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雍正五年十月二十二日（1727年12月4日）寅时，赵翼生于江苏常州府阳湖县阳湖北岸西干里。父亲赵惟宽以设塾授业为生，难以养家糊口，家居穷苦。
雍正十一年（1733年），六岁的赵翼随父就塾读书。从此开始了他的读书生涯，此后随父就馆于华渡桥、蒋庄桥等处。经过赵惟宽的悉心教导，赵翼的文学才华已开始显露。
乾隆三年（1737年），十二岁的赵翼随父就塾于塘门桥谈氏馆读书。父亲命他作时文，一日能成七艺，时人为之惊叹。赵惟宽看了他的作品，认为将来不愁不做时文，而四书五经尚未读尽，因此赵翼的学习应以读经为要务。
乾隆五年（1740年），赵翼随父移馆于东千埼杭应龙家，同年开始课业，落笔往往出人意表，但赵翼生性偏好古诗词。但当时的科举不将诗词纳入考试范围，赵惟宽唯恐作诗会妨碍学业，便加以禁止。而赵翼常常私下为之。
乾隆六年（1741年），赵惟宽去世。赵翼家中更加贫困，孤苦伶仃，无以养弟妹。杭家因赵翼课业优秀，加之怜悯他的处境，遂留他继承父业，继续教书。赵翼更加钟情于古诗文，导致学业逐渐荒废，后来作的八股文还不如十四五岁时的水平。杭应龙及时发现了这一现象，对他说：“你不攻读八股谋取功名，怎么脱离贫苦呢？”于是聘请赵翼教其幼子念屺，并让他与其长子杏川、次子白峰同作时文。
乾隆十年（1745年），十九岁的赵翼到江阴澄江书院应童子试中的院试，被江苏学政崔纪取入常州府学。按照之前的惯例学政复试取士即入学宫。但府学按标准应取二十五人，同年在覆试中被录取的人却共有八十六名，须再次考试。而赵翼这次复试，文不加点，得以顺利成为秀才。
乾隆十一年（1746年）春，赵翼坐馆于阳湖城东史翼宸家，得以读尽天尺轩书堂藏书。同年，赵翼多次向府学教授赵永孝请教。
乾隆十二年（1747年），赵翼设馆于阳湖北门顾氏。参加乡试，结果落第。
乾隆十四年（1749年），阳湖闹饥荒，赵翼私塾职被解雇，饥寒驱迫他离家北上，投奔作幕于京城的亲戚。抵京后，赵翼以其文才受知于刑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刘统勋。刘文正公延至家，纂修《国朝宫史》三十六卷。
乾隆十五年（1750年）秋，赵翼以顾姓商籍试中乾隆北榜举人。主考官汪由敦十分欣赏他，想提拔赵翼为解元，无奈头场所作《四书》文有，只得放为二十一名。但其才华深得汪由敦器重，于是赵翼在同年冬作为礼部教习，结束《国朝宫史》编写之后，立马被聘入汪由敦幕署课读其二子承霈、承澍，并替汪氏代草笔札。汪氏家中富于藏书，加以汪由敦本人深于文学，赵翼古文经由汪氏教授，功底日益精湛。而礼部义学教习又是一个闲散职缺，这使赵翼有机会阅读大量典籍，对他学识的进一步提高，仕途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此期间，赵翼虽在会试中三次败北，但最终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参加明通榜，以文理畅通而考取内阁中书，次年补授中书舍人。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夏，赵翼入直军机处。此时正值清廷兴兵征计西北准噶尔，军事文书往返频繁，为赵翼崭露头角提供了良机。因赵翼顷刻能作千言，深为尹继善、傅恒倚重。他扈从天子行在时，有时坐在地上就能起奏，文不加点。汪由敦等随驾大臣奉召作的文字大都嘱托赵翼，几乎没有奏章不是赵翼写的，而且润笔颇丰。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赵翼再次参加会试，以第一名进程。乾隆因为清开国以来陕西尚未出过状元，乾隆便以他和第三卷陕西人王杰互易，赵翼只中得探花。赵翼为此耿耿于怀，引为终身遗憾。每借端形诸诗篇以寄不平。赵翼中探花后，被授翰林院编修，纂修《平准噶尔方略》等，为史学上的精深造诣莫定了深厚的基础。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赵翼在京察中被列为一等，记名以备用为道员知府。秋，赵翼与蒋士铨等人被钦点出任顺天府乡试任同考官，得江烺等十余人。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三月，赵翼出任会试同考官，得士董潮、祝德麟、祥庆、龚骖文、李铎、费淳等十一人。四月，参加散馆考试，赵翼考列一等第二名，独得乾隆帝宣见垂询，诗稿得呈御览。
乾隆三十年（1765年）春，吏部会考在京的各省主考官，赵翼仍为一等。同年秋，出任顺天武举主考官。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十一月，乾隆在养心殿召见赵翼，在肯定他工作能力的同时，擢升其为广西镇安府（今广西德保县）知府。此事大大出乎赵翼之意料。他想以“不熟悉官务”为由委婉推辞，甚至请求恩师傅恒代为上奏。乾隆帝接见赵翼时，对他的的答复却是：“读书人原有不能办事者，你在军机处的时间久，比较能够办事。广西是政务简练、民风淳朴的地方，你刚到任时便要留心练习，将来自然可成好官。”事己至此，赵翼只好于十二月携眷离京。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七月初，赵翼到任镇安。抵任之初即巡视境内，体察民间疾苦。当时因购马补济滇军，有关部门改用大筐代替旧小筐收敛粮食。百姓怨声载道。赵翼允许改回旧筐纳粮，废除弊政。民众对其感恩戴德，每每出行，争相用肩舆抬着赵翼过其村。到任的第二个月，赵翼就去安南缉拿逃犯。在前任知府韦驮保供职期间，一些镇安人与安南人互相纠结，跑到云南土富州滋事。事发后，农付奉逃至安南。韦驮保因此被勤落职。赵翼来镇安后，访知农付奉已死，其子阿细为奴。遂派人捉获阿细，将其父尸棺一并带回，经辩认无误。鉴于此，赵翼便具文呈报上司，请求结案。不料，两广总督李侍尧只许判阿细罪，而拒不承认棺内为农付奉尸身，认为是让韦驮保为复京而使的欺骗伎俩。在赵翼看来，尸体和活人都找到，踪迹确定，如果说尸体是假的，案子就永远都结不了。于是，再次为韦驮保申辩。次年，因此案未结，赵翼亲自赴省城桂林询问，他听闻李侍尧来到梧州督办征缅军务，又赶赴梧州向李侍尧面陈，据理辩论。李侍尧当场大怒。欲弹劾赵翼。当时，朝廷有旨派赵翼去云南参赞军务。李侍尧才把劫疏追还，赵翼幸免一难。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五月，赵翼离开镇安，从开化府土富州过博南，渡澜沧江，至边城永昌。又随军出怒江，逾高黎贡山，历龙陵、腾越，遍巡南甸、千崖、盏达、芒市、遮放各土司及虎踞、万初、铁壁等关，周览形势，询悉军情，留下了大量纪行诗。在军营，赵翼多有谋划，为幕主阿桂所倚重。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重返广西镇安府原任。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三月，广州知府出缺，李侍尧欲借此拉拢赵翼，遂派左江道宋淇源将职位出缺的消息故意透露给赵翼，且告知只要赵翼当面向李侍尧恳请，李侍尧便会向朝廷推荐他。赵翼对此颇为不屑，严词拒绝。李侍尧因为赵翼没有私下请求，所有另外奏请调派梧州知府吴九龄。恰逢吴九龄已升任广东粮驿道，于是乾隆帝接到奏疏后特调遣赵翼出任广州广州知府。赵翼即将赴广州任时，派人往镇安接送家眷。其妾蒋氏肩舆出城，乡民无不在门口设香案跪送，以再不能见到赵翼为遗憾。等到赵翼族孙赵鹤冲交接仓库完毕，离开镇安时，街民一如既往跪送。在广州知府任上，一次赵翼抓获拒捕海盗一百零八名。按照《大清律》，凡是江洋大盗不分首从皆斩。赵翼不肯滥杀，细加审察，条别轻重，最后只诛杀三十八人，其他的皆遣戍敦煌。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四月，赵翼升贵州分巡贵西兵备道，以母亲年迈不能奔赴贵州，欲解官终养，乞总督李侍尧代奏，不许。十月初一，抵贵阳，会温福、阿桂自滇赴蜀进剿金川，途经贵西威宁、毕节等处。先生谒贵州巡抚李湖毕，即驰赴衙署威宁，办集夫马，料理过兵。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月，因为广州平海盗处理的谳大狱旧案事发，赵翼受弹劾被部议降一级调用，回吏部述职。巡抚图思德坚决上奏挽留其在贵州，学政孙士毅、布政使韦谦恒、粮道国栋都来劝说他，赵翼以老母年事高为由，告假回乡，不再复出为官，朝廷准允辞官。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五月，赵翼取道山东赴京，打算在宦海竞渡中再决雌雄。行至台儿庄，忽患风疾，双臂不能自主，他只好掉头南归。从此开始了长达三十余年的归隐生涯。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正月，台湾爆发林爽文起义，湖广总督李侍尧调闽浙总督，负责督办赴台官兵粮铜，道经常州，邀请赵翼入幕商研邀先生入幕。赵翼赴闽途中过仙霞岭，经渔梁驿，过建阳市，渡延津，访王审知墓、万安桥畔夏将军庙诸古迹。二月十七日，赵翼抵达泉州，筹划军需，他指出：靠省钱成功晚，反不如多花费用，给足军需，早些攻克成功，反而省钱。赵翼为李侍尧倚重，几次想要上奏让赵翼在福建做官，赵翼坚决推辞。次年，起义被平定，赵翼辞退幕职，主讲安定书院。
乾隆六十年（1795年）三月，《廿二史劄记》初稿告成付梓。
嘉庆元年（1796年）四月，福建爆发亏空大案，赵翼内弟、原任瓯宁令刘芳、女婿金恭寿父、原任尤溪令金拱闾都坐重罪，赵翼极力营救，最终二人得以免罪。十月二十二日，赵翼七十大寿，大江南北许多名士都以诗为寿，赵翼总共收到寿诗二百余首。
嘉庆十五年（1810年），赵翼和姚鼐重赴江南鹿鸣宴，两江总督松筠奉旨赠与赵翼三品冠服，并为立“耆儒”碑。赵翼重赴鹿鸣宴所作的诗，海内名流属和者总共三四千首，赵翼将其编辑为长卷。
嘉庆十九年（1814年），赵翼染脾泄之疾，于四月十七日（6月5日）逝世，享年八十八岁。十一月五日，赵翼葬于马迹山金丑湾母亲丁氏墓穴旁，孙星衍为作墓志铭。
赵翼一生著作宏富，传世者共七种172卷：《廿二史札记》36卷、补遗1卷；《陔余丛考》43卷；《檐曝杂记》6卷、附1卷；《皇朝武功纪盛》4卷；《瓯北诗钞》17卷；《瓯北诗话》10卷、续2卷；《瓯北集》53卷。除《皇朝武功纪盛》外，其他各书均有单行的校点本。
吏治
赵翼是一位精明强干的循吏。他深知，若要做良吏，须谙熟当地风俗民情。到镇安前，他已参阅过《镇安府志》及一些与镇安有关的前人笔记。才到镇安不久，他就着手亲自了解当地的民风民情，如放蛊、歌墟、嚼槟榔、习居干栏，以及一些饮食习惯、动植物特产等。知府照例要于冬月巡边。赵翼在到任后的当年冬天，即忙于巡边勘察之事。他的足迹几踏遍镇安。他经常带人去所辖各地了解情况，细加勘察。
赵翼锐意革新除弊，为民利民。他到任镇安前，府中常平仓素有出轻入重之弊，主管谷仓的官吏用小箩出，大箩进，暴敛盘剥人民。赵翼遂下令开府仓，由测谷之人用出谷小箩自行掌权以纳谷。府民免受重敛盘剥。同时赵翼对横征暴敛的监仓奴和书吏严加惩处，制定了各种利民的改革措施。天保县令姜国城敛财无度，欲重发田照，从中盘剥乡民。赵翼当即斥责姜国城，及时加以制止。归顺州牧多收谷租，大筐进，小筐出。赵翼立即派员前往，把监仓官吏捆绑示众，并洞穿秆眼，把秤固定在60斤负担之举措，赢得了府民的爱戴和拥护。
经济
赵翼极为重视发展经济。他劝农耕垦，多种水稻、玉米和竹桑，并且注重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特色经济。他闻天保县有人种植名贵止血消肿药材田七，便专程前往，知悉田七长性形状、种植和加工技术、医药用途等第一手资料，回府后整理成篇，收录在专著中。他还向各州、县推广栽培田七，促进了栽种田七的村、户、面积迅速增多。清朝后期，归顺、安德已成为中国著名的田七产地。赵翼在镇安见过生长着的鸡血藤，后见云南人以鸡血藤治血崩，即派人将云南之藤购回，证明质量与疗效无异，立即在镇安推广。鸡血藤从此成为镇安府名贵止血补血药材，新开山民财源。他发掘鸡血藤药用功能，填补了药典无鸡血藤入药之空白，对传统壮医、壮药，起了传播、推广的作用。赵翼发现镇安特产八角产多价高，便劝勉百姓种植，从此八角种植逐年增多，八角成为德保大宗出口的名优特产。
赵翼还亲临边境市场巡视，从多方面了解风俗民情。考察镇安与安南交界的边境市场时，只见那里市场物品繁盛，两地百姓自由往来。因此赵翼广开市肆，鼓励边境贸易的来往，带动了边境的和平交流。
民生
赵翼注重齐民以德，德治化民。当时农付奉作乱，赵翼到任镇安知府后，在越南捕获其子。赵派人领回，验明正身，只将农子上送省府，对胁从者，赵翼认为本皆良民，是受了人的雇佣而沦为盗贼，均教育释放，回乡归农，化解了矛盾。他治镇安，前后在任两年，仅两坐讼堂，已叹为无留狱。镇安治安之好，民风之淳朴，由此可见。
不仅如此，赵翼还对农民生活现状进行详细考察。他深知，农民最关心的是土地问题。在广州东部的东莞等沿海地区，百姓往往围沙造田。他们每当水退后，便在近水地面种草，以防水土流失。再过几年，所垦土地便成为良田。新开垦的土地，按例须上报。但垦荒者担心官府税赋太重，常常以多报少。有些投机分子平时不去围垦，专门侦伺别人有无少报，一旦抓住把柄，便借助官府之力，将别人劳动所得掠为已有。因而，每到收获季节，常常会为争夺庄稼而械斗。此种奖励办法，既会助长告刁状之风，又影响乡间的安定。于是赵翼请示上司革除此弊，改重奖为轻奖，但因任期太短，未得实施。他有时还亲临田间，了解民间风俗。
外交
赵翼在镇安任，时常担心边民的地界之争，引发两国争端，故往往亲临巡视，防患于未然。凡与安南连界处，不管深山穷谷，他都不辞劳苦，亲往巡视，惟恐有奸匪流窜作恶，再出现类似的事情。在实际巡查中，他意识到镇安作为边境要地之重要性。镇安与安南处处山场相连，国界之间无任何如隔墙类的明显标志。他担心百姓因小事发生争端，影响两国间关系。因此他通过正当的外交途经，下书安南的地方官，双方勘定地界，明定条例，互不侵扰，化风险为夷，保证了镇安百姓的安定生活和边境和平。
到任广州知府后，赵翼同样面临着“防夷”之事。他作为一名重要海口的地方官，肩上负有保障地方安全的重任，而对虎视眈眈的外洋商贾，不能不保持应有的警惕，何况乾隆间，确实出现过英人斯当东随贡使来华，留住澳门，蛊惑民众的事。他一方面亲临番舶访察，告诫外国商贾，按照两国条约规定合法经商，另一方面又防备内地奸商为外商所收买，充当其耳目，滋生事端，决计将事故处理在萌芽状态，以防引发国家之间的冲突，虑事还是非常周密审慎的。
诗论
赵翼论诗重“性灵”，与袁枚接近。他反对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倾向，也不满王士禛、沈德潜的“神韵说”与“格调说”。他说：“力欲争上游，性灵乃其要。”（《闲居读书作六首》之五）“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论诗》）
赵翼论诗虽主性情，首重天赋灵性，优秀的诗歌都是情感的自然表达，而不是呕心沥血的雕琢所致。兴会自然是诗歌最理想的创作心态，兴会而产生灵感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机会。但他仍以为学力对于诗歌创作的必要。他强调作诗需要苦心，此处的苦心是指诗人自身具备一定的学问和作诗的技巧。赵翼认为，诗人作诗应该要下一番功夫，先天因素固然重要，但后天的学习也不可或缺。
创新是赵翼诗歌创作论最鲜明的旗帜，《瓯北诗话》全篇有百余处出现“创”“新”等字眼，无论评价诗人本身还是诗歌创作，他都将有无创新作为一个重要的评价标准。赵翼诗歌的“创新说”主要包括以下几点：首先，创作主体在审美活动中的主导作用。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应该具备创新的才能，一个诗人的主体修养对诗歌创新的决定作用，诗人要具有创新的自觉意识。于是，他从诗歌审美价值角度出发，提出诗歌作为认识对象要具有“创新”的价值和美学意义。其次，诗歌的创新需要从思想内容上去构建，一首诗歌的意义和价值体现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内在思想上。再次，诗歌形式的创新是诗歌的外在品格。一首打动读者的诗歌不仅需要有深刻的内涵，更需要有引人入胜的形式。
所著《瓯北诗话》，系统地评论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陆游、元好问、高启、吴伟业、查慎行等十家诗，他重视诗家的创新，立论比较全面、允当。想要在前人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就必须首先遍阅的经典作品。赵翼当时已经具备了深厚的文学涵养，在论诗的过程中从燕许文章到唐岑高调，元、白、苏、陆等十多家诗歌风格，《瓯北诗话》十二卷论及十七家诗人，双声体、药名体、仄句体等多种体裁等，均能了然于心、深入分析并正确评价。
思想内容
赵翼的诗歌是他生命足迹、心路历程的忠实记录，也是他思想识见的体现。赵翼的诗歌创作经历了由狭小的个人天地到广阔的社会生活的过程，如他的很多忧国忧民的诗篇都写在他的晚年。总体说来，他的诗歌更多地关注个人生命的状态，重视自我。举凡诗人的喜悦、悲伤与忧愁，友朋联欢的快乐，生命的感悟，大自然的景观，对事物的认识等等，无不阑入诗中，表达他内心的真挚和对浪漫的执著。
赵翼以五言古诗最有特色。如《古诗十九首》《闲居读书六首》《杂题八首》《偶得十一首》《后园居诗》等，或嘲讽理学，或隐寓对社会的批评，或阐述一些生活哲理，颇有新颖思想。七古如《将至朗州作》《忧旱》《五人墓》，七律如《过文信国祠同舫庵作》《黄天荡怀古》《赤壁》等，都独具特色，并在造句、对仗方面见出功力。另外，造语浅近流畅，也是一大优点。其诗的缺点，是有时议论过多，过于散文化，形象性较差。
体裁
赵翼的诗歌从体裁上讲可谓众体兼备，且各有特色，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外，他还创作了二十余首六言诗，三十多首五言排律及少量三言、九言诗、杂言诗。其中七律和七绝的数量最多，有三千多首。可见赵翼对七律、七绝用力尤勤，成就也是诸体中最高的，“意无不达，对无不工，兼放翁、初白之胜，非袁、蒋所能及也。”其古体诗创作才气奔腾，五七言绝句清新可读，可谓各领其妙，各擅其长。
赵翼创作的杂言杂体诗虽然数量有限，但仍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如六言诗有《六言》、《题画》等。如其《九言题吴竹桥。
艺术特色
受乾嘉考据学风的影响，赵翼的史学中有考据的成分，学者气质与学者思维体现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出善用典故、以议论为诗、以文为诗以及与之相连的诗歌意象的减少等特点。
赵翼诗歌中的议论非常广泛，而且是通过透彻入里的分析，得出新颖独到而又合情合理的结论，几乎各种体裁、题材的诗他都能或明或暗寓入警辟议论，每能启人心智，豁人眼目，而绝不落入陈腐俗套，使人憎厌。赵翼既不蹈袭前人成见，也非存心立异，而往往表现出真知灼见。他的见解是建立在渊博的史学和卓绝的史识基础上的，因而令人信服。譬如对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开运河这两件事，传统观念是把它们作为罪状而大加挞伐，赵翼却能冲破传统观念采用一分为二的加以评判。诗人一方面指出，秦始皇和隋场帝发动此两大工程，既给百姓造成苦难，又导致了自己王朝的灭亡，另一方面又一反俗调，指出长城对保卫民族安全，大运河对促进南北经济文化的交融，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历来被称为暴君的秦始皇和隋炀帝实际上有着历史功绩，体现赵翼进步的历史观念。
赵翼诗歌还具有用典丰富且灵活巧妙的特点。由于自身的经历和爱好，赵翼博览史书，胸中书卷繁富，澜翻不穷。所以赵翼往往在诗歌创作中自觉化用典故。如五古《咏史》，此诗写得含蓄，但却生动而又深刻，贴切的用典可谓功劳不少。首联此处用《新唐书·元载传》里的史实。两相对比，画出了敛聚者的贪得无厌。颔联中的“摸金尉”出自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摸金校尉”借指只图财富而不择手段。“入草人”语出《新五代史·李严传》，此处借指贪财者往往丧命；颈联中的“乌攫肉”语出《汉书·循吏传·黄霸》，此指为了抢夺财物而铤而走险；“象焚身”语出《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此二句指出不仅掠夺别人的财物要冒生命危险，而且聚敛了巨大的财物亦可危及生命。赵翼巧将不同史实融为一体，说明同一问题，灵活而巧妙，这就使得尾联的质问尤为有力，可谓入木三分。
风格
赵翼诗歌的风格多样，正是艺术上达到高度成熟的表现。在诸多的艺术风格中，赵诗是以雄丽为主的。其雄丽豪放的风格多体现在写景的古体诗和怀古诗中，如《独秀山古榕树歌》写古榕树之高大：“细根盈握大合抱”，“路人但见榕树阴，大经五亩高百寻”。“向来只说植物总在地，化工乃不可思议”。奇特的景物与独特的视角，以杂言出之，景奇语峻，风格雄奇奔放。如《登金山塔顶放歌》《树海歌》《怀远县鸡翼滩》《赤壁》等诗表现出来的艺术特色是清奇绮丽、雄浑豪放。
除诙谐与雄丽之外，赵翼的诗歌也有闲淡幽雅的风格一面。主要体现在他的部分咏物写景诗中，这些诗多写于诗人外出游览的途中，景物宁静和谐，闲淡悠远，全无雄杰之语，与诗人的闲适心情相吻合。有时看到浓郁的秋色，发出时光易逝的感叹：“最是秋风管闲事，红他枫叶白人头。都是生活小事的诗化，意境淡远，清新可读。这样的绝句《瓯北集》中有很多。
综述
赵翼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与钱大昕、王鸣盛并称为清代考据学派三大家，其主要史学著作《廿二史札记》，与钱、王二人的《廿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并称为乾嘉时期三大史学名著。《廿二史札记》一书考证史籍著述体例的演变和历史事实的真相，显示出特有的经世意识和对大量历史问题的深刻见解，堪称是乾嘉朴学时代创造性思维的出色成果。
史学方法
灵活运用多种史学方法，是赵翼取得突出史学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十分注意研究方法的运用，他在《札记》中，注意总贯诸史，评其得失，以札记的形式熟练地运用归纳考据、比较研究和朴素辩证等多种方法对二十四部正史从宏观角度进行分析研究。其在书中运用的比较广泛的方法主要是排比分散的材料，进行归纳和比较，从中抽象出历史上关系治乱兴衰的大事，分析其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从而反映出一个时期历史的特点。
赵翼治史每每胪列众多相类的史实，“参互勘校”，以史证史，这实际上是用比较方法。在《札记》中，他相当成功地对史书、人物，史事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其异同之处，然后分析论证，提出自己的看法。不仅将同一朝代不同时期的人物传记所提供的史料相比较，有时还将正史人物传说与见于作家别集中的人物碑传相比较，从而研究政治制度、社会形势、民间世情的变迁。
史学评论
在《廿二史札记》中，赵翼在考订历代史书时十分重视发表见解，史论占了很大比重，包括历史评论和史学评论。赵翼超越孤立繁琐的事实考证，不仅对正史中历代治乱兴衰的大事进行研究，而且对史学评论进行深入探讨，即史法与史事并重，所得出的结论许多都富有思想深度和理论见解，系统的反映了赵翼对历史的理解和撰述目的。
对于历代大事，赵翼通过自己的综合分析，评论来总结经验教训，揭示得失的原因以及当时社会风气的变迁。赵翼的历史考证不同于那些为考证而考证的学者，他并未完全抛弃清初的经世致用的精神，在反思历史事件的同时，力求给当代政治提供借鉴，来警切时事。
汪由敦：一五经卷，才气超轶，兼数人之长，二场所拟诏诰，复极典雅，心知为才士，阳湖赵生云崧也。谒见时，布衣徒步，英气逼人。目光烂烂，如岩下电。叩其所学，自秦汉以来，诗古文源流，已皆窥涉津奥，乃益肆力于古。其中真气息，真境地，已无不洞烛底蕴。间出一语，评骘辄如铁铸，复按之，卒无以易也。昔欧阳公一见苏子瞻，即许以出一头地，度其时坡，公所挟不过。如今所传，初发嘉州诸什，非有后来奇恣横绝之观。然已倾倒，若是盖珠光剑气，一见自有不能掩者，生以数年，即足胜人数十年功力。他日才益老，学益厚，万斛之泉不择地涌出，行将卓然成不朽业，如陈后山所云：一代苏长公，四海名不已者，此集犹特其初发嘉州时也。（《赵云崧瓯北初集序》）
钱大昕：①瓯北先生早登馆阁，出入承明，硕学淹贯，通达古今，当时咸以公辅期之。既而出守粤徼，分臬黔南，从军瘴疠之乡，布化苗猃之域，盘根错节，游刃有余。中年以后，循陔归养，引疾辞荣，优游山水间，以著书自乐。②其记诵之博，义例之精，论议之和平，识见之宏远，洵儒者有体有用之学，可坐而言，可起而行者也。乃读其自序，有质钝不能研经，唯诸史事显而义浅，爰取为日课之语，其自谦自下如此。虽然经与史，岂有二学哉。③先生上下数千年，安危治忽之几，烛照数计，而持论斟酌时势，不蹈袭前人，亦不有心立异，于诸史审订曲直，不掩其失，而亦乐道其长，视郑渔仲（郑樵）、胡明仲专以诟骂炫世者，心地且远过之。此论古特识，颜师古以后未有能见及此者矣。（《廿二史札记序》）④菘天才超特，于书无所不窥，而尤好吟咏。早年登薇垣，直枢禁，游翰苑，应制赓和，顷刻数千言，当宁已有才子之目。及乎出守边郡，从军滇檄，观察黔西。簿书填委，曰不暇给，而所作益奇而工。归田十数年，模山范水，感旧怀人之词，又日出而未有艾也。最耘菘所涉之境凡三变，而每涉一境，即有一境之诗以副之。如化工之赋草木，千名万状，虽寒暑异候，南北殊方，枝叶无一相肖，要无一枝一叶不栩栩然含生趣者。此所以非汉、魏，非齐、梁，非唐，非宋，而独成为耘菘之诗也。（《瓯北集序》）
李保泰：①阳湖赵瓯北先生以经世之才，具冠古之识，自太史出守，擢观察，甫中岁即乞养归，优游林下者将三十年，无日不以著书为事。②然则使先生翱翔木天，径登青云，以备经筵之启沃，必能援古证今，指陈贯串，否则商历外台，建牙仗节，斟酌时宜，折衷往昔，其所裨于斯世者不少，而惜乎其仅托之此书以传也。昔赵中令（赵普）自谓以《论语》一部理天下，夫中令则何能然，读是书而有会焉，洵乎其得史学之大且重者，举而措之天下无难也。（《廿二史札记序》）
姚鼐：先生固善诗，自少游京邸、历馆阁，与诸贤士大夫相酬唱；归田后，朋游故旧杯酒相过从，日赋诗为笑乐。其诗与同时袁简斋、蒋心余齐名，世所传《瓯北集》也。其他着述凡十余种，而《陔余丛考》、《廿二史劄记》，尤为人所称道云。（《贵西兵备道赵先生翼家传》）
孙星衍：先生年过六十，归后以著述自娱。主讲安定书院，往还平江一带，所至名流倾倒，传写时什，江左纸贵。同时袁大令枚、蒋太史士铨与先生齐名，如唐之李、杜、元、白。而先生高才博物，既历清要，通达朝章国典尤邃于史学。家居数十年，手不释卷。所撰《廿二史札记》，钩稽同异，属词比事，其于前代弊政，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所为诗，无不如人意所欲出。不拘唐宋格律，自成一家。论世者以为国家中叶极盛之世，文章者寿必有应运而兴，为一代冠冕，先生其人矣！（《皇清诘授中宪大夫赐进士及第翰林院编修贵州贵西兵备道庚午科重赴鹿鸣筵宴晋加三品顶戴赵殴北府君墓志铭》）
王昶：云崧性情倜傥，才调纵横，同时与袁子才、蒋心余友善，才名亦相等。故心余序其诗，谓兴酣落笔，百怪奔集，奇姿雄丽，不可逼视。子才谓其忽正忽奇，忽庄忽谐，稗史方言皆可阑人，洵知言也。
王鸣盛：①才俊而雄，得天者厚，佐以学问，故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当其得意，如关河放溜，瞬息无声，又如太阿出匣，寒光百道，然其妙绪独抽，排粗人细，正多腻思妍旨，溢乎文句之外，未尝徒以驰骋为能事。②云崧之才俊而雄，明秀而沉厚，所得于天者高，又佐以学问，故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略言之不见其促，繁言之不见其碎，浅言之不见其轻浮，深言之不见其郁闷。……且云崧之境则又异甚，夫在廊庙台阁，则有应、奉、经、进、颂、祷、密勿之诗，在军旅封忻，则有赠、酬、告、谕、纪、述、扬厉之诗，在山林田野则有言情、咏物、闲适、光景之诗，兹数境者人鲜克兼之，若云崧既兼之矣。（《瓯北集序》）
翁方纲：诗境碑兀奇突，音在空外，昔人评鲁公书力透纸背，与褚河南用笔高出纸上寸许，其理正同，吾安得执一解以印之。
朱克敬：赵瓯北诗才大学博，而过于纵肆，不免沧海横流，惟能以诗说理，博辨无碍，亦一奇也。（《瞑庵杂识》）
袁枚：云松之于诗，目之所寓即书矣，心之所之即录矣，笔舌之所到即奋矣，稗史方言之所载，即阑入矣。而忽正忽奇，忽庄忽俳，忽沉鸷忽纵逸，忽数典而斗靡。读者游心骇目，碌碌然不可见町畦。或且规唐摹宋，千力万气以与之角。（《瓯北集序》）
蒋士铨：然君诗则自出都后且益工，盖天才跨厉其所固然，而又得江山戎马之助，以发抒其奇。当夫乘招问俗，停鞭览古，兴酣落笔，百怪奔集，故雄丽奇态，不可逼视，虽欲不传，不可得也。（《瓯北集序》）
吴嵩梁：观察才大气雄，无所不有，集中七律最为擅场，名句不可胜采。为余作文信国，与新谿公手札古诗，又次韵七律，独精凿无一俳语。题东浦方伯集五古亦然。岂其信手挥洒，亦英雄欺人耶？
国史馆臣等：晚岁，（翼）以著述自娱；主讲安定书院，日与朋游故旧赋诗为乐。两江总督费淳、漕运总督蒋兆奎皆翼门下士，每过存，咨询风土，言不及私；两人益钦重之。同时，袁枚、蒋士铨与翼齐名；而翼高才博物，既历清要，通达朝章国典，尤邃于史学。家居数十年，手不释卷。其诗与袁枚、蒋士铨齐名，枚称其“忽奇勿正、勿庄勿俳，稗史、方言皆可阑入”；士铨则谓其“奇恣雄丽，不可逼视”，人以为知言。（《清史列传》）
李桓等：出奇无穷公之文，乃以笔陈筹三军；决胜帷幄辞书勋，翩然归里折角巾。桐乡栾社俎豆陈，瓣香不坠韩、杜亲。（《国朝耆献类征初编》）
赵洪良等：翼生平涉历馆阁纶扉之地，边疆宦游之迹，戎行帷幄之谋，天下山水之胜，公卿交游之盛，有他人所不能兼者，一发之于楮墨间。解组四十余载，主讲扬州安定书院五年，游闺二年，其余则尽家居之日。著述而外，无他嗜好，一灯炎焚，寒暑罔间。其诗与同时钱塘袁枚、铅山蒋士铨齐名。（《西盖赵氏族谱·艺文外编》）
王藻等：与袁简斋（袁枚）、蒋心余（蒋士铨）友善，才名以相将。所撰《廿二史劄记》，考证精审。又《陔余丛考》一书，虽不及顾氏《日知录》、钱氏《养新录》之精博，然于文字之同异，究其源流；事物之差殊，正其识误。抑多闻解惑之一助也。其《皇朝武功纪盛》一书，以连篇累幅未能备述者而简括出之，足征史才。然国家掌故及滇、龄各省土风物产，観览署备，益足赠增长见闻，通知时事，较之侈谈考据，于曰用事物之间毫无裨补者胜之。晚岁取唐宋以来各家全集展玩而寻缓之，沿波溯源，间得其心力独至之处，故所撰《瓯北诗话》，抉摘精微，语多切当，要非局方隅之见横使议论也。（《文献徵存录·赵翼传》）
延君寿：海内近人诗，余所及读者不下百数十种，袁子才新颖，蒋心余雄健，赵欧北豪放，黄仲则俊逸，当以四家为冠。（《老生常谈》）
舒位：初读欧北诗，其诗艳于雪。再读欧北诗，其诗铸如铁。久读欧北诗，大叫乃奇绝。不待钟嵘评，先遣匡鼎说。胸中千万卷，始得一两篇。脚根千万里，始得一两言。目中千万世，始得一两年。佞之可称佛，谪亦不失仙。其诗自可传，其诗有可删。其诗不能学，其诗必须读。（《与欧北先生论诗并奉题见贻续诗钞后》）
昭梿：①赵瓯北翼，诗才清隽，与袁、蒋齐名，堪称鼎峙。所著议论，尚多可取，然考订每患疏漏。②诗之正宗，自沈归愚尚书没后，日见其衰，嗜学之士，皆以考据见长，无复为骚坛祭酒。袁子才、蒋心余、赵瓯北三家，恃其渊博，矜才骋辩，不遵正轨。毗陵诸家，自立旗帜，殊少剪裁。③本朝诸儒皆擅考据之学，至袁简斋太史、赵瓯北观察，诗文秀雅苍劲，为一代大家，至于考据皆非所长。
张维屏：先生撰《廿二史札记》，考证精审，持论明通。又撰《陔余丛考》一书，虽未及顾氏之《日知录》、钱氏之《养新录》，然于文字事物之间，或究其源流，或正其讹误，不特多闻之有助，亦为解惑所取资。又撰《皇朝武功纪盛》一编，以连篇累牍所未能备述者而简括出之，亦足征史才也。惟《檐嚷杂记》体例稍杂，然国家掌故及滇、龄各省土风物产，皆略可借考见。盖凡先生所撰著，均能使人增益见闻、通知时事，较之新新考据于无用之地者似为胜之。（《听松庐文钞》）
尚镕：①子才之诗，诗中之词曲也。苕生之诗，诗中之散文也。云松之诗，诗中之骈体也。②子才学杨诚斋而参以白傅，苕生学黄山谷而参以韩、苏，云松学苏、陆而参以梅村、初白。平心而论，子才学前人而出以灵活，有纤佻之病；苕生学前人而出以坚锐，有粗露之病；云松学前人而出以整丽，有冗杂之病。③云松五七言古，意欲以议论之警辟，才力之新奇，独开生面，几於前无古人。然趁韵凑句，殊欠雅健。且苕生性好诙谐，为诗则极严正。云松禔躬以礼，而诗乃多近滑稽之雄，使人失笑，较子才而更甚，何也？岂不善学东坡而堕入诚斋恶道耶！④云松宦游南北数千里之外，所表见固皆不虚，而极险之境地，极怪之人物，皆收入诗料，遂觉少陵、放翁之入蜀，昌黎、东坡之浮海，犹逊其所得所发之奇，可谓极诗中之伟观也。⑤云松七律格虽不高，而语无不典，事无不切，意无不达，对无不工，兼放翁、初白之胜，非袁、蒋所能及也。（《三家诗话》）
菊池桐孙：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既北有此语，足晓后世人。请看李、王徒，盛唐惟宗之，盛唐不可到，只是李、王诗。句中要有意，句外要有气。所以威北诗，句后自有味。及读颐北诗，初看诗关学，驱使万卷书，下笔如飞电。（《五山堂诗话》）
伍肇龄：云崧先生体备三长，著述宏富。所纂《皇朝武功纪盛》，道扬圣武，昭示寰区。《廿二史札记》考辨精详，有资史学。《丛考》、《杂记》、《文集》、《诗钞》、《诗话》诸书裨益多闻，津逮后进。先生诗名与袁、蒋竞胜一时，然不掩其经济实学也。（《重刻赵瓯北全集序》）
诂亭恒训：至于麟经而后，历代史书汗牛充栋，卷帙浩繁，读者几难遍识。《札记》一书，贯穿史乘，荟萃成编，俾上下数千年了如指掌。他如《从考》、《杂记》、诗钞等类皆足广见闻而资讽咏。至《皇朝武功纪盛》一编，其中《庙谟将略》以及地方形势，颇为详尽，实足为行军考镜之资而补史传所不足。则瓯北之有功来学，岂浅鲜哉？（《赵瓯北全集序》）
唐友耕：阳湖《赵氏皇朝武功纪盛》见示者，叹其于当日战伐情事，曲折如见，若身在行，中口讲指画，俾后之行军者有所取法，其益人神智非浅！（《赵瓯北全集序》）
赵尔巽等：尤邃史学，同时袁枚、蒋士铨与翼齐名，而翼有经世之略，未尽其用。所为诗无不如人意所欲为，亦其才优也。（《清史稿》）
徐世昌：自袁、蒋、赵三家同起，举世风靡，诗体一变，为讲格律者所集矢。云崧诗最繁富，才雄学博，不屑寄人篱下；而庄谐杂进，驰骋不羁，滋人口实。然其经意之作，大抵洞达真切，蔚然深厚。集中论诗云：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此言出东坡，意取象外神。羚羊眠挂角，天马奔绝尘。其实论过高，后学未易遵。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古疏后渐密，不切者为陈。譬如垩驾马，将越而适秦。灞沪终南景，何与西湖春。是知兴会超，亦贵肌理亲。作诗必此诗，乃知真诗人。此篇见生平宗旨：曰新，曰切，曰肌理，故非徒矜浮夸藻丽者所能效颦耳。（《晚晴簃诗话》）
丁宝桢：考据之学，自我朝诸大儒出而既精且备。盖自亭林先生为之倡，而后之踵起者，或卒毕生之精力专攻一经，或集群书之粹美博究一艺。大抵皆大含众有，细人无间。若阎、若朱、若纪、若钱诸先生，虽起郑、孔于今日，亦不能不畏后贤矣。其余诸贤指不胜偻。独瓯北赵先生长于史学，著《廿二史札记》及《丛考杂记》等七种。向时江南刻有全集，海内承学之士奉之。（《重刻瓯北全集序》）
金毓黻：三氏皆邃于史学，钱氏著《二十二史考异》，王氏著《十七史商榷》，赵氏著《廿二史箚记》，皆统释诸史，逐年积累而成，历时久而后出者也……至赵氏之《廿二史箚记》则不然，赵氏意在总贯群史，得有折衷，《自序》所谓多就正史纪、传、表、志参互勘校，至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即此意也。盖他人之治史者，喜以稗乘脞说为证，而赵氏则以本书证本书，或以其他正史证某一正史，盖由清人以经证经之法，推而出之，其识见尤高人一等。统观全书，悉由善于用综以归纳法而得之者，赵氏可谓善于属辞比事矣。此其治史之术，又与钱、王二氏不同者也。（《中国史学史》）
梁启超：①乾嘉以还，考证学统一学界，其洪波自不得不及于史，则有赵翼之《廿二史札记》，王鸣盛之《十七史商榷》，钱大昕之《二十二史考异》，洪颐煊之《诸史考异》，皆汲其流。四书体例略同，其职志皆在考证史迹，订讹正谬。惟赵书于每代之后，常有多条胪列史中故实，再归纳法比较研究，以观盛衰治乱之源，此其特长也。②乾隆全盛时，所谓袁（枚）、蒋（士铨）、赵（翼）三大家者，臭腐殆不可向迩。（《清代学术概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