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北宋立国于中原以后，强大的辽一直位于宋的北方，且时有南侵攻宋的野心，形成辽宋对峙的局面。1004年，宋真宗与辽萧太后签署了澶渊之盟后，宋辽之间维持一段达约一百年的和平，双方之间都没有完全消灭对方的能力。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位于辽东北势力范围内的女真族在完颜阿骨打的领导下反抗辽廷的统治，屡败辽军，并建立金，辽国势迅速下滑。此时北宋君主宋徽宗与大臣蔡京、童贯认为辽朝亡国在即，金朝会取而代之，决定联金攻辽，不但可向金以示和好，而且以图收复后晋割让二百年的燕云十六州之地。
宋徽宗早在政和元年，他曾派童贯出使辽朝，探听大辽内部的虚实。走到卢沟（也就是今天的永定河），半夜三更忽然有一位辽国的读书人求见。此人叫马植，燕京人，能言善辩，见到大辽气数已尽，有心投靠大宋，特意来结识童贯。等到大金国成立后，马植立刻秘密投书宋雄州知州，明白表达了想投宋的意思，他在信中说：“近来辽天祚帝排斥忠良，引用群小，女真侵凌，盗贼蜂起，百姓涂炭，宗社倾危。我虽愚昧无知，但预见辽国必亡。”密信很快被送到京城，徽宗见此人可用，就指令将他秘密接入境，亲自召见。
马植善辩，这正好给了他一展口才的机会。他在御前上奏道：“辽国必亡无疑。本朝可遣使过海结好女真，与之相约，共图大辽。万一女真得志，他们先发制人，而本朝后发制于人，事将不济。”
重和元年（1118年），宋徽宗派武义大夫马政和平海军指挥使呼延庆自山东登州（今山东蓬莱）乘船渡海，以买马为幌子，与金谈判攻辽。此后宋金使者频繁接触。宣和二年（1120年），双方商定以下的内容：
宋金各自进军攻辽，其中金军攻取辽上京（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南）与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天义镇大明乡），宋军攻取辽的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和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宋答应灭辽后，将原来于澶渊之盟输给辽的岁币转输给金。金则答应将燕云十六州还给宋。结果宋攻辽失败，而金军顺利攻下辽上京、辽中京及辽南京。金方事后指责宋未能兑现承诺“攻陷辽南京”，而拒绝还燕云。金宋双方经交涉后，北宋允以二十万两银、三十万匹绢给金，并纳燕京代租钱一百万贯，金才交还燕云六州（景、檀、易、涿、蓟、顺）及燕京。金军撤出城前还将燕京城内财物和人口搜刮一空，宋接收的只是一座“城市丘墟，狐狸穴处”的空城。宋改燕京为燕山府。
童贯用兵河湟小有胜利，在与西夏较量中也略占上风，便打起了辽的主意，主动要求出使辽朝打探虚实。政和元年（1111年），徽宗派端明殿学士郑允中为贺辽生辰使，童贯为副。童贯以宦官使辽，大为辽朝君臣不齿，指笑曰：“南朝乏才如此！”宋朝内部也对派遣童贯略有微词，宋徽宗只得声称是辽廷听说了童贯用兵西夏的功绩，因此想要一见其人。
在使辽时，燕人马植结识了童贯。马植本为辽朝大族，官至光禄卿，天祚帝昏庸暴虐，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外加女真族的崛起给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觉得辽前途灰暗，危在旦夕，便有了投靠归顺宋朝的想法。他与童贯一拍即合，暗中往来。政和二年（据《宋史纪事本末》说在元年冬十月）马植入于宋朝，先改姓为李，名良嗣，秘藏于童贯府中，又时时论辽人事宜以动朝廷，朝廷之中对此议论纷纷，徽宗大为意动。又据《封氏编年》良嗣在政和五年，密遣蜡弹于童贯，说辽国民罹涂炭，宗社倾危指日可待迩，宋朝可以乘机发兵。而徽宗在让蔡京和童贯讨论，认为事有可为后，才允许李良嗣入境，其时应在五年夏四月庚子朔夜，徽宗赞赏他的投靠，赐以国姓，更名为赵亮嗣。前说与蔡京无涉，后一说则时间阔度太长，皆有不足之处。
此后，赵亮嗣在宋金往来之间频繁出使，成为宋金盟谈之中的领军人物，对宋朝的外交政策走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政和七年（1118年）秋七月，受到辽金战争动乱的波及，有辽蓟州(今天津附近）又说为苏复二州（即今日大连附近)汉儿高药师，僧郎荣等，以舟浮海至文登县。也许从逃亡者那里知道了辽金二国的虚实，又受到了他们逃亡方式的启发，宋廷方想起可以通过海运的方式，跨过辽人的封锁，和在渤海对岸的金人联系。八月三日戊午，登州守王师中被诏招将吏七八人。在二十二日丁丑，乘平海军之船，以高药师为导，一同前往女真探访。行至渤海北岸女真时，由于女真巡逻船只甲士甚多，几为逻者所害，竟然被吓得逡巡不前，于政和八年正月三日丙戌返回青州。第一次试探性外交的失败，并没有熄灭宋人的希冀，在改元后的重和元年四月二十七日己卯，遣武义大夫马政及平海军卒呼延庆，同高药师等过海至女真军前议事。武义大夫马政由登州（今山东蓬莱）渡海使金，向金太祖转达了宋朝“欲与通好，共行伐辽”的意向，双方开始正式接触。
这时朝廷内部有不少人对此联金攻辽提出了反对意见，如太宰郑居中，枢密院执政邓洵武等高位之人，也有如广安军草泽安尧臣这类的小民。为了平息分议，童贯上平燕策，大概意思是云中是根本，燕蓟是枝叶。当分兵骚扰燕，而後以重兵取云中。这次争论并未改变既定的出使行程，皇帝对争论持微妙的中立态度，只给了安尧臣一个承务郎的小官。
到达金朝地界后，宋朝使臣一行被金兵所俘获，很不幸地被绑着去面见金太祖完颜旻（完颜阿骨打）。马政向金太祖追溯了金宋之间买马的传统友谊，乘机提议可以联合起来攻打契丹人，宋人夸耀阿骨打的功绩说：“日出之分，实生圣人。窃闻征辽，屡破勍敌。若克辽之后，五代时陷入契丹汉地，愿畀下邑。”提出了还汉地的意向。相互讨论了几天后，金方面扣下了一部分宋人，派出使节渤海李善庆和马政前来，于十二月二日己卯回。对于所谓的攻辽还地的提议，金人书曰：“所请之地，今当与宋夹攻，得者有之。”，认为谁攻占了就归谁。重和二年正月十日丁巳金人李善庆等至京师，徽宗让蔡京童贯邓文诰见之议事。三月丁未朔，宋改元宣和。
三月十八日甲子，朝廷派朝议大夫直秘阁赵有开，忠翊郎王环充带上诏书和礼物与李善庆回金。对于该用什么样的外交礼节，赵良嗣同赵有开产生了分歧。在出访时，赵良嗣提出要尊重对方，应以对等的态度使用国书，而宋廷使节则认为女真人不过是一外族，相当于节度使的级别，对中原王朝来说，外交时最多用诏书就够了。由此可见，宋朝上下少有把金朝当作平等的外交对象，在对金外交时对金人不尊重，给对方留下了不好的印象，行至登州，赵有开突然病死，恰逢宋朝这时收到谍报，说辽廷已经割了辽东的地，封女真为为东怀国主，又有流言说金人也与辽人修好了。在这种情况下，宋朝疑心大起，对联金之事大为怀疑，加之内部决策未一，政策游移不定，最后竟然用登州地方政府出面派平海军校呼延庆护送李善庆回至金朝。阿骨打知道之后，大为光火，对呼延庆的解释毫不理睬，把呼延庆扣在军中半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丁酉女真遣呼延庆回，临行前阿骨打说与他，声称求好攻辽本不是金人意愿，况辽军已节节败退，许多土地已被攻占，根本不需要宋人的帮助，答应联盟夹攻之事，不过出于两国的友谊考量，宋朝这样怠慢本国，让自己感到受辱。随后金朝便大军开拔，陈兵辽金边境。呼延庆只好回书告于朝廷：“契丹讲好不成，请复别遣人通好”。
由此可知，相同攻辽实乃宋朝一厢情愿，之后的缔约为盟割地输币皆为宋人主动请之，是宋朝战略弱势的体现，而金人态度多不置可否，对结盟之事实谈不上有多热心，且请盟之时，辽国面对金人已回天乏术，宋人之盟对金人的成功可有可无，所谓的夹攻并不关键，错失时机已远矣。宋金盟约的成败，岂能是天意使之。况宋朝外交失信，且在之后对辽人抱有幻想，企图两头讨好，首鼠两端，其外交失败早已埋下祸根。
宣和二年（1120年），徽宗命赵良嗣以卖马名义再次使金，缔结联金攻辽的盟约，由于在当时联金之策表面上仍是机密，因此宋朝没有使用国书，而是徽宗通过写亲笔信的方式与金人交往。御笔里说：“据燕京并所管州城，原是汉地，若许复旧，将自来与契丹银绢转交，可往计议，虽无国信，谅不妄言。”徽宗打算收回的是燕云十六州的故地，却只提燕京所管州城，自缚手脚。
尽管赵良嗣在谈判中尽量扩大燕京的辖区，要求将西京和平州、营州都包括进去，即恢复长城以南一切汉地，却被金人以不属燕京管辖为由断然驳回。阿骨打开始认为西京平栾一带本不要紧，便和燕地一齐许与给了宋朝。后来受到其他手下的极力反对，又对这一问题重新议论。两方对此问题争论不休，文书往来，议论不绝，最后只得阶段性成果，燕京仍许于宋朝，而待战事结束后，根据战事结果，西京归化奉圣等州再做议论交割。最后双方约定：届时金进攻辽中京（内蒙古宁城西），宋攻取燕京一带，事成以后，燕京归宋所有，送给金朝岁赐五十万两匹。赵良嗣回来复命，朝廷才知御笔作茧自缚，再派马政报聘，在国书中把燕云十六州一一注明。不料金人态度强硬，表示宋方如果要求过高，只有解约了事。并且特别强调了还燕之事，需要以宋朝出兵夹攻作为前提，才肯答应。后来宋军面对辽军的溃败，也为交割燕地增加了困难。
此时金人内部对割还燕云之地也有分歧，有人认为北朝之强在于拥有北地汉人之劳赋，如果还于宋朝岂不是削弱己方，并且还燕之后金人只能退守关内，战略上变为了劣势；况且宋朝想要用币帛换取燕地，财货在金灭辽之后，金人可以从宋朝夺取自取，在这种情况下，阿骨打能力排众议，与宋交好，答应还燕之事，足见其雄才大略，既凸显了新兴起王朝的威信，不在乎一城一地之得失，又有深谋远虑，认识到还燕根本不能改变宋朝的战略困局。
正当宋金使节来往道途折冲樽俎之际，力主收复燕云的实力人物童贯因镇压方腊在南方无法脱身，无人敢作主，金使不得要领而返。由于方腊叛乱对宋朝重要的产粮区江湖一带造成了重大的破坏，宋朝当时根本就无力出兵，徽宗对结盟一事感到十分后悔，欲罢结约。而金人见宋朝无意出兵，便马上点起本朝兵马，攻破中京。宋人才如梦方醒，又对此颇有点羡慕，内部纷纷议论，知真定府路安抚使赵遹奏疏乞抚存辽人，说金人本是一蛮夷小国，世代向辽称臣，现在侥幸强大起来，不会长久的。而辽长期以来却给宋人强大的假象，觉得辽朝很快会平定金人，宋朝不能和叛逆的金联盟，而要和辽交好，保持长久以来的友好关系。不过，得知中京被破，辽天祚帝逃亡的消息，宋朝最后还是决心出兵。
这个谈判行动，一开始就遭到朝中有识之士的激烈反对。
太宰郑居中态度尤为坚定，他说：“澶渊之盟至今百余年，兵不识刃，农不加役，虽汉唐的和亲之策，也不如我朝的安边之策。如今四方无虞，却要冒然毁约，恐招致天怒人怨。且用兵之道，胜负难料。若胜，国库必乏，人民必困；若败，遗害不知凡几。以太宗之神勇，收复燕云，两战皆败，今日何可轻开战端！”
枢密院执政邓洵武认为这简直是胡扯，上奏反驳说：“什么‘兼弱攻昧’，我看正应该扶弱抑强。如今国家兵势不振，财力匮乏，民力凋敝，这局面人人皆知，但无人敢言。我不明白：与强金为邻，难道好于与弱辽为邻？”
安尧臣则认为伐辽是妄启边衅，用汉唐故事，认为人主兴师于远夷皆不可取，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都是浪费民力，更何况本朝之弱，且认为所谓伐辽都是童贯这一权阉勾结党羽，形成集团，鼓噪而动，以矜其功，挟恩而重，皇帝不能被奸臣小人所蒙蔽。
观宋人之言，皆以为此为背誓而启边衅，将导致兵事连年，民困于此，战争会给承平已久的宋朝社会带来巨大的负担，使得民生凋敝。并以为辽为弱国，不可兼弱攻昧，与强金为盟，与以身饲虎无异。然而这些人上书言事只不过是制造舆论，以国家社稷为重只是他们的标榜。
统观宋代，士大夫言兵事并非无稽，复燕之说更是一时之风气，时兴时淡，主和之人未必不想复燕，主战之人未必不曾有主和之议。此时之战略机会更非是天方夜谭纸上谈兵，在大的环境下，这些人反对使用武力，并不是完全的出于国家战略之考量。他们上书虽然标榜着自己为国家考虑，但言语之中很明显有针对蔡京和童贯的意味，上书大篇幅地都是在攻击童贯，声称他什么养私兵自重，这完全是危言耸听，言过其实，集团之倾轧可见一斑。又童贯以阉人掌兵事，兼犯士大夫之两重忌讳，况又有用兵西夏之功，为了打压其气焰功绩，又不能直犯皇帝之颜面，只得攻讦其妄图大功，其弹压武人之意昭然若示。
高丽国王也看得清楚，特地捎了话来：“辽为兄弟之国，存之可以安边；金为虎狼之国，不可交也！”此是宣和元年（1119年）之事。
然而高丽国却是说一套做一套，金收国元年（1115年）十二月，金大破辽御驾大军于黄龙府。金收国二年闰月（1116年），高丽遣使来金贺捷，且求保州。阿骨打诏许自取之。
宣和四年（1122年），金人约宋攻辽。其时，在金人追击下，辽天祚帝已逃入夹山，耶律淳被拥立为天锡皇帝，史称北辽，支撑着残局。童贯镇压了方腊，正踌躇满志，以为只要宋军北伐，耶律淳就会望风迎降，幽燕故地即可尽入王图。
政和七年（1117年）童贯建北伐之议，二月中旬前军已发，三月上旬，出军之前占卜得吉，《北征纪实》却有载出师时有所谓旗倒，流星，白虹贯日等兆，又有玄武出世，蛇龟二兽皆亡之事。四月，童贯以河北河东宣抚使率军北上。五月九日，徽宗又任命蔡攸为河北河东宣抚副使，皇帝让他监察童贯，所有民事托付于其，而不允许他干预军事，与童贯共领大军。童贯四月二十三日到高阳关一看，河朔这里百年不识干戈，驻军骄惰，备战松弛，连当年为阻遏辽朝骑兵而构筑的塘泊防线也都水源枯竭，堤防废坏。
但这时童贯也只好硬着头皮进军。他派人前去说降，被耶律淳杀死，辽人大骂宋人是背弃盟誓，不义之师。宋军张贴黄榜，宣传吊民伐罪之意，却不见有辽地汉民箪食壶浆出迎“王师”。实际上，燕云汉民已经习惯了辽朝对他们的汉化统治，他们并没有中原汉人那种强烈的夷夏观念。不过有一部分辽朝官员因高官厚禄，和宋朝私下来往，最后献城纳降的。
童贯至河间府分军，东西两路压境。童贯次雄州议进兵。童贯大军到达高阳关（今河北高阳东），即命都统制种师道率东路军攻白沟，辛兴宗帅西路军攻范村（河北涿县西南）。种师道是西北名将，以为伐辽是乘人之危的不义之战，他对童贯说：“今日之事譬如盗入邻舍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且师出无名，事固无成，发踪之初，宜有所失。”童贯则说这是皇帝的旨意，你就笑纳这场功名吧。杨可世怀疑这场战争能否取胜，问童贯是否有取胜之计。而童贯则劝慰他伐辽完全是顺天而为，辽军必会倒戈卸甲，望风而降，宋军完全是仁义之师。这时金国也派遣高庆裔来商量夹攻之事，一切情形似乎都十分有利于宋。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童贯对“和平”攻下燕地保有幻想，因此竟然要求种师道在进军途中不许侵扰地方，甚至不允许对辽军主动挑起作战，好似一个非暴力不合作的“和平进军”。如此荒唐的要求，既显出宋兵的软弱，又显示出童贯的自大。种师道面对他的压力，不得不下令约束部将不得主动出击，挑衅，后来面对辽人的进攻一时之间也不敢还击。做出如此有违兵家之常理的决定，可见这并不是出于他本人所谓仁义的意愿，而完全是童贯的压力才会不得不迫使他犯此兵家大忌。宋朝后来面对已是百足之虫的辽军的惨败，和这样的军事策略大有干系。其时，宋军前线仍然和辽朝在燕京的政权有着联络，两国之间对宋朝起兵是否背弃了两百年之盟好打着嘴仗，可见宋朝外交先失信于辽朝，复又不得喜于金朝，海上成盟攻辽这一外交政策实际上是失败的。
五月二十九日种师道进兵白沟，为大石林牙（即耶律大石）和萧干掩击，不战而还。据说是杨可世事主动挑衅，才招致失败，违背了童贯以仁义取燕地的方略，而杨可世又是童贯爱将，种师道也没法处罚他，给人以口实。因此后来童贯将失败完全推给种师道。种师道得知前军统制杨可世被辽军先败于兰甸沟，再败于白沟，辛兴宗也在范村溃败，就撤军雄州（今河北雄县），被辽军所乘，鏖战城下，损失惨重。徽宗闻之，对辽的态度立即由藐视转为畏惧，六月十二日己亥宣抚司奏到，急召大军还师。童贯把指挥无力的责任全推给了种师道等，将他们或贬官或致仕。其上书云：种师道天姿好杀，临阵肩舆，助贼为谋，以沮圣意，和诜不从节制，乞行军法。
七月，耶律淳病死，其妻萧氏以太后主政。宋朝正是王黼为相，他便鼓动徽宗让童贯、蔡攸再次发兵，以刘延庆替代种师道。当时汉燕良民转为忧苦，尝思南归，看到宋人再来，有了机会，往往来降。金人唯恐宋军靠一己之力先取了燕京，得不到宋朝的岁赐，便找借口说辽天祚仍在大漠中未必擒获，遣使来约战期，宋派赵良嗣再使金朝，讨论双方履约事宜。
刘延庆因有前车之鉴，十万大军畏缩不前。辽涿州守将郭药师见辽朝朝不保夕，率劲旅常胜军八千人以涿（今河北涿县）、易（今河北易县）二州来降，隶属刘延庆麾下。不费一兵一卒得两座城池，宋徽宗有点忘乎所以，赏赐郭药师的同时，御笔改燕京为燕山府。
童贯派刘延庆、郭药师率大军十万渡白沟伐燕，行至良乡（今属北京），被辽将萧斡邀击，就屯兵卢沟以南，闭垒不出。郭药师自愿率奇兵六千，乘敌后空虚，夜袭燕京，但要求延庆派其子刘光世率师接应。
郭药师攻入了燕京，入城之后，兵士烧杀抢劫，没有做好防备，更没有料到与刘延庆对峙的辽前军迅速回援，加之辽军殊死血战，刘光世违约不至，郭药师军死伤过半，不得不弃城而逃，帐下将士有被捉着，后金人所得送回。郭药师仅数百骑逃回。刘延庆错失此大好战机，辽将萧斡断了宋军的粮道，扬言辽军三倍于敌，将举火为号，一鼓聚歼宋军。刘延庆闻风丧胆，一见敌军火光，就自焚大营，自弃辎重，仓惶南逃，士兵自相践踏百余里，粮草辎重尽弃于道路。又说安营之后，刘延庆安抚底下将士，而兵将因前军失败而大为惶恐，入夜之后，自发营啸，一溃千里。次日，宋军在白沟被追兵再次大败，退保雄州。
这时，金太祖已攻下辽中京与西京（今山西大同），岁末，亲率大军攻克了燕京。他见宋军一再失利，对来使赵良嗣的态度十分倨傲和强硬。赵良嗣奉命与金朝谈判履约交割的相关事宜，他明知金人得寸进尺意在毁约，但宋朝在军事上硬不起来，他在谈判桌上也就没了底气。完颜阿骨打对赵良嗣傲慢地说：“我闻中国大将独仗刘延庆将十万众，一旦不战，兵散而溃，中国何足道，我自入燕山，今为我有，中国安得之。”良嗣不能对，只能和金人的使节一同回国商量。
经过几次使节往来和讨价还价，金人下最后通牒：金朝只将燕京六州二十四县交割给宋朝；宋朝每年除了向金朝移交原来给辽朝的五十万岁币，还须补交一百万贯作为燕京的代税钱；倘半月内不予答复，金朝将采取强硬行动。金人的借口是金人打下了燕京自然可以有燕地的税钱，而宋人认为十分荒唐，赵良嗣等人说，地税分离乃自古未闻之事，怎么可以实行呢。而金人则说自己攻燕之功，言外之意是武力之威慑。可知战胜而向另一战胜国割地赔款，复以还地之钱，中国古既有之，不是新鲜的发明。又金人仅要一百万贯缗钱，其自说不要三五百万贯已是不错，而澶渊时真宗于辽人有岁币百万贯之议，缘何此时拿不出钱来，复又得靠丝帛器物等杂充钱币，以废长久以来榷场之利，为当时有识之人诟病。可知此时宋朝已国力渐衰，无力负担。
宣和五年（1123年）正月，赵良嗣回朝复命，徽宗全部答应，只让他再次使金，要求归还西京。金朝乘机再向宋朝敲诈了二十万两的犒军费，宋朝也一口应承，但金人最后照单收了银两，仍拒绝交出西京。王黼在力促交割之事上也有较大作用，大概此时宋人已无力再战，王黼希望快快将燕京拿到手里，以夸耀功绩。
四月，双方交割燕京。金军入城近半年，知道城池将归宋朝，便大肆剽掠洗劫，居民逃匿，十室九空，整座城池几如废墟。金军临走时，又将富民、金帛、子女捆载而去。童贯、蔡攸接收的只是一座残破不堪的燕京空城和蓟（今河北蓟县）、景（今河北遵化）、檀（今北京密云）、顺（今北京顺义）、涿、易六州，其中涿易二州还是主动降宋的。可见金人计策之妙，宋朝得到燕京故地，非但不能把它转化为战略优势，利用它获得财赋，反倒被它严重拖累，成为沉重的战略包袱。而后，极短期之内金人再大举南下，宋人根本无力可受，旋即国灭，攻敌之必救之短，攻辽又极大的消耗了宋朝的国力，完颜阿骨打虽已身死，方显现之前还燕与宋的深谋远虑。
又交割燕京已完，宋朝廷竟无财力犒赏常胜军之士兵，允许他们侵占燕京无人之田地，以为自利。
宋徽宗将王黼、童贯、蔡攸、赵良嗣等都作为功臣一一加官进爵，还命人撰写《复燕云碑》来歌功颂德，但金太祖在撤离燕京时就公开宣称二三年里必再夺回来。
宋金海上之盟至此已算交割清楚，但宋朝所得并不是全部的燕云故地，而三国在这一地区的利害关系也并未最后定局，当时守平州（今河北卢龙）的张瑴（亦作张觉），他原是平州所在的辽兴军节度副使，在辽末动乱中控制了平州，扩张实力，窥测方向，在辽、宋、金三国之间待价而沽。金军攻下燕京，改平州为南京，为了稳住他，加其为同平章门下事，判留守事，一方面则打算找寻机会翦除他。
宣和五年（1123年）八月，金太祖病死，金太宗完颜晟（完颜吴乞买）即位，下令将辽朝降臣和燕京居民远徙东北。燕民不愿背井离乡，过平州时私下鼓动张瑴叛金投宋。张瑴与翰林学士李石计议后，与金公开决裂，派人迎奉天祚帝之子，企图复辽。同时，他还派李石向宋朝表示归降之意，徽宗心动，以为可以藉此收回平州。赵良嗣认为宋朝不应破盟失信自找麻烦，建议斩李石以谢天下，徽宗不听。张瑴便以平、营（今河北昌黎）、滦（今河北滦县）三州降宋。
正当张瑴出城迎接诏书、诰命时，金帅完颜宗望（完颜斡离不）率军来讨，张瑴仓皇逃入燕山郭药师的军中，其母、妻被金军俘去。张瑴之弟见老母被捕，转而降金，交出了宋徽宗赐给其兄的御笔金花笺手诏。金朝掌握了宋朝招降纳叛的证据，移牒宋朝索要张瑴。
宋徽宗指示燕山府安抚使王安中不要交人，在金人催逼下，王安中杀了一个貌似张瑴的人顶替，被金人识破，声称要举兵自取。徽宗怕金人兴师问罪，密诏杀死张瑴及其二子函送金人。郭药师对宋朝出而返尔、薄情寡恩的做法十分寒心，愤愤说：“若金人索要我郭药师，难道也交出去吗？”从此，常胜军人心瓦解，不愿再为宋朝效力卖命了。
尽管如此，宋徽宗对尚未收回的新、妫、儒、武、云、寰、朔、应、蔚等九州仍心心念念。他让宦官谭稹为两河燕山府宣抚使，前往负责收回。朔（今山西朔县）、应（今山西应县）、蔚州（今河北蔚县）守将向宋纳款请降。金朝因太宗新立，辽天祚帝在逃，未暇顾及山后九州，十一月同意割武（今陕西神池）、朔二州归宋朝。至此，宋朝实际控制的仅山后四州，因金帅完颜宗翰（完颜粘罕）根本反对交出山后诸州，宋朝也不敢再作交涉。宣和六年三月，金朝缓过气来，就派人对谭稹索要二十万石军粮，说是上一年赵良嗣答应给的。谭稹以为口说无凭，金军恼羞成怒，又怨恨宋朝收留张瑴，八月间攻下宋军控制的蔚州。宋金战争一触即发。
在海上之盟订立前夕，因宋、金的挑战，以辽为中心的东亚政治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而海上之盟则是宋、金挑战辽在东亚政治军事地位受挫后的产物。宋金接触与海上之盟的订立，增强了彼此反辽的实力，改变了对辽的政治、军事实力对比，也对西夏和高丽造成了一定影响。而1122年金宋同盟的正式攻辽，更是导致了东亚政治格局的进一步变化。首先，是燕山地区割据势力（北辽）的出现灭亡。其次，是契丹立国重心发生转移，导致契丹余部西迁建立西辽。第三，是金与西夏、高丽两国宗藩关系的渐次确立。第四，是南北对峙新形势的确立，即金对宋政治军事主导地位的逐渐确立。最终，辽灭亡以后，宋朝便变相失去辽作为它的屏障，以阻挡金兵南下。而此后金宋边境正式接壤，而金兵又果然于辽亡后南侵宋土。1126年北宋便在朝政败坏，国力和军力不振的情况下，遭强大的金兵攻克其首都汴京及中原一带的领土，酿成靖康之变，北宋灭亡。金结束了辽在东亚的统治，打败了宋，又迫使西夏和高丽臣服，建立了以金为中心的东亚政治新格局。
在金宋同盟时期，金的侧重点在于建立对等的政权关系，对宋的领土无要求。在金宋同盟破裂后，金一方面重视建立与宋的不平等关系，另一方面又重视对宋领土的占有。相较于以辽为中心的东亚政治旧格局，在以金为中心的东亚政治新格局中，无论是对中原的宋政权，还是对较弱小的西夏与高丽，金都取得了比辽更高的国际政治地位。海上之盟与12世纪上半叶东亚政治格局的演变有着密切关联。海上之盟受12世纪上半叶东亚政治格局演变的影响，反过来又影响了12世纪上半叶东亚政治格局的走向，成为了推动时局鼎革的重要因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