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锡恩，又名谈君讷，湖北兴山县人，肄业于湖北经心、两湖书院，后留学日本弘文书院，习语言及普通学科两年，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院。回国后，曾任教育部佥事、视学，两湖优级师范博物专修学堂堂长，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校长，湖北省立图书馆馆长，湖北省政府顾问。抗日战争胜利后，不愿受国民党当权派的侮辱，愤然辞职回到家乡兴山，后以桑梓教育为重，又出任兴山简师校长和县中学校长等职。
谈锡恩(1874～1951年)，字君讷。湖北兴山人。谈出生于书香世家，其父谈钺是前清拔贡。为清末湖北农务学堂堂长，省咨议局议员。光绪十五年(1889年)，经府试名列拔贡，被选入武昌经心书院就读。1901年转入两湖书院。次年以官费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书院速成普通班。越二年，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博物专科。1908年毕业回国，历任两湖优级师范博物专修科堂长、湖北学务处咨议。宣统元年(1909年)调京，任学部编辑局编辑员、北京优级师范学堂生物教员等职。1912年，任教育部佥事、视学。1918年被教育部委任为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校长。11月，与黄炎培、袁希涛、杨若坤等组成欧美教育考察团，出国访问。于1920年6月归国，回武昌高师任原职。
五四运动兴起，武汉方面以武昌高师学生为首，群起响应。当学生游行示威之日，谈督令厨工送饭菜、茶水。1921年春，该校学生创办刊物，发表《废孝》一文，当局怒而停拨该校经费。谈始则奔走告贷维持，继而资助学生代表进京请愿，多方呼吁，历时年余经费问题才得以解决。至此，谈已心力交瘁，恳请辞职，重回教育部任视学兼北平大学博物学讲师，后改任北平大学文牍。
1931年8月，调任湖北省图书馆馆长。任内重视藏书建设，选购图书严于取舍，并向社会征集书刊和动员捐赠，接管原崇文书局图籍万余卷、版片7万多块；省府转外交部赠送《大清会典》3箱；购买杨守敬藏书及其遗稿共?6000?多册。还建议政府查禁外来书商巧取豪夺、贩运先贤手泽及民间私藏珍本古籍的劣行。为了充分发挥近代图书馆的社会利用价值，亲手编成书本式《湖北省图书馆图书目录》，收辛亥革命以后出版物约9000余种，《湖北省立图书馆旧籍目录》收线装古籍6200多种，84000余册。还编制了《古文图书目录》和《日文图书目录》两部工程浩大的目录。新籍目录用美国杜威图书馆分类法，线装古籍目录，沿用四库分类法。并于蛇山南麓新建馆舍，同时创设图书馆流动书库，被读者誉为“读书快事，民众福音”。
1934年筹建新馆舍，组成建筑委员会，李书诚为主任委员，谈为委员会委员之一。新馆于1936年落成，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可藏书40万册。阅览室座位300个。从筹建、设计、募款直至建成，谈付出极大精力。
1938年6月日军逼近武汉，谈精心筹划省图书馆西迁，指导图籍的依类包扎，分别装箱(计重45万公斤)。因运输车船紧张，经费短缺，启运后沿途转折，先由轮船运达宜昌，再转木船运至秭归新滩。为避日机频繁空袭，确保图籍、版片的安全，遂选择兴山游家河岩洞保藏。谈不顾年迈体弱，亲自住洞守护。直到1941年3月，古籍珍本及版片才全部运到恩施。抗日战争胜利后，谈退休还乡。
谈一生肩负启迪民智，培育人才之重任，晚年为家乡教育事业献出余热，其朴实作风和奉献精神值得后世景仰。谈于1951年冬月因病逝世，享年77岁。
对于西迁十万藏书，严立三评：“接诵4月21日来牍，备悉图书庋藏得所，并于潮湿虫害等措施施以保护，具见忠于职守，措置安详，至为佩慰”。
1938年夏，日寇深入，逼近武汉，敌机空袭加剧，当时的湖北省国民政府准备西迁恩施。省立图书馆也急需西迁。时任馆长谈锡恩，湖北兴山人，已65岁。馆藏图书近十五万册，有宋、元、明、清各代精刻本，清代禁书原刻本，以及各种拓本、抄本、殿本等珍贵图书三百余种。崇文书局版片九千余片，这些版片雕刻工艺精美，近代罕见。馆藏杨守敬藏书及其遗稿，更是国家的珍贵文化遗产。
眼看图书即将遭受战火的洗劫，谈老心急如焚，多次向省教育厅陈言图书的重要，恳请从宽拨款并在交通上给予便利，争取迅速安全转移。教育厅长陈剑修、省政府秘书长柳克述等，都对战时保存图书文献看得十分冷淡，借口军事第一，交通困难，百般推诿。怎么办？一个人的力量有限，谈馆长又请其他政界好友帮忙进言。在严立三、石瑛、张难先诸老的支持下，1938年8月，省政府才将图书馆列入先行计划：先将大部分图书转移至安全地带保存，图书馆随带部分图书分两步转移，形势许可，在宜昌开馆，实在不行再转到恩施去。
得到转移的许可，谈馆长高兴得年轻许多，不顾年近70高龄，日夜带领18名职员将馆藏中外书籍择要装成170余大箱，总计98000万多册。除了搬迁图书，9540块崇文书局版片也在转移之列，总计重达45000公斤。为了做好图书转移工作，谈老首先教育职员必须做到爱惜图书。他说：“我省的图书库藏丰富，不仅在数量上全国闻名，而且很多有价值的历史文献是国家的珍贵财富。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保管好这些文献资料，让它发挥更大作用。如果我们不珍惜每本书、每张纸，那就是严重失职犯罪啊！”他不仅自己爱惜图书，对子女的要求也十分严格。一天，他的一个儿子把书弄掉在地上，他便严厉训斥，儿子反认为没关系。谈老气愤地说：“你晓得个屁，书比什么都重要，没有书啥事都干不成！”还一气之下打了儿子一耳光。
图书在装箱打捆后，谈馆长还亲临现场逐件检查，不符合要求的都要求重新返工，毫不马虎，直到他认为满意为止。此时，很多单位都随省政府走了，直到教育厅最后一班船，才通知图书馆启运。
等图书馆人上船一看，才发现搭乘的单位太多，船上拥挤不堪，原指定的方位已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图书很难上船。谈馆长又赶快多方求援，最后在船尾寻得一点地方，堆书的难题方才解决。书多人杂，谈馆长马上安排职员打地铺围睡在书箱旁，日夜照看。每到晚上，谈馆长还亲自巡查两三遍。
船到宜昌，堆放图书成了大问题。宜昌市区虽然不小，可西迁的机关、职员、师生候船都聚集在这里，人满为患。谈馆长通过熟人关系，好不容易才租借到一间行栈的房子存放图书。此时，宜昌也成了日机轰炸的重灾区，在宜昌开馆根本不可能，省图书馆还得踏上西迁恩施之路。
1938年11月，因“军事紧张，轮船汽车均感缺乏”，“加以峡江水势正恶，入施道路崎岖”，大宗图书搬运不便，西迁图书中重要图书只好由木船运至秭归新滩收藏。事后，谈老在呈教育厅厅长的公函中描述：“正拟移设新滩，经雇大木船三艘，将所有运宜图书装运至滩，适值江水暴涨，危险堪虞！”一到新滩，馆员立即投入到开箱翻晒的工作之中。对所有图书都要开箱翻晒，发现水湿受潮或虫蛀破损，都要仔细粘补复原。每箱图书都要编制图书目录一式六份，除一份随箱装订外，其余五份都要分别装订成册分别保管，便于日后查找。图书晒好装箱时，每放一层图书，都要放一些防蛀药物，以防虫蛀。在整个翻晒过程中，谈馆长多次现场督查，使得这一工作顺利进行。
当时，省女子职业学校、省立高中两所学校西迁也路过新滩。图书翻晒完成之后，谈馆长坚持不忘发挥图书的作用，他动员职员们说：“图书馆是大众的学校，是大众的知识泉源，是抗战文化的宝库，是开发鄂西文化的基元，是抗战建国的基础，是革命文化的先锋。”就这样，战时图书馆在新滩杜家祠对外开放，陈列了一些中外新闻、杂志、中等专业适用工具书、文学科技等图书，每天接待读者一百多人，长达一年多时间。在新滩的日子，大家每天惟一的菜肴就是“懒豆腐”，不免让人感到生活单调，就经常凑些钱加一个炒鸡蛋打平伙。谈老知道后，笑着开导大家：“懒豆腐吃不惯吧！我倒是觉得很好吃，这是鄂西的特产。离开家乡若干年来，就从来没有吃到过。记得山区的人是很贫穷的，只有来了贵客的时候，才打一点懒豆腐招待客人，在平时是吃不上的……”打这以后，大家再也不凑钱加菜吃了。新滩的士绅特别好客，一一宴请西迁的过往官员，茶余饭后，打上几圈麻将，以资助兴是常有的事情。谈老则不善此道，从来不参与，饭后与主人稍作交谈即告辞而归，勤于书法、阅读。
原以为可以继续停留，无奈秭归新滩“地滨大江，敌机土匪，不时出没，藏书于此，殊为危险”，谈馆长遵从国民党元老、时任湖北省政府代主席严立三嘱托，又迅速在秭归与兴山交界处，觅得“敌机土匪不到，且无潮湿之岩洞”——游家河岩洞，用运送山货的小船——侥摆子，行程六十里，将中外古籍书和西文书转运收藏，专人看守。谈馆长上恩施时几次到洞里查看图书保管情况。岩洞虽大，但光线较暗、潮湿，稍一马虎书就会霉烂虫蛀。为了保藏好图书，谈馆长和儿子在岩洞里睡了两夜，还教育两名看守人员说：“书贵赤金，没有书社会文明就难于发展”，嘱托他们定期翻箱，并给了几块银元作翻箱工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