，他当然也不懂得什么叫“物质循环”。可是他出身农民家庭，知道这样指导农民，有利于农作物生长，但他体会不到这样做，实质上就是起了现代植物地理学中”物质小循环”的作用。由是可见在20世纪初期，他对人和地相互影响关系的理解，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理论上，而是用之于改造荒漠的实践。显然他的行为在中国地理学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可是在那军匪横行的年代，官僚豪绅不但没收了他们辛辛苦苦开凿的灌溉沟渠，而且反过来对农民灌溉用水敲诈勒索，其所养牲畜，亦时遭抢劫。结果，”西通垦牧公司”勉强经营6年，即告失败。张相文历尽千辛万苦到后套从事改造荒漠的一片爱国之心，因而受到沉重地打击。
张相文由一个旧学基础非常扎实的文人而成为潜心关注和研究地理学的学者，纯粹是因心怀一片爱国心所使然。甲午战争后，他见到列强入侵，十分痛心。特别是看到一些位居要职的封疆大吏，也常不知国家版图若何，竟致“坐资强敌，外交失败，边事日亟，虽欲划疆自守，聊固吾圉，而犹不可得。”所以，张相文希望通过普及地理教育，加强国民的爱国主义思想。为此，他早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即编著出版了《初等地理教科书》（共2册）和《中等该国地理教科书》（共4册），前后刊印达200万册，是中国第一部地理教科书。地理学史家曹婉如对他做了充分的肯定：“他（张相文）是一位卓越的地理教育家，他编写的各种地理教科书，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地理方面的人才，以及促进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兴起，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张相文通晓日文，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参考日本书籍编写出版了《新撰地文学》，这是中国的第一部自然地理学。该书是按星界、陆界、气界、水界和生物界讲述，相当于所谓宇宙、岩石圈、大气圈、水圈和生物圈的体系讲述，内容比较丰富。张相文还在宣统元年（1909），根据日本横山又次郎的《地质学》，并参考其他书籍编译成《最新地质学教科书》（共4册），此书曾被认为“文笔流畅，取材丰富”，是“考求地理及研究矿学之善本”。这也是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部地质学教科书。张相文深知一国之矿产资源对国计民生影响甚大，而欲洞悉一国矿产资源之情况，则非研究地质不为功。虽然，此前有了叶瀚、陈文哲等人撰写的《地质学》出版，但多是翻译之作，“例证多他国之事，实未足为国民教育道”。及至“张相文出，独树一帜，一切例证悉以中国之事实为本，而张氏新撰地文、地质两书，尤亲切详瞻，诚教育国民之善本，言地质地文者多宗之。”这是当时学者对张相文两部书的评价。
1909年9月28日，当时任天津北洋女子高等学校校长的张相文，为了发展中国地学，与志同道合的好友白毓昆等发起，在天津成立中国地学会。1912年会址迁至北京。这个学会是中国最早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地学学术团体。它的成立是中国地学界和中国地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张相文所以要成立中国地学会，其出发点还是从爱国主义出发，因目睹当时国弱民穷之现状，心存忧患，亟欲唤起民众，奋发图强，特别是想通过地学知识之传播和爱国思想之宣传，使群众认识世界，认识中国，以求达到强国富民、振兴中华之目的。
为达此目的，张相文不抱成见，不拘一家，把各方面志同道合的专家学者，如地质学家、地理学家、水利学家、地图学家、方志学家、舆地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学家等等，尽量团结在地学会中，以便形成一个人才荟萃的学术团体。
张相文还尽力联络和聘请当时在政学各界有影响、有权威的人士，担任学会的重要职务，以便加强地学会的活动能量和社会影响。当初地学会的组织机构设总理（后改称总裁）、评议员、会长、干事部长、编辑部长等职。1909年，总理一职即由直隶提学使傅增湘担任。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任命蔡元培为教育总长。张相文聘请蔡元培任地学会总裁。北洋大学校长蔡儒楷、直隶提学副使袁希涛等也都担任过地学会评议员。此外，如实业界知名人士张謇、知名学者梁启超、国学大师章炳麟（号太炎）、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也都是地学会的积极支持者。至于会长一职，从学会成立至1930年基本上都是由张相文担任，仅1924年由张相文委托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担任。
自从西学东渐、西方科学逐渐引入中国以来，对中国古老文化形成很大的冲击，在学术界出现革新与保守两派的尖锐对立，而张相文总是站在革新立场上，既继承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又积极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理论。他的这种观点，反映在许多方面。从中国地学会的名称来看，便值得人们仔细思索。地学乃指地球科学，此前在中国从未有过这样术语。张相文将学会定名为中国地学会，实际上就包含着突破古老舆地传统、适应时代潮流、兼容并包、综合发展的意思。从地学会人事组成的骨干力量来看，也反映了张相文的这种思想，例如中国最早去日本留学的地质学家章鸿钊（字演群），刚从国外归来，1912年便被聘为干事部长（相当于秘书长）。章鸿钊是中国地质学界的老前辈和知名学者，对于中国地学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国地学会的另一个特点，还表现在承先启后、积极开创方面。它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中国固有的地学文化遗产，一方面开展与外国有关方面的联系，以便沟通信息，扩大交流，掌握学术动态，开拓学术研究的新局面。例如，1911年地学会任命王桐龄为驻日外交员，王回国后改由日本人中村久四郎接任；1912年任命魏树荣为驻法外交员。地学会还吸收部分外国人人会。如日本的小村俊三郎、松村太郎等都为地学会会员。1928年，著名地理学家和探险家斯文赫丁博士也加入地学会为名誉会员。学会还特别重视邀请外国专家学者作学术报告，如在地学会成立后的一个多月，即1909年11月，便邀请在北洋大学任教的美国人德瑞克来作第一个学术报告：《论地质之构成与地壳之变动》。以后，如著名地质学家葛利普等，都曾为地学会作过报告。
地学会成立不久，还积极开展了对外学术交流活动。如同日本东京地学协会出版的《地学杂志》、东京帝大地质学教室出版的《地质学杂志》、东京帝大人类学教室编辑的《人类学杂志》、日本历史地理学会出版的《历史地理学》等进行期刊交流活动。
1928年，地学会派会员姚士鳌参加德国柏林地理学会成立百年纪念大会。1930年，委派会员张天泽参加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成立百年纪念大会。众所周知，这两个学会成立较早，是世界上很有影响的学会。
1937年，因“七七事变”爆发，地学会暂停一切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地学会恢复活动。著名地理学家林超曾经说过：“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地理学的萌芽时期。中国地学会的成立和它的活动，是这个时期的重要标志。”1950年8月，中国地学会和成立于1934年的中国地理学会合并，重新组成中国地理学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为了共同目标而努力工作。
中国地学会成立的第二年即1910年，便刊行《地学杂志》，直到1937年止，共发行181期。《地学杂志》是清末民初这一历史时期的唯一地学刊物，也是中国的第一种地学学术刊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