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湘图》是五代南唐董源创作的设色绢本山水画，该作品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潇湘图》中表现的是南方山水，图绘一片湖光山色，山势平缓连绵，山峦多用披麻皴，并以墨点渲染山峦之上的植被，平远的构图方式和近景中大片水域的结合，让画面有很强的空间感，更呈现出江南山水的迷蒙。山水之中又有人物渔舟其间，赋色鲜明，趣味横生，为寂静幽深的山林增添了无限生机。
《潇湘图》被画史视为“南派”山水的开山之作 ，也是中国山水画史上代表性作品之一。
《潇湘图》为设色绢本，纵50厘米，横141.4厘米，画卷以江南的平缓山峦为题材，取平远之景，江上有一轻舟飘来，江边的迎候者纷纷向前。中景坡脚画有大片密林，掩映着儿家农舍；坡脚至江水间有数人拉网捕鱼，生机盎然。全卷由点线交织而成，墨点由浓化淡，以淡点代染，在晴岚问造就出一片片淡薄的烟云，潮湿温润的江南气候油然而出。点景人物用白粉和青、红诸色，凸出绢面，明朗而和谐。
画作无作者款印，明朝董其昌得此图后视为至宝，并根据《宣和画谱》中的记载，定名为董源《潇湘图》。
袁枢自跋曰：“崇祯十五年十一月，得于董思白年伯家，原值加四帑焉”。崇祯十六年，王铎在浒墅关袁枢寓所见到此画甚为感慨，并将这一好事跋于卷端。 王觉斯跋云：“袁君收藏如此至宝，葵邱城堕家失，有此数帧不宜郁宜快也。”清姚际恒《好古堂家藏书画记》对此也有清晰记载：“盖以袁获此归旋，遭流寇之乱，此卷无恙。思翁（董其昌）殁后，为中州袁伯应所得。伯应名枢，乃思翁年侄（董其昌与袁可立为同年）。崇祯十五年榷浒墅，购诸其家，亦私记于后。”
上有董其昌跋三、袁枢跋一，王铎跋一。有“袁枢私印”（重一）、“袁枢之印”（重一）、“睢阳袁氏家藏图书记”。明“袁枢鉴赏”书画之章、“袁枢印信”、“伯应”等印记。
在远古神话中，由于湘水神话（湘君、湘夫人本是一对配偶神，后演变为舜帝的两位妃子——湘君、湘夫人）、黄帝游于洞庭之野、舜死苍梧之野典故以及历代官员流放南方而产生的流官文化，而使“潇湘意象”逐渐演化为一种具有圣王意向、怀才不遇、谪官远适、高洁清远等观念的一种文化母本，其中隐含的仙学思想、正统观念、政治避难思想、隐逸思想获得了后世的广泛共鸣，成为一种共同的记忆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由于苍梧之地为舜的葬地，舜帝终于苍梧，于是乎三湘大地直至江南一带，成为往古圣贤的垂化之地，后世在某种意义上首先将“潇湘”作为政治理想和终极信仰的最终托付，这是“潇湘”绘画题材得以确立的最为根本的伦理内涵和精神内涵。正因为如此，潇湘是历代文人歌咏图画的主题。人们将原本为远古的湘水之神与历史人物联接起来， “洞庭” “潇湘”带有了可堪被后世理解的最初的人文意义。一旦南方政权建立，潇湘图像所蕴含的正朔观念、正统思想就开始占据主流。六朝时代如此，五代南唐出现的这一题材均是如此。五代时期南唐在江南立国，才出现董源《潇湘图》创作的社会背景，如果没有南唐在江南的立国，正朔、正统观念在金陵的确立，也就很难有董源《潇湘图》的出现。
《潇湘图》这幅水墨山水画给人的感受是平和、恬淡、宁静，具有南派山水画的典型特点。图中山峦连绵，树木丰盛，江河开阔，洲渚交横。南方山水多雨、潮湿、烟雨迷茫的特征被生动地表现出来。画面里的平缓坡岸与葱郁山峦。
《潇湘图》图绘一片湖光山色，山势平缓连绵，大片的水面中沙洲苇渚映带无尽。画面中以水墨间杂淡色，山峦多运用点子皴法，几乎不见线条，以墨点表现远山的植被，塑造出模糊而富有质感的山型轮廓。墨点的疏密浓淡，表现了山石的起伏凹凸。
画家在作水墨渲染时留出些许空白，营造云雾迷蒙之感，山林深蔚，烟水微茫。山水之中又有人物渔舟点缀其间，赋色鲜明，刻画入微，为寂静幽深的山林增添了无限生机。
主要用“披麻皴”和“点子皴”来表现，这是董源的创造。其用色以墨为主，略掺有花青，水分较多，显得湿润而缥缈。图中的人物则用勾线染色来表现，精细而工整。
《潇湘图》以平远取势构图。描摹出江南山水的秀润空灵与淡远清深。根据图中人物的活动，画面可分为左右两部分。右半部主要描绘游船的活动，水面上，一只小船正缓缓向汀
岸靠拢。船中一个貌似高官的朱衣人端坐于伞盖之下，身边另有陪侍和舟子数人。岸上一行五人似在迎迓小船，稍远处几个女子正遥遥观望。左半部所表现的是网捕景象，坡岸上几个渔人正撒网捕鱼，另有几个已下到水里，似在水下安网。在这两组人物之外，水面上还有几只小艇，错落点缀于清波之间，自在往还。画卷下端，沙洲苇渚历历可见。而上端的坡岸后，茂林重叠，屋舍隐约可见。其后山势连绵，层峦叠嶂，蔚然深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