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唐诗》是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彭定求、沈三曾、杨中讷、汪士鋐、汪绎、俞梅、徐树本、车鼎晋、潘从律、查嗣瑮等十人奉敕编校，“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凡二千二百余人”，共计900卷，目录13卷。
曹寅奉旨刊刻《全唐诗》，康熙四十四年（1705）三月始编，次年十月，全书即编成奏上。全书架构在明代胡震亨《唐音统签》和清代季振宜《唐诗》的基础上，旁采残碑、断碣、稗史、杂书，拾遗补缺，巨细靡遗。全书以〈帝王〉、〈后妃〉作品列首，〈乐章〉、〈乐府〉次之，又以年代为限﹐列出唐代诗人，附以作者小传。接着是〈联句〉、〈逸句〉、〈名媛〉、〈僧〉、〈道士〉、〈仙〉、〈神〉、〈鬼〉、〈怪〉、〈梦〉、〈谐谑〉、〈判〉、〈歌〉、〈谶记〉、〈语〉、〈谚谜〉、〈谣〉、〈酒令〉、〈占辞〉、〈蒙求〉，最后为〈补遗〉、〈词缀〉。
中华书局编《全唐诗外编》，收集了日本人上毛河世宁（市河宽斋）的《全唐诗逸》3卷，王重民辑《补全唐诗》，收诗104首，孙望《全唐诗补逸》20卷、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21卷等4种。另外，刘师培有《全唐诗发微》，岑仲勉有《读全唐诗札记》。张忱石编《全唐诗作者索引》。
隋及初唐是诗歌史上的过渡时期。唐代诗歌达到全面繁荣，成为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仅《全唐诗》所收，就有诗人2200余家，诗作48900余首。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有五六十个，产生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伟大诗人，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创作的高峰。隋代诗歌，齐梁影响根深蒂固，但隋初诗人如卢思道、杨素、薛道衡等，他们的一些较好的边塞诗，反映了征人的生活体验和思想感情，具有某种清新刚健气息，透露出一点新气象。形式格律亦有进一步的发展，像卢思道的《从军行》、薛道衡的《豫章行》，已粗具初唐七言歌行的规模。隋炀帝的《江都宫乐歌》，已接近于唐代的七律。而无名氏的《送别诗》，其声调韵律，已是很成熟的七言绝句了。
初唐诗坛沉浸在"梁陈宫掖之风"里，宫廷诗人如虞世南、上官仪、杨师道、李义府等，诗风淫靡浮艳。沈佺期、宋之问两人虽未摆脱齐梁影响，但他们完成了律诗形式的定型，在声律方面有重要贡献。被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积极开拓诗歌的表现领域，从题材内容到格律形式都有新的探索，显露了新的独特风貌。继四杰之后，陈子昂以鲜明的创造革新精神，扫荡齐梁余风。他提倡"汉魏风骨"，以复古为革新。所作《感遇诗》和边塞诗，内容丰富，刚健朴质，现实性很强，实践了他的理论主张，开启了一代新风。
盛唐诗歌发展了各种体裁和形式，风格流派众多，达到全面繁荣的高潮。除李白、杜甫外，出现了以写山水田园闲适生活为主的山水田园诗人和以写边塞征戍生活为主的边塞诗人。山水田园诗人如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等，语言清新洗炼，意境深幽秀丽。但思想内容上带有逃避现实的消极因素。边塞诗人如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等，把边塞的奇丽景色与建功立业的英雄壮志结合在一起，气势雄伟，情调悲壮，具有奇情异采的艺术魅力。李白是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热爱祖国，同情劳动人民，蔑视权贵，追求自由，表现出对封建社会一切压迫和羁束毫不调和的叛逆态度。诗作想象奇妙，热烈奔放，色彩缤纷，飘逸不群，成为屈原之后浪漫主义诗歌的新的高峰。杜甫作为现实主义的"诗圣"，关心人民的疾苦，关心祖国的命运，对人民无限同情，对统治阶级的罪恶强烈憎恨。其诗作忧国忧民，沉郁顿挫，饱含爱国激情，具有高度的人民性。"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他们的诗歌对以后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唐大历前后，元结、顾况等人的诗，继承了杜甫同情人民、批判现实的精神，诗风质朴，词意深挚。刘长卿、韦应物主要以山水诗见称，风格含蓄温和，清雅洗练，皆自成一家。当时影响较大的"大历十才子"，内容浮浅，实际成就较差。贞元、元和年间，诗坛又出现大活跃的景象。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倡导"新乐府运动"，继承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而加以发展革新，以批判现实为主旨，写下大量政治讽喻诗。其他诗人如韩愈、孟郊、柳宗元、刘禹锡、李贺等，在艺术上也有各自创造。其中韩孟一派努力探索诗歌的新形式、新风格，或气象阔大，或思力深刻，或奇崛险怪，或笔力峭拔；有的有散文倾向，有的流于艰涩怪诞，对宋诗影响很大。贾岛以"苦吟"著名，李贺则在语言形象上精思独造，形成独特的浪漫主义风格。在元白和韩孟两派诗人之外，柳宗元的山水诗意境深沉，情致委婉。刘禹锡的《竹枝词》富有民歌风味，开朗流畅，都有鲜明特色。
晚唐五代诗感伤颓废的情调和藻饰繁缛的风气逐渐增浓。杜牧、李商隐的诗忧时悯乱，感叹身世，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之感。他们的七律和七绝在艺术技巧上有独特贡献。皮日休、杜荀鹤、陆龟蒙等人的诗，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末的社会动乱和阶级矛盾。五代诗坛冷落，是唐诗的尾声。
唐诗完成了中国古典诗歌各种形式的创造。古体诗的五言、七言、乐府歌行，近体诗的五律、七律、五绝、七绝、排律，无不齐备。这些形式，上承风骚，下启词曲，并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流传最普遍，影响最深远的诗体。唐诗的成就空前绝后，成为以后各代诗的榜样。
词是唐五代兴起的一种配合音乐歌唱的新诗体。现传最早的唐代民间词是在敦煌发现的曲子词。文人词始于中唐，传为李白所作的《菩萨蛮》、《忆秦娥》，张志和的《渔歌子》，韦应物的《调笑令》，白居易、刘禹锡的《忆江南》等，是较早的作品。初期文人词题材较广泛，形式较短小，一般都具有清新、明朗、活泼的特色。词至晚唐，作者渐多，艺术上趋于成熟。以温庭筠影响最大。温词题材偏于闺情，内容娇娆柔弱，词句过于雕琢。如《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望江南·梳洗罢，独倚望江楼》等。五代时赵崇祚编《花间集》，以温庭筠为首，西蜀词人为主，内容多闺情离愁，形式上追求藻饰。唯韦庄词语言清丽，稍有内容，如《思帝乡·春日游，杏花吹满头》、《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等。另有牛希济、李珣的词，也给人以清新开朗的感受。
五代时词家集中在南唐首都金陵，重要作家有冯延巳、李璟和李煜。冯延巳留词100多首，为唐五代词人存词最多者。多写闲情、春愁，语言清新流转，继承温庭筠婉约词风并有所发展，对宋代晏殊、欧阳修等人有很大影响。李璟遗词四首，具有浓厚的感伤情调。李煜原为南唐国君，初期词多写宫廷豪华生活，降宋后所写词大多为家国之恨，感慨极深。如《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浪淘沙·帘外雨潺潺》等，艺术上以白描取胜，语言明净，意境优美，以鲜明生动的形象言怀述志，抒写特定的生活感受，一变花间词人镂金刻翠的词风，对词的创作积累了新经验，开拓了新境界，在词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全唐诗》的编修过程是这样的：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清圣祖玄烨即考虑编纂此书，至四十四年(1705年)三月，他第五次南巡至苏州时，将主持修书的任务交给江宁织造曹寅，并将内府所藏季振宜《唐诗》一部发下，作为校刊底本。
同年五月，由曹寅主持，在扬州开局修书，参加校刊编修的有赋闲江南的在籍翰林官彭定求、沈三曾、杨中讷、潘从律、汪士綋，徐树本、车鼎晋，汪绎、查嗣瑮、俞梅等十人。至次年十月，全书即编成奏上。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凡二千二百余人”，共计900卷，目录12卷。
这部卷帙浩繁的大书，能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编成，主要是充分利用了季振宜编《唐诗》和胡震亨编《唐音统签》的成果。
季振宜(1630—1674年)，字诜兮，号沧苇，泰州泰兴人，为清初著名藏书家，藏书之富，甲于江南。他整理唐诗，始于康熙三年(1664年)，迄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历时十年，始得告成。全书凡七百十七卷，收诗四万二千九百三十一首，作者一千八百九十五人。所据材料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较充分地利用了其本人所藏的珍本秘籍。据《季沧苇藏书目》载，其所藏宋版唐诗总集、别集，多达一百五十馀种，如宋刻《万宝诗山》、明抄《诗渊》，皆为罕见的大型类编诗集。在其开始编集后，又得到钱谦益原拟“集成唐人一代之诗”的未完稿。另外，初盛唐部分充分利用了明末吴琯《唐诗纪》的成果。具备了这些条件，以季氏的学力，经过十年的反复校订、广事补遗，终于编成该书．书成后的次年，季氏即去世。当时书稿未曾付梓，不久即转入内府。
胡震亨(1569—1645年)，字孝辕，号遁叟，浙江海盐人，官至兵部职方司员外郎。《唐音统签》为其费毕生精力编成的唐诗总集，全书凡一千零三十三卷，以十干为序，按时代先后辑录唐及五代的诗作以及词曲，歌谣，酒令，占辞等，末附《癸签》，为唐诗研究资料汇编。胡氏编此书，搜集资料极其广泛。唐人佚篇残句，皆尽所见辑出，并注明出处。唐诗本事及评论资料，亦间附诗后。诗人小传考证尤为详尽，并采辑遗文佚事，附入小注。此书编成后，也未能付印，至清初始由其后人印出一部分，多数则以抄本传世。
《四库全书总目》述《全唐诗》资料来源云，“是编秉承圣训，以震亨书为稿本，而益以内府所藏《全唐诗集》，又旁采残碑断碣，稗史杂书之所载，补苴所遗。”所言较含混，且有所隐讳。经今人周勋初考证（见《文史》第八辑《述〈全唐诗〉成书经过》），知《全唐诗集》即指季书，彭定求等对二书的利用情况，亦不尽属实。以《全唐诗》与季、胡二书覆勘，可知是以季书为主、兼采胡书编成的。具体来说，初、盛唐部分以季书为底本，略作增删校补，即成定本，中，晚唐部分，季书比较单薄，编修诸臣参用胡书作了较大幅度的增补，如殷尧藩诗，季书全缺，即据胡书补入；胡曾、司空图诗，季书失收甚多，亦据胡书补齐。另外，季书所辑以完诗为主，胡氏则广搜零章碎句。《全唐诗》各集后所附佚句，绝大多数系据胡书移录。
在充分利用季、胡二书的基础上，编修诸臣作了以下几方面的校订补遗工作：
一、增补诗什，《全唐诗》卷八八二以下补遗七卷，系据季胡二人未用的《唐百家诗选》、《分门纂类唐歌诗》残本、《古今岁时杂咏》等书及石刻资料编成，正编各家诗亦有少量增补。
二、考订辨误，包括六朝人误作唐人如陈昭、卫敬瑜妻等，六朝诗误归唐人，如吴均、刘孝胜诗误归曹邺；误将诗题中人名视作撰者，如上官仪《高密公主挽词》作高密诗，皆一一作了订正。
三、据所见善本唐人诗集，增加了部分校语。季胡二书校记皆注明出处，诸臣将出处全部抹去，仅注为“一作某”。
四、重新调整了小传。删繁就简，并将二书所附作者生平资料删去。五、删去胡书末之“道家章咒、释氏偈颂二十八卷”。
六、重新安排全书序次，“首诸帝，次后妃，次宗室诸王，次公主，……次臣工，次闺秀，次释道，”末附神仙、鬼怪、嘲谑、歌谣谚语、词等类作品。
《全唐诗》将有唐一代诗歌汇为一帙，为研究者提供了莫大的方便。但这样一部卷帙浩繁的大书，只以十人之力，一年多的时间内就编成。由于成书仓促，存在问题也很多。当时朱彝尊已有“业经进呈，成书不说”之叹。其主要有如下数端：一、未及广检群书，故缺漏甚多；二、考订粗疏，多有误收，今人考订其误收他朝诗即达数百首之多，唐人张冠李戴、重收复出之作亦不少，三、小传较疏舛，作者先后次第亦多混乱；四、诸诗皆不注出处，征引者难以覆按；五、校勘不精，诗题及诗句错误较多。这些也都是当时一般官修书不愿深究的积习。
玄烨为《全唐诗》所作序中，谓全书共“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凡二千二百余人”，后人多从其说。其实，玄烨所举数并不精确，近年日本学者平冈武夫编《唐代的诗人》、《唐代的诗篇》，将《全唐诗》所收作家、作品逐一编号作了统计，结论是：该书共收诗四万九千四百零三首，句一千五百五十五条，作者共二千八百七十三人。这个数字是相当可靠的。
考订著作编辑
最后，将《全唐诗》的版本及后人的补遗，考订著作，作一简单介绍。
该书编成的次年，即由内府精刻行世，后又有扬州诗局本，二本皆为一百二十册，分装十函。光绪十三年(1887)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归并成三十二卷。1960年，中华书局据扬州诗局本断句排印，并改正了一些明显的错误。辑补《全唐诗》的著作，以日本上毛河世宁（即市河宽斋）《全唐诗逸》三卷为最早，成书时间约相当我国乾隆时期，凡补诗七十二首，句二百七十九条。中华书局本《全唐诗》附于全书之末，今人王重民辑《补全唐诗》、《敦煌唐人诗集残卷》二种，据敦煌遗书补一百七十六首，孙望《全唐诗补逸》二十卷，补诗七百四十首又八十七句，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二十一卷，补诗一千一百五十八首又二百四十三句。以上四种，由中华书局合编成《全唐诗外编》出版。复旦大学的陈尚君先生对唐诗补遗进行完善工作。
陈先生将目光放在包括《会稽掇英总集》、《天台诗集》、《翰林学士集》在内的更大范围的唐宋文献及域外汉集上，所涉典籍达五千余种。其历时两年多，终成《全唐诗补编》，由中华书局于1992年出版。是编对《全唐诗外编》做了细致的甄别工作，剔出一些误收重出之作，又新增佚诗四千六百六十三首，句一千一百九十九条（诗、句皆必注典籍出处），诗人一千一百九十一人（生平皆以精当考订）。加上《外编》原有成果，《补编》共收诗六千三百二十七首，句一千五百零五条，约为《全唐诗》作品的七分之一；收诗人一千六百多位，其中新见者九百余位，接近《全唐诗》诗人的三分之一。至此，唐诗作品存世者正式已知诗达五万五千七百三十首，句计三千零六十条；所涉唐代诗人三千七八百位。这还不包括1992年夏天在湖南长沙唐窑出土瓷器上所题的几百首唐诗。据悉，“其中不少诗是《全唐诗》中没有收进去的”。另外，近年尚陆续有一些唐诗补遗之作发表。
考订著作，有刘师培《全唐诗发微》，收入《左庵集》，篇幅不多；岑仲勉《读全唐诗札记》，订正《全唐诗》小传、篇章等错误，甚为精到，收入中华上编版《唐人行第录》。
今人张忱石编《全唐诗作者索引》，中华书局出版，甚便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