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雍正十三年（1735年）督陶官唐英撰《陶成纪事》载：“洋彩器皿，新仿西洋珐琅画法，人物、山水、花卉、翎毛无不精细入神。”可见瓷胎洋彩在雍正时已开始烧造。从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来看，瓷胎洋彩瓷器大都制作于乾隆六年（1741年）之后，系在当时由督陶官唐英督理的景德镇御窑厂内制作完成。这种洋彩瓷器深受乾隆帝的喜爱。乾隆十三年（1748年），年已六十六岁的唐英接到乾隆帝的旨意，负责烧制清乾隆各种釉彩大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唐英广泛派遣得力助手去哥窑、汝窑、钧窑、定窑、龙泉窑、湘湖窑等全国各大名窑搜罗配方或瓷片标本，或者仔细研究古代文献的相关记述，然后反复研制、试验，烧制成功。清乾隆各种釉彩大瓶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清乾隆各种釉彩大瓶高86.4厘米，口径27.4厘米，足径33厘米。洗口瓶，长颈，长圆腹，圈足外撇，颈两侧各置一螭耳。器身自上而下装饰的釉、彩达17层之多。所使用的釉上彩装饰品种有金彩、珐琅彩、粉彩等；釉下彩装饰品种有青花；还有釉上彩与釉下彩相结合的斗彩。所使用的釉有仿哥釉、松石绿釉、窑变釉、粉青釉、霁蓝釉、仿汝釉、仿官釉、酱釉等。清乾隆各种釉彩大瓶主题纹饰在瓶的腹部，为霁蓝釉描金开光粉彩吉祥图案，共12个开光，其中6幅为写实图画，分别为“三阳开泰”、“吉庆有余”、“丹凤朝阳”、“太平有象”、“仙山琼阁”、“博古九鼎”。另6幅为锦地“卍”字、蝙蝠、如意、蟠螭、灵芝、花卉，分别寓意“万”、“福”、“如意”、“辟邪”、“长寿”、“富贵”。瓶内及圈足内施松石绿釉，外底中心署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
清乾隆各种釉彩大瓶运用了色地珐琅彩、松石地粉彩、仿哥釉、金釉、青花、松石釉、窑变釉、斗彩、冬青釉暗刻、祭兰描金、开光绘粉彩、仿官釉、绿釉、珊瑚红釉、仿汝釉、紫金釉等十几种施釉方法，集高低温釉、彩于一身，其烧造工艺繁复至极。从烧造工艺上看，青花与仿官釉、仿汝釉、仿哥釉、窑变釉、粉青釉、祭蓝釉等均属于高温釉、彩，需先高温焙烧。而洋彩、金彩及松石绿釉等均属于低温釉彩，应后入低温炭炉焙烧。这件各种釉彩大瓶集10多种高低温釉、彩于一身，而且各种釉、彩均发色纯正，如此复杂的工艺只有在全面掌握各种釉、彩化学性能的情况下才能顺利完成。
清乾隆各种釉彩大瓶是古代官窑瓷器中装饰层次最多、釉彩用料最考究、设计复杂、制作难度极高的瓷器，包括珐琅彩、洋彩、仿宋代哥釉、松石绿釉、仿宋代钧窑窑变釉、斗彩、粉青釉、霁蓝釉、仿宋代官釉、粉彩、珊瑚红釉、仿宋代汝釉、酱釉等烧制难度较高的釉彩，制作中不考虑批量生产，创作重心在外形上，为少数权贵服务，推崇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素有“瓷母”之美称，集中体现了当时高超的制瓷技艺，传世仅此一件，弥足珍贵。
清乾隆各种釉彩大瓶的社会意义大于审美意义。其色彩繁冗复杂、题材偏多，导致缺乏内涵，并且在艺术上缺乏较高的美学境界，没有把艺术性和技术性相结合。但其社会意义巨大，在工艺技术综合应用上时代特征明显，展现了当时顶尖的制作工艺和海纳百川的文化自信，提高了中国制造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中国瓷器文化和世界瓷器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清乾隆各种釉彩大瓶的众多装饰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口部和腹部的各种色地“洋彩锦上添花”装饰。清乾隆各种釉彩大瓶的六福写实画和六福锦地的主题反映了人们对生活的美好向往。写实画构图饱满，人物形象细致；锦地纹饰民族特色鲜明，自然主义倾向较强。其他部位的纹饰如胭脂紫地缠枝宝相花纹、乾隆风格的青花、贴塑、仿明代永宣风格的青花、金彩回纹、金彩卷草纹等，装饰动机源于自然。其制作水平远超前代，体现了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成果和对美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