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祚寺双塔，雄伟异常，双双耸立如笔，故有“文笔双塔”之誉，更被誉为太原的标志。双塔并非同时建成，东南塔稍早，西北塔较晚。两塔相距60米，取“真言密教以十六数表圆满无尽”之意。二塔均为全砖石结构，只在各层角檐内装有一根挑木，构建技巧十分精湛。
遥望二塔，高度相当，风格协调，古韵幽幽；近观二塔，方见其各有精妙——东南塔为素砖砌体，塔上雕刻清素，塔身收分很小，直径相同，故而挺拔壮美；西北塔为琉璃剪边，雕刻精细华丽，塔身收分明显，外形秀丽俊朗。双塔现今共收藏和保护有价值的碑碣刻石260余通。这些碑石中除一小部分是寺院原物外，绝大部分是“文化大革命”之后，从太原各个地方收集的散佚珍品。在这些碑石中，有明代的石刻珍品，名著三晋，海内知名的《宝贤堂集古法帖》180余通；有清代的《古宝贤堂法帖》36通；有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的醉笔石刻“赤壁怀古”3通；有清代著名书家祁隽藻的“子史萃言”石刻4通；还有记述内容别具一格的“晋溪隐君家训”碑，等等。这些古碑古碣，集清以前各代著名书法大家的墨迹宝瀚于一堂，真、草、隶、篆各种书体，无一不有，不仅为书法界和爱好书法的各界人士所珍视，也极为到此观光和游览的人们所喜闻乐见。
永祚寺双塔原名宣文塔，因纪念宣文皇太后资助建塔的“功德”而得名。它们建成于明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距今已有380多年的历史。两塔均为13层，全高都在54·7米以上，在中国所有的双塔中位居首位。两塔南北对峙，并肩而立，既保持了统一的风格，又各有其艺术特色。南塔琉璃剪边，色彩绚丽，轮廓秀美；北塔素砖砌体，雕饰清丽，豪放粗实。
自古以来，双塔以其鲜明的艺术特色吸引着无数的游人于此登塔远眺，赋诗作画。明代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一身风尘的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占太原后，曾游览双塔寺，留下了著名的诗句：郝庄两座塔，就把天来穿。穿也穿不上，多放两块砖。双塔巍巍，凌霄而立，它们是太原的骄傲，也是中国古建筑的骄傲！
永祚寺双塔之“舍利塔”，平面呈八角形，共13层，最低层边长4．6米，全塔总高54．78米，是典型的楼阁式空心砖塔。
该塔的塔座为沙石条砌筑，质朴坚固。塔身为一色青砖研磨对缝砌成，塔上的斗拱、飞檐、枋、椽、柱（垂柱），均为青砖仿木结构砍磨而成，13层塔檐都用孔雀蓝色琉璃瓦砌出晶莹美丽的边沿。在塔的第一层撩檐枋下，斗拱与斗拱之间的空处，嵌刻有砖字“阿弥陀佛”，字体犹如一条飘带，层层叠压，美观而匀称。这几个字既表明了塔的属性为佛塔，也巧妙地添补了斗拱与斗拱间平板的空间，真可谓独具匠心。该塔1——7层的砖仿木斗拱，无论形制还是结构，均与大华宝殿相同，为“五踩重翅”，上承撩檐仿、椽、飞，组成塔檐。随着塔身的拔高，塔层的上升，每层高度逐渐减低，斗拱形制也随之变小，逮至8层以上，斗拱结构则改变一跳（即三踩），明显收分，使塔身轮廓造形呈流线形，十分美观。
永祚寺双塔每层的八个角，都镂刻有砖雕的装饰性莲花垂檐柱，垂柱与垂柱之间，有砖砌栏额相连，垂柱上方，砖镂的角替、枋头、华板等上面，刻有细腻逼真的草纹、云纹，大大地增强了塔外面的装饰性。这种建筑雕刻，不仅图案富丽，镂工精细，而且，深刻地反映了和代表了明代砖构建筑的艺术风格，可称明代砖仿木建中的优秀作品。舍利塔的底层开辟两门，一为东南方向，一为西北方向。缘东门拾阶而上，迎面是石砌的佛龛，龛中造像毁之战火。继续攀登，便进入塔外壁与内壁之间的阶梯；盘旋而上，则可濒临顶层。站在塔的顶层，凭着古老的塔身，居高临下俯瞰太原全城，目睹晋阳风光，确如郭沫若先生所述：“远望太原气势雄，汾河两岸稻田丰。新兴工业高精大，后继英才专敢红。”难怪明人李博登临塔顶之后深有感慨地赋诗：“矗矗苍龙擎宇宙，绵绵紫气发林峦。我来欲把星辰摘，到此方觉世界宽。”若进塔的西门，则与东门之内迥然不同。这里没有步步高升的台阶，不用数步就可进入舍利塔的底层。在这里可以欣赏明代空心砖塔，塔心空券，形成层层有塔室的建筑风格和技艺，饱览券进式楼阁宝塔的内部结构。那时，你将对当时劳动人民的精湛建筑技术产生新的具体的认识，给你以美的知识的享受。舍利塔塔顶的塔刹，由铜、铁两种金属铸制。刹座为覆盆仰莲式须弥座，用生铁铸成。刹顶则为铜质宝瓶式，制于覆盆仰莲座中。
永祚寺双塔之“文峰塔”，从建筑特色看，文峰塔虽然略早于舍利塔问世，但是，它们必竟同属于明代中叶的作品，有着不少相似之处。比如：平面都是八角形状，都是十三层建筑，高低也仅有2厘米之差。据测：文峰塔略低于舍利塔，总高度为54．76米。而且，斗拱的结构、造形，檐、椽、柱、枋的砍磨、砌筑，可以说大同小异。这些都反映着它们为同一时代产物的鲜明特色。然而，它们也有不少不容忽视的差别，那就是，文峰塔没有塔基座，仅开一门，没有佛龛，没有“阿弥陀佛”刻字，塔檐也不用琉璃瓦剪边。这里，我们且不说两塔的塔刹造形无一相同之处，就是塔的主体塔身，也有很大的差别；文峰塔上下直径几乎相同，基本为直上直下，没有明显收分，外形呈直线形；而舍利塔却是上下直径相差很大，有明显的收分，尤其是七层以上更为突出，使整个塔的外形呈弧状流线形。这些大大小小的差别，无疑正反映着两塔的设计者和建造者在造形、技艺和风格上的不同。文峰塔一经问世，塔身便向西北微微侧倾。对于这点历代地方志乘都有确实的记载，并且成为福登造塔的发念和原由。多少年来，许多的传言和不少对建筑很有研究的人都说，文峰塔西北向微微倾倒，正是建塔匠师们在造塔之初，考虑到塔势高峻，又是东山的前沿，容易受西北风的影响，所以才有意将塔身向西北向微侧，以抵消西北风对塔的吹阻力。
永祚寺双塔散发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气息。为到此观光和游览的人们所喜闻乐见。双塔寺“碑廊”的最北端，镶嵌有宋代大文豪，一代书法家苏东坡的墨迹“赤壁怀古”刻石。这套刻石共三块，是苏武原迹的摹勒本，也是双塔寺“碑廊”众刻石中引以为重的佼佼者。据该刻石末一通的“跋文”看，该石为乾隆二十七年仲夏（公元1762年），依旧拓摹勒上石，迄今227年。兹引原“跋文”如后：右东坡先生自书大江东去词，乃为醉后神到之笔。余家藏旧拓也。词与书并挟，莫伟劲杰之气雅，类其为人。余爱而重之，固复钩摹勒石以广所传。按先生脱御史台，狱谪黄州团练副使，前后赤壁二赋成于迁所，此词寄托略同，应亦是时所作。观其淋漓杯酒，逸兴遄飞，伸底挥毫，盎然天趣，非见道深而胸无块垒者能之乎？吁！信可爱而重也美，乾隆二十有七年壬午仲夏。西村鄂弼跋。鄂弼为何许人，已不得而知。如今我国有东坡“赤壁怀古”刻石者，仅两处。其一在“东坡赤壁”，即今湖北省黄州。其一即双塔寺所在此石。据传，黄州赤壁所藏乃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时镌刻。如是则晚于太原双塔寺所藏者百余年矣。苏东坡乃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世称苏、黄（庭坚）、米（芾）、蔡（襄）。他擅长行、楷，取法颜真卿、杨凝式，而能自创新意。至于他的草书则较为鲜见，《念奴娇·赤壁怀古》则是其草书的传世之作。
历代名书法家评介“赤壁怀古”刻石时，认为它取法于张旭、怀素，笔势奇劲，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同词的豪放风格，相得益彰。书后款识作“久不作草书，适乘醉走笔，觉酒气勃勃，似指端出也。东坡醉笔。”由此可见，这同张旭大醉后呼喊狂走而后落笔，以及怀素酒醉兴到运笔，极为相似。东坡“赤壁怀古”刻石，既是所有苏轼书法碑帖中最受人喜爱的，也是双塔寺碑廓中最引人注目的。它给寺院增添了不少光彩。进右方丈院拾阶而上，在三圣阁的右侧可看到一个圆月形壁门，穿圆月形门就进入永祚寺的最后一处院落——上院。上院也称塔院，位于寺院中轴线的东南方，是永祚寺地势最高的地方。巍峨并峙，直冲霄汉，久已闻名遐迩的那两座大砖塔宣文双塔，就傲然屹立在塔院的东南、西北两隅。两塔相距约四十余米，在它们相间的通道上，一座朴质无华结构简单的砖仿木构殿堂横卧其中，它就是过殿。在塔院的最东南角，还有一座底层为砖券洞式，上层为木构阁式的两层楼阁殿宇。它位于永祚寺的最末端，背负双塔革命烈士陵园，故名后殿。古往今来，永祚寺的双塔为世人所瞩目，被誉为“晋阳奇观”，当作太原的标志。
永祚寺双塔，距太原市中心四公里左右的郝庄村南之向山脚畔。
这里，绿树红墙，宝塔梵殿，龛阁玲珑，碑碣栉比，花卉溢香，松柏凝翠，肃穆幽静，古香古色。双塔寺的建筑方位，一反我国千百年来寺院建筑坐北朝南的传统习惯，因地势而拓建，居高临下，坐南朝北。可谓背拥太行群峰，面俯汾水一带。
身临其境，凭着古老的塔身，可广瞰古城太原之全貌，晋中盆地之沃野千畴。因其寺内那两座”巍峨壮观，耸入云端的古塔，引人瞩目，才被世人习呼为永祚寺双塔。久而久之，真正的寺名渐不被人注视，而俗称却家喻户晓，尽人皆知。“永祚寺”之“永祚”二字，语出《诗经·大雅·既醉》中：“君子万年，水锡祚胤”句，“永祚”就是“水锡祚胤”的略写。《尔雅·释古》说：“永，长也；永，远也。”《说文解字》说：“祚，传也；祚，福也。”《晋书·乐府》说：“永祚，犹远祚也。”可见“永祚”一词，似有“永远传流，万世不竭”的意思。这就是寺名的来由和含意吧。
永祚寺双塔始建于明代万历中叶，大约在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年之间（公元1597——1602年），距今38O余年。初创之时，还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所寺院，也没有达到这样的规模。那时，仅建了一座补辅太原“文运”不足的文峰塔，取名“宣文塔”，即如今偏于东南隅的那座旧塔。至于那紧靠塔而建的几间简陋寺舍，而今早已荡然无存。当时，寺名也不叫“永祚寺”，而是叫做“永明寺”。关于“永明寺”和“宣文塔”的起建原因，明万历本《山西通志》和万历本《太原府志》都曾作过明确的记载。
宣文塔和永明寺问世不久，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晋藩第十一代王——晋穆王朱敏淳觉得永明寺、宣文塔规模简陋，与省城太原的地位不甚相称，就下书五台山显通寺，邀请该寺主持，当时在全国颇有些名气的建筑家福登和尚，来太原主持扩建“大塔寺殿宇”的工程。福登和尚是明代中叶著名高僧。万历皇帝的生母，那个笃信佛教的慈圣宣文李太后就拜他为师，皈依其门下。福登接到晋穆王邀请后，便来到太原。当他看到永明寺的宣文塔微向西北倾斜时，就向晋王建议，在扩建殿宇的同时，另建一新塔于旧塔之左。晋王采纳了福登的建议并在慈圣皇太后出资佐助下，用了4年的时间，即万历三十六年春至四十年九月（公元1608——1612年），新建了寺院的三座大殿，即现存永祚寺殿堂的主体建筑：大雄宝殿、三圣阁、两厢方丈和两廊配殿，以及位于旧塔西北方的新塔，形成了“两峰插天”，“楼阁巍然”的大观。福登计划中的寺院规模是非常宏伟的，除了现存的后院三座大殿外，还有天王殿、后院门庭、前院诸殿和山门的殿堂。然而，终因年迈体弱，积劳成疾，无法完成其计划，于这年（万历四十年）秋天九月，完成新塔之后，抱病返回五台山，不久即圆寂于台怀镇显通寺。这个终未能完工的塔寺，遂更名“永祚寺”，两塔均定名为“宣文塔”。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阳曲县地方官曾对双塔寺进行过一次修葺，新筑两塔之间的过殿。有关资料说，这次修寺，曾准备新建该寺山门，后不知何故而未盖成。
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阳曲县知县戴梦熊，也曾筹砖备瓦，准备大兴土木，兴建双塔寺的围墙并山门。恰巧，这年升迁为汉阳知府，未能如愿。直至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才由阳曲县继任知县刘江召集工匠，砌起从东配殿至西配殿的寺院围墙，并辟建一简陋之极的山门。这样，总算使空旷且坦露了八十余年的寺院有了遮拦。因为起建围墙和山门的夙愿，发至于前任戴氏，刘江在工程完竣后，请戴梦熊提了“祗国胜境”的门额。今天的永祚寺二门，就是当时所建的山门。
民国以来，永祚寺因年久失修，尤其是大雄宝殿和三圣阁，多经风雨剥蚀，损坏到几乎“倾覆”的地步。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杨子端等人积极活动，组织募集捐款，维修塔寺，并在修旧的基础上，在大雄宝殿对面，东西配殿北端，破土动工建起六间单坡式北房，在原天王殿的位置上新辟院门，构成传统的四合院式布局。如今的永祚寺三门，即门额书“永祚禅林”的寺门，就是当时的产物。解放前夕，双塔寺由于其地势险要，成为军阀阎锡山固守太原，负隅顽抗的军事要塞。高大的双塔，变成了阴森的碉堡，古老的寺院，成了驻扎军队的兵营。名刹古寺进入它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饱经战乱，满目疮痍。新中国成立后，古老的塔寺焕发了青春。建国40年来，党和政府曾多次拨款，维修双塔寺，特别是“文革”后，省、市政府对文物管理工作和旅游事业的发展更加重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十年中，迅速地医治了永祚寺的创伤，投资巨款，修复了重创于“太原战役”的宣文西塔；精心设计，新建了嵌满“宝贤堂集古法帖”和“古宝贤堂法帖”两套珍贵碣石的碑廊；收集和荟萃了散佚在全市各处，不同历史时期的石雕、石刻、石碑；仿建了具有明代特色，与永祚寺明代所建殿堂风格一致的寺院山门和前院东、西厢房；新植了数以千计的，来自山东菏泽的牡丹珍奇品种。使有着近四百载历史的古刹，一扫往日颓势，面貌为之一新。太原和日本的姬路市结为友好城市后，姬路市的日本友人，已在姬路市仿建了双塔水祚寺。
1989年3月，在姬路市建市200周年纪念日中，正式剪彩接待游人。如今，新生的双塔永祚寺，正以崭新的、热情的姿态，迎接着南来北往的中外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