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汉相争阶段，刘邦迫于形势，分封了异姓诸侯王。汉高祖五年（前202年），刘邦称帝后，实行郡国并行制，诸侯国的政治地位远远高于郡。
诸侯国疆域广大，人口众多并位于经济发达地区，且拥有强大的武装，由诸侯王随意调遣。诸侯王的地位仅次于皇帝，在封国内独揽大权。这些异姓诸王拥兵自重，专制一方。此外，还自行征收赋税、铸造钱币，成为实际上的独立王国，最终成为中央集权的最大障碍。
于是刘邦采取断然手段，消灭了异姓诸王。可是在消灭了异姓诸王后，汉高祖无力直接控制全国；同时，他在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时，认为秦亡的原因是没有分封同姓子弟为王。因此，他在异姓诸王的旧土上又陆续分封了九个刘氏宗室子弟为诸侯王，史称“同姓九王”，并与群臣共立”非刘姓不王“的誓约。汉初的同姓诸侯国，土地辽阔，户口众多，但由于同姓诸王与高祖血统亲近，效忠汉朝，起着拱卫中央的作用，所以这时中央政权与地方诸侯国的矛盾并不突出。
汉高祖死后，当权的吕后违背”非刘姓不王“的誓约，立诸吕为王。吕后对于受封为王的汉高祖诸子，控制很严。齐王刘肥是汉高祖长子，地位尊贵，吕后对他早有猜疑。刘肥主动调整同吕后的关系，才得以相安无事。
吕后专权以及分封诸吕为王，激起了刘姓诸王的强烈反对。吕后死后，诸吕聚兵，准备发动政变。齐王刘肥的儿子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暗约其兄齐哀王刘襄领兵入关，共灭诸吕，由刘襄继承帝位。刘襄应约起兵，杀死了反对他起兵的齐相召平，诈夺琅琊王刘泽兵，兼并琅琊国以壮大实力，又进攻故济南郡（时为济川国）。长安方面派遣大将军灌婴屯兵于荥阳防备，待机共伐诸吕。此时，刘章在长安与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协力消灭了诸吕势力。群臣为防止类似外戚事件发生，立代王刘恒为帝，即汉文帝。刘襄失去起兵的口实，在朝廷的安抚下只好退兵。
汉文帝以汉高祖庶子继统，地位本来不很巩固，而汉初所封诸侯王，已经历了两三代的更迭，与汉文帝的血统关系逐渐疏远，政治上已不那么可靠，因而一再发生叛乱。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虽有反吕之功，但他们曾有拥戴齐王为帝的打算，所以文帝对他们没有以大国作为封赏，只是让他们各自分割齐国一郡，封为城阳王和济北王。城阳王刘章不久死去。
济北王刘兴居于文帝三年（前177年）乘文帝亲自击匈奴之机，起兵叛乱，欲袭荥阳，事败自杀，济北国被除。文帝六年（前174年），淮南王刘长谋反，事发被贬至蜀地，死于道中。这些事件预示着王国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正在加深，是更大的叛乱的先兆。
汉文帝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其一是使列侯前往封地，功臣如绛侯周勃也不例外，目的是控制首都局势，避免掣肘。其二是封诸皇子为王，皇子刘武是汉景帝的同母弟，先封为代王，于梁王刘揖死后徒封梁王。梁国是拥有四十余城的大国，地理上居于牵制东方诸国、屏蔽朝廷的关键位置。其三是采用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把一些大国析为几个小国，例如析齐国为齐、城阳、济北、济南、淄川、胶西、胶东七国，以已故的齐王刘肥的诸子为王。这样，齐国旧地虽仍在齐王刘肥诸子之手，但是每个王国的地域和力量都已缩小，而且难于一致行动。
吴国始受封于高帝十二年（前195年）。吴王刘濞是汉高祖刘邦的次兄刘仲之子，在淮南王英布叛乱之时，汉高祖亲征平叛。刘濞当时年仅二十，以骑将的身份跟随刘邦在蕲县之西一举击破英布的军队。英布逃亡被杀。当时荆王刘贾被英布所杀，没有继承人。高祖认为东南之地与汉廷悬隔，非猛壮的藩王难以统治，而此时刘邦自己的儿子还都年幼，承担不起这个重任，于是就立刘濞为吴王，统辖三郡五十三城。
在汉惠帝、吕太后时期，天下初定，郡国的诸侯各自安抚辖区内的老百姓。吴地豫章郡产铜，这吴王刘濞利用手握资源，招致天下众多的亡命之徒，盗铸铜钱。同时，吴地滨海地区产盐，吴王又煮海水为盐，贩卖到全国各地，获利颇丰。吴国所铸钱流通于整个西汉境内。吴国由于经济富足，实力和资本日渐强大，境内不征赋钱，卒践更者一律给予佣值，因而得到人民的支持。
汉文帝时，吴王太子刘贤入朝，由此得以陪伴皇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汉景帝）饮酒玩乐。吴太子在和皇太子玩博戏的时候，吴太子在棋桌上争胜，态度不恭，太子刘启愤而拿起棋盘重砸吴太子头颅，当场将他砸死。
儿子被太子刘启误杀后，吴王从此不遵守诸侯对天子的礼节，称病不朝。朝廷以为他是因为失去儿子的缘故，但经过查实，确证吴王并没有什么病，就拘押了吴国使者。吴王惶恐不安，开始起了反叛之心。
后来，吴王派使者代他秋季朝觐，皇帝又问起吴王，使者回答说：“吴王实际上并没有生病，只是因为朝廷禁锢了好几个吴国使者，吴王害怕，所以才假装生病。请陛下捐弃前嫌，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于是汉文帝就赦免了吴国使者，又赐给吴王几案和手杖，体谅他年老，可以不再朝觐。吴王以为朝廷软弱，愈发骄横。
汉景帝刘启即位后，中央专制皇权和地方诸侯国势力的矛盾日益激化，御史大夫晁错开始与汉景帝谋划削藩。景帝二年（前155年），晁错向景帝上《削藩策》，再次上陈诸侯的罪过，请求削减封地，收回旁郡。
等到楚王来朝，晁错借机说楚王刘戊为薄太后服丧时偷偷淫乱，请求诛杀他。
汉景帝下诏赦免死罪，改为削减东海郡作为惩罚；两年前赵王刘遂有罪，削去其河间郡；胶西王刘昂因为售卖爵位时舞弊，削减其六个县；随之景帝又与群臣商议削夺吴王刘濞的封地事宜。
汉景帝的削藩之举在朝野引起了很大震动，吴王刘濞担心削地没完没了，就想进行谋反，遂亲往胶西，与胶西王刘昂约定反汉事成，吴与胶西分天下而治。刘昂同意谋反，并与他的兄弟、齐国旧地其他诸王相约反汉。吴王刘濞同时还派人前往楚、赵、淮南诸国，通谋相约起兵。
不久，汉景帝降诏削夺吴王刘濞的豫章郡、会稽郡。诏令传到吴国，吴王刘濞立即谋杀了吴国境内汉所置二千石以下官吏，联合串通好的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等六王公开反叛。刘濞征募了封国内14岁以上，60岁以下的全部男子入伍，聚众30余万人，又派人与匈奴、东越、闽越贵族勾结，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名义，举兵西向，从而开始了西汉历史上的吴楚七国之乱。
汉景帝三年（前154年）正月，吴王刘濞起兵广陵（今江苏扬州），置粮仓于淮南的东阳，向西渡过淮河，与楚兵会合，并派遣间谍和游军深入肴渑地区活动。吴楚联军渡过淮水，向西进攻，是叛乱的主力。胶西等国叛军共攻齐王刘将闾据守的临淄，赵国则约匈奴联兵犯汉。由于刘濞早有预谋，所以七国军队在叛乱之初进展顺利。
汉景帝闻知消息，和晁错商量出兵事宜。晁错建议汉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京城。曾当过吴国丞相的袁盎向景帝献策诛杀晁错，满足叛军“清君侧”的要求以换取他们退兵，景帝采纳了袁盎之计，封袁盎为太常，要他秘密整治行装，出使吴国。袁盎献策十多天后，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联名上书，弹劾晁错，提议将晁错满门抄斩。景帝批准了这道奏章，腰斩晁错于东市。
但杀死晁错并没有让七国军队停下进攻的步伐，七国联军反而认为景帝软弱无能，于是刘濞自称东帝，与西汉政权分庭抗礼，拒见袁盎。汉景帝这才下决心武力镇压叛乱，派太尉周亚夫率三十六位将军领兵抵御吴楚联军，派曲周侯郦寄领兵攻打赵国、栾布攻击齐地诸叛国，并以大将军窦婴驻屯荥阳，监视齐、赵的动向。
吴楚联军东进，行至梁国（治今河南商丘），遭到景帝之弟梁王刘武的顽强抵抗，吴楚联军并力攻城，攻下梁国南面的棘壁（今河南永城西北）。梁王刘武向朝廷告急，周亚夫认为吴楚联军势大，正面决战难以取胜，献策用梁王军队拖住吴、楚主力，寻找时机切断对方补给，然后伺机击溃叛军，景帝同意了周亚夫的计划。于是周亚夫绕道进军，走蓝田、出武关，迅速到达了雒阳。
梁国被叛军轮番急攻，梁王向周亚夫求援。周亚夫却派军队向东，屯兵于梁国以北的昌邑（在今山东巨野西南），坚守不出。梁王再次派人求援，周亚夫还是不发救兵。最后梁王写信给汉景帝，景帝又下诏要周亚夫进兵增援，周亚夫还是不为所动，梁王于是任命韩安国与张羽为将军，拼死抵御，与吴楚联军僵持。
梁国城池防守严密，吴兵无法西进，转而奔向周亚夫的军队。周亚夫坚守壁垒，不肯与战，私下却趁机轻兵南下，夺取泗水入淮之口（在今江苏洪泽境），断绝了叛军的粮道。吴军断粮，士兵饥饿，几次挑战未果，于是夜里袭击周亚夫军营，佯攻东南面，周亚夫命令于西北面守备。吴兵果然从西北强攻，未能攻破，吴兵大败，士兵多半饿死或投降走散，周亚夫率军追击，大破吴、楚联军。
吴王与其麾下壮士数千人乘夜逃走，渡过淮河逃至丹徒（今江苏镇江），退守东越，并派人招集残兵。汉廷派人以利引诱东越，东越王骗吴王出去慰劳军队，用矛戟刺死吴王，献其头于汉朝。吴军溃散后，楚王刘戊自杀而死。
在齐地，胶西王、胶东王、淄川王围攻齐都临淄，三月不下。
汉将栾布率军进逼，三王便退兵回到封国。胶西王回国后，其子刘德建议袭击汉军，不成则逃到海上，胶西王不听。到汉营请罪，韩颓当斥责他阴谋叛乱，宣读诏书，胶西王自杀而死。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也都伏法被诛。
在赵地，郦寄领兵进攻赵国，赵王刘遂坚守邯郸，郦寄久攻不下。匈奴得知吴楚兵败，也不肯出兵相助。栾布平定齐地诸国后，还军与郦寄会师，水淹邯郸城，邯郸城破，赵王刘遂自杀。
济北王刘志被胁迫参与叛乱，后坚守不发兵，所以赦而未杀。
齐王刘将闾为朝廷守城有功，但是他曾拟夺取帝位，后来还参预过七国之乱的策划，特别是在被围困时又与胶西王等通谋，因此不能见容于汉，被迫自杀。
七国之乱，西汉中央政权获得了绝对胜利。这次叛乱，从汉景帝三年（前154年）正月开始，到三月即被平息，七王皆死。参加叛乱的七国，除保存楚国另立新王外，其余六国皆被废除。
七国之乱平息后，同姓诸侯王的势力受到致命打击。汉景帝趁势收夺各诸侯国的支郡、边郡归朝廷所有，并进一步采取措施，削弱诸侯王的权力以加强中央集权：继续推行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计划，先后分封了诸皇子为诸侯王；取消诸侯王任免封国官吏和征收赋税的权力，诸侯王不得继续治理封国，由皇帝派去官吏；改革诸侯国的官制，改丞相为相，裁去御史大夫等大部官吏，使诸侯王失去了政治权力；规定诸侯王不能自治其国，无权过问封国的政事，只能按朝廷规定的数额收取该国的租税作为俸禄。
至此，中央政权的权力大大加强，诸侯王的力量大大削弱。诸侯国虽仍然存在，但由于诸侯王失去了政治权力，其实际地位已与汉郡无异，已经不再具有同中央对抗的物质条件。
平叛战争的胜利，中央集权的巩固，使得西汉王朝的实力愈发强大，汉族人对匈奴的反攻，也逐渐拉开序幕，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固，起到了卓越的成效。另一方面也缓解了原诸侯王势力下百姓艰苦的生活，让文景之治的利端真正的覆盖向全国，可以说为后来汉武帝时代的雄风和多年战争打下了坚固的基础。
现代历史学家翦伯赞：七国之乱，是地方割据与中央集权之间矛盾的爆发。七国之乱平定以后，诸侯王强大难制的局面大为缓和，中央集权走向巩固，国家统一显著加强了。（《中国史纲要》）
北华大学东亚文献研究中心教授刘国石：七国之乱反映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七国之乱的平定和诸侯王权力的削弱，沉重地打击了分裂割据势力，标志着诸侯王势力威胁基本被清除，大大加强了汉朝中央集权，为汉武帝以“推恩令”进一步解决诸侯王问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社会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七国之乱、八王之乱、安史之乱之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