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正德二年十月五日（1507年11月9日），唐顺之出生在常州青果巷易书堂的一个名门官宦之家。唐顺之天生聪明并极具个性，年纪轻轻就遍览经书，在同龄人中属佼佼者。唐顺之幼时，父母对他管教甚严。除对其严加要求外，并不时为他寻觅当代的名师为其辅导，因此学业有成。
嘉靖八年（1529年），22岁的唐顺之因为在乡试中脱颖而出，便参加了三年一次的会试，荣登第一。唐顺之会试一举成名，内阁大学士杨一清非常赏识他，准备录取唐顺之作为殿试第一。唐顺之断然拒绝，杨一清所派遣的使者往返五次都没有结果。杨一清愤怒地对下属说，“老举人（指唐顺之的父亲唐宝）教出来的年轻人就这样无知吗？”杨一清刚开始把唐顺之放在一甲第三名，后来又把他移到二甲第一名。嘉靖帝亲自批阅唐顺之的试卷，御批“条论精详殆尽”。虽然唐顺之是二甲，但他是第一个试卷有御批的二甲考生。
初入仕途
嘉靖八年（1529年），担任主考官的是当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张璁，他喜见自己能收罗到唐顺之这样的人才而十分高兴，因此欲利用他的权力提拔唐顺之到翰林院为官。可没有想到初入仕途的唐顺之婉言谢绝了张璁的知遇与栽培，按部就班地上任兵部主事。这让张璁十分扫兴。
嘉靖九年（1530年）春，唐顺之上疏称病告归。夏六月，唐顺之的母亲随唐父出任信阳知州，到天津的时候，因病卒在中途。唐顺之为母亲丁忧。嘉靖十一年（1532年），唐顺之丁忧解除，改任吏部稽勋主事，不就升迁考功。任内唐顺之引荐贤德，劾退不肖之人，正直不阿，廉洁自持，不同于流俗，与吏部同僚格格不入，因此相处困难，多遭排斥，唐顺之感到官场的艰辛。除去母丧丁忧，唐顺之在任时间不足三年，结交缙绅数十人，“嘉靖八才子”同会京师，诗酬唱和。唐顺之结识王慎中、王畿、罗洪先等人，文学思想与学术思想因之转变。
嘉靖十二年（1533年），唐顺之被调入翰林院任编修，参校累朝《实录》。因与赏识他的主考官张璁性格不投，便以生病为由，请假回家。张璁开始搁置不批，这时张璁手下告密促使张璁认为唐顺之有意疏离他，张璁心中恼怒，一怒之下便草拟文书让吏部主事批准他还乡，并表示永不叙用。
嘉靖十四年（1535年）春，唐顺之客居宜兴，开馆授徒。直到十七年（1538年），唐顺之一直都在家中闲居。家居三年有余，唐顺之诗文创作风格为之一变。
嘉靖十八年（1539年），明世宗批准其官复原职，嘉靖帝长期深居内宫，不受朝贺，不见外臣，唐顺之忧虑朝政，便和廷官罗洪先、翰林编修赵时春上《东宫朝贺疏》请求朝见太子朱载壡触怒世宗，被削籍。于是唐顺之回到常州。唐顺之虽然离开官场，但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于是决心退下来潜心读书。
嘉靖二十年（1541年）至三十六年（1557年），他在家闲居。“罢官”相当于开除公职，这对于唐顺之来说可算是人生的一大转折。回到家后，唐顺之在城里买了一幢宅院，因为过于喧嚣就弃置了。于是他搬到宜兴山中，之后迁居到更僻远的陈渡庄，闭门谢客，把时间和精力都用于钻研《六经》《百子史氏》《国朝故典律例》，忘寝废食。他还学射学、算学、天文律历、山川地志、兵法战阵以及兵家小技。在三十六岁时，他曾向河南人杨松学习枪法。与此同时也有许多专家学者闻风前来，与唐顺之共同研讨学问。唐顺之和道士们也常有交往。唐顺之在家里闲居近二十年，御史赵炳然、江南巡按舒汀、内阁学士徐阶、工部侍郎赵文华等相继荐其复官，被他一一回绝。
当时他住在陈渡桥附近的一所茅舍里，晚上则睡在门板上。唐顺之穿着极为简朴，经常是十来年的麻布衣服。他也和一般乡民坐船出入。同船的人们也不知道他是何许人，有些言语上的冲撞、辱骂，甚至在行动上欺侮他，他皆不与人计较，更不显露出自己是知识分子或做过官的身份。他严格要求自己，在生活上冬天不生火炉；夏天不搧扇子；出门不坐轿子；床上不铺两层床垫；一年只做一件布衣裳；一个月只能吃一次肉。他要用这种自苦的办法使自己摆脱各种物质欲望的引诱，以求平心静气地正确对待客观世界的—切。
嘉靖中期，日本正处于“战国”时代，内战中的败将溃兵便纠集武士、浪人及奸商，武装掠夺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带，被称作“倭寇”。当时中国的巨商和海盗与倭寇的相互勾结，倭患严重。沿海各地的“海商大贾”、“浙闽大姓”们为了牟取厚利，大规模进行走私，成群结党，分泊各港，后来竟变为亦商亦盗，兼行劫掠的行为。嘉靖皇帝得知消息后，立即派赵文华前往查探。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朝廷命赵文华前往浙江祭海，同时督察沿海军务。时任南京兵部尚书总督和浙、福南畿军务的张经在王江泾大破倭寇，因他不能忍受赵文华颐指气使，两人失和，赵文华就诬奏张经抗战不力，顺便捎上浙江巡抚李天宠。而朝廷听信了一面之词，将张经、李天宠逮捕下狱。赵文华乘机荐举亲信胡宗宪为佥都御史巡抚浙江，后升总督。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赵文华以工部尚书的身份提督江浙军务。唐唐顺之与赵文华皆为嘉靖八年（1529年）进士，素知唐顺之有经世济时之才，且熟悉江南海防情况，他深知此人极有才学，不但满腹经纶，且有治国平天下之大志，且通晓军事，曾在兵部任职。所以一到江南就去拜访他，讨教御倭之策。唐顺之对江南海防形势了如指掌，根据各地的情况，提出了平时和战时的兵力部署和御敌方案。赵文华听到唐顺之的一番议论，佩服得五体投地，有心网罗唐顺之为己所用。赵文华要出资为唐顺之修葺先人坟墓，遭到唐顺之的坚决拒绝。唐顺之在《与赵甬江司空》指出赵文华别有用心，“修葺先人墓的举动才能使我义不容辞相助。可人相识，贵在知心。”赵文华碰了钉子，但仍不死心，又要荐举唐顺之复出，唐顺之索性避而不见。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赵文华回京复命，第一件事就是向朝廷荐举唐顺之，于是唐顺之被任命为南京兵部主事。据记载当时举荐唐顺之出山的奏折亦有50余件之多。
唐顺之知道危害东南沿海一带各大城市的倭寇，到处攻城略地、打家劫舍。苏州、松江、宁波、台州均曾遭其蹂躏。唐顺之面对这样的现实也是极为愤慨，他为此痛心疾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倭寇赶尽杀绝。可是唐顺之知道赵文华是严嵩的心腹爪牙，久为士流所唾弃，如果在赵文华的推荐下复出，自己就会被认为是严嵩同党，必然会招致非议。因此，他以服父丧为由，推辞了朝廷的任命。严嵩听说唐顺之屡次拒绝任命，就让人带话恐吓他：“闻唐荆川欲学吴康斋，视吾辈荐用者为石武清。”吴康斋指吴与弼，石武清指石亨。吴与弼是明代中期知名的理学家。明英宗复辟时，大将石亨势焰熏天，想要征召吴与弼进京为官。吴与弼料知石亨必败，固辞还乡。严嵩认为唐顺之是把自己当作石亨那样的弄权大将，不愿意合作。威逼之下，唐顺之压力巨大。经过一番推托，唐顺之最终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再度出山，赴京述职。他曾就此事商议于罗洪先。罗洪先说：“你从前已隶属官籍，你的身子并非你自己所有，怎么能和一般隐士相比？”唐顺之于是出任，然而他的声名亦因此颇受损害。
唐顺之到北京，得到了严嵩的赏识和器重，不久又被提升为职方郎中。此时大海盗汪直被胡宗宪诱捕斩首，东南形势略有缓和，西北边境却形势吃紧，重镇蓟镇驻军缺额很多，平时也缺乏训练，遇到敌情，全依赖其他地方的援兵，经常处于被动的态势。严嵩就派唐顺之巡师蓟镇，核实兵额。唐顺之奔波了两个月，了解到驻军的许多弊病，写了一篇《条陈蓟镇补兵足食事宜》，提出清弊源以收逃卒，专责任以严勾捕、定班戌以便人情、责大帅以主练兵、明赏罚以励士夫等建议。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唐顺之回京复命，严嵩又派他前往江南、浙江视察军情，与胡宗宪协谋讨伐倭寇。唐顺之受命后，奋然说道：“一月贼不平，请拿将官；三月贼不平，请拿郎中。”
在总督胡宗宪商议讨贼御寇的策略时，唐顺之主张在海上截击倭寇的兵船，不让倭寇登陆，减少民众的生命财产损失。而且当时大部分的将校兵卒都惧海战，因此他们常常假借各种原因拒不出战，这恰好给倭寇提供抢掠的机会。唐顺之见人民遭此难，决定以身作则，下海体验生活。他从江阴驶向蛟门，一昼夜行六七百里，他处之泰然，并把不尽职守的将官们捉住法办。严惩之下，这些贪图安逸的将官们都转变作风，尽职尽责。常因看见风帆就以为唐顺之的船来了，连忙整顿军容，不敢稍有懈怠。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四月，倭寇自诩明军无力抗衡，便在崇明驻扎大本营，一直盘踞在崇明水域，而唐顺之的使命虽然只是巡视军情，可他身先士卒，战斗在抗倭前线。他率领舟师于海上发动进攻，把倭寇驱赶到大海，击沉贼船十三艘，歼敌一百二十，缴获无数战利品，这是一次少有的御寇大捷。崇明大捷鼓舞了士气，唐顺之升为太仆少卿，进右通政。倭寇又侵犯通州、海门，形势危急。唐顺之率兵驰援江北，唐顺之率副总兵刘显在姚家荡大破贼寇，余寇退守庙湾。此时唐顺之接到胡宗宪的公文，说倭寇复犯崇明三沙，命其火速领兵增援。唐顺之认为庙湾贼寇已被围困，指日即可攻克，于是回师江南，跃马布阵，持刀直前，倭寇见军容严整，于是坚壁不出。官兵攻打贼巢，死伤甚众，唐顺之持刀奋身前往，冲到距离倭营百余步的地方，逼敌出战。总兵卢镗等请求退兵。唐顺之不允，亲自披挂上阵，持刀直薄敌营。卢镗恐有闪失，坚持要唐顺之撤退。此时正当盛暑，唐顺之在海上已漂泊了两三个月，卤侵炎蒸，劳顿颠沛，身心疲惫，旧病发作，前时旧疾亦复发加重，乃回太仓调养。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唐顺之因功擢升右佥都御史，并接替李遂为凤阳巡抚，兼提督军务。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正月，倭患稍定后，时任淮扬巡抚的唐顺之，上书请求复开浙江、福建、广东三省的市舶司，并请朝廷推举人才担任市舶司长官，打破了嘉靖朝长期以来的海禁局面。
唐顺之提出要求废除渔船出海的禁令。当初，倭寇曾冒充渔民登岸，或抓获渔民充作向导，当局就下了禁止渔船出海捕捞的命令。唐顺之认为不让渔民出海，就断了他们的生计，也影响到军饷的供应。只要管理得法，加强检查督察，完全可以防止倭寇的混入。渔船在官兵的保护下出海，又可以巡逻海域，击贼于海上，是一举两得的好事。胡宗宪十分信任和器重唐顺之，对他的建议无不听从，毅然废除了出海的禁令。
唐顺之因多年在海船上奔波抗倭，一年夏天一连好几个月都生活在海上，不幸染病，但他仍然支撑着病体泛海，度焦山。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三月，唐顺之再次泛海巡历，行至通州，病情严重，没过一会突然病发，唐顺之知道自己病危，便下令让船快行。他把麾下诸将召到帐中，说：“我本来想要与大家通力合作，守护社稷苍生，但现在恐怕不行了。希望大家共同勉励。”他托付好了自己的遗愿，但没有一句话涉及家事。
四月初一（4月25日），唐顺之乘舟巡视通、泰，巡至通州，他对诸将说：“我生平只希望有这三种死法，要么死在战场上，要么被敌人俘获，为朝廷尽忠而死，要么病死在海上。没想到今时今日能够保存全身死在这里，我已经死而无憾了。”下午快三点的时候，他命令军士取好坐席，在上面躺了一会，便整理好衣服，端坐而逝。年仅54岁。崇祯年间，追谥“襄文”。
唐顺之的著作有《荆川先生文集》，共17卷，其中文13卷，诗4卷。辑有《文编》64卷。是集取由周迄宋之文，分体编列，其中选录了大量唐宋文章。近代林纾辑有《唐顺之集》，为较通行的唐顺之选集。马美信、黄毅点校《唐顺之集》收《文集》十七卷、《外集》三卷，并附录其《奉使集》二卷、补遗诗文及传记资料若干，是唐顺之著作的首次点校整理本。
唐顺之其他著作尚有：《右编》40卷，《史纂左编》124卷，《两汉解疑》2卷，《武编》10卷，《南北奉使集》2卷，《荆川稗编》120卷，《诸儒语要》、《左氏始末》12卷、及旧本题为李攀龙撰唐顺之校的《韵学渊海》12卷等。
唐顺之流存诗歌近600首，题材广泛，众体兼备。代表诗词作品《岳王坟》、《塞下曲赠翁东涯侍郎总制十八首》、《咏夹竹桃》等。
军事思想
唐顺之的经略思想几乎涉及抗倭战争的所有方面，据《筹海图编》卷十一、卷十二载，唐顺之在“定庙谟”、“实军伍”、“精教练”、“足兵饷”、“清屯种”、“慎募调”、“收图籍”、“鼓军气”、“公赏罚”、“处首级”、“御海洋”、“固海岸”、“散贼党”、“严城守”、“降宣谕”、“用间谍”、“通贡道”、“开户市”等诸多方面均有独到的见解，并被用来指导抗倭战争，起到重要的作用，得到抗倭统帅胡宗宪的赏识。
英勇抗倭
有明一代，倭患不绝，以嘉靖年间最为惨烈，史称“嘉靖倭难”。倭寇入侵给沿海民众带来深重的灾难，闽、浙、苏所受创伤最为严重。苏、松、常一带惨遭涂炭，吕希周《庆捷一首》序曰：“苏、松、常千里奥区，财赋之丛也。寇扰屡月，烬焰弥天，殣骸遍地，荡柝离居，迄无底宁。”时唐顺之辞官居家，亲见倭寇劫掠，屠戮乡里，他愤懑难食，顾宪成《唐顺之传》载：“庚戌虏薄都城，……已而倭入，犯东南，骚动蹂躏特甚，惨不忍言，……唐顺之愤懑废食。”南倭北虏，家国飘摇，唐顺之忧心忡忡，终老林岩之志动摇了，嘉靖三十七年春决计出山，秋七月赴蓟镇查勘边务，秋九月旋奉命前往浙江视师，与胡宗宪协谋抗倭（《明唐荆川先生年谱》卷四）。
唐顺之并非纸上谈兵的书生，他亲临抗倭前线，冲锋陷阵，浴血奋战，立下不朽功勋。唐顺之到浙江后，即亲自下海视察，出没惊涛骇浪之中，却意气风发，谈笑自如。此次海上视察，唐顺之将所有险要会哨绘制成图，以备歼敌之用。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四月，倭寇侵至崇明，贼船停泊在三沙。唐顺之率兵诱贼至海外，奋力击杀，在海上斩敌首一百二十颗，沉敌船三十余艘，缴获敌人衣物兵器无数，倭寇无一人登岸，余敌向江北逃跑。洪朝选《荆川唐公行状》谓时人称“自苏松用兵以来，未有此捷也”。不久，倭寇骚乱江北，凤阳巡抚李遂告急请援。唐顺之命总兵官卢镗拒守三沙，亲率领副总兵刘显前往增援，在姚家荡痛击敌寇。倭寇败退庙湾，唐顺之再率兵击杀，战斗惨烈，敌我伤亡相当。三十八年夏，唐顺之率领卢镗、刘显进攻盘踞在三沙的倭敌，久攻不克，卢镗、刘显进击失利，劝唐顺之退兵。唐顺之愤恨异常，亲自跃马布阵，冲至阵前。
在明代中后期的学术思想界，唐顺之是实学思潮的预流者，但唐氏的实学思想却为学界所忽视。唐顺之的学术思想经历了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唐顺之融贯朱、王之学，注重实学；在第二个阶段，唐顺之的心学思想逐渐成熟。他先是接受王学右派的去欲工夫，舍弃实学。这一次转向是对实学的背离。其后，由于体认到本心的圆活洒脱，唐氏对王学左、右两派的思想重新作出整合，吸收左派良知自然的学术观点，主张纯任天机流行，去欲工夫则突破了“闭门厌事”、“闭关独卧”等刻意求虚寂的修行方式，转向“应接纷纭”、“观书学技”等外在的“事上磨炼”上。由此，完成了对心学思想理论困境的突围，重返经世之学。阳明心学也因唐顺之的理论发展，完成了向实学的丕变。这在实学思想发展史上，有着深刻的理论意义。
关于唐顺之心学的特征，黄宗羲《明儒学案》云：“先生之学，得之龙溪者为多，故言于龙溪只少一拜。以天机为宗，以无欲为工夫。”此说揭示了唐顺之心学与王畿一派的共性，“无欲”说诚为唐顺之心学的核心命题之一。而就内心体验与外在经典的关系而论，即经而心、道器不二可说是其心学的又一重要特征。此说主张内心体悟与外在经典、本体与末用的合一。唐顺之始终坚持这一倾向，尽管他在四十以后日益表现出道重于器的趋势，但从未因此舍弃器之一端。
作为唐顺之接受心学初期的思想，“即经而心”说在主张经心合一的基础上，多少体现出经重于心的倾向，具有纠正阳明心学流弊的意图。“即经而心”实际上是唐顺之早年德艺合一说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唐顺之早期因追求博闻强识而受到多位师友的批评，对此，他一方面承认“盖学病于博杂而量病于不广，此鄙人膏肓之症”，另一方面，他以德艺合一说加以反驳：“然德非虚器，其切实应用处即谓之艺；艺非粗迹，其精义致用处即谓之德。故古人终日从事于六艺之间，非特以实用之不可缺而姑从事云耳，盖即此而鼓舞凝聚其精神，坚忍操练其筋骨，沉潜缜密其心思，以类万物而通神明。”可见，唐顺之早年是主张德艺合一且德重于艺的。与此相适应，他在提出“即经而心”时，虽然已经开始接受心学，但仍然相对倾向于经。他认为在割裂经与心的两种倾向中，离经的弊端更为深微：“滞经之敝浅而著，离经之敝深而微。滞经之敝，惟固陋者而溺于此；离经之敝，虽疏通者或不免溺焉。”可见，“即经而心”更强调经之不可离，其矫正心学弊端的宗旨是颇为显豁的。
经学与心学合一的学术特征在唐顺之思想发展的后期仍然存在，只不过此时心学已重于经学，外在经典成为辅助内心修持的工具，所谓“以我观书”、“以书博我”反映了此时经学与心学既不可分离、又主次有别的特点。众所周知，唐顺之在年近四十时开始了重要的学术转向，将身心性命之学的探究视为最主要的人生追求。这一阶段唐顺之时时流露出厌弃早年博学多艺的情绪：“始知平日没于多歧、荡精摇神之过，是以弈棋赋诗、博闻强记，皆昔所甚好，或终岁不对局，或经月不成一韵，或数旬不展卷。虽或为人所强与自强为之，亦竟如嚼蜡，了然绝无滋味也。” 但他并没有因此完全废弃外在的知识与典籍，只是将阅读范围相对集中在与心性相关的文献上。他自述其转向后的学术志趣曰：“固将籍此余闲，聚精蓄力，洞极本心，洗濯愆过，以冀收功于一原。⋯⋯近来每观伊洛之书及六经之旨，觉有毫发悟入，则终日欣然。”阅读伊洛之书及六经之旨是他洞极本心的重要途径；他还曾指出象数之学在培养精神心术中的意义：“窃以六艺之学，皆先王所以寓精神心术之妙，非特以资实用而已。”
唐顺之还借用陈白沙的主张，来论述他对读书与心学关系的看法：“白沙先生以我观书、以书博我之说，甚可理会。”神明与六经的结合也说明了这一观点：“更愿兄完养神明，以探其本原；浸涵六经之言，以博其旨趣。”此说是在文道合一的前提下论述如何提高“道”，实际上是经心合一、以心为主的另一种表述。另一方面，唐顺之曾明确反对尽弃典籍：“若使尽捐书册，尽弃技能，兀然槁形灰心，此亦非大难事，而精神无凝聚处，亦自不免暗路漏泄。”概言之，在性命之学与经典依据的关系上，唐顺之始终保持了道器合一的思维方式，只不过在后期他确立了心作为第一性的地位，从而主张经典是追求性命之学的重要途径和工具。
文学思想
唐顺之一方面多推崇三代、两汉文学传统，同时也肯定了唐宋文的继承和发展，提出学习唐、宋文“开阖首尾经纬错综之法”。但他还没有完全摆脱复古主义理论的束缚，他师法唐宋也是在以唐宋古人为法度。在其选辑的《文编》中，既选了《左传》、《国语》、《史记》等秦汉文，也选了大量唐宋文，并从此逐步确立了“唐宋八大家”的历史地位，并为后来撼动后七子文坛地位的公安派起了开拓作用。另一方面，唐顺之又提出诗文写作应“直据胸臆，信手写出”，要师法唐、宋而“卒归于自为其言”。要有“真精神”及“千古不可磨灭之见”。并以“未尝较声律、雕文句”的陶渊明与"用心最苦而立说最严"的沈约加以比较。说前者的作品为"第一等好诗"，指斥后者之作“不免为下格”。唐顺之上述见解在其后期著名作品《答茅鹿门知县书》中，其反七子模拟、剽窃倾向异常鲜明、激烈，呼吁文章应“如谚语开口见喉咙者”。
古文
作为唐宋派理论中坚的唐顺之，其本人亦是明中叶最为著名的古文大家。唐顺之的古文丰富而厚重，这与他博学广识、擅治经史有关。唐顺之的古文写作一方面继承了载道致用的古文正统，另一方面又与明末至清代统性命、经术与辞章于一体的学者之文相契合。唐顺之的文章实践了自己的主张，文风简雅清深，间用口语，不受形式束缚。如《信陵君救赵论》，立足于社稷，批驳以私义救人。词严义正、层层深入，环环相扣，如对席论辩，一气呵成而结构谨严。他的记叙散文《任光禄竹溪记》，本应约为园写记，而着眼于园名的由来，赞扬竹“孑孑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不可谐于俗”的品德。文笔清新流畅，别具一格，立意新颖。唐顺之其他记叙散文，大多有叙有议。往往叙中择其一点，引申开来，情思遐飞而哲理蕴其中，自然浑厚而畅达豁然。如《西峪草堂记》、《书秦风蒹葭三章后》，及《永嘉袁君芳洲记》等，皆能看出此种特色。
时文
明代唐宋派领袖唐顺之不仅以古文创作享誉文坛，同时也是明代历史上最有名的时文大家之一。唐顺之的外孙孙慎行论其时文创作有云：“如是翁精心理学，沉酣诸子史百氏古文辞业，上接八大家而以其余发之时义，盖匠心精谨，律韵冲调，其平若规规帖括，而其高乃材人杰士之所不能措手。”点出了唐顺之“以古文为时文”的创作特色。方苞论明代时文创作有云：“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为时文，融液经史，使题之义蕴，隐显曲畅，为明文之极盛，又“以古文为时文自唐荆川始”，指出了唐顺之“以古文为时文”的创作开启了明代时文写作的新理念和潮流。作为嘉靖年间成就最高的古文大家，唐顺之从古文创作中借鉴了大量资源，为日益衰颓的时文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正是他所开启的这股“以古文为时文”的新潮流，引领着明代时文创作走出刻板呆滞的格局而逐渐走向繁盛。
唐顺之的八股文中也有严格遵循八股体式而出彩的作品，如《一匡天下》。此作主体部分从起讲至起比是为起，提出当春秋乱世是管仲辅佐齐桓公一匡天下。中比承接上文，从尊王、攘夷两个方面对管仲、齐桓公如何一匡天下做正面阐述。后比则换一角度论述，是为转，文章称尽管管仲借一匡天下之名成全了桓公称霸天下的私心，但一匡天下并非虚名，管仲、桓公九合诸侯，抑强扶弱，攘除外夷，匡正天下于一统，的确造福了百姓。束比、收结部分总结上文并照应题面，是为合，提出管仲有正天下之大功，故孔子最终对其做出了肯定的评价。唐顺之此作从结构上看完全依照八股体式而作，其主体四比八股以起承转合之法，将题中义理阐释得明白透彻。文章体式正大、裁对整齐，逻辑严密，堪称八股典范之作。可见，四比八股之体式亦有其好处，唐顺之作为科考会元自然深谙其中门道，在其以古文为时文之后对此也未刻意回避。其实，文章本无定式，因此，尽管四比八股之体式、起承转合之法能够做出好文章，正是由于深知其弊，唐顺之方才取道八大家，将古文谋篇布局的种种方法移植进入八股文。不仅如此，他更由八大家文的有法之法上溯秦汉文的无法之法，所作不拘一格，如其《此之谓絜矩之道合下十六节》文，方苞评曰：“循题以古文之法入于时文———论唐顺之的八股文创作腠理，随手自成剪裁。后人好讲串插之法者，此其药石也。”可见，唐顺之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既不为四比八股、起承转合的体式所拘，亦不为某一法度所拘，注重形式与内容的帖合，追求自然天成之美。由此，唐顺之通过自己的八股文创作为后人借鉴古文写作技法来打破八股体式、丰富八股文体结构指出了具体门径。
唐顺之通晓元代所传数学上的“回回术法”，精通于弧矢割圆术，著有《勾股弧矢论略》《勾股六论》等。善珠算，被认为是明代打算盘的能手。
《明世宗实录》：起家不二年，开府淮扬，然竟靡所建立以卒。顺之本文士，使获用其所长，直石渠金马之地，其著作润色必有可观者。 乃以边才自诡，既假以致身，遂不自量，忘其为非有，欲以武功自见，尽暴其短，为天下笑云。
《明史》：①顺之于学无所不窥。自天文、乐律、地理、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极原委。尽取古今载籍，剖裂补缀，区分部居，为《左》、《右》、《文》、《武》、《儒》、《稗》六《编》传于世，学者不能测其奥也。为古文，洸洋纡折有大家风。生平苦节自厉，辍扉为床，不饰裀褥。又闻良知说于王畿，闭户兀坐，匝月忘寝，多所自得。②曹邦辅、任环战功可纪，李遂、唐顺之捍御得宜。而邦辅之平师尚诏，李遂之靖乱卒，其功尤著。以其始终倭事，故并列焉。
唐鼎元：唐顺之学识渊博，对天文、地理、数学、历法、兵法及乐律皆有研究。唐顺之的文学主张早年曾受前七子影响，标榜秦汉，赞同“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中年以后，受王慎中影响，察觉七子诗文流弊，尤其是散文方面，七子抄袭、模拟古人，故作诘屈之语。于是抛弃旧见，公开对七子拟古主义表示不满，提出师法唐宋而要“文从字顺”的主张。他是明中叶重要散文家。与王慎中、茅坤、归有光等同为明代重要文学流派唐宋派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