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南区位于天津市东南部，海河下游南岸，4000年以来，在古渤海湾滩涂及水下岸坡区，由古黄河、海河携带泥沙与古渤海潮汐、风浪搬运海底物质共同堆积的海积冲积平原。地势低洼，地下水位高，境内土壤共有潮土、水稻土、沼泽土、盐土4个土类，5个亚类，土壤含盐量0.2%～0.4%，pH8.0～8.5，有机质含量1.5%～3.0%，富含钾、镁等矿物质元素，土壤质地粘重，保水保肥能力强，为小站稻种植提供了独特的地理环境。津南的先人通过兴修水利、筑堤围田，以淡水洗碱，创造出种植小站稻的优越条件。同时，南运河水夹带着漳河从黄土高原卷来的富含氮、磷、钾及有机肥料的泥沙，通过马厂减河注入津南土地，构成了独特的小站稻生长土壤环境。区境北靠海河，南有马厂碱河，河渠纵横交织，洼淀坑塘星罗棋布，共有海河、大沽排水河等5条市管一级河道，长87.89km；洪泥河、月牙河、双桥河等16条区管二级河道，长185.3km，蓄水量4000km3，水质优良。自然降水多集中在6～8月份，年平均降雨量558.9mm，为小站稻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灌溉条件。2.3 气候情况津南区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型大陆气候，年平均气温12.5℃，年平均降雨量558.9mm，年蒸发量1768.5mm，年平均相对湿度64%，平均无霜期206d，太阳辐射总量125.9kcl/cm2，全年日照时数2610～2899h，大于10℃的积温4176.9℃。津南小站稻的生育期长达190 d，灌浆期昼夜温差大，形成了小站稻生产独特的气候条件。
小站稻米粒饱满，均匀一致，半透明，无异常色泽和气味，长宽比≤2.2。米饭富有光泽，具有“香、黏、弹、筋、甜”的特点，冷饭不回生。
2019年11月15日，小站稻入选中国农业品牌目录。2020年，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批准对“钦州鲈鱼”实施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
辽圣宗统和五年(987)建立的盘山千像寺讲堂碑载：“幽燕之分，列郡有四，蓟门为上，地方千里，藉冠百城，红稻香耕，实鱼盐之沃壤……”，这里所说千里幽燕的红稻香耕(粳)，鱼盐等等，其中涵盖了包括津南在内的天津沿海区域，是较早的种稻文献记载。宋辽对峙时，以海河为界，因之，海河亦称界河，当时，海口在泥沽一带。交界之处，多低洼积涝地区，到处成为塘泊。北宋利用这种地貌特点，拟广开水田以限辽戎马侵突。泥沽属清池县，清池县属沧州，曾任沧州节度副使而“实专郡治”的何承矩，率先提出了在缘边屯田种稻的理论，宋太宗很赞同何承矩的奏议，命为制置河北缘边屯田使，实施屯田。淳化四年(993)，何承矩“发诸州镇兵一万八千人……，兴堰六百里，置斗门，引淀水灌溉”，“大作稻田以足食”。
第一年试种，没有把握好北方的节候，成熟得晚，赶上霜冻，没有收成，失败了。何承矩没有畏难，用江东早季稻的种籽下种，结果，“江东原应七月成熟的早稻，在屯田地八月成熟”，试种终于成功。“自顺安以东濒海，广袤数百里，悉为稻田，而有莞蒲蜃蛤之饶，民赖其利”。其后，宋朝进一步完备该防线，将河北水田永为定制。
天禧四年(1020）“诸州已屯田四千二百余顷，岁收二万九千四百余石”。
庆历八年(1048）黄河北徙，从“泥沽海口”入海，水源更为充沛。置高阳关路后，沿御河设有“稻田务”，管理种稻。后河北屯田司奏议“丰年屯田，入不偿费”，屯田不断减少。
治平四年(1067)朝廷“诏罢缘边水陆屯田务，募民租佃”。
元至大二年(1309)镇守海口屯储亲军都指挥使，“拨汉军五千，给田十万顷，于直沽沿海口屯种”。翌年，用钞9158锭，购买农具耕牛，拨给屯军。
泰定年间(1324～1328)翰林直学士虞集倡议：“京师之东，濒海数千里，北极辽河，南滨青齐，萑苇之场也”，“用浙人之法，筑堤捍水以为田”，但实效寥寥。
至正十二年(1352)丞相脱脱上言：“京畿近地水利，召募南人耕种，岁可得粟、麦百余万石，不烦海运，京师足食。”明宝坻县令袁黄所著《劝农书》中说：“元虞集、郭守敬所谈京东水利，其言凿凿，而脱脱丞相循而兴之，果获厚利……”。?
明永乐二年(1404)明成祖朱棣派功臣亲兵，大批移民到津南开荒种稻。弘治元年(1488)，丘浚又重提元虞集旧议，认为华北滨海平原皆可广行水利，化斥卤为良田。特别指出直沽“截断河流，横开长河一条，收其流而分其水，然后于沮洳处筑为长堤，随各为水门，以司启闭。外以截咸水，俾其不得入，内以收淡水，俾不至浸”。
万历三年(1575)工科给事中徐贞明提倡畿辅兴水利，“……永平、滦州坻沧州、庆云，地皆萑苇，土实膏腴，元虞集欲于京东滨海地筑塘捍水，以成稻田，若仿集意，招徕南人，俾之耕籍，北起辽东，南滨青齐，皆良田也”。
万历十三年(1585)徐贞明任尚宝司卿兼御史领垦田事。徐光启在《农政全书》卷十二水利部分，有注提到徐贞明，说他曾指出“在天津北部濒海屯种，若如吴越人，田而耕之，则利十倍于苇”。直到明末，汪应蛟屯垦十字围田，几代人的梦想，才算成为现实。万历二十六年(1598)汪应蛟受命任天津海防巡抚，万历二十八年(1600)，于白塘口、葛沽两处，垦种5000余亩，其中水田2000亩，每亩最高收四五石，余为旱田，多者每亩收一二石。
此后，陆续开发了东泥沽、西泥沽、盘沽、吴家嘴、辛庄、双港、何家圈、官庄等处。屯田种稻，采用的是江南围田耕作办法。以“求、仁、诚、足、愚、食、力、古、所、贵”10个字命名，编次其围田，人称“十字围”。
围田的格局是“一面滨河，三面开渠，与河水通。深广各一丈五尺，四面筑堤以防水涝，(堤)高厚各七尺，又中间沟渠之制，条分缕析”。“十字围”均在海河右岸。地周围主干渠挖到5米深，利于排涝和降低地下水位，减轻土壤盐分，并利用海河一日两潮，引水灌溉和排出尾水，使土壤盐碱成分降低。此种方法，适于低洼及地上水丰沛地区植稻。
汪应蛟见南方的兵士，不独习水战，而且能种水田，所以在“倭寇平，撤南兵”的时候，力倡留兵屯田，并“辅以右卫军人二千三百余名……，岁得美谷盖二万石有奇”。但兵力是经常要调动的，后“因援辽千名，即八千亩多芜，且有申言种稻不如取苇者”。至“万历卅五年，因收获不多，又任从长苇，两营兵皆采樵，有采廿八万束者，有水淹无一束者”。汪应蛟在津南种稻事业，兴旺了五六年，到万历末，平倭退兵后，“已垦之稻田，十有七废，仅余葛沽而已”。但围田种稻之法，对天津其后种稻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明代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万历四十一年(1613)，因修历书，为朝臣所不满，遂托病来到天津。从万历四十一年至天启元年(1613～1621)，先后4次屯田，调查访问，将开垦、水利、荒政3方面实践及心得总结于《农政全书》中。
徐光启初至津南时，大面积稻田荒废，“仅静海县之葛沽高地已田”。他在家书里写到：“在天津荒田无数，至贵者不过六七分(银)一亩，贱者不过二三厘钱，粮(赋税)又轻，中有一半可作水田者，虽低而近大江，可作岸备涝，车水备旱者也。有一半在内地，开河即可种稻，不然亦可种麦种秫也，但亦要筑岸备水耳。其余尚有无主无粮的荒田，一望八九十里，无数任人开种，任人牧牛羊也”。他在在葛沽购置20顷荒田，引来南方优良稻种，仍采用围田之法防涝，并戽海河水备旱，同时，利用海河潮汐进行灌溉。
万历四十四年(1616）“试种南稻，农师孙彪，用人粪干每亩施八石，结果稻棵疯长大如碗，根大如斗，含胎不秀，竟不收。后一年，每亩改用麻糁四斗，是年每亩收米一石五斗，科大如酒瓶口”。他因地制宜，把长江一带稻棉轮作的经验，拿来推广，“凡高仰田可棉可稻者，种棉二年种稻一年，即草根溃烂，土地肥厚，虫螟不生”。一水二旱的倒茬种植，是节水改土培养地力、防止周围地块返碱和消灭病虫杂草的成功经验。此轮作制在解放后尚有应用，不仅稻棉丰收，节水治碱，还可改种菜田。
徐光启不仅注意水利措施和种稻，还深入研究改造盐渍土，总结出因地施肥的重要性。《粪雍规则》载：“天津屯田兵言：碱地不害稻，得水即去，其田壮与新田同。但葛沽屯田兵又言：初年碱地不宜稻莳，下多不发，二年以后渐佳，后来更不须上粪，尤盛不碱者”。他分析，近海重碱地初开不宜稻，因洗碱不够所致。
万历四十五年(1617)终于完成了南稻北移。
天启初，后金在辽东战紧，百万难民水陆转徙进关。天津为京都门户，又是通向辽东要道，天津屯田，对京师和辽东战场均有重大意义。因而再度出现了屯田热潮。天启二年(1622)，巡按御史张慎言提出天津屯田奏议，总结归纳了官种、佃种、民种、军种、屯种5种方式，倡议继续推行。太常少卿董应举，也于同年上奏朝廷：“臣近到何家圈、白塘口、双港、辛庄、羊码头、大人庄、咸水沽、泥沽、葛沽，见汪司农往日开河旧迹尤存，可作水田甚多……”。结果，董应举获准经理天津至山海关屯务。他将流民在各地安排屯垦，在津以公款买民田12万余亩，合闲田18万亩，仿效汪应蛟之法，在何家圈、双港、白塘口、辛庄、葛沽等地围田种稻，所获“积谷无算”，屯利益兴。这期间，直隶巡按兼提督学政左光斗，河间府水利通判卢观象，兴办屯学，“屯童入学给以武生衣巾，授之水田百亩，使自耕之，每亩收租稻一石，专设秀才名额，中秀才后，继续留在屯学，等待考举人、进士”，结果“人争如流水”。明末朝政腐败，党争激烈，终致屯田难以持久。
雍正三年(1725）海河流域遭受大水灾。清政府派怡亲王允祥和大学士朱轼主持畿辅水利。雍正五年(1727)，设水利营田府，分立京东、京西、京南和天津4个营田局。陈仪领天津局，“统辖天津、静海、沧州，兴国、富国二盐场。”陈仪首先恢复了已废弃的“蓝田”，“浚旧渠，引潮水灌溉滋培，秧苗蕃盛……，于是官民相劝，共营田三十余顷……”。另外，又恢复明朝屯田旧迹，此后官营水田和私营(官民自营)水田竞相扩展，在津营田十围。其中，贺家口围官营38顷92亩，自营9顷；何家围官营83顷16亩，自营23顷40亩；吴家嘴围官营27顷92亩，自营14顷41亩；双港围官营38顷25亩，自营38顷72亩；白塘口围官营64顷67亩，自营4顷72亩；辛庄围官营61顷62亩，自营59亩；葛沽、盘沽2围官营59亩，自营4顷91亩；东、西泥沽2围官营35顷27亩，自营6顷28亩。
陈仪主持开垦水田的方法，基本是沿袭明代汪应蛟的作法，“筑十字围三面通河，开渠与河水通，潮来渠满，则闭之以灌溉”。这次营田，海河干流右岸附近的大片土地得到了开发，总面积是明代十字围的4倍，“白塘、葛沽之间，斥卤尽膏腴”。使一部分围田连成一片，如“蓝田”与贺家口围，东泥沽围与西泥沽围等。各围引水渠道，逐渐向离河较远的洼地延伸，形成了互相连通的引河。“十围”持续时间不长，到乾隆四年(1739)，“存者贺家口、葛沽两围而已”。
小站建镇、小站稻拓植成功，是盛军对天津的两大贡献。小站稻卓尔不群，历史功绩系于马厂减河。该河两岸使用南运河水与海河水灌溉的水田，都视作小站稻作区。这一作区内生产的水稻，集中了北方粳稻的优点，作为商品粳稻，均称做小站稻。在此以前，天津素以葛沽稻著称。咸丰初年，僧格林沁督兵大沽海口，在咸水沽营田3540亩，葛沽营田750亩，其营田方法仍是挑沟建闸，引潮水灌溉，并就地招农民，发给资本认种。其后，移交崇厚管理。崇厚的屯田思路，仍然是依附于海河，而李鸿章、周盛传则进步为另辟水源，在开拓上超过了前者。
同治十三年(1874）周盛传奉李鸿章命，在修筑新城(今属塘沽区)的同时，试办“海上营田”，在新城门外，试垦万亩，虽播种不多，获稻不下数千石，成效已有可观。
周盛传总结了元朝以来屯垦废兴的经验教训，在实地勘察的基础上，提出了东自新城，西至马厂，沟通海河与南运河，大兴水利，涤卤刷咸，垦荒50万亩，圩田种稻的宏伟设想。在《详陈津东水利并拟开海运各处引河由营试办屯垦禀》中说：“自岁内……，由运河沿起，顺新辟大道……，亲行逐段履勘，见天津、静海之交，俗所称南洼水乡，今年悉已涸出，而弥望荒废百里，内外尽为石田。益慨然于土旷民稀，非所以卫津辅。而屯政与海防相为表里，诚不可一日缓矣”。
光绪元年(1875）周盛传率马步13营由马厂移驻小站，扎营18座，开始了“盛军营田”。先开小站至新城出海河段15公里。又开小站至咸水沽引河(今月牙河)10公里。并分别于北闸口、小站西、官港建大石闸，引甜刷咸，实行咸淡分流。同时，就营前隙地购材建屋，以止商旅。正式命名小站为新农镇。五月，李鸿章到小站勘工，嘉其节省，奏饬盛军疏挑减河，兼办屯垦。盛军购外洋火轮水车4架，又造风力水车、手摇水车、脚踏水车、畜力水车2300余架，从山东潍县购买耕牛800余头，以资耕耨。
光绪二年(1876）盛军开挖减河下游，自新城至大沽入海河段，在南开(今属塘沽区)别开支并于西沽、南开、西小站各建石闸1座。翌年，改咸水沽通天津独孔木桥为铁柱3孔石板桥，增建咸水沽西南2.5公里处5孔木桥。开新城东南经北店子、南天门、宁家圈、黄家台至西小站减河(今八米河)20公里，建闸1座，以排咸水。又于新城小西河上游，傍减河右堤外，开支河20公里达西小站以进甜水，并在西小站左侧建石灰闸1座。光绪四年(1878)，开泥沽通海河至东大站沟通马厂减河(今双桥河)10公里，建石灰木闸3座；咸水沽绕潘家沟至仁字营10公里，沟通海河与横减河，建石闸、灰闸各1座；咸水沽减河至小站街心河10公里，建石券闸2座；咸水沽减河至西小站减河(今四丈河)10公里，建石闸、灰闸各1座；东大站至小站河5公里。光绪五年(1879)，开泥沽、咸水沽一带咸水河(含今跃进河)20公里。改建咸水沽、小站等地石闸，筑新城大闸，基础密排梅花桩，上覆三合土，盖青石板，以糯米汁调碎石子和蛤蜊灰粘合。闸板以铁条、螺钉连接为整体，或以生铁铸成，并装有滑轮，可任意启闭。并依此法改建、新建了多处石闸。
光绪六年(1880）周盛传统率盛军步队11个营，铭军步队10个营，古北口、保定、大名、正定、河间等处练军步队13个营，共34个营分段自靳官屯向东开河32.5公里，接盛军前开之河，并建成靳官屯石质5孔大桥闸。至此，由靳官屯至西大沽出海，全长75公里的马厂减河全线贯通。沿河分建石、铁柱板桥4座、大型闸6座，下游开横河6条(即今四丈河、月牙河、双桥河、跃进河、新城小西河、南开河)，分注海河。垦区之内沟洫汊河纵横交错，引甜水灌溉，排咸水刷碱，渠系分明，桥闸涵洞配套齐备，以小站为中心的垦区基本形成。盛军开垦稻田已达6万余亩，民营稻田达13.6万亩，为小站世称“北国鱼米之乡”奠定了基础。
小站垦区以马厂减河为主干渠，自静海靳官屯，导南运河水东北流，经潮宗桥、西小站、小宣闸为5孔大型桥闸，闸孔、闸墩均为1.9丈宽。百余年保存完好，至今使用，代表了当时国内水利科学技术水平。马厂减河从西小站至靳官屯闸，长约百里，西小站富民闸与靳官屯闸“互相表里”，承担汛期排洪和蓄水灌溉，“乘时蓄泄，操纵在人”。
小站垦区的土地，在盛军屯垦前，均为私人所有，只是靠近咸水沽南部有小面积熟田，其余都是“斥卤之地”。业主或收刈草之利，或寄粮于灶，略认草课，本无粮差。盛军屯垦的土地，都是光绪元年(1875)从业主手中购置的。小站垦区购地总数为“一千一百三十八顷六十三亩九分二厘二毫二丝四忽四微”，计发地价“大钱三万五千零二十七串零二百文。”原业主为咸水沽的43家，葛沽的16家，杨岑子的29家，邓岑子的6家，徐家坨子的1家，汪家圈的1家，共96家。
军能垦而不能尽种，民能种而不能自垦。盛字军营务处设局，“募人领种，或富民认垦，或流民来归，或兼募南人为之倡导。”光绪初年，黄河流域大旱，直隶、山东、河南逃荒至小站地区的人很多，安徽人也多有到小站垦区定居者，自光绪六年十月至七年十二月(1880～1881)民户领种熟田约14500余亩，“每亩分别等则，酌收大钱一二百文不等。车屋等项照时估计缴价，所收领费分发各营弁勇，藉偿劳贳力”。
小站屯垦最大耕作单位仍叫“围”。1围长宽各0.5公里，合田540亩，除沟、路占田127亩外，实垦413亩。每围实积田又分16等份，约25亩1份，叫做一田，垦治一田的计划投资为牛水车1辆，合大钱20吊；车棚1间，合大钱16吊；庄房4间，合大钱120吊；车水造田牲口1头，合大钱30吊；犁耙锹锄杠筐绳索全副，合大钱8吊；耕牛放喂需人工3名，合大钱72吊；草料合大钱21吊600文，即垦治一田需大钱287吊600文。
周盛传认识到“南运河会漳河浊流，本有‘石水斗泥’之喻，其肥尤可化碱而成腴矣。”这一认识是有科学道理的，漳河流经黄土高原，带大量泥沙汇入南运河。据有关部门测定，每吨黄土含氮0.8～1.5公斤，磷1.5公斤，钾20公斤，大量沉积的有机肥料，是改良小站垦区盐渍土地的好条件，是小站屯垦成功的重要原因。
盛字军总结了前人水利工程症结之所在，改进了施工技术。认识到历代屯田失败“盖缘引水河沟规制太窄。海滨土质松懈，一遇暴雨横涝，浮沙松土，并流入沟，惰农不加挑扌宛，不数年而淤为平地。”汪应蛟围田，沟渠深广各1.5丈，而马厂减河“口宽十至十二丈，底宽四丈五尺至七八丈，深八尺至一丈二三尺，挖出之土于两岸十丈外各堆成堤，庶堤内共有三十余丈容水之地”，形成复式河槽，既扩大了容水之地，又防止了主堤岸受涝水坍刷。
前人建闸不牢固，“海上硝土，遇水则泻”，“上下坍刷，日久必致倾圮垫淤，此闸洞所以易废也”。为此，盛军烧用境内的蚌蛤壳代替石灰，掺入碎石，浇以米汁，锤炼镶入闸底丈余方圆，以御冲荡。闸板置两层，上板可以启动，下板固定，上板提起，水能流过，而泥沙被下板挡住，便利捞泥肥田，又防止了渠道淤塞。此法沿用至今。
光绪二十年(1894）盛军调离，20年的苦心经营给小站人民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盛军是正军，为行战之师，在特定的背景下，他们开辟小站，建成小站垦区。光绪二十年(1894)，盛军奉调开赴中日甲午战争前线，离开了耕耘20年的小站。其时，昔日人烟稀少，满目盐碱荒滩，遍地萑苇丛生的小站，已成为城防俨然，民居栉比，街道宽畅，店铺林立，田野广阔，阡陌纵横，河渠流水潺潺，岸边杨柳依依，水里鱼蟹成群，空中沙鸥翔集，夏季一片碧绿，秋成遍地金黄，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北国鱼米之乡。
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政府面对失去管理，日渐荒废的小站垦区，设立小站营田管理局，招集农民和遣散士兵耕种。当时规定每户可领种10亩，每亩年租银6钱至1两不等，但一般穷人不敢领地，怕官方言而无信，中途提租，特别是怕无力出钱修河挑沟，因此大部分土地被退职官员和退役士兵所领。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小站曾一度被德国侵略军占领，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三十一年，小站地区荒地日趋增多，清政府又设立小站垦务局，办理招垦事宜，后与营田局合并。
民国期间，军阀混战，巧取豪夺小站田地。
民国初年，军阀张敬尧之女在小站一带收买土地，成立勋记公司，于中塘、孙家甸、大芦庄、翟家甸一带，占有水旱田2万余亩，加上大量荒洼草地，共43100亩。1920年，北洋军阀徐树铮成立开源垦殖公司，1925年，在军粮城、茶淀建立农场，在境内占有大量土地，种植水稻。同时在军粮城设立工作站，在垦区内设立水稻试验站，这是著名的军粮城稻作研究所的前身，也是我国华北地区最早的稻作研究基地。
1928年，小站营田由天津警备司令部营房营田管理局管理。1930年将小站营田赠送南开大学做校产，设校田管理处，征收地租做教育补助费。1937年由冀察绥公署营田管理处接管。其间，小站垦区的稻作管理流于形式，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停滞不前，产量低，效益差，加之封建剥削，稻农不得温饱。
1937年，日本侵略军侵占华北后，张敬尧眷属将稻田出卖给日本人。日本侵略军先后在小站成立军谷公司、米谷统制协会，跑马圈地，强占民田，对津南地区农民进行疯狂掠夺。同时成立华北垦业公司，统辖小站、军粮城、茶淀3个稻区。小站82户农民，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
承租大地主璩姓在西小站一带的土地4000余亩，业经数十年辛劳，辟荒成熟，赤卤不毛，尽成膏腴。1939年，璩姓强行提高租价，每亩增收5角。1940年，租价再次提高，每亩增收一元二三角，并答应保持农民永佃权。1941年冬，裕德堂家长璩华甫擅将稻田盗卖给日本东一公司(农场)。1942年，东一公司勾结小站警备队长城地永夫，迫令农民将永佃权之地交给东一公司。农民代表范少山等据理力争，城地永夫对其施用种种酷刑，逼迫交地，并将范少山枪杀。
日本集团和私人经营的藤井、香川、兴华等21个农场、公司占地106939亩；小站电化水利组合占地92794亩。
另外还有增兴农场、大和农场、昌太农场、新桥农场、示范农场、三井农场、大农农场、相川农场等。日本侵占的总耕地达20余万亩，无数稻农被逼得无家可归，佃农无地可耕，流离失所。日本侵略军以贱价收集稻谷，充为军需、民食，严禁稻农自食和买卖稻米。沦陷期伪天津市公署规定，津郊所产稻谷由米谷统制会统一征购，由天津平衡仓库或军谷仓库储存，严格控制。日伪军警、勤农队经常进行大搜查，对食用、买卖稻谷(米)者任意杀害。1942年，日伪实行黑豆、豆饼、蚕豆粉限量配给，稻米、面粉禁绝。天津市内有钱商户遂有偷向津南农民高价购买稻米的。葛沽人吕宝发，每月向天津八大家之一的振德杨家，冒死送稻谷两包，可得大洋20元，某夜，在茶棚哨卡被日本人“大盖三”和“小地木”查获，把吕宝发用枪托打倒，用绳索住脖颈，驾摩托车拖死在路上。
咸水沽人李家驹与小站人杨作志，用自行车驮运大米，夜间在石柱子河装船，然后转道海河去市内，米未装船即遭查获，被绑到小站日本侵略军守备队门前，纵狗咬杀，李家驹当即毙命，杨作志花200块大洋请翻译赎命，商会作保，幸免死难。
王家场刘姓母女，相依为命，母病，女儿拾稻穗捣米，给母亲熬稀饭，看病路过花店桥，日本侵略军小队长井野抓住刘母向嘴里灌稀屎，刘母呕出米粒，被当即用刺刀捅死。随后强奸刘女，刘女跳老海河自尽……。
日本侵占后，所设农场完全以军事封建掠夺为目的，其经营方式极为落后，非常野蛮，土地被分割成碎块，强迫当地农民或所谓游民当佃户，从事奴隶式劳动，佃户除负担沉重租额外，稻谷悉被日本侵略军强行掠取。
1945年日本投降后，河北省在小站成立营田管理局，管辖原营田局和大安农场。农林部在天津接管华北垦业局，建立河北垦业农场管理处，下设小站、津郊(原八里台)、军粮城、张贵庄、茶淀5个农区，经营管理合作农场。国民政府制造种种借口，欺骗压榨原土地所有者，拒不发还被日本强占的土地，实行分佃收租或包佃收租，且苛捐杂税、征购、征借，不可胜数。1946年，小站地区曾暴发两次抗立掠夺性租约，坚持永佃权的斗争。另外，由于管理混乱，技术落后，水稻品种混杂退化，特别是由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弊端和国民政府忙于内战，农业生产无暇顾及，至解放前夕，水稻亩产量仅200公斤左右。
津南地区1948年12月20日解放，中共天津县委从1949年初开始领导广大农民开展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剥削，农民分得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政府加强了对水稻生产的领导。津沽区农垦局对农民使用国有土地的征收比例，执行《定额分红制暂行办法草案》，取消土地收租。为解决农民生产资料不足，进行多次实物放贷。1949年，先后贷放稻种10.35万公斤，豆饼?450.9万公斤，硫酸铵19.7万公斤，硝酸铵4.5万公斤，柴油356大桶，煤1500吨。同时天津县政府贷出豆饼307.85万公斤，硫酸铵13.65万公斤，玉米2.8万公斤，小米7.65万公斤，现金1135元，柴油21大桶，花生2400公斤，稻种20万公斤。
人民政府从1949年至1957年，先后投资217万元修建和补修闸涵洞1588处，新建4座大型扬水站，提高了排灌能力，解除了咸水危害，并连年发放生产及生活贷款，促使全区水稻迅速发展。在这期间农村互助合作运动蓬勃兴起，对水稻生产起了巨大推动作用。因此，翻身农民的种稻热情空前高涨。
1953年，成立天津市农林水利局，进行津南洼改造，建成双林农场。天津市公安局于1956年在小站宁家圈，垦植稻田2万亩，建立板桥农场。全区从解放初到1956年，共开垦荒地40835亩。到1957年，扩大水稻面积6.5万亩。
1949年水稻面积17.24万亩，平均亩产225公斤，总产量3879万公斤，发展到1955年水稻面积21.6万亩，平均亩产369.5公斤，总产量7981.2万公斤。1957年，稻田面积达到26.44万亩，平均亩产328.4公斤，总产量8683万公斤。1957年与1949年相比，面积增加53.4%，平均亩产增加46%，总产量增加1.24倍。
是年，全区水稻播种面积占天津市稻田面积的22.8%，稻谷总产量占全市的31.6%，出现了建国后水稻生产的第一个高峰。
1958年，遇到了大旱，马厂减河和海河上游修建了许多蓄水工程，致使水源大量减少，水量严重不足，全区水稻种植面积急剧下降，到下半年又受到“五风”的干扰，在生产上搞形式主义的“大兵团作战”，在制定农业生产计划时，大搞高指标，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由于水源不足以及政治上的各种影响，1959～1961年水稻生产一直处于低潮。1961年水稻面积14.09万亩，平均亩产230.1公斤，总产量3242.5万公斤，种植面积和总产量比1949年还低。
1963年，挖通洪泥河，疏浚月牙河，实施海河水南调。先后改造、新建6个扬水站，扩大灌溉面积。同时经过纠正“五风”，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全面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大抓科学种田，小站稻经历1958～1962年连续低潮后，生产又逐渐上升。1963年，水稻面积已恢复到21.34万亩，比1958年增加5.64万亩，平均亩产312公斤，比1958年增加79.5公斤，总产量达6662.3万公斤，比1958年增加3012.05万公斤，面积、亩产、总产分别增长35.9%、34.2%、82.5%。1964年，水稻面积22.79万亩，平均亩产339.4公斤，总产7735.5万公斤。都呈现增长趋势。到1965年水稻生产形势更加高涨，种植面积达到24.67万亩，平均亩产421公斤，总产量达到10380.5万公斤。区内出现了长青、咸水沽、葛沽3个亩产500公斤的公社，并有50个亩产500公斤的大队、297个亩产500公斤的小队，全区亩产500公斤的稻田达8万余亩，占稻田面积的32.4%。亩产、总产创小站稻历史最高纪录，是小站稻生产第二次高峰。
1966～1971年，每年水稻种植面积维持在23万亩左右，平均亩产250～400公斤。其间累计，区内稻田面积和稻谷总产量分别占全市的18%和23%。
这期间支援外省、市水稻良种200万公斤。并受河南、山东、宁夏等省区特邀，派出许多种稻能手做技术顾问，前往指导水稻生产，有的在当地安家落户。
解放后的22年来，小站地区为国家提供了大批优质稻米，为对外贸易争得了市场，每公斤小站米能从国外换进2.5公斤小麦。从新中国建立到1971年，全区向国家贡献小站稻谷累计达15亿公斤。
全区农业用水原有两个水源，60年代马厂减河水源被切断后，70年代其唯一的海河水源，用水也越来越困难，因海河水量减少，仅能确保居民生活用水和城市工业用水。1972年6月，海河水位下降至0.2米，影响了电厂用水。为此，各级领导多次做出水稻改种旱田作物的决定，但由于改旱思想不够坚决，且又受当时陈伯达“有水种稻、无水也种稻”谬论的影响，有些社队不顾客观条件的变化，一味追求种稻。是年，又遇上特大旱灾，大部分稻田插秧后水竭苗枯，全区当年种稻面积7.43万亩，平均亩产51.5公斤。在此之后，又由于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和破坏，走向另一个极端，不管有水无水，一律禁止种稻，大搞一刀切，已经插上稻秧的，一旦发现也强行拔掉，不然就是政治路线问题，就是破坏生产，以反对党的领导进行批判。因此，1973年全区只种水稻1957亩，全市仅剩稻田2.4万亩。
1974～1977年主要为保护小站稻优良品种，而种了一部分水稻保种田，每年种稻面积控制在5000亩以内。稻田改旱后全区粮食产量明显下降，一度全区粮食亩产只有135公斤，以致高产粮区变成吃国家返销粮区，种旱的6年间吃国家返销粮达2340万公斤。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天津市委提出“开源节流，自力更生，自备水源，恢复和发展小站稻生产”的指导思想，1977年水稻面积比前几年略有增加，到1978年面积已发展到?4.35?万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给水稻生产带来了新的活力。1979年，水稻面积扩大到10.5万亩，平均亩产323公斤，总产稻谷3396万公斤。1980年，水稻面积为13万亩，平均亩产272公斤，总产稻谷3537万公斤。到1981年又遇严重干旱，1～6月份降雨量仅74毫米，为常年同期的二分之一。
为抗旱夺丰收，区政府提出“两手准备，立足种旱”的决策，大量引进抗病高产的旱田作物品种，设法引导群众种足种好旱田作物，并根据历年水源变化规律育了一部分水稻秧苗，作好雨季到来时毁旱插秧的“两手准备”，当年全区利用雨季抢插水稻7.28万亩(主要是麦茬稻及雨季稻)，秋后平均亩产124.7公斤，总产稻谷907.5万公斤。是年其他粮食作物产量也低，玉米亩产144.5公斤，小麦亩产38.5公斤，产值仍属水稻高。群众对此总结出一些经验，“种好麦子，育好秧，种上棒子(玉米)等插秧，看雨确定水和旱，两手准备心不慌”。在全区粮田面积逐年减少的情况下，粮食总产逐年有所提高，主要原因之一是充分发挥水稻生产优势。
80年代后期，扩大水田面积。实施了月牙河、卫津河、洪泥河3河打通工程及小水利配套工程，并对二级河道和主要干、支渠进行清淤，使之蓄水量达到540万立方米。另外开挖坑塘、洼淀建成一批养鱼池、养苇塘，小水库，共新建小水库13座，坑塘洼淀11处，共可蓄水576万立方米。小水库汛期蓄水排涝，旱时送水救急。还将城市污水净化和科学处理，用于稻田灌溉。并且发挥全部机井作用，实现渠水、井水、淡水和二淋水结合使用，每年种植水稻稳定在5～7万亩。
1985年，中央农牧渔业部在湖南长沙召开了优质稻米座谈会，再次把小站稻列为名特产品，使小站稻区干部、群众受到很大鼓舞。全区粮食生产从1985年始连续6年获得丰收，其中稻谷的增产起了保驾作用。
1995年，粮食总产7289.2万公斤，稻谷总产3151.8万公斤，占粮食总产的4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