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尼克一家三代经营一家轮船公司，是当地经济命脉。
年轻时的小博尼克留学巴黎，与露娜相爱，母亲召博尼克回来经营，回到镇上后的博尼克与一个女演员——多尔夫夫人通奸，并有了一个私生女叫蒂娜。公司日渐衰败，博尼克得知露娜的异母妹妹贝蒂会继承一大笔遗产，于是决定与贝蒂订婚，他来到多尔夫家想与多尔夫夫人撇清关系，没想到多尔夫回家了。
贝蒂的哥哥约翰为了妹妹的幸福，决定替博尼克担下罪名，远逃美国。由于约翰是轮船公司的职员，于是有传言说约翰是对不起公司才卷款逃走的，为了躲避债主，挽救公司，博尼克利用了这个传言，最终靠他的经营轮船公司日益兴盛。露娜因为被博尼克伤害也去了美国。不久，多尔夫和妻子都去世了，留下了女儿蒂娜，博尼克的妹妹马赛爱着约翰，于是抚养蒂娜。
15年后，博尼克成了有名的资本家，他和几个合伙人要修建一座铁路，并秘密买下了沿线的产业。最近小镇来了一艘叫印第安女孩号的船，准备在博尼克的轮船公司修理，但是博尼克的公司正修理着另一艘船，为了赶工，也为了公司的名誉，博尼克吩咐手下偷工减料，加快速度修理，其实印第安女孩号的船底已经不行了，需要大修。
这时多年未归的露娜和约翰一起回来了，打破了博尼克的生活。露娜知道了当年事情的真相，她回来是为了让博尼克承认自己的罪行，摘下假面具，约翰本没有同样的想法，但出乎意料的是他与蒂娜相爱了，罗冷也爱着蒂娜，于是他指责约翰与多尔夫夫人通奸，并偷走轮船公司的钱逃走的事情，约翰无奈找博尼克帮忙解释，博尼克为了自己的名誉不愿意那样做。
博尼克告诉露娜和约翰自己建铁路的事情，如果自己肩上担负着全镇的责任，如果自己完了，小镇的经济也完了。露娜嘲讽博尼克的同时，自己的心也动摇了，她劝说约翰离开，约翰决定坐印第安女孩号回美国，然后回来拿着两封可以证明博尼克罪行的信件回来揭发博尼克。
为了修建铁路博尼克买下沿岸产业的事情流传开，有些人表示反对。博尼克的合伙人要先发制人，开一个庆祝会，鼓动支持博尼克的舆论。露娜告诉博尼克，约翰和蒂娜决定坐另一艘船离开，露娜撕毁了两封信，希望博尼克能快乐的生活，博尼克深受感动，但他意识到印第安女孩号的事情已无法挽回，自己的名誉明天就要完蛋了，此时，博尼克的手下告诉他，印第安女孩号被他们推迟了出海时间。
庆祝会开始了，大家都称赞博尼克为社会支柱，博尼克发言时，却承认了自己买下沿线产业的事情，但他决定办一个开发产业的公司，大家都可以投资入股，博尼克又坦白了自己当年通奸的罪行。
散会后，贝蒂，露娜，马赛，博尼克四人待在屋子里，博尼克感慨的说：女人才是社会的支柱。露娜却说，他错了，真理和自由的精神才是社会的支柱。
亨利克·约翰·易卜生（挪威语：Henrik Johan Ibsen，1828年3月20日－1906年5月23日），生于挪威希恩，是一位影响深远的挪威剧作家，被认为是现代现实主义戏剧的创始人。
易卜生在写完《青年同盟》（1869年）之后，并未顺势继续此类所谓“社会讽刺剧”的写作，而是于四年艰辛的努力之后，写出了他的“世界历史剧”（AWorld-historicalPlay）―――《皇帝与加利利人》（1873年），算是结束了他关于历史与人类命运的宏大思索，转向对人类当下处境与出路的深刻关注和描写。但是，下一个剧本以什么为题材，却让易卜生颇费踌躇。又过了差不多四年，他才写出另一部戏――《社会支柱》（1877年）。这在易卜生的戏剧写作历程中是很少有的（他一般是两年写一部戏）。
女性成为男人的希望和拯救，这一主题在《培尔?金特》一剧里已经有所表现，在此剧及以后的剧作中继续成为易卜生不断演绎的主题。楼纳一回到挪威就嗅出这里有一股霉味儿――“好像死人穿的寿衣”。她大声地告诉大家：“我是闻惯了大草原上新鲜空气的人！”并且直言不讳地对罗冷说：“牧师先生，我想给你们放点新鲜空气进来。”她视自己曾经爱过的男人为自己的孩子，希望他“早晚有一天会从坟墓里爬出来。”她对他有割舍不下的情感，因为他曾经是她的青春――“我的青春应该是自由和真实的”！她真诚地告诉博尼克，她“撇不下从前的旧交情，……约翰把15年前的谎话在我面前揭穿的时候，我就发狠对自己说：‘我一定让我年轻时候的意中人做个诚实的人。”她无异于《培尔?金特》中的索尔薇格，终身都在企盼着自己心上人的“浪子回头”。
该剧也展现了易卜生对于挪威这种旧世界的失望以及他对美国这种新世界的憧憬。对于挪威，易卜生一生都怀着极为复杂的情感：他觉得挪威人是世间最难令人理解的奇特物种――正在不断地走向衰败。想想他们的祖先曾经是谁啊？他们可是维京人――海盗啊！看看今天的挪威人。他们成了什么样子？他们在世界格局中无足轻重！谁都可以奴役他们，瑞典和丹麦更是常年地统治他们。他们不但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对于邻居的凌辱更是视若无睹。易卜生曾经因为普鲁士与丹麦争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地区进行的战争而愤怒异常，写过“相当数量的十四行诗，献给奥斯卡国王”，敦促他“去协助处在石勒苏益格最边远地区的我们的弟兄”。
他把挪威人的这种懦弱和奴性归咎于他们走错了方向――他们选择了陆地的生活（见《海上夫人》），他的名言是：“整个人类都行进在错误的轨道上”；另外，他认为基督教传统软化了挪威人的意志和个性，使他们唯唯诺诺，不思进取（见《罗斯莫庄》、《野鸭》）。他们迷失了，找不到方向了，尤其是男人们，他们身上所呈现出来的茫然、怯弱和对责任的逃避，让易卜生感到匪夷所思又痛心疾首。在其后创作的《玩偶之家》、《群鬼》和《野鸭》等剧中，他对这种男人有淋漓尽致的描写（海尔茂、欧士华和雅尔马等）。这些男人在风平浪静天高云淡的时候，倒还温柔体贴文质彬彬，一旦狂风大作责任压顶的时刻，他们就原形毕现张皇失措。他们要么肩膀塌陷，无力承担任何责任（海尔茂）；要么脑子“软化”，形同僵尸，天天呼喊着“给我太阳”（欧士华）；更有甚者，将恐惧转化为愤怒，发泄在妻儿身上（雅尔马）。易卜生将这种负面人性与基督教文明的道德传统相联系，认为它们之间互为因果。他认为人类意志力和责任感的丧失，与基督教道德的影响关系密切。这种伦理体系软化了人的意志，否定了人的行为能力及其责任义务，使人性被扭曲、异化，无法正常地发展和强化，结果是到处充斥着病态的灵魂。
《社会支柱》即是易卜生初次尝试描写这种“有病的”人类的作品，博尼克即这一类不健康灵魂的典型，他需要像楼纳这样的阳光而向上的心灵来引导他脱离堕落和罪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