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希文（1914年—1973年1月8日），浙江绍兴人，著名油画家、美术教育家，是受毛主席赞誉的油画大师，国家文物局规定的“作品一律不得出境”的六位大师之一。
五岁时随父董萼清定居杭州。1933考入苏州美术专科学校，1934年转入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1938年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和湖南沅陵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学习，毕业后赴越南河内巴黎美术分校深造。1943年至1945年去敦煌临摹壁画并赴南疆体验生活。1946年在兰州、苏州举办敦煌壁画临摹创作展览，同年到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任教。
曾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开设油画工作室培育人才。创作过《春到西藏》《哈萨克牧羊女》《苗女赶场》《百万雄师过大江》《开国大典》等主题性绘画。
1914年生于浙江绍兴。
1918年迁居杭州，进入杭州第二中学的前身杭州惠兰中学学习。
1943年，董希文与张林英在重庆结婚
1932年杭州蕙兰中学毕业。
1932年入杭州之江大学土木系，翌年改入苏州美专，后入杭州国立艺专求学，其间曾在上海美专借读半年。
1939年，随校迁贵阳、昆明，不久赴越南河内美专深造。
1942年创作了油画《苗女赶场》。
1943年夏去敦煌，潜心研究民族传统壁画艺术近三年。
1946年在兰州举办“董希文敦煌壁画临摹创作展览”，同年到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1949年1月，董希文创作了大型水粉画《北平解放》，这年底，董希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进一步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参加土改斗争，创作了《解放区生产自救》。
1952年，38岁的董希文在北京西总布胡同一间普通的房间里，以高昂的热情，精湛的艺术技巧，只用了两个月时间就独立创作出了革命历史油画《开国大典》。这幅热情讴歌人民革命的世纪杰作，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由衷的喜爱，当印成年画后，发行量达100多万张。
1952-53年任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起稿组组长。
1962年后，中央美术学院为董希文成立了工作室，在以后的时间里，他主持的工作室在基础课和创作课都有独到的建树，他主张因材施教，“顺水推舟”，发展学生各自的特长，工作室学术空气很浓厚。正当他在油画民族化的道路上奋力前进时，“黑线专政”的帽子很快扣在他的头上，紧接着是十年浩劫，使他的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以至患上癌症，于1973年1月8日，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油画家之一，58岁的一代油画大师、美术教育家董希文，不幸英年早逝。
《开国大典》《春到西藏》《红军过草地》《千年的土地翻了身》等等。
《董希文作品选集》《董希文画辑》等画册。
他还创作过《春到西藏》《哈萨克牧羊女》《苗女赶场》《百万雄师过大江》等主题性绘画。在他的写实油画中，吸收了中国传统艺术的营养，如明快响亮的色彩、某种装饰意味等都体现了中国艺术的精神和审美理想。
《开国大典》的创作
1951年初，中国革命博物馆遵照中宣部、文化部的指示，开始筹备建党30周年绘画展览，具体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领导蔡若虹、江丰、王朝闻组织落实。参展的作者为北京、华东的几十位知名画家。几个月的时间，这些实力画家们为展览拿出了近百件绘画作品。
这是新中国美术史上的一次风云际会，绘画界各路诸侯的精品不仅在这次画展中引起了人们的共鸣，而且很多作品都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甚至后来一些作品还在中国美术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如《地道战》《毛主席延安整风》《强夺泸定桥》等等。
后来大家在总结中一致认为：好作品不少，但体现共和国成立的气氛不够。
当时谁也无法预知，这个结论为历史巨作《开国大典》的诞生打下了伏笔。
中国革命博物馆研究员李仁才对笔者说：“作为国家级博物馆所收藏的有关党史的绘画作品，没有一件展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力作显然是不合适的。当时革命博物馆展览厅确实需要一件这样的好作品。”
1952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决定委托中央美术学院组织完成一幅巨型油画：“开国大典”。
走进中国美术史的艺术殿堂，人们不难发现从商周时代到秦国统一，从大唐开基到清军入关——在中国历史各个朝代的开端都找不到流传至今的有关开国盛典的历史画，而要创作一幅新中国开国盛典的巨型油画，该是何等的气魄！
中央美院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37岁的青年画家、院知名教授董希文。
几次为领袖、英雄画像，并参加过开国大典，由他执笔创作“当之无愧”
应该说这是一个公正的选择，更是一个历史的选择。
董希文在美术界早已声誉鹊起，他的画多次得到徐悲鸿、艾中信等著名画家的好评。
董希文生于浙江绍兴，杭州艺专毕业后又去湖南及越南河内深造，后又到我国西南、西部和西北地区学习、创作，曾在敦煌临摹壁画达3年之久。其素描、油画功底在同行中有口皆碑。
1949年初北平解放，董希文创作水粉画《北平入城式》。
虽现已说不清《北平入城式》的成功是否与点名董希文创作《开国大典》有联系，但董希文长于革命题材创作、长于人物画的本领确实是行内知名。
当年董希文手拿这张草图请教了许多画家，如徐悲鸿、艾中信、江丰、吴作人、罗工柳等。
值得一提的是，从草图上可以看出董希文创造性的突破有两个。第一个是草图上除毛主席侧身站在靠近中间位置，其他领导人都站在左边三分之一的画面，而右面则是广场群众，这样左实右虚相差悬殊的布局按一般构图规律来看似乎有失平衡。另外一个就是按正常视觉规律，在毛主席的右前侧应有一根天安门城楼的大红柱子。
美术界的同行们对董希文大胆的构图设想感到奇特并表示赞赏，认为第一个突破加大了领导人与广场群众一实一虚、一近一远、一少一多的对比效果，能更好地突出节日气氛。而第二个突破大家认为极为大胆，“抽掉”这根柱子，广场显得更为开阔，相反如果画上这根柱子反倒显得累赘了。
为了稳重起见，董希文还请教了几个建筑学家，大家对此均表理解和赞同。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这样评价：“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是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
很快，董希文投入《开国大典》的实画创作。
两个月后，巨型油画《开国大典》创作完成。
《开国大典》引起较大反响，并掀起了“油画中国风”的艺术思潮。
《开国大典》完成之后被收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展览厅。
画家艾中信曾作过如下分析：“从构图到设色，从人物到场面，它的气派很足以反映泱泱大国的风度。董希文把主要人物处理在不到一半幅面的左侧，不仅是手法的大胆，重要的是他懂得构图的大局……《开国大典》的大块色彩，通俗易懂，看起来似乎简单，但这大红、碧蓝和金黄（缨络和菊花）是有意安排的。它把一个风和日丽日子里一个庄严热烈的场面描绘出来……”
一些知名画家看了这幅油画之后，都认为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绘画精品。中国革命博物馆将这幅画展出后，在艺术界和社会上都引起很大的反响。
徐悲鸿看了《开国大典》之后非常兴奋，对此做出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董希文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应得一百分。”但他同时也以西洋油画的传统标准做了后半句评价：“也应扣掉五分，因为缺少一点油画特色。”
这里所说的“缺少一点油画特色”，是指这幅画在很大程度上运用了中国传统画的手法和风格。但这恰恰被很多画家认为正是《开国大典》的成功之处。如果按传统油画用光和设色的手法去创作，这幅画就不会有这种热烈的气氛。
艾中信说：“《开国大典》在油画艺术上的主要成就是创造了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油画新风貌。这是一个新型的油画，成功地继承了盛唐时期装饰壁画的风采，体现了民族绘画特色，使油画朝着民族化的方向发展。”
至此，绘画界掀起了董希文所一直倡导的“油画中国风”。《开国大典》无疑成为这一理论的典范之作，而这种思潮一直影响至今……
1953年，人民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发表了油画《开国大典》。也是在这一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将《开国大典》印成年画在全国发行，发行量达到一个顶峰。
毛泽东主席看了油画《开国大典》说：“我们的画，拿到国际间去，别人是比不过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
1942年创作了油画《苗女赶场》，可以窥见他对中外艺术传统的深入研究和勇于探索艺术表现力的勇气。1943年夏去敦煌，潜心研究民族传统壁画艺术近三年。他临摹的敦煌壁画量很大，包括北魏时期的壁画和不少与原作等大的盛唐时期的作品，他对古代无名画师表现人物运用勾勒和设色的精微入化深有心得，认为敦煌壁画上的人物上色不依靠明暗法塑造形体及质感，其效果可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大师的杰作媲美。其艺术手法是东方艺术的特色，是独一无二的。他对敦煌壁画的临摹和深入研究，对他以后的油画创作，无论是造型手段还是色彩装饰的独到之处，都是不可割断的因果关系的。
董希文的艺术手法是东方艺术的特色。
董希文很重视艺术的表现力，同时也十分重视深入生活。他说：“即使很有艺术经验的人，一旦关起门来，绘画上总是很快地走下坡路。”1948年他创作了《哈萨克牧羊女》，可以看出作者创作取材于亲身经历过的生活感受，而对形式的探求完全是出于对生活诚挚的感情。看了这幅既富丽、又柔和，极具装饰美的作品，没有把古代壁画生搬硬套的痕迹，倒是把兄弟民族地区风情形象地表达了出来，十分感人。
1949年1月，董希文创作了大型水粉画《北平解放》，其表现手法近于传统壁画，目的是把人民获得解放的无限欢欣的情景叙事诗般地表达出来，构图饱满、情绪热烈。这年底，董希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进一步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参加土改斗争，创作了《解放区生产自救》。这幅画和他数年后到西藏体验生活并创作的《千年土地翻了身》，可以看出艺术家对土改后的农民和翻身农奴，有共命运的感情，其喜悦是何等真挚。作品画风朴素，充满了艺术家对劳动人民的深情。另一幅以藏民新生为题材的杰作《春到西藏》，画面上既是自然界景色之春，更洋溢着翻身农奴心中之春。董希文以翻土耕地作为揭示主题的契入点，对劳苦人众的翻身解放，倾注了深厚的感情。1971年尼克松访华时，周总理指示在接待室悬挂董希文的油画《春到西藏》，其影响可见一斑。
1952年，38岁的董希文在北京西总布胡同一间普通的房间里，以高昂的热情，精湛的艺术技巧，只用了两个月时间就独立创作出了革命历史油画《开国大典》，这幅热情讴歌人民革命的世纪杰作，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由衷的喜爱，当印成年画后，发行量达100多万张。他在谈到这幅画的创作时说：“在带有装饰性处理的这幅画里，尽力表现出富丽堂皇，把风和日丽的日子里的一个庄严而热烈的场面描绘出来。”他没有局限于人眼看到的实际场面，而是采取了从天安门城楼向南看的角度，使得天安门广场和大片蓝天展现在观众面前。为了开阔视野，他把按一般透视规律应该看到的一根廊柱抽去，使画面顿觉敞亮起来，展现真正的泱泱大国的气象。画面上只有毛主席站在中央，其他人都在偏左方。在构图上的成功创造，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庄严宣言，形象地表现了出来。在色彩运用上大胆地用碧蓝、大红、金黄组成基调，用蓝、棕、绿调和。按中国民族传统的审美习惯用对比色，又统一协调，这需要很深的艺术功力。《开国大典》在色彩构思上卓有成效地达到了他孜孜以求的民族气派，为油画的民族化走出了一条新路，影响深远。
董希文还满怀激情地创作了《百万雄师下江南》。为此他曾画过蓄势待发、表现部队整装待命的构图稿。但最后采取了这个乘风破浪即将登岸的画现。他说，这幅画必须采用火红的调子，达到大快人心的目的。另一幅十分感人的作品是《红军不怕远征难》，他写道：“我创作这幅画有明确的主题是：红军过草地时那种最困若的物质生活同乐观的精神的对比，在色彩上也追求困难和坚毅的配合。他的这种追求，是反对概念化、一般化的成功的探索。
董希文艺术特色和个人风格的形成，首先在于艺术功力的深厚扎实。油画家艾中信说，董希文的素描称得上稳、准、狠。整体观念强，又画得很活，全在于他深入的观察和分析。所谓札实，不仅在于能把对象准确地画下来，还在于“富于感情去表现，有才感染力。”“形要有感情的形，色要有感情的色。”董希文的油画色彩见解是强调对象的固有色，减弱条件色，在素描上强调不变的形，减弱可变的光。但他并不排斥光的作用，对西欧油画传统、探索走中西结合之路，都下过功夫，甚至发现“塞尚在分析画面色彩冷暖对比和中间色的推移，对于他追求形体的坚实感是很有力量的。”
董希文以自己的创作，积极参与社会变革，推动了社会前进的步伐，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董希文对中国民族艺术充满自信，不仅表现在对敦煌壁画的深入研究，对油画民族化卓有成效的探索，而且早在1956年就指出：“目前还有些美术家不重视中国画，这种思想实质是缺乏民族自尊心。”（引自1956年2月11日光明日报2版）这种分析，是何等入木三分。他对创作十分严肃，深入生活不辞劳苦，曾三下西藏。他说“一笔下去几乎是要负千年责任。”他对祖国、对人民、对艺术的赤诚将永世流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