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后》是美国作家欧·亨利的作品。两个美国青年——鲍勃和吉米·威尔斯是一对非常要好的朋友，当鲍勃要到西部去创业时，他们相约20年后在纽约大乔勃拉地饭馆相会。然而当在西部闯荡了20年并且正受芝加哥警方缉捕的鲍勃赶到纽约来践约时，在纽约已当了巡警的吉米以出人意料的手段逮捕了鲍勃。
该小说通过这两个青年20年后重逢之际所发生的意外变化，反映了美国19世纪后半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深刻变迁。
吉米，人高马大，气派非凡，他“把纽约当成世界上唯一的好地方”，确切地说“他有些稳扎稳打”不愿到西部去冒险，显然他是一个理智、冷静善于深思熟虑的人，他是一名带着和平保护神光环的纽约警察，随着故事的发展，当英雄逐渐变回凡人，他展示出世故而富有心计的一面。
鲍勃是一个有血有肉，重情义、讲信用的人。他跟吉米是一对在纽约一起长大、情同兄弟的朋友。鲍勃18岁时，决定动身到西部“闯闯”，他瞧不起那些把城市看成天堂的人，他认为一个人“在纽约不免变成庸庸碌碌”，而到了西部可以开拓奋斗，干一番事业，他从一个不甘平凡的聪明人成为一个不法之徒。
一对在纽约一起长大、情同兄弟的朋友鲍勃和吉米·威尔斯，他们在鲍勃即将启程去西部冒险的时候，约定20年后在同样的时间、地点再次见面。20年来，他们谁也不曾忘记过这个约定。鲍勃从西部不远万里来赴约，支撑他的是只要对方还记得这次约定，那无论做什么都是值得的。对于鲍勃来说，吉米永远都是最忠实、最令他信任的朋友。然而，20年后再见面时，等待他们的不是重逢的喜悦，命运却把他们分别放在了法律天平的两端，鲍勃是警方正在通缉的要犯，而吉米却是接到命令努力追捕“狡猾的鲍勃”的警察。对于吉米来说，究竟是继续保持对挚友的忠诚，还是履行自己作为警察的职责，他最终选择了后者。
1862年，美国林肯总统在《宅地法》中规定，任何公民只需交15美元的证件费，便可在美国西部得到一块相当于160英亩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连续耕作五年以上就可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这一措施民主地解决了独立战争期间的土地问题，同时激发了美国人勤劳创业、发财的热情。这时的人们淳朴、勤劳、勇敢，充满活力和生气，他们彼此重义气、讲交情，尽管他们在对付满腔怒火的印第安人时也干尽了野蛮的掠夺、杀戮等强盗行径，正如在西部文学作品中所看到的那样。但也许是远离城市，西部资产阶级内部尚未染上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的恶习，或者说为对付险恶的自然环境他们尚未顾及内部的倾轧和吞并。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的美国，处于资本主义飞速发展阶段，出现了资本集中和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同时，中小资产阶级的破产及失业大军的不断扩大，使美国社会的阶级矛盾不断尖锐化和表面化。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广大民众对美国的“民主”社会产生了怀疑和失望。他们曾经为消灭蓄奴制的战争流过血，以为消灭了蓄奴制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民主国家。但事实上，美国不但没有成为“人人享有民主、自由、幸福权利”的天堂，而且成了世界上贫富鸿沟最深的国家之一。在那里，一方面是一小部分卑鄙龌龊沉溺于奢侈生活的亿万富翁，另一方面是千百万永远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劳苦大众。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对美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美国南北战争以前的文学，由于受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理想所鼓舞，作家们多用浪漫主义手法进行创作；战后的文学，由于生活理想的破灭，作家们多以现实主义手法来表现生活。欧·亨利就是这些理想破灭了的作家中的一个，其人生之路崎岖、艰苦而又不幸。欧·亨利当过牧童、药剂师、办事员、制图员、出纳员等。欧·亨利长期生活在下层，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使他对这些矛盾心感身受。在他优秀的作品中，对资本主义腐朽的制度、狰狞的法律、虚伪的道德、庸俗的生活等各个方面的丑恶现象，都做了一定程度的揭露、讽刺和批判。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当时美国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从百万富翁到警察、小偷、骗子无所不有。不过，欧·亨利笔下的主人公绝大多数是生活地位卑微的小市民，作者对他们徒劳无益的自我牺牲，惨淡经营后的深刻绝望的凄凉生活状况给予了深深的同情。因此，欧·亨利在描写这些小人物悲惨命运的时候，常常带着含泪的微笑，貌似幽默实则辛酸，通过表现社会生活中小人物凄凄惨惨的生活境地，使读者可以看到20世纪初期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真实面目。
欧·亨利（O.Henry）原名威廉·锡德尼·波特（William Sydney Porter），是美国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之一，曾被誉为曼哈顿桂冠散文作家和美国现代短篇小说之父。
1862年欧·亨利出生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波罗镇一个医师家庭。他的一生富于传奇性，15岁起就在叔父的药房当学徒，20岁到德克萨斯州一牧场放牛。1884年后，他做过会计员、土地局办事员、新闻记者、银行出纳员。另外，他还办过一份名为《滚石》（The Rolling Stone）的幽默周刊。1887年，欧·亨利结婚并生了一个女儿。1899年，他第一次署名“欧·亨利”发表短篇小说。
1901年，在纽约专门从事写作。1907年，欧·亨利再婚。1910年6月5日在纽约病逝，年仅48岁。
《二十年后》主题思想：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美国社会的深刻批判。
鲍勃“高度的社会文明”的牺牲品
从作品的主人公之一——被警方通缉的罪犯鲍勃身上，可以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开发西部的一个侧面。如果说“警士”代表着资本主义制度文明的悲剧，那么“罪犯”则体现了资本主义竞争的惨烈。虽然美国“西部”不等于殖民地，但是所谓“西部开发”，就是向资本主义文明尚未渗透的西部进行充满掠夺与冒险的资本积累过程，这是一个孳生繁衍罪恶的温床。
从鲍勃那戴着硕大宝石的戒指、胸针以及志满意得的神态上，可以看出他在西部得到了财富；他脸上留下的明显刀痕，则标志着他曾经有过充满血腥的残杀经历。作者写他不远千里而来，践行20年前的约定，站在寒雨蒙蒙的夜里，真诚坚定地等待老朋友的到来。从鲍勃对友谊的忠诚上可以看到欧·亨利对西部人物的偏爱。在这些人身上，没有欺骗、阴暗的龌龊心理。
在《二十年后》该作品中，鲍勃虽然笃信友谊的存在，如约而来，但令人遗憾的是这却成为“警士”缉拿“罪犯”的机会。这种出人意料的欧·亨利式的结局，令人陡生人生凄凉感，同时也会油然而生出对这个社会的失望、质疑与批判情绪。欧·亨利曾引用吉卜林（1865—1936）的一句话直言他自己的观念：“西方就是西方，东方就是东方。它们永远不会相遇。”在作者的心目中，东方是指以由柏油路和钢筋水泥组成的阴森冷酷的城市——纽约、芝加哥等大城市为中心的工业发达而人性沦落或畸变的东北各州，而西方则指广阔自由、富有浪漫气息的美国西南部。虽然西部也许并不像作者笔下那般纯净无暇，但作为一种审美评价与伦理取向，他有意地渲染，乃至夸张，无疑是其对现代社会阴险、丑恶、污秽、沉沦层面的一种鞭挞与否定。
每一个社会，都为人们规定了从文化上来讲是正确的合法的目标。在理想状态下，社会结构也为人们实现这些目标提供了比较充分的合法的制度化手段。换言之，社会的合法目标与制度化手段是协调的。在这种情况下，违规越轨行为较少发生。但是，在有些情况下，社会结构并没有为每一个人提供合法的制度化手段去实现这些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只得采取不符合社会规范的、不合法的手段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在美国，积累财富这一目标被大大地提倡，但是与此同时，社会结构所提供的发财致富的合法手段却是有限的，因而，一些很难通过社会认可的合法手段和途径发财致富的人，常常违反社会行为规范，并进而认为没有必要遵守这些行为规范。所以，美国社会过于强调财富，而能够创造财富的手段却与社会的合法手段相失调，这是造成美国社会犯罪等社会问题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欧·亨利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年，正是林肯总统颁布《宅地法》的一年，历史上有名的向西部移民的浪潮汹涌澎湃，西部拓荒被视为通往乐土的途径。大量探矿者、放牧者、地产投机商，剽悍勇猛的以羽毛为饰物的印第安人，头戴宽边高顶帽、颈系红围巾、腰挂左轮枪、手提长套索的牛仔，还有那牛群遍野的得克萨斯大草原，构成一个“伟大的冒险时代”，故事主人公鲍勃就是这个时代的冒险者与牺牲品。
吉米被“高度的社会文明”扭曲的灵魂
从作品的另一个主人公——成为警士的吉米身上，体现出美国所谓的高度文明对人的心灵的扭曲和摧残。吉米的一系列举动，都表现出一种带有机械性质的麻木和冷漠。他在去见20年前最好的朋友时（其时他并不知道他的朋友就是被通缉的罪犯），不急不喜，“一边走一边试试人家的门户是不是关好，一只手把警棍耍出许多复杂而美妙的花样”，充分体现出一个公安卫护人的形象。当发现20年前的好朋友就是被通缉的罪犯时，他能够不露声色地走开，并且仍然能够继续“一边走一边试试人家的门户”，如同一架准确无误无血无情的巡逻工具。在这里，表面上似乎看到了一个忠于职守、不徇私情的正直执法者形象，一切似乎合法合理，但是，这种合法合理是人性的一种偏狭和异化，其本身就代表着一种僵化和腐朽，一种应该走向灭亡的事物。人的本性中有自然性和社会性两方面，其中充斥着矛盾冲突。一种合理的社会制度应该保护、满足和发展人的丰富的追求自由、幸福的美好天性，使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社会的有序化）相和谐。20年的时间，吉米只是在作为一个国家驯服工具的意义层面上生存着，而不是生活着，他像原料一样被美国社会这架无情的机器吞噬了，为了社会的有序化，一种外在的强制的力量消解了吉米自然真诚的美好天性，最终成为一种畸形产品。吉米只是作为一个“警士”而存在，作为“人”的部分消失了，从中表现出发人深思的人性主题的悲剧意义。
欧·亨利惯于用一种漫不经心的玩世不恭的笔调表现严峻的社会主题。在刻画吉米这个人物形象时，用的是浸满讽刺意味的笔调，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批判倾向。这种嘲讽，表现出对吉米式人物的否定，表达了作者对社会的失望情绪。如果说欧·亨利曾经在其他作品中给人们留下过一些虚无缥缈的游丝般的幻想，给社会的痛苦现象撒上一层止痛剂，为悲惨的故事添加上一个圆满的结局，那么，在《二十年后》该作品中，作者则收走了所有的梦幻，直笔写出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命运的悲惨结局。
该小说中的西部客——鲍勃就是这样一个形象，在面临无数次利益争夺的时候，他没有一丝的手软，毫不犹豫地使出各种手段与人周旋，必要时甚至不惜生命与人拔刀相向，在获得自己梦寐以求的财富之后，才大梦初醒一样，恍然想起人生最宝贵的东西是最淳朴、最本真的友情，幻想用人性中最柔软的东西来扫除心中肮脏的追名逐利的浮尘，抚平自己内心累积已久的不堪回首的伤痛。人性中最自然、最美的东西对他而言，已变成了奢侈品，即便是近在咫尺，他也只能望而不及。在此，作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性和道德产生质疑，进而进行了犀利的批判和辛辣的讽刺。
无论是作为警士的吉米还是作为罪犯的鲍勃，都是当时美国社会生活的产物。他们没有回天之力来改变社会生活大潮给予他们命运小舟的冲击，其结局只能是要么变成这个社会的驯服工具，要么置身于污泥秽水中染上一身罪恶。在这个社会中没有花朵生长的土壤，只有无情扼杀摧残它的凄风苦雨。如果说欧·亨利作品主人公心中的友谊之花尚未完全枯萎是对生活尚留一丝温情的话，那么，对他们最后悲剧结局的安排则令人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叹惋和人生悲凉感，只能“含泪”，无法“微笑”了。
美学蕴涵
《二十年后》描述了两位朋友为了二十年前的约定而赴约的故事。故事情节虽简单，但读起来却一波三折，无论开头还是结尾，亦或作者语言的使用都让读者感到印象深刻；同时，简单的故事情节并没有削弱故事对社会现实的反映，读者在阅读之后会对故事有所思索，对人性有所思索。“只要读者对它的阅读没有完结，它的意义也就不会完结。”这些都构成了《二十年后》的美学蕴涵。
1、不凡开头与出奇结尾
故事的不同寻常的开头可以一下抓住读者的眼和心。就比如“凡有钱的单身汉，总想要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这句开场白早已成为英语文学世界里经典的一句话了。欧·亨利小说的开头，都是干净利落的“截取”，不枝不蔓，直截了当。
《二十年后》第一句话交代道：“一位执勤的警察沿着大街惹人注目地走着。”这种开头方式颇像戏剧角色的登台亮相。它往往以看似简单的几笔勾勒，或点名其身世遭遇，或暗示其性格行为，一开始就让小说打入读者的印象，“即可先入为主，又有悬念功能。”
《二十年后》第一段的描写及其简明朴实。用三句话交代了人物（警察：吉米·维尔斯Jimmy Wells）、时间（夜里10点钟）、地点（街道）。它虽然没有场景式展现的视角那么开放，笔力主要集中于人物的介绍引题，但它也有生活场景的联系。读完第一段，读者不禁会联想：这位警察是谁？为什么会惹人“注目”？在夜晚10点钟并“冷飕飕的风夹着雨水”的街上将会发生什么？读者们的视野期待会被完全调动起来，而这种期待的诱因仅仅是欧·亨利的仅三句话的不凡的故事开端。在这个开端里无不投射了作者的主观感情色彩。如同是作家在面对读者对话。比如，在这篇小说的开头，作者写到一个警察“注目地走着”，但这种“注目”是“习惯性”的，并不是为了“作秀”，因为这是根本就几乎没有“观众”。这种开篇打破了读者心中一个传统警察的形象，用“作秀”、“观众”更贴近读者的日常经历和感知。因而，在故事的一开始，作者就让读者无形中融入了他的小说故事世界，仿佛让读者进入了角色，融入了情节。让人一见倾心，爱不释手，促使读者迫不及待的读下去。这种不凡的开场描写赋予小说悬念，激起读者的内心渴求。
同样，《二十年后》的结尾也是秉承了欧·亨利的小说的经典风格：出奇制胜。它在“欧·亨利手法”中占有头等重要的位置，已成了一种象征，一种标志。这似乎是一种条件反射，却实在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审美反应。
《二十年后》以鲍勃（Bob）收到一张简短的便条为结尾。这张便条揭开了读者之前的所有悬念，当然也包括鲍勃自己的悬念。鲍勃才发现吉米韦尔斯原来是假的，他不敢相信自己的是，刚才的那个巡警才是真的，是他使自己在短短二十几秒内不知不觉地被捕的，因此当看到便条时，悬在鲍勃心中的石头和悬在读者心中的石头总算下沉了。作家的这种安排的确令人叫绝。这种结尾让读者的好奇心一直持续到最后，当然也展示了小说的高潮，在故事最后才让局内、局外人明白是怎么回事。直到读完便条才让所有人长缓一口气：原来如此。出奇的结尾表现了欧·亨利的高明的创作技巧。读者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出现了意外事故或者预料不到的震惊，因而更使读者收获了深刻的、经久不忘的印象。也同时给读者带来惊、奇、内心愉悦的审美享受。
2、简练的语言
《二十年后》虽然篇幅很短，但并未因为短小的篇幅而削减对人物、场景的刻画的艺术效果。无论是典型人物的肖像，对话，心理意识，表情神态，行为举止，还是典型环境的营造，都是惜墨如金的。集体体现了欧﹒亨利小说的语言美。这种刻画虽然简练，但更加突出了主要描写内容的主要特色。让读者一下子便抓住了人物等
的主要特点，更容易给读者留下深的的印象。
如在小说的一开始，作者简练的三句话，交代了主人公之一的吉米·维尔斯的职业，以及故事将要发生的时间、地点。在刻画吉米·维尔斯的肖像时，作者只用了简单的两句话：“手里转着他的警棍，玩出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花样来。”和“这位警官以他坚定的外形和轻微的摆动描绘了一副和平卫士的图景”。作者仅用了“转着它的警棍”，“眼花缭乱的花样”，“坚定的外形”突出了主人公之一的形象。聊聊数笔就把一个刚正敏捷、忠于职守的好警察形象勾画出来。但在这看似简练的词语的背后，是对主人公道德层面的暗指，他是个警察，要维护秩序和正义。这些描述为后面的情节发展埋下了伏笔。
而对反面人物鲍勃的出场作者是这样描写的：“一个嘴里叼着根没点着的雪茄烟的人靠在一家已经熄了灯的五金商店门前。”从“靠”字可以推测出他是一个散漫、不拘小节的人，由此可知他在西部过的是随意不羁的生活。而在对鲍勃肖像正面刻画的时候，作者说：“他下巴方阔，目光敏锐，有眉毛附近有一块小小的白色伤疤。”简练的一句话不仅刻画出鲍勃的容貌及性格，并用“伤疤”暗示了其在西部的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对鲍勃的内心世界的影响。从“表盖上镶着小钻石”可推测出鲍勃的经济状况，一定是在西部发了财。活脱脱给读者展示了一副不拘小节、粗俗阔绰的老油条形象。
欧·亨利也尽量用简练的笔墨描写二人的对话。两位主人公的言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西部客话多，警察语少。西部客话直、言深，警察则语隐、言浅。通过这样的结构安排，作者再次为故事发展高潮的戏剧效果做足了铺垫。
简练的语言，让读者清晰了然地明白两位主人公的性格特点，以及周围的环境描写。人物性格与场景的简练描写又是在为故事的发展服务，一步步使故事达到高潮，并且在引领读者一步步参与故事的发展与高潮。读者透过作者简练的语言，更好的欣赏故事，这个过程也成了一种审美的享受。
3、人性的冲突
小说虽然简短，情节也不是很复杂，然而仔细品读，有很多人性的冲突反映在小说里。这些冲突有真与伪的冲突，有善与恶的冲突，有情感与理智的冲突。
“真，是指各个物种自身的自然状况，以及内在的客观规律性。”然而，在小说中，吉米·威尔斯与鲍勃却体现出真与伪的冲突。鲍勃是为了赴二十年前之约而来，虽然没直接告诉吉米他的身份，但自始至终看到的是一个很“真”的鲍勃。相比之下，吉米则伪装了他的身份，以一种“假”呈现给鲍勃。从这个角度上看，反面人物鲍勃则是“真”的代言，他身上展示着“真”的力量。
善与恶的颠覆在体现在两位主人公身上。西部来客鲍勃自然是恶的代表。吉米是警察，正义的化身。然而从鲍勃出现到其被逮捕的过程里，始终都对抱着见到吉米——他的好朋友的期望。在作者的描写中“吉米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也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因为他是这个世界上最真诚最忠实的朋友。”“‘我’至少要等他半个小时。如果吉米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一定会按时来到‘我’这儿的。”作为恶人的鲍勃，对友谊是珍视与忠诚的。善恶在鲍勃这位反面人物身上复杂地纠缠着。这种复杂的纠缠让读者看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闪耀人性的鲍勃，而不单单是一个反面人物，一个坏蛋。
当吉米认识到自己的好友鲍勃就是被警方通缉的那个人时，复杂的内心斗争也随之展开。是为正义抓捕，还是为友情放过一马。这种理智与情感的冲突在他内心争斗着。最后，吉米还是兼顾了他的职责与对鲍勃的友情，没有亲自逮捕他，让另外一个警察实施了逮捕过程。这种理智与灵感的冲突给读者留下了更深刻的思索。这段精悍的小说留给读者的不仅是对欧·亨利创作智慧的钦佩，更能引起读者对小说反映的人性的冲突的思考。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二十年后》都为读者带来了深层的审美享受。
“纽约的一条大街上，一位值勤的警察正沿街走着。一阵冷飕飕的风向他迎面吹来。已近夜间10点，街上的行人寥寥无几了。”
小说开头，作者就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寒冷、寂静的夜晚：“夜间10点”“寥寥无几”“一阵冷飕飕的风”，环境的幽冷、夜晚的凄清成为情节展开的标记，故事空间进入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这样，作者可以随意地对故事情节及人物形象进行加工处理，展现出极大的自由性。故事开始展开，“在一家小店铺的门口，昏暗的灯光下站着一个男子。他的嘴里叼着一支没有点燃的雪茄烟。警察放慢了脚步，认真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向那个男子走了过去。”寥寥数语，作者便将故事发生的时间、环境、背景、人物进行了介绍，之所以能如此精炼，吸引读者展开阅读，与全知型视角的选择有重要关系，如电影动画一般，故事情节在时间的线性描述中开始流淌。
当鲍勃遵守20年前的约定，守在饭店附近时，第一个碰到并开始与之交谈的人——吉米，作者完全可以从鲍勃的观察视角叙述一下吉米的衣着外貌、表情动作，当然这样也就不是第三人称的叙事了。然而这些都没有，作者是如此吝啬，语言如此简洁，甚至连嗅觉最灵敏的猎狗也闻不到一丝关于二人身份的蛛丝马迹。在看到便条之前，鲍勃并不知道与自己交谈的警察就是吉米，故事外的叙述者一直将杰米称为“警察”，读者也只能跟着鲍勃的视角走，主人公不知道的事情读者也就无从得知，小说通过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和限制视角的综合运用，淡化吉米在读者脑海中的印象，使读者对吉米的预判和结尾处的真相之间形成强烈反差，为小说制造悬念。
欧·亨利充分运用了几种不同时距的叙述手法：适当改变叙事速度的技巧，加速叙事与减速叙事相互变换，刻画典型场景等构成了《二十年后》中的不同节奏，使得文本犹如音乐一样随着话语模式的变化出现不同的运动方式，具有充满参差、错落有致的美感。
20年前，鲍勃和吉米约好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时间（夜间10点整）相见，鲍勃早已经等候在餐馆附近，读者不知道鲍勃等了多久，也许是几分钟，也许是几个小时，从“昏暗的灯光下站着一个男子，他的嘴里叼着一支没有点燃的雪茄烟”这句话中透露出鲍勃的状态，“叼着没有点燃的雪茄烟”，可以推测出，他不是慌慌张张地刚刚赶到地点，而是保持等待的姿势有一段时间了。但吉米对这个20年来的约会并没有表示出激动与期待的情绪，“一个执勤的警察走过来”，读者甚至可以想象到，吉米一边走一边试试人家的门户是不是关好，一只手把警棍耍出许多复杂而美妙的花样。
近夜里10点，鲍勃与吉米相遇，二人开始交谈，夜里9点57分，两人分手。作者用13节的篇幅来描写这短短的几分钟，放慢叙事速度，甚至有时慢到时间仿佛已经停顿——“又是一阵冷飕飕的风穿街而过。接着，一片沉寂。他们俩谁也没有说话”。从鲍勃脸上白色的伤疤，鲍勃口中说的不得不“东奔西跑”等暗示信息，吉米已经判断眼前的这个人就是警方通缉的罪犯，二人无话，只有“一阵冷飕飕的风”。这是第二次作者写“一阵冷飕飕的风”，两处景物描写，以完全相同的文字，构成了一个平行的叙述，两相映照，其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这如同影视作品中的背景音乐一样，对故事的发生发展具有暗示或标志作用。渲染了一种沉寂尴尬的气氛，也成为情节转换的标志。
“怎样写比写什么更重要”，对该小说，更需要从叙事学的角度对文本进行分析和读解，打破传统的文本解读习惯，以避免穿新鞋走老路的尴尬和茫然。
《二十年后》文本，把警察与罪犯这一对最不可调和的矛盾摆到人与人最纯洁、最亲近的自然情感面前，把正面人物警察的心理活动推向两极，使之在情与理之间，造成最大限度的感情落差，使读者在故事的高潮部分体会警察深陷职业操守与私人情感的抉择深渊之中那种翻江倒海的内心冲突与挣扎，并从人物曲折多姿，跌宕多态的情感冲突中获得美的艺术享受。
在该故事的展开中，故事主人公最为精到的地方是，没有任何褒贬，只是客观、从容的陈述，留给读者思辨的空间。幽默的笔触、戏剧性的情节和出人意料的结局都带给读者一丝淡淡的感伤和温暖的感动。
——刘华（海军兵种指挥学院外军研究教研室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