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韦斯利阁下”（英语：The Honourable Arthur Wesley，1798年后称韦尔斯利，本词条中统称为韦尔斯利）于1769年5月1日出生于爱尔兰一个显贵的新教徒大地主家庭，是盎格鲁-爱尔兰人（Anglo-Irish people，又译英裔爱尔兰人）。他是第一代莫宁顿伯爵（1st Earl of Mornington）加勒特·韦斯利与第一代邓甘嫩子爵（1st Viscount Dungannon）亚瑟·希尔-特雷弗的长女安娜的四子。他最有可能是在家族的排屋，都柏林梅里奥上街（Upper Merrion Street）24号（今梅里奥酒店）出生。大多数传记作者以当时的报纸为证据，认为他在1769年5月1日出生，这是他受洗的日期。其他可能的出生地点有：他父亲声称他在都柏林莫玲顿楼（Mornington House）出生；或者是于家族在阿蒂（Athy）的庄园出生，因为韦尔斯利在1851年人口普查时回到这里，现在庄园已被焚毁；也有可能在邻近的楼出生；甚至可能在一条包艇上出生。
韦尔斯利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家族的两座住宅中渡过，第一座在都柏林，第二座，在单根堡（Dangan Castle），在Summerhill北部3.1英里（5公里）处，位于兰斯特省County Meath的Trim路。
在单根时，韦尔斯利到特兰姆（Trim）的教区学校读书，在都柏林时，到怀特先生学院（Mr. Whyte's Academy）读书，在伦敦时在切尔西的布朗预备学校（Brown's Preparatory School）读书。12岁时，韦尔斯利进入伊顿公学，在1781至1784年间在这里读书，但韦尔斯利并不喜欢此地，他在此的时光被称为“不光彩的三年”。所以后来传闻他所说的“滑铁卢战役赢在伊顿的操场上”或许是错误的（当时的伊顿也没有操场）。韦尔斯利既敏捷又善算术，但在他的父亲于1781年去世后，因家庭拮据，韦尔斯利不得不被召回，前往布鲁塞尔。在这里，他是他们寄居的房子的房主，大律师路易·古贝尔的学生。据同学说，韦尔斯利酷爱音乐，善弹小提琴，但除此之外一无所长。他既聪明又严厉的母亲认为，“笨拙的儿子……只不过是炮灰罢了”，并于1786年将他送往昂热的皮涅罗尔军事学院（Pignerol's Military Academy），这间学院主要是一间骑术学校。韦尔斯利被认为“体质虚弱，不专注于学业，并常与一只叫维克（Vic）的小猎犬一起霸占地盘”。在大概一年后，他改了名。
1787年3月7日，韦尔斯利加入了第73高地团（the 73rd Highland Regiment）。他的长兄爱德华在炮兵中给他谋得了一个中尉的职务（12月25日）。第76团当时驻扎在印度，但他没有到印度去。1788年1月23日，他被调到第41团，6月25日，转属第12轻龙骑兵团。1791年6月30日，被调往第58步兵团，获得了一队士兵，1792年10月31日，再被调到第18轻骑兵团。作为爱尔兰总督的助手和爱尔兰议会的成员之一，他几乎不用承担军事任务。
在企图追求朗福德伯爵（Earl of Longford）之女凯瑟琳·基蒂·帕克南遭拒后，韦尔斯利愤怒地烧掉了他的小提琴，决心从军。但是，在这些部队中服役时，他很少履行自己的职务。 在1787年11月到1793年3月这段时间间，他先后为两位爱尔兰中尉的副官。第一位中尉是白金汉侯爵（Marquis of Buckingham），第二位中尉是威斯特摩兰伯爵（Earl of Westmorland）。Viceregal Court物价高昂，但韦尔斯利每年只有125镑收入，他称他唯有向他的鞋匠房东借钱。1790年4月，他以Trim区议员身份回到爱尔兰议会，并一直把持住这个席位，直到1795年6月5日散会。据韦尔斯利的长兄说，他凭着“出色的判断力，和蔼近人的举止与他的坚定性”重新赢得了家人的好感。1793年1月10日，韦尔斯利第二次发表演说，内容有关王室宣布准备对法战争与建议考虑Catholic Claims，他支持政府给予天主教教徒权利的法案，但反对允许天主教教徒进入议会的修正案。
1793年，约克公爵被派往弗兰德斯指挥盟军对抗入侵的法军。同年通过捐官成为少校。随后再次通过捐官晋升为中校。1794年，第33步兵团被派往增援在尼德兰作战的英军，韦尔斯利也在6月与33团一起在Cork港起程航往弗兰德斯，这是他第一次参战。在战役中他，晋升为旅指挥官。在Boxtel战役前，他的部队在布雷达东部敌军的炮火下前进。在战役的后半部分，冬季时，他的部队负责防守Waal河。在这段时间里，韦尔斯利因潮湿的环境而病倒。因战役被证明是失败的，约克公爵的部队于1795年返回。在这场战役中，韦尔斯利学到了不少东西，比如纵队前进中需要仍然维持稳固的射击线列以及离岸援助的重要性。他总结出：许多战役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指挥部组织混乱。后来，韦尔斯利评价他在尼德兰的那段时间：“最后，我学到了不要做的事，这总是有价值的一课。”法军的战略让他受益匪浅。
1795年3月，在返国后，韦尔斯利再次回到议会中。他希望在爱尔兰新政府中任战争大臣，但卡姆登勋爵只给了他军械副将的职位。他拒绝了这个职位，回到了在南安普敦的33团。33团被派往西印度，在乘船7个星期后，一场风暴强迫船队回到了英格兰Poole。在休养了几个月后，白厅决定将33团派往印度。1796年5月3日，韦尔斯利因资历而被晋升为上校。几个星期后，他与他的部队一起航往加尔各答。
主词条：第四次英迈战争、阿萨耶战役
由于长兄理查德·韦尔斯利前来当总督，韦尔斯利得以发挥自己的才能。
1799年，英国发动对南印度迈索尔王国的第四次殖民战争。他指挥一个师去进攻迈索尔的蒂普苏丹（1750-1799），因强弱悬殊，蒂普苏丹被迫退守都城色林卡帕坦。韦尔斯利陈兵城外，层层包围。5月4日，英军用大炮轰开城墙，冲进城内，将该城洗劫一空，蒂普苏丹阵亡。从此，迈索尔便处于英国管辖之下，而韦尔斯利则成为迈索尔总督。他在追击军阀冬迪阿·沃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丛林作战经验。同时，韦尔斯利在迈索尔地区改革税收和司法制度，恢复秩序，防止腐败。
1803年，中印度马拉塔联盟各国发生内讧，英国乘机发动对马拉塔的第二次侵略战争。韦尔斯利转战南北，连连胜利，特别是1803年9月在阿萨耶战役，他率7000人强袭4万人的迈索尔军（由法国人训练，装备100门大炮和骑兵），在战死了两匹座骑和损失了四分之一的士兵后，他获得了生平第一场决定性胜利。接着又于11月在阿尔干战役中击败邦斯勒的军队，迫使战败国缔结德奥冈条约，承认英国对古塔克和巴拉索尔地区以及瓦德河以西的领土的所有权，从而确立了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他认为这此战役对他个人来讲比滑铁卢战役更辉煌。韦尔斯利日后在欧洲各战场上所显示出来的一切取胜的特质都是在印度培养出来的，包括：能决断、有常识、注意细节；爱护士兵、注意给养；与百姓保持良好关系。军事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尔默斯（RichardHolmes）认为，韦尔斯利在印度的战争经历对他的性格和军事策略均有重要影响。
经历常年征战，韦尔斯利厌倦了印度的生活，1804年6月他申请返回故乡。为了表彰他在印度的贡献，政府册封他为巴斯骑士。
1805年，韦尔斯利在获封爵士后返回英格兰。被提升为少将，任爱尔兰事务大臣。之后，韦尔斯利奉命率驻哈斯丁斯的一个旅远征汉诺威，却以失败而告终。1806年，韦尔斯利进入国会，以驳斥激进派对其兄在印度政绩的攻击。他以托利党首席秘书的身份在爱尔兰停留两年。
1807年，英国政府为防止丹麦王国的舰队落入称霸欧洲大陆的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之手，决定发动对哥本哈根的军事远征。8月，英国舰队抵达哥本哈根，在丹麦政府拒绝交出舰队后，于9月7日击败丹麦海军，将其舰船尽数俘获，从而消除了法国可能对英国舰队的威胁。韦尔斯利参与此役，在哥本哈根以南的克厄击败了弱小的丹麦陆军，为围困哥本哈根创造了条件。
主词条：半岛战争
1808年，韦尔斯利晋升为中将。此时，葡萄牙人发动起义，反对法国的征服。6月，在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子爵罗伯特·斯图尔特（1769-1822）的鼎力支持下，英国政府命韦尔斯利率军前去支持。8月1日，他率领英军在距里斯本北方100英里的蒙德古湾登陆。在这里，他获得了5000名葡萄牙联军士兵的增援，并接到达尔林普尔爵士将要率领1.5万援军抵达，并接掌指挥权的消息。
韦尔斯利不打算“战争还未开打就输掉一半”，他希望以“稳如盘石的军队”阻挡住法军的攻击，同时他不喜欢听人使唤。于是，韦尔斯利决定不再等候援军，径自率1.85万人向北进攻。8月21日，他所统率的英国步兵“浅红队列”在维米耶罗击败了号称“风暴”的法国让-安多歇·朱诺（1771-1813）将军的纵队。法军损失2000人，英军死伤720人（参见词条维梅罗战役）。但达尔林普尔爵士到达前线后，却下令停止追击，并于9月3日和朱诺签订了《辛特拉条约》，根据这个条约，朱诺率葡萄牙法军投降，英军则同意法军残部安全撤退，并对自愿返回法国的法军供给船舶。威灵顿也同意在条约上签字。但英国国内群情激昂，反对这个条约，韦尔斯利和他的同僚被送上军事法庭。韦尔斯利倒不因为此事而难过，相反，他讨厌战争，即使在战功彪炳时，他仍说：“相信我！只要经过一天的战争，你就会向上帝祷告，别让你再去打一个钟头的仗！”军事法庭似乎相信了他的说法，即《辛特拉条约》由于劝阻了法军做进一步的抵抗，挽救了成千英军和盟军的生命，于是，被判无罪的韦尔斯利返回爱尔兰任首席秘书。
1809年1月16日，韦尔斯利的继任者约翰·摩尔（1761-1809）爵士在拉科鲁尼亚阵亡。英军从西班牙撤退之后，韦尔斯利认为仍能守住葡萄牙，他向卡斯尔雷子爵提交了一份守卫葡萄牙的备忘录。他强调葡萄牙多山地形和里斯本作为基地的优势，获得卡斯尔雷勋爵和内阁的赞同，于是被委任统领在葡的所有英军。韦尔斯利在里斯本登陆，奇袭法国尼古拉斯·让·德迪乌·苏尔特（1769-1851）元帅，攻占波尔多，一路穷追，把法军赶回西班牙。为此英、西联军虽然在7月27日至28日的塔拉韦拉之战中获胜，而围攻马德里却因为他不愿损耗兵力而失败了。尽管由于发动攻势而受封威灵顿子爵的头衔。
此时，鉴于拿破仑在奥地利取得胜利，韦尔斯利预感到拿破仑可能掉转头来全力对付自己，于是带领他的部队退回葡萄牙基地。撤退途中，于1810年9月27日在布萨科战役（Busaco）击败安德烈·马塞纳（1758-1817）元帅。此役，5万英葡联军击退6.5万法军，仅伤亡1200人（英葡各半），而法军伤亡5千人。韦尔斯利安然退入他秘密构筑的、横跨里斯本半岛的“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马塞纳撤出葡萄牙和德欧尼奥罗败北成功地说明韦尔斯利的防守焦土政策是正确的，也使部下对他的信赖更加坚定。
1811年春，韦尔斯利等到了援军，但面临数量占据优势的法军，他依然难以向西班牙前进。直到1812年初，韦尔斯利成功突袭了西班牙的法军要塞罗德里戈（Ciudad Rodrigo）和巴达霍斯，得以控扼进出西班牙的道路、威胁马德里法军的补给线。7月22日，他在萨拉曼卡以少击众击败奥古斯特·马尔蒙（Auguste Marmont，1774-1852）元帅的4万名法军，英葡联军向前推进到巴利亚多利德。8月12日，他攻陷马德里。由于围攻布尔戈斯未成（参见词条布尔戈斯战役），韦尔斯利的军队再次撤回葡萄牙。同年8月18日，韦尔斯利被封为威灵顿侯爵。
1813年春，韦尔斯利得到了大量援军。5月，他利用机动性上的优势，率兵急速横跨半岛千里之后，于6月21日在维多利亚盆地把约瑟夫·波拿巴（1768-1844）国王率领的5万法军逼入绝境，法军溃败，全部辎重被缴获（120门大炮被缴获119门），这使得法军在西班牙的统治全面崩溃（参见词条维多利亚战役）。但英军竟容许法军逃进比利牛斯山脉，被韦尔斯利公开斥责为像“粪土一样”。维多利亚大捷鼓舞欧洲反拿破仑联盟，音乐家路德维希·凡·贝多芬（1770-1827）专为此战谱写了《威灵顿的胜利》交响曲来庆祝。韦尔斯利自上将被升授陆军元帅军衔。之后英法还发生了一系列遭遇战，最终双方于7月底在比利牛斯山脉展开了持续9天的对决。韦尔斯利在圣塞瓦斯蒂安和潘普洛纳的成功突袭让法军再次落败，迫使其退出西班牙。
1813年11月，韦尔斯利乘胜追击，在盟军中第一个攻入法国本土，击破苏尔特元帅的顽强防御，赢得了一系列规模虽小却十分激烈的战役。在冬季稍做休整之后，韦尔斯利继续推进，艰苦作战，于1814年2月在奥尔泰获胜。直至1814年4月拿破仑退位时，他已经攻入法国南部的图卢兹。
在1814年5月回国时，韦尔斯利被当作英雄一般欢迎。作为战争期间英国最优秀的将领，他受封威灵顿公爵，荣膺嘉德勋爵士，由国家赐给50万英磅。后又获赐汉普夏的斯特拉特费尔德-萨耶，以保持地位。韦尔斯利进入上院的头衔有男爵、子爵、伯爵，侯爵和公爵。
主词条：滑铁卢之战
拿破仑流放厄尔巴岛时，韦尔斯利被任命为驻复辟的波旁王朝路易十八（1755-1824）宫廷的大使。1815年2月他代替卡斯尔雷子爵出席欧洲各国召开的维也纳会议，但代表们还未能结束调停争端的工作，拿破仑便已从海岛逃走，3月1日登陆法国，开始他的百日统治。
为了对付拿破仑，韦尔斯利前往比利时，统领包含英国、比利时、荷兰和普鲁士在内的联军。他将联军总部设在布鲁塞尔，决定倾联军之力击败拿破仑。因为俄国和奥地利无法立刻提供支持，威灵顿请求普鲁士陆军元帅格布哈德·冯·布吕歇尔（1742-1819）协助他一同作战。
6月16日，韦尔斯利在夸特布拉斯率英军主力近7万人成功阻挡拿破仑5万余兵力的进攻，但布吕歇尔军却在林尼被击败（参见词条林尼战役）。这时韦尔斯利意识到拿破仑想要集中力量先击垮英军，因此请求布吕歇尔届时给予支援。果然，拿破仑命令埃曼努尔·格鲁希（1766-1847）军团尾追普军，自己率领主力转攻英军。韦尔斯利以6.7万人对拿破仑的7.3万人。他手下的半岛老兵只有不到三分之一，其余全是雇佣军。18日午后，法军在重炮掩护下连续向英军两翼阵地发起进攻，遭到英军顽强抵抗，虽然一度在英军右翼打开缺口，但由于英军的及时反攻及法军的大意，法军的进攻成果顿时化为乌有。下午3时半，因未攻破两翼阵地，拿破仑转而向英军的中央阵地发起猛攻，法国元帅米歇尔·内伊（1769-1815）率领以万余骑兵加入冲击。即便如此，韦尔斯利还是稳稳地守住了阵地。那一天他骑着坐骑，待在战场的制高点——圣约翰山高地的一株大树下，即使身边的副官被当场击毙，仍坚持不动。当炮弹不时地在离他不远处爆炸时，部将罗兰德·希尔（1772-1842）担忧地问道：“将军，如果你遭遇不测怎么办？”他的回答只有一句：“像我一样去做。”当看到法军骑兵肆意屠戮着自己的步兵时，韦尔斯利仍然面不改色的称赞敌人：“好极了！（Splendid!）”而不把预备队拉出来。傍晚，普军即将赶到。拿破仑不得不孤注一掷，将剩下的预备队投入战斗，向英军发起最后攻击。韦尔斯利以一场大规模的伏击作回应，击溃了近卫军，并引发了法军其他部队的恐慌。韦尔斯利见状，也投入了他的最后一只军队—苏格兰高地骑兵，转入反攻。法军顿时阵脚大乱，溃不成军，伤亡达3万人，被俘7千人。普军开始追歼逃敌，法军放弃战斗，拿破仑也撤离了战场，数日后宣布退位。韦尔斯利用一场坚如磐石的防守战击败了拿破仑，这也成了他军事生涯中的“最后一块墙顶石”。
韦尔斯利在滑铁卢战场前线激励士兵
韦尔斯利以及布吕歇尔6月18日在滑铁卢的胜利使他成为欧洲最著名的英雄。但韦尔斯利说：“我向上帝祈祷，希望我今后不再打仗。”他为阵亡将士流泪，说道︰“老打仗是一件很坏的事情。”作为驻法的欧洲占领军总司令，他反对签订惩罚性的和约，拒绝布吕歇尔提出的枪杀拿破仑和焚烧巴黎的建议。他组织资金以解救法国的财政，并提出在3年后撤出占领军。
1818年，在同年9月至11月由四国同盟召开的亚琛会议中，普鲁士希望韦尔斯利在尼德兰地区建立一支常备军，以镇压该地和欧洲其他地区可能爆发的革命或起义。虽然此议没有被采纳，但同盟国还是达成了从法国撤军的决议。在此期间，韦尔斯利还协助卡斯尔雷子爵劝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放弃了组建“巩固同盟”的想法。11月底，占领军撤出法国，韦尔斯利带着俄罗斯帝国、奥地利帝国、普鲁士王国、汉诺威王国、西班牙王国、葡萄牙王国和尼德兰王国七国授予的元帅杖回国。
内阁要角
回国之后，韦尔斯利虽然加入利物浦伯爵罗伯特·班克斯·詹金逊（1770-1828）的托利党内阁担任军械总监，但不因此就反对此后的辉格党政府。他说：“派系斗争大大损害国家的利益。”
当曼彻斯特举行要求国会改革的示威而发生彼得卢大屠杀以及出现企图谋杀内阁成员的加图街阴谋时，群众不满情绪已达到沸腾的地步，这时，韦尔斯利更加贴近了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党。1822年颇孚众望的乔治·坎宁（1770-1827）继任外交大臣。尽管坎宁反对和会的体系，韦尔斯利却驳回国王乔治四世（1762-1830）对坎宁的个人反对意见，而相信和会的体系已坚如磐石。当坎宁收回英国对欧洲的一切承诺时，韦尔斯利唯有痛苦地自责而已。1822年召开维罗纳会议时，韦尔斯利极力平息欧洲各盟国之间的争端未果，1826年在俄国又未完成外交使命，这两次失败更增加了他的苦恼。韦尔斯利是一个直言不讳的人，他不适合于执行坎宁的狡猾政策，但是国外却认为他为人诚实而敬重他。
1825年，韦尔斯利转向爱尔兰问题，归纳为这样一个左右为难但必须着手解决的基本矛盾：只有允许天主教徒参加国会的要求（即所谓的天主教解放）才能结束政治性的暴力行动，但必须保持新教作为国教的优越地位。他私下研究一种解决方案，认为罗马教皇必须与英国君主订立协约，最低限度要保证不准天主教神职人员滋事，以此作为他们“解放”的先决条件。
1827年，韦尔斯利成为英国陆军总司令。但由于他与4月出任首相的坎宁不合（感觉到新教的优越地位已经岌岌可危），决定退出政府，并辞去总司令职务。乔治四世对此颇感冒犯，他对着韦尔斯利的背影气的大叫：“威灵顿，你竟敢这样对朕！”宫廷侍卫劝说国王：“还是算了吧，他既然不怕拿破仑，您就不要指望他会怕您。”这一行动被解释为对国王选择他的对手当首相的不满。在否定这种议论的时候，韦尔斯利认为：他是一个军人，如果认为自己适合当首相，那简直“比发疯还糟”。同年8月坎宁去世后，他应乔治四世的要求重掌军务。不到5个月，坎宁的继任者、戈德里奇子爵弗雷德里克·约翰·罗宾逊（1782-1859）即挂冠而去。此时英国内阁一片混乱，没人能控制局势。1828年1月9日，乔治四世在温莎堡召见韦尔斯利，认为他应该出任首相。韦尔斯利意识到，自己将担负起一项既没有受过训练，又不喜欢的工作。韦尔斯利写道“没有谁象我那样厌恶这项工作了，也没有谁象我那样对党务一无所知了”，“我恨这项工作”。他不喜抛头露面，没有在公共场合演讲的天才。韦尔斯利的政见属于一位爱尔兰新教贵族的政见，也属于这样一位军官的政见：他认为命令必须服从，违反命令的人必须严惩。而这些品格和官场格格不入。《卫报》说他“专横拔扈，完全无视哲学法则，持有根深蒂固的偏见，能力平庸，固执己见”。
首相时期
韦尔斯利的目标是经由重新统一托利党，以缔造一个强大而力量均衡的政府。他不情愿地再次辞去总司令一职，邀请以赫斯基森为首的坎宁派出仕，而抛开托利党极端分子，因为他们与自己的温和政策不兼容。
对于右翼如此敬而远之，左翼又开始发生矛盾。反对派要求大规模改革，而赫斯基森集团表示同感。韦尔斯利明智地作出让步，首先是教会问题，他自动改革宣告非国教徒有罪的《宣誓条例》和《社团条例》；其次是《谷物法》（禁止输入外国贱价粮食）问题，他实行了比他本人和农业利益期望中更开明的改革。但不久以后他在国会改革问题上与赫斯基森派发生正面冲突，5月该派总辞。紧接着出现了另一场危机：在爱尔兰克莱尔的补缺选举期间，继赫斯基森的大臣职的维齐-费兹杰罗极力保持他在国会中的席位，却被爱尔兰的天主教领袖奥康内尔击败。维齐-费兹杰罗本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亲天主教人士，他的落选给韦尔斯利敲下警钟：只要不给予“解放”，任何托利党人也休想在南爱尔兰获胜。大有发生内战的可能性。
1828年8月，韦尔斯利承担起其戎马一生最费力的政治职责，劝说乔治四世、下院领袖罗伯特·皮尔（1788-1850）以及大多托利党人同意天主教解放，这些人过去一直认为此项改革无异于革出教门。由于韦尔斯利独一无二的威望，乔治四世几乎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才同意签署方案，据说还为此痛哭了一场。皮尔的立场也同样令人棘手。他是个公开声明的新教徒，因而坚持只有让他当后座议员才能支持“解放”。但是，韦尔斯利的耐性和皮尔的义气终于占上风，皮尔同意继续领导下议院。托利党的一些极端分子竟“向后转”，公然违抗韦尔斯利的最后命令，但是该党大多数人则表示服从。因此，1829年4月尽管托利党已经分裂，天主教解放变成了法律，这是韦尔斯利在政治上最大的胜利。格雷维尔说：“他可以用其他任何一位首相都不会采取的方式同国王谈话……国王完全被他慑服了。即使那些最伟大的首相也不得不向国王或贵族、或下议院屈服，但他却使他们完全听从他的摆布。”
韦尔斯利曾被人批评没有定见，但他只是不愿意过早地公开他的想法。他要进行某种形式的“解放”的愿望可能在1825年左右已明白透露。
人们对于进一步实行改革的要求已经受到韦尔斯利本人成就的鼓舞，由于1829年至1830年度的农村饥馑而如火如荼；辉格党领袖格雷伯爵第二则趁机掀起国会改革的新浪潮，其方案是允许伯明翰一类工业城市在国会中有代表，以取代贵族和士绅私人操纵的选区。1830年乔治四世去世而由威廉四世（1765-1837）继位后举行大选时，就有了对韦尔斯利在贫困和失业问题上的听天由命态度表示不满的机会。同年的法国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即七月革命）大大鼓舞了英国的改革派。虽然韦尔斯利的内阁继续存在，却已软弱无力，而赫斯基森的突然死亡又破坏了暂时性的和解计划。韦尔斯利认为国会改革不是一种灵丹妙药，而是立宪制度的自戕。他在国会召开前两星期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斥责改革是破坏性的，并表示他反对改革的决心不变。11月2日他发表一篇坚决反对任何改革的宣言，使得国会大吃一惊。改革派与报仇心切的托利党极端分子纠合一起，15日将他击败。次日皮尔迫他辞职，由格雷继任。
作为一名忠于国家的军人，韦尔斯利曾表现出神奇的才能，能猜出“山的另一边”存在什么东西。然而，由于缺乏政治想象力，他认为改革的另一边是革命——“采取正当法律程续的革命”。由于这种错误看法，他理所当然地被称为反动派。
韦尔斯利虽然在野，继续反对格雷要使上议院通过改革法案的企图。因为家中窗户两次被激进的暴徒捣毁，韦尔斯利便安装了铁制百叶窗以作保护，并得到了“铁公爵”的称号。国内斗争在1832年5月的危机时达到最高潮，眼看要产生法国七月革命的结局。威廉四世拒绝册封足够的新贵族以战胜敌对的上议院议员，格雷伯爵辞职了，韦尔斯利拼凑一个轮替的政府班子没有成功。面对着混乱不堪的局面，韦尔斯利依然反对改革，然后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撤退，劝说他的追随者在6月改革法案成为法律之前与他一同不出席国会。然而，在“滑铁卢日”他受到愤怒群众的袭击。“选择这个奇特的日子”，韦尔斯利只嘟囔了这么一句话。但这类表现人民的反对意见的示威并没有使韦尔斯利感到过于不安。几年之后，当反复无常的公众再次向他欢呼时，他轻轻触了一下帽沿，不无讽刺意味地朝铁窗板点了点头。
1845年的韦尔斯利，通过银版摄影法
1850年的韦尔斯利
韦尔斯利向维多利亚女王、亚瑟王子与阿尔伯特亲王展示礼物
1844年在检阅中的韦尔斯利
韦尔斯利弃权拯救了上议院，在领导上议院托利党期间他继续控制他们不与下议院发生灾难性的冲突。只要有可能，他就支持国王的政府。1834年，威廉四世以政变方式解散了梅尔本子爵威廉·拉姆（1779-1848）的辉格党政府，召请韦尔斯利组阁；但65岁的韦尔斯利回答应任罗伯特·皮尔为首相。此种让贤的举动受到了一些称赞。但皮尔当时在意大利，所以在1834年的11月到12月中有3个星期，韦尔斯利作为临时首相和其他大部分部门的临时部长。他实际上集财政部、内政部、外交部、和陆军部各大臣于一身，成了名符其实的独裁者。
格雷伯爵说：“这位独裁者殿下（韦尔斯利）正在把国家的一切大权都集中在自己手里。”辉格党人贝德福德公爵说，要是在无政府主义和专制主义之间进行选择，他赞成无政府主义。韦尔斯利回答：“如果我们选择无政府主义，我将处于贝德福德的境地。”在这一过渡时期，他满意地包揽了政府的一切事务，而不必去考虑他的同僚们的意愿。问题是，往往在人们等着就一些重要的政策作出决定时，政府首脑却埋头于具体的行政事务。他简洁明快的说话方式成了英国军人对谈话艺术的贡献。
当皮尔于12月9日抵达英国时，韦尔斯利交出了除外交大臣之外的所有职务。在1835年皮尔下台，梅尔本上台之后，他就不再内阁中任职了。此外，韦尔斯利还担任了牛津大学名誉校长、切特豪斯公学校长、伦敦塔总管、汉普夏治安长官、海务局局长和领港协会十三主持会员之一（后为会长）等职衔。
随着岁月的流逝，韦尔斯利在议会的影响越来越小。但他的名字所具有的魅力依然如故。韦尔斯利71岁时，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要求他统帅日耳曼联邦军队。当时欧洲还没有产生一位能与他声誉相媲美的军人。
在皮尔和托利党于1841年重新执政时，韦尔斯利在内阁中成为不管部大臣（至1846年）。虽然不管具体事务，但是在危机时刻，他坚定的声音易于对各种激进的意见起节制作用。他在1848年显示的旧本领又重演了一番。当时为否废除谷物法上发生了分歧，保守党分为了两个派别，许多老内阁成员们仍然支持皮尔，但大多数的下院议员支持新的领袖德比伯爵。由于他再一次命令上议院议员向后转（就《谷物法》问题），他使皮尔将此法废除。罗斯伯里勋爵写道：“他乐意坚持所有据认为对维护公众利益是必要的措施，而无论他个人的意见如何。他不顾先前的声明而使罗马天主教徒获得了合法的权利，他对废除谷物法给予了支持，而这同他的意见是完全相悖的，他准备赞成通过一项他认为将毁灭这个国家的选举法修正法案。因此，根本不能把他看成是一位党派政治家。”
自1842年以后，韦尔斯利在余生10年中一直担任英军总司令，他已不再实施后来迫切需要的各项改革。他创建的一套军队指挥管理制度，即总司令、军务大臣、军械总长和殖民大臣四个各自分立而又相互牵制的指挥系统，实践证明弊病很多，改革势在必行。但威灵顿却死抱着陈旧的观点和传统的作法不放，他以“这类习惯和怪诞作法使我们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成为胜利者”为由，对一切改革拒之门外。
在1848年宪章派即将起事时（参见词条宪章运动），他组织军队卫戍伦敦，冷静处理，阻止了骚乱。
韦尔斯利晚年疾病缠身，罹患中风，最终逐渐失聪。1852年9月14日，韦尔斯利中风发作。同日中午，他在自己喜爱的住所沃尔默城堡逝世，享年83岁。英国政府为他举行盛大的国葬，有超过100万人围观其葬礼队伍从切尔西医院前往圣保罗大教堂的游行。这是英国最后一次显示各种纹章的葬礼。9月18日，韦尔斯利长眠于圣保罗大教堂，与霍雷肖·纳尔逊勋爵相邻。《泰晤士报》的讣告写道：“威灵顿公爵已经享受完了他的天年与荣誉，他的事业是最漫长的晴天。”（The Duke of Wellington had exhausted nature and exhausted glory. His career was one un-clouded longest day.）
军事成就
1796年，韦尔斯利在印度参加第四次英迈战争中的斯里伦格伯特纳之战，并在马拉塔（Maratta）战役大获全胜。1809年指挥葡萄牙远征军登陆伊比利亚半岛，在托尔斯-维德拉斯（Torres-Venras）让号称“风暴”的法军将军让-安多歇·朱诺无计可施。接着解放了整个葡萄牙。1809年4月驻守葡萄牙。5月在奥博尔托（Oporto）打败被称为“帝国第一指挥官”的尼古拉·让·德·迪乌·苏尔特，取得塔纳维拉之战胜利。1810年攻下了阿尔梅达（Almeida）堡垒。1812年，取得巴达乔滋大捷。后因法军快速的运动战和兵力悬殊，被迫撤退。1813年5月发动反攻，6月，在维多利亚之战大胜法军。11月翻越比利牛斯山脉。1814年3月占领法国南部城市波尔多。8月30日，与苏尔特在图鲁斯（Toulouse）交战。在比利时战役中，指挥英荷联军与法国将军米歇尔·内伊打成平手，利用良好的地形抵挡了法军的进攻。1815年在滑铁卢之战中，率领反法联军彻底击败了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的军队，结束了百日王朝。
军事思想
韦尔斯利一生指挥过近60场战役，时常以劣胜优，以少胜多。《威灵顿军事思想初探》将其军事战略战术的核心和主要内容概括为：“战术观念强，善于利用地形隐蔽兵力，布设疑阵，造成敌人判断上的错误；他像拿破仑一样，在作战中惯用出敌不意的战法，总是先以防御手段杀伤敌人有生力量，挫伤敌人的进攻锐气，控制一定数量的预备队，尔后适时地发起反攻；战略设计上，他摆脱了前人攻占加击退的战略，而以打击敌方整个战争体系为目标等。”韦尔斯利在近二十年的军事活动中形成的军事思想，不仅推动了近代西方各国军事思想的发展，在当时也维护了英国的利益，还起到“把欧洲从拿破仑的暴政铁蹄下解救出来”的作用。时至今日，军事院校仍在研究他的作战计划。
韦尔斯利的军事思想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惯用欺敌术迷惑敌人
在战场上，韦尔斯利多隐藏兵力，布设疑阵，给敌人造成错觉，然后攻其不备，这是他军事行动的突出特点。“非常成功的出敌不意会使敌人陷于混乱和丧失勇气，从而会成倍地扩大胜利”，但要在战争过程中利用出敌不意取得巨大的效果，就必须当机立断，迅速而又秘密地行动起来。
韦尔斯利在这方面有许多成功的战例。如在1813年的维多利亚战役中，韦尔斯利自己仅带3万部队向据守扎多拉河对岸山脊的法军进军，而指挥6万主力的将军托马斯·格雷厄姆却隐秘地向北绕很长一段崎岖山路后，趁法军不备，突然袭击，法军遭到彻底失败。
又如在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中，为减少无谓的伤亡和麻痹敌人，在拉海圣阵地，韦尔斯利把主力军队隐藏在阵地所在高地的反斜面上，而在公路以东的正面阵地上只部署了一个旅（约4千人）的兵力。6月18日下午在法军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的炮火冲击后，部署在阵地上的这个旅遭到了重大损失，法军进而很快占领了前沿阵地，不断高呼胜利，队形开始出现混乱。就在这时，隐藏在山脊北侧反斜面上的一个英军步兵师（约4千余人）突然地从树丛后面冲击出来了。他们在距离法军仅有四十步左右的位置上，连续发射猛烈的排枪，随后端着刺刀进入了法军的战斗队形，两军陷入苦战，法军开始败退。
2.善打防御战
韦尔斯利以善打防御战闻名，其战法多是“先抗击敌人的猛攻，直到敌人力量削弱，然后再出其不意地攻击敌人的消耗了一半的部队”，这是其军事思想的核心内容。他认为防御军队的任务就是“改变态势和战区，打乱敌人的计划，引诱敌人远离其作战基地，并迫使敌人在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没有准备的、而且肯定会对他不利的时机和地点进行会战”。此外，他还意识到山后坡在防御战中的重大作用，而且发明了一套专门对付法国人的步兵技术，即“后坡布置”加“散兵横队”战术：为隐藏兵力和保护士兵免于受到炮击，把主力部队布置在山坡的反斜面；另外，还会在主力前方布置一条散兵线，然后让步兵排成两列横队，充分发挥己方火力，打击法国人的步兵纵队。
最能体现韦尔斯利这一军事思想的出色战例是滑铁卢战争。1815年6月18日午后，法军在重炮掩护下在圣让山连续向英军两翼阵地发起进攻，尔后拿破仑又向英军的中央阵地发起猛攻，并配以万余骑兵加以冲击。韦尔斯利率军顽强死守，发出“即使牺牲到最后一个人，仍要坚持到布吕歇尔到来”的誓言，英军排成密集的方阵，用排枪不断杀伤法军，并连续击退了法军发起的六次冲锋。但双方损失都很惨重，形势十分危急。待布吕歇尔率部赶到战场，猛攻法军右翼，战争已到了决定性关头。拿破仑投入最后的近卫军营，作最后一次冲击，虽损失惨重但终于突破了在山顶上的英军阵地。然而英军并没有屈服。英军近卫军还有两个营当时正卧倒在山后的反斜面上。待法军接近到只有五、六十步的时候，韦尔斯利断然下令：“近卫军，起立！准备战斗！”于是一阵猛烈的火力突然地射向法军。这突如其来的反击，迫使向纵深进攻的法军一时停下。与此同时，其它地段的英军也积极地对主阵地进行支援。普军的两个军，则更加猛烈地对法军的右翼发起了进攻。这样一来，法军又两面受敌了，部队开始出现混乱。拿破仑再也没有预备队可用。韦尔斯利判断发起全线反击的时候已经到了，于是骑马跑到阵地的突出部位，脱下帽子在空中摇晃着，这是发起反击的信号。紧接着，约有4万名联军官兵从山上直扑下来，法军招架不住，全线溃败。拿破仑仍重新集中近卫军组织再战，暂时阻挡了英军。英军准备整顿队伍再行攻击，韦尔斯利见此情景，大声喝道：“上，上，他们是顶不住的！”法军被彻底打败。
3.知己知彼，长于用兵
韦尔斯利勤于思考，善于分析。他认为，军队的行动不应受预定计划的约束，而应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随时修改作战方案。他既主张稳扎稳打，又注意一定条件下的快袭和奇攻；既重视了解敌情、地形和捕捉战机，又尽量利用敌人的弱点和有利战场。
韦尔斯利对拿破仑的军事战术比同时代其他军事家们领会得更多，他对拿破仑的战略进行认真研究后，发现拿破仑的用兵有两大优点，即迅速调动队伍和集中优势兵力攻击对方的虚弱处，但也有弱点，即拿破仑的队伍调动迅速是因为他们轻装行军和就食民间，能集中兵力攻敌弱点是因为敌阵多因循传统陆军操典或阵法手册仓促布成，而拿破仑拥有大军，可以组织密集力量攻敌虚弱。所以半岛战争中，韦尔斯利一方面尽量牵制法军在贫粮区持久作战，使法军补给一度出现危机，只得随身携带辎重给养，机动性被降低；另一方面，他仔细考察地形，精心布置阵地，在遇到法军密集攻击的危险时就避免接触，一等窥见敌阵弱点就发动突然袭击。
4.治军严谨，身体力行
在战斗中，韦尔斯利指挥沉着，作战勇敢，常常是站在战斗的第一线，并能与士兵同甘共苦。他还很尊重士兵，关心他们的需求，赏罚公正。同时，又严格训练军队，一丝不苟。他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培养了一支具有高度纪律性、富有勇敢精神的军队，特别是他培养的步兵，有着异乎寻常的坚韧性，成为英国军队的主力和骄傲，对英国陆军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作战中，韦尔斯利尊重当地人民，力图赢取民心。如在半岛战争中，军队补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法军因拿破仑实行露营并采取以战养战的方针，所以实行征粮制。为对付法军的征粮制，韦尔斯利采取的对策是实行坚壁清野和打持久战，让法军在贫粮地区作战，这样一方面可以减慢法军征粮速度，减少其征粮数量，降低其战略机动性；另一方面在持久战中法军反复征粮甚至直接从民众手中抢劫所需物资，极容易激起当地民众的反抗乃至参加游击队。而韦尔斯利知道自己需要当地平民的支持配合，所以英军的大部分补给都是从国外运来的，在当地征用的物资都要给民众付现金。因此，当地人多服从英军指挥、为他们提供情报还积极应征入伍，不管是游击战还是正规战，都非常勇敢。当地人民的支持是英军在半岛战役中取胜的重要因素之一。
拿破仑战争时期
1806年后，由于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英国经济受到重创，国内外市场缩小，食物来源减少，不少工商业者破产，生产萎缩，失业增多，人们陷于空前困难之中。韦尔斯利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军事行动成为冲破法国大陆封锁政策，通解英国危机的重要战略举措。由于韦尔斯利灵活的战略战术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加之西葡两国人民的强力支持，英军牵制住了一支30万人的法国大军，引起了奥地利等国再次发起的反法战争。半岛战争率先打开了拿破仑大陆封锁政策的缺口，拿破仑后来也不得不承认“正是西班牙这个脓疮把我毁了”。
在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中，韦尔斯利率领的反法联军大败法军，拿破仑再也没有力量再战了，为时22年的拿破仑战争终于结束，从此法国不再是英国的主要对手，欧洲力量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韦尔斯利的显赫战功则对此做出了巨大贡献。
战争后及任首相时期
韦尔斯利在代表英国参加维也纳会议及担任驻法欧洲盟军司令时，执行英国一贯奉行的欧洲均势原则，维护战败的法国在欧洲强国中的地位，反对削弱法国的提议，阻止占领军破坏巴黎的企图。英国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在《英语民族史》中高度称赞了韦尔斯利在其中的作用：“卡斯尔雷和威灵顿是同僚中的佼佼者。在很大程度上，欧洲在拿破伦垮台以后实现的普遍和平应归功于威灵顿的深谋远虑和卡斯尔雷的公正立场 。”
韦尔斯利是“一名杰出的保守派政治家”，议会改革的坚决反对者。他以托利党党员身份担任了两届首相并主持通过了1829年的天主教解放法案。虽然他无法阻止1832年改革法案的通过，但直到退休，他仍是贵族院里的领导人物之一。
爵位
爵位头衔
获得时间
册封国家
萨默塞特郡韦尔斯利的杜罗男爵（Baron Douro of Wellesley in the County of Somerset）
1809年8月26日
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
塔拉韦拉的威灵顿子爵和萨默塞特郡的威灵顿子爵（Viscount Wellington of Talavera, and of Wellington in the County of Somerset）
1809年8月26日
威灵顿伯爵（Earl of Wellington）
1812年2月28日
威灵顿侯爵（Marquess of Wellington）
1812年8月18日
杜罗侯爵（Marquess Douro）
1814年5月3日
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
1814年5月3日
Count of Vimeira
1811年10月18日
葡萄牙王国
Marquess of Torres Vedras
1812年8月
Duke of Victoria
1812年12月18日
罗德里戈公爵（Duke of Ciudad Rodrigo，并享有“Grandee of the 1st Class”头衔）
1812年1月
西班牙王国
滑铁卢亲王（Prince of Waterloo）
1815年7月18日
尼德兰联合王国
滑铁卢亲王（Prince of Waterloo）
1831年
比利时王国
由于韦尔斯利直到半岛战争结束才返回英格兰，所以在一天之内，他就获得了所有英国贵族的专利。
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在《悲惨世界》“滑铁卢”一节中专门叙述了滑铁卢之战、韦尔斯利与拿破仑。
1970年电影《滑铁卢》：克里斯托弗·普卢默饰演韦尔斯利；
2012年电影《威灵顿之线》：约翰·马尔科维奇饰演韦尔斯利。
法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对作为自己的对手的韦尔斯利多有称赞，他说：“威灵顿公爵的治军之才与我不相上下，还具有更加小心谨慎的长处。”
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称韦尔斯利为“世界征服者（指拿破仑）的征服者”。
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则比较拿破仑与韦尔斯利，认为：“威灵顿是战争中的巴雷姆，拿破仑是战争中的米开朗琪罗……。”
在韦尔斯利的葬礼上，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称赞“他是19世纪以来最伟大的人”。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合作编译《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由于在滑铁卢击败拿破仑，他成为世界征服者的征服者。滑铁卢战役后，他参加一个采取镇压政策的政府。后来出任首相，抵制宪政改革所受的压力。但是，他无论在战场上或国会中都不曾因狂妄自大而不知急流勇退。为了祖国的利益，他曾支持自己并不赞成的一些政策。到老年时，他被敬奉为盖世无双的公仆——“大公”。……现在普遍称赞他的军事天才以及作为一个诚实和无私的政治家不为巨大威望所累的高贵品德。
美国历史学者萨克雷、芬德林等主编《世界大历史：1799—1900》：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是英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将领之一。
韦尔斯利死后，被贬为胆小如鼠的将军，一度又被说成是19世纪英国最坏的首相。对他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现展示观点如下：
后人对于韦尔斯利的某些军事思想亦有诟病。如德国思想家卡尔·马克思认为：“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十分标准，但却没有一件是卓越的……他有他自己的伟大，也就是说，可以算作伟大，而仍然不失其为平庸。”马克思认为，他“曾有一些机会采取具有决定意义的天才的突击，可是他对此连想都没有想过”。如1810年在半岛战争中本该乘胜追击敌军，他却指挥英军撤退到托列斯—维德拉斯的筑垒阵地。而过于谨慎的特点也使他错失了许多良机。如在滑铁卢战争开始前，英荷联军的兵力本来就稍弱于法军，但韦尔斯利在部署兵力时却分兵把口，以至于在整个战役中，相当于总兵力七分之一的部队一直都没有使用。
在军队的指挥系统上，威灵顿创建了的四个各自分立而又相互牵制的指挥系统，以及强调把指挥权高度地集中于一人的做法，都招致了批评。面对必须的军事改革，晚年的韦尔斯利却固步自封。德国思想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认为：“在英国军队中，假如不算炮兵纯粹技术上的改进，在他掌权的全部时期就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多少像样的改善。”马克思指出，从斯潘塞·帕西瓦尔到韦尔斯利领导的五届托利党内阁，“是英国历史上最丑恶、最反动的时期”。
中国学者廖金城《外国历史名人传·近代部分》“威灵顿”条目也对韦尔斯利的晚年持批评态度：威灵顿作为一个军人和作为一个政治家是一致的。如果说，他对重大政治问题在紧急关头时还能作一些让步的话，那么，在一般情况下他总是坚持守旧，反对革新，逆潮流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