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刘大櫆出生于安徽桐城,幼年时期跟着父亲和哥哥读书。刘家世代都居住在陈家洲,后来居住在枞阳镇寺巷。刘大櫆虽然出生于书香门第,但是家境不佳。
刘大櫆早年有“明经致用”的志向,十三四岁之时与诸兄师从吴直。他在青年时期很有抱负,期待着建功立业,报效国家,可谓“生则为国干,死当为国殇”。
刘大櫆青年时与同乡姚范、叶酉、愧之缯、方辅读相识,他们相互讨论政治得失和文章创作,此时他的交友圈局限于桐城一地。
康熙六十年(1721年),刘大櫆师从吴直,最后没有完成学业,那时候他才二十四岁。
刘大櫆在二十多岁的时候,与桐城的张氏家族建立良好的关系,其中与张若矩私交颇密。在京城参加科考期间得到吴士玉的赏识,并住在他的家中。
雍正三年(1725年),受江南学政俞兆晟提拔,童生刘大櫆首次入京,贡入太学。
在京城期间,刘大櫆馆居清代名臣吴士玉家中,经吴士玉荐举,得以拜入桐城籍翰林院侍讲学士方苞门下。方苞看到了他写的文章,称赞他是和韩愈、欧阳修一样的一流人物,因此刘大櫆一时名噪京城,士大夫大多愿意和他结交。
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十年(1732年),刘大櫆曾经连续两次参加顺天乡试,无奈都只登上副榜贡生,无缘中举。雍正十一年(1733年)离京归省。
雍正十三年(1735年),刘大櫆第二次入京,第三次参加顺天乡试,被考官罢黜无缘中举。
乾隆元年(1736年),乾隆登基诏举天下,刘大櫆第三次入京,受方苞举荐应征博学鸿词,为张廷玉所罢黜。不过,后来张廷玉得知罢黜之人乃刘大櫆十分后悔。
乾隆六年(1741年)前后,刘大櫆第四次入京。(时间待考证,存在学者推测的成分)
乾隆九年(1744年),刘大櫆离开京师前往山西,到达他的哥哥刘大宾的县署,后到晋祠游玩。
乾隆十五年(1750年),刘大櫆第五次入京。张廷玉为弥补遗憾,又举荐刘大櫆参加经学考试,刘大櫆又未被录取。
乾隆十一年(1746年),尹会一督任江苏学政,刘大櫆被方苞举荐做他的幕僚校诗阅文。直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七月,尹会一在松江使院去世。
乾隆十九年(1754年)至二十年(1755年),刘大櫆应湖北学政陈浩聘用,到他的府中担任幕僚。在湖北期间,刘大櫆游历了江南、荆楚、襄汉等地,留下了《晚过黄州》《望武昌县城》《登黄鹤楼》《学山亭纳凉》《武昌杂诗》《江夏送客》《夜渡长湖》等诗歌。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刘大櫆在浙江学政窦光鼐的府中担任幕僚。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在窦光鼎离任前,刘大櫆已离开浙江抵达徽州。
讲学徽州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刘大櫆64岁,赴皖南黟县任教谕,主讲安庆和徽州书院,任期6年,直至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离任。
刘大櫆在黟县期间大量收授门徒,通过与吴定、方矩、金榜、吴绍泽、郑牧等生徒的交往,刘大櫆的古文思想得以在徽州地区广为传播。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刘大櫆辞去黟县教谕一职,应聘至歙县,歙县知县张佩芳重视文教,邀请刘大櫆主讲问政书院,应张佩芳之邀编修(乾隆)《歙县志》,历时两年完成(乾隆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76岁的刘大櫆从歙县回到故里桐城枞阳,在江畔故居聚徒讲学,直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或四十五年(1780年)病故,享年82岁(一作83岁)。
刘大櫆著有《海峰先生文集》10卷、《海峰先生诗集》11卷、《论文偶记》1卷、编《古文约选》48卷、《历代诗约选》92卷、《七律正宗》4卷、《唐宋八家古文约选》48卷、《刘海峰制艺》三卷,纂修《歙县志》20卷等。较有代表性的有《答吴殿麟书》等篇章。
刘大櫆有很多评点类著作,如《评点孟子》《评点左传》《评点庄子》等15部。
刘大櫆的代表诗作有《西山》《至安庆书院》,散文有《骡说》《游三游洞记》《程易田诗序》。
刘大櫆总结和发展了桐城派散文理论。他的文学活动主要在乾隆时期,创作了大量散文。他的文章既少歌功颂德、妆点“盛世”,也不多指斥时政、揭露现实黑暗,代表着下层正统知识分子的一般思想状况。他的论文强调“义事、书卷、经济”,主张在艺术形式上模仿古人的“神气”、“音节”、“字句”,是继方苞之后桐城派的中坚人物。
刘大櫆兼重古文的神韵,博采古文大家的众长,在总结和发展了桐城派散文的基础上,强调神气、音节、字句的统一,重视散文的艺术表观形式,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在桐城派的发展历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故被尊为“桐城三祖”之一。他写的《论文偶记》,既肯定内容的重要性同时注重法度、技巧。他将小说、戏曲描写手法用于散文写作的创作手法。强调字句、音节之妙,风格、意境之美,较之空谈“文以载道”是一大进步。
刘大櫆的古文创作成就对桐城派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从“文之能事”来探讨文学创作之规律,又把“文人之能事”具体化为“十二贵”,指明了文学创作的要领。
刘大櫆在桐城派中的地位,既来自于他与方苞、姚鼐等人的交往,也来自于他的品行高尚和他自己的思想。他主张写文章贵奇,符合戴名世的写文章的思想;他主张文章贵简,符合方苞的写好文章的思想;他主张文章贵变,与姚鼐的思想相接。刘大櫆的文章写作法,丰富了桐城派的内容。他本人关于文章的范文,写法的一系列总结,对文章节奏、神气的总结,奠定了刘大櫆在桐城派中的地位。后来他的学生姚鼐把文章的风格归结为阳刚与阴柔,当是对刘大櫆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刘大櫆的诗作数量甚多,其中相当一部分诗歌风格豪放,颇具阳刚之美,为“桐城诗派”中一大家。刘大櫆是“桐城诗派”的奠基人,他的诗歌理论自成体系,他以气论诗,既发展了前人的诗论,又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肇姚卿的“阴阳刚柔”的风格论之端。中国古代文论中,既有“言志说”,亦有“缘情说”,刘大櫆的诗论于此二者则兼而有之。
刘大櫆的论述主要可归结为两点:一是诗文和心志的关系,认为诗人的心志是诗文的根本,诗文是心志的外在表现。二是诗与人的关系,刘大櫆认为诗如其人,人的胸怀志向会象照镜子一样反映到诗中。他认为写诗的人不是为写诗而写诗,写诗是为了“言情”;写诗的人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写诗,而是在感情激动到抑制不住的时候才写诗;古人写诗,不限于文人,只要感情激动,“里巷无知之野人莫不能为诗”。其中心是强调诗歌乃“发乎情之不容巳然后言”,诗歌是情感的产物,惟其如此,只有抒发了真情实感的诗才是好诗,那些缺乏真情实感无病呻吟的所谓“诗”,是不能打动人的,是没有生命力的。
刘大櫆在吸收借鉴前人理论与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古文理论“神气”说,并将其应用到诗歌领域,指导了自己的诗歌创作。他标举“神气”说,“神气”是他的个性思想、精神品质在文章中的体现。他的“神气”投射在实际的诗歌创作中,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直谅宽博、豁达爽朗的精神气质;豪迈慷慨、气势充沛的风格;一气单行、意脉连贯的句法结构;文从字顺、音节和谐的语言。
刘大櫆十分重视对天道的研讨,在《天道》上、中、下三篇论文中,集中阐述了他的天道自然无为的唯主义自然观。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天道是自然无为的,无论从天上的日月星辰,还是到地上的山河大地,都是运动着的各种物质现象。天上的日食、星陨,地上的地震和河流干涸等,都是自然界自身按其规律在变化发展,并没有一个上帝在那里主宰。他反对唯心主义者把福善祸淫说成是上帝的意志的唯心主义天道观。
在刘大櫆看来,宇宙间万物,“生者自生”、“死者自死”、“贵者自贵”、“贱者自贱”,天道是自然无为的。刘大櫆从天道自然无为出发,探讨了万物的本原问题。
刘大櫆反对“天人感应”的历史观,认为天道浑然无知,事物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他对千百年来儒家先贤宣扬的“天有知”的传统天命观念作了批判,认为天道是浑然无知的,更多地赋予了天的自然属性。
刘大櫆反对天命史观,否定善恶必有报应。他认为“天下之事将然者不可知,而惟已然者可以循迹而较”,突出史学研究鉴往知来的现实意义,其读史评议及对史实的解喻具有强烈的现实观照。他撰写的大量人物行状、传记和墓志,不仅有益于乡间风俗教化,亦有助于传统史学的平民化和通俗化。
清代《国史·文苑传》:“大櫆虽游学方苞之门,所为文学造诣各有千秋。方苞盖取义理于经,昕得于文者义法;大櫆并古人神气音节得之,兼及庄、骚、左、史、韩、柳、欧、苏之长。其气肆,其才雄,其波澜壮阔。”
程晋芳:“耕南诗胜于文也。”(《随园诗话》卷十)
管世铭:“桐城刘大櫆耕南,任黟县教谕,著有海峰诗钞,各体俱有本末,近自馆阁及山林罕见其匹。”(《韫山堂文集》卷八《论文杂言》)
姚鼐:“海峰则文与诗并极其力,能包括古人异体,熔以成其体,雄豪奥秘,麾斥出之,岂非其才之绝出今古者哉?”(《刘海峰先生传》)“自海峰先生晚居枞阳,以诗教后进,桐城为诗者大率称海峰弟子。”(《抱犊山人李君墓志铭》)
沈曾植:“惜抱选诗,暨与及门讲授,一宗海峰家法,门庭阶闼,矩范秩然。”(《惜抱轩诗集跋》《海日楼题跋》)
李银德(安庆文史专家):“刘大櫆早年抱明经致用之志,但屡试不中,遂‘退而强学栖迟山陇间’。刘大櫆好工文辞,以才气著称。他的文学活动,主要在乾隆时期,创作了大量诗歌、散文。他论文强调‘义事、书卷、经济’,主张在艺术形式上模仿古人的‘神气’、‘音节’、‘字句’,是继方苞之后桐城派的领军人物。”
操鹏(桐城派研究知名人士):“刘大櫆古文做得绝妙,命运却坎坷不济。幼从父兄读书,14岁时与诸兄同授业于吴直。及至青年极有抱负,期待着建功立业,报效国家,可谓‘生则为国干,死当为国殇’。”(《扬子晚报》)
朱洪(安庆师范大学教授):“他的一些文字,因时代的局限性,有许多内容已经过时了,如文以载道、赞扬节妇等。因清代文字狱,他在诗文中不涉及官场文字,但他对于孝子的赞扬,对于勤俭持家的赞扬,对于同时人的奋斗和励志的赞扬,都没有过时。读其作品,如同与一个清代德高望重、才高八斗的老人对话,品味一个矢志不移者终身奋斗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