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是郭沫若影响最大的、最震撼人心的剧作。郭沫若以10天时间完成的5幕话剧剧作《屈原》于1942年4月由中华剧艺社在重庆国泰大剧院公演。此后曾在苏联和日本上演。这部作品被公认为是郭沫若历史剧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芳华越剧团于1954年5月22日首演了该剧的移植本，冯允庄编剧，司徒阳导演，尹桂芳饰屈原、徐天红饰张仪、许金彩饰南后、戴忠桂饰婵娟、尹瑞芳饰宋玉。1954年，该剧参加华东戏曲会演，婵娟改由戚雅仙扮演，剧中“诬陷”和“天问”两折已为越剧经典。
1941年端午节，举行了第一届诗人节的庆祝活动。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文章说：“抗战以来，由于国家临到了相当危险的关头，屈原的生世和作品又唤起了人们的注意。端午节的意义因而也更被重视了……”1942年1月，郭沫若完成五幕历史剧《屈原》，自元月二十四日起在《中央日报》连载十五天，四月二日起公演，引起巨大轰动，与今日之寂寥恰成鲜明对比。
在这个热闹的时代，让我们重读《屈原》，回望诗人的命运。
上个世纪初话剧出现于中国，带着新鲜的趣味和蓬勃的生机，以及明显稚嫩的特征，中国人并没有完全了解话剧的构造和编织的规律，就已经开始把它当做传递思想和情感的有力武器了。郭沫若1942年1月写的话剧《屈原》便是这样的作品，它不成熟却切中时代的要害，那些看来十分明显的文学缺陷，都被鲜明的主题和昂扬的激情所掩盖，成为呼唤爱国主义、抵抗日本侵略的风云之作。
七十余年后时代变迁、意识形态流转，这部一度被奉为历史剧经典的剧作，如今自己也躺在历史里，少人评说，更少有人想得起来去排演。它为什么被推上峰巅，又为什么被人冷落？让文学的归文学，政治的归政治，历史的归历史——是时候用文学的目光重新打量郭沫若的《屈原》了。
纵观全剧，屈原从来没有主动做过什么事，除了骂张仪、骂南后，屈原始终是被动的，被陷害、被招魂、被囚禁、被解救……就连屈原最后出逃的方向都是卫士甲指引的。屈原在最后说：“好的，我遵从你（卫士甲）的意思。我决心去和汉北人民一道，就做一个耕田种地的农夫吧。”计谋比不过南后，城府比不过张仪，决断比不过楚怀王，情操比不上婵娟……一个遇到突发事故便异常愤怒，愤怒到发了疯，甚至茫然无所适从的人，实在不像是一个地位显赫的政治家，无意中流露出的懦弱和无所适从更与伟大的爱国诗人形象相去甚远。
《屈原》在文学上的稚嫩似乎并不影响此剧上演造成的轰动，想当初中华剧艺社公演《屈原》的场场满座，金山、张瑞芳、白杨、顾而已等大牌在重庆国泰大剧院舞台上的熠熠星光，以及左右翼文化阵营的唇枪舌剑，国共间宣传阵地的明争暗斗……实在是热闹非凡。《屈原》作为激发爱国热情的艺术作品，时值抗战相持之时，人民的愤懑之情更容易通过话剧的形式抒发出来，屈原在《雷电颂》中发出的“爆炸了吧，爆炸了吧……”的怒吼声，一度响彻重庆的上空。后来的很多话剧都可以证明，切中时代的脉搏发出真诚的呐喊，哪怕是稚嫩的作品，仍然能够得到热情的呼应。
由于此戏的上演恰值皖南事变的第二年，代表爱国路线的屈原与代表卖国路线的南后等人之间的戏剧冲突，很快就被国民党认为是对政府的隐秘攻击。根据当时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的文章、郭沫若的自述，以及当时左翼文化人士关于此剧大量唱和的诗词来看，这个戏的演出也是共产党政治斗争的一种方式，周恩来甚至认为“《屈原》演出的成败关系到重庆左翼文化运动的兴衰成败”。此剧由于从一开始便涉入政治过深，当时的褒贬也都是从各自的政治立场出发评论的，甚少从纯粹的文学角度和戏剧角度来看待此剧，甚至在人物该不该遵从历史真实的地方纠缠了很久。解放后郭沫若的文学地位仅次于鲁迅，与老舍、曹禺并称为“郭老曹”三大家，成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文学基石。话剧《屈原》也被认定为“散发着爱国主义豪情”的历史剧而奉为经典，更鲜有批评之声。
岁月远去，距离让我们逐渐看清一部剧作的真实眉目，使我们认识并分清一部戏的历史作用和艺术价值成为可能。一部剧作到底有多大艺术分量，它为什么在当时引起轰动而后又少人提及，都值得我们关注和探讨。作者自己可以不知道，当时的人可以不知道，但是后人不能不知道。
2020年4月，列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
剧本《屈原》中的故事极其简单：第一幕，屈原教育学生宋玉，要像橘树一样“独立不倚”，在大波大澜的时代“生要生得光明，死要死得磊落”。并且通过侍女婵娟的口头交代，秦国使者张仪游说楚王，诡称秦以商於六百里之地予楚，条件是楚齐绝交。屈原则主张“联齐抗秦”，目标是成就统一大业。第二幕，南后在楚宫内廷设计陷害屈原，假装晕倒在屈原怀里造成调戏自己的假象。楚王罢了屈原的官并且改变主张，宣布和齐国绝交同秦国修好。第三幕，屈原跑回自己家，他的愤怒被大家认为是疯了，于是乡邻为其招魂，屈原出走。第四幕，屈原路遇众人，痛骂张仪怒责南后，楚王大怒之下把屈原关进东皇太一庙。第五幕，婵娟找到屈原，误服毒害屈原的毒酒而死，屈原逃往汉北。
《屈原》最重要的戏剧性事件在第二幕，南后假装晕倒以陷害屈原，以达到“短期间内打破国王对于屈原的信用”的目的。此事件是全剧的枢纽，也是逻辑中心，其他场次都是此事件的铺排和延展。
但是，剧本里没有一句话直接说明南后陷害屈原的动机。只是说张仪要选个美人进献给楚怀王，上官大夫靳尚还提到南后陷害魏美人夺宠，剧本似乎是暗示南后害怕张仪献美人会夺了她的宠爱，所以要陷害屈原。然而陷害屈原与南后专宠，与楚怀王改联齐为联秦的主张，实在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剧本的结尾，屈原又对太卜说，“请你相信我，我现在只恨张仪……是那张仪在作怪啦。”这意思是说张仪通过南后陷害屈原，从而达到楚怀王改变主张的目的。但是南后和张仪在陷害屈原之前从未见过面，剧中也没有张仪收买南后的描写，反而是南后派靳尚给张仪“送了一千五百个大钱”。
由此看来，南后陷害屈原的动机不足，而且是混乱的，对于剧作来讲这是核心性的硬伤。退一步讲，假设南后陷害屈原的动机成立，楚怀王看到屈原怀抱南后，便立即决心“一定要和齐国绝交，要同秦国联合起来，接受秦国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认为屈原道德败坏便不假思索地迅速改变了国策，逻辑上也实在有些牵强。你也可以说这正是楚怀王昏庸的表现，但是这样的塑造实在是过于粗糙、简单和幼稚了。
被楚怀王称为“楚国的大事大计、法令规章，都出于你一人之手”的屈原，被南后陷害了，并不急着辩解被诬的真相，而是反复说“你陷害了的不是我，是你自己，是我们的国王，是我们的楚国，是我们整个儿的赤县神州呀”，意思是说，屈原愤怒得“发疯”，是因为国家被出卖。然而他很快被挟持下场，没有机会听到楚怀王“绝齐联秦”的决定。也就是说，从屈原被罢官到他回家，再到他出走这段时间，其实屈原一直不知道“国家被出卖了”，直到第四幕钓者告诉屈原，楚怀王“决定和秦国要好”。所以这之前屈原的愤怒就显得莫名其妙。
但是屈原必须愤怒，而且必须愤怒得所有人都认为他疯了，疯得乡邻都“务必要替他招招魂啦”。这是张仪、南后们想要看到的结果，这样人们就不会再相信屈原了。屈原被陷害后的疯态描写还可以解释为愤怒，但是第四幕屈原披头散发手持宝剑颈戴花环的描写，给人感觉屈原的精神真的不怎么正常了。
愤怒实在是这个戏要传达的主旨，屈原的重头戏是被囚之后在神殿上激情饱满的《雷电颂》，以表达屈原的愤怒并且实现剧作者对现实社会愤怒的呐喊，是最被人推崇的著名独白。如此重要的一段戏，之前没有任何情绪和事件的铺垫先暂且不说，独白之后屈原的一段话，更令人匪夷所思。在一番呐喊之后他却表示“对于南后倒并不怨恨”，并且出人意料地进行了自我反省：“我的性情太激烈了，我自己也觉得有点偏，要想矫正却不能够。你（郑詹尹）看我怎样的好呢？我去学农夫吧？我又拿不来锄头。我跑到外国去吧？我又舍不得丢掉楚国。我去向南后求情，请她容恕我吧？她能够和张仪合作，我却万万不能够和张仪合作。你看我怎样办的好呢？”这段话不仅是自我反省，甚至想要向南后求情，而原因仅仅是不能和张仪合作。更令人不解的是，胸怀国家社稷的屈原居然向太卜郑詹尹询问起自己未来的出路来了，而此人正是南后派来给他下毒的，是南后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