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开始，辽朝陆续派兵在边境挑衅，掠夺财物，屠杀百姓，给边境地区的居民带来了巨大灾难。虽然宋军在杨延朗（又名杨延昭，也就是人们熟知的杨六郎）、杨嗣等将领率领下，积极抵抗入侵，但辽朝骑兵进退速度极快，战术灵活，给宋朝边防带来的压力愈益增大。
自雍熙北伐惨败后，宋朝对辽朝就一直心存畏惧，逐渐由主动进攻转为被动防御。相反，辽朝对宋朝却是步步紧逼，不断南下侵扰宋朝。
从中原王朝来看，燕云十六州的得失，关系一代江山的安危。这十六州的幽、蓟、瀛、莫、涿、檀、顺七州在太行山北支的东南，称为“山前”，其余九州在山的西北，称为“山后”。今长城自居庸关以东向西南分出一支，绵亘于太行山脊，到朔州以西复与长城相合，这就是内长城。中原失“山后”，犹有内长城的雁门关寨可守，失“山前”则河北藩篱尽撤，契丹的骑兵就可沿着幽蓟以南的坦荡平原直冲河朔。所以中原王朝从后周柴荣起，就开始了与辽争夺幽云十六州的战争。
宋辽战争长达25年，其目的在于争夺燕云十六州。由于燕云十六州是一个先进的农业区，它的农业、手工业和其他文化活动都比契丹本部地区发达。因此契丹统治者对这一地区的重要性有着足够的重视，他们把燕云十六州中的幽州升为南京，改皇都为上京，把原先的南京（辽阳）改为东京，又在南京幽州建立了相应的许多官职，视为腹地，俨然以大国的姿态屹立于宋朝对峙的北方。
从这时的辽朝来看，萧太后逐渐的治理内政，励精图治，国内逐渐稳定下来，奠定了发动战争的基础。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辽萧太后与辽圣宗耶律隆绪以收复瓦桥关（今河北雄县旧南关）为名，亲率大军深入宋境。萧挞凛攻破遂城，生俘宋将王先知，力攻定州，俘虏宋朝云州观察使王继忠，宋军凭守坚城。宋廷朝野震动，真宗畏敌，欲迁都南逃，宋朝大臣王钦若主张迁都升州（今江苏南京），陈尧叟主张迁都益州（今四川成都）；宰相寇准力请宋真宗赵恒亲征。宋真宗被迫北上。这时寇准倚重的将领是在历次抗辽战斗中屡立战功的杨嗣和杨延朗（杨业之子，后改名延昭）等人。杨延朗上疏，建议“饬诸军，扼其要路，众可歼焉，即幽、易数州可袭而取”，但未被采纳。宋军在澶州前线以伏弩射杀辽南京统军使萧挞凛（一作览），辽军士气受挫。
从以上资料来看，辽朝在北宋边境不断挑衅，直至挥师进逼，可见其觊觎中原之心，其妄图吞并北宋，引发两国之间的战争，这便是之后两国所缔结的澶渊之盟的直接原因。
辽军至定州，两军出现相峙局面，王继忠乘间劝萧太后与宋朝讲和。辽恐腹背受敌，提出和约，初为真宗所拒。十一月，辽军在朔州为宋军大败，岢岚军的辽军因粮草不继撤军。辽军主力集中于瀛州（今河北河间）城下，日夜不停攻城，宋军守将季延渥死守城池，激战十多天未下。萧挞凛、萧观音奴二人率军攻克祁州，萧太后等人率军与之会合，合力进攻冀州、贝州（今河北清河），宋廷则“诏督诸路兵及澶州戌卒会天雄军”。辽军攻克德清（今清丰），三面包围澶州（今濮阳），宋将李继隆死守澶州城门。
辽朝统军萧挞凛恃勇，率数十轻骑在澶州城下巡视。宋军大将张环（一说周文质）在澶州前线以伏驽射杀辽南京统军使萧挞凛，头部中箭坠马，辽军士气受挫，萧太后等人闻挞凛死，痛哭不已，为之“辍朝五日”。《辽史》载：“将与宋战，（萧）挞凛中弩，我兵（辽兵）失倚，和议始定。或者天厌其乱，使南北之民休息者耶！”此时宋真宗一行抵澶州。寇准力促宋真宗登上澶州北城门楼以示督战，“诸军皆呼万岁，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宋真宗御驾亲征鼓舞了士气，集中在澶州附近的大宋军民多达几十万人。
赵恒到北城转了一圈后，也受到这种气氛的感染，于是也就安下心来，留寇准在北城全权总理各项事宜，自己回南城住下。而这个时候，契丹方面却遇到了一定的困难，因为尽管他们这次出兵进展顺利，但是战线拉得过长，补给非常困难，再加上孤军挺进宋朝腹地，万一战败，后果不堪设想。萧太后本身也是一个很务实的领导人，在出兵之前，她已经做好了可战、可和的两手准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有心同宋朝和谈，于是就听从了降将王继忠的建议，派人赴入澶州转达了自己罢兵息战的愿望。
这也正是赵恒的心愿，所以当即回信表示宋朝也不喜欢穷兵黩武，愿与契丹达成和解，又派出殿直曹利用作为使臣去与契丹洽谈议和事宜。寇准在听到消息后，急忙赶回南城向赵恒苦谏，称契丹已是强弩之末了，正是打败他们的大好时机，边防大将杨延昭也派人上书，称敌军人困马乏，我军士气高涨，正应该趁此良机，扼守各路要道，对敌围而歼之，然后再乘胜北上，收复燕云十六州。可惜赵恒畏敌如虎，只想媾和，而朝中大臣们也都惧怕契丹，纷纷表示支持合议，甚至联合起来攻击寇准拥兵自重，寇准无奈之下，也只得同意与契丹讲和。而且辽军初战失利，加上孤军深入，于是提出议和。
既然双方都有心和解，剩下的事情也就好办了，无非就是讨价还价上的问题了。赵恒贪图苟安，财大气粗，也不在乎钱，起先契丹派人说要宋朝归还被周世宗夺走的瓦桥关南之地，赵恒生怕失去合议机会，也怕割地求和，会遭后人唾骂，于是立即派曹利用去议和，并对他说：“只要不割地，能讲和，契丹就是索取百万钱财，也可以答应。”曹利用就问底线到底是多少呢？赵恒不假思索地道：“如事不得已，百万亦可。”寇准听到之后，又暗中把曹利用叫了过去，说道：“皇上虽有百万之约，但要是超过三十万，我就砍了你的脑袋。”
曹利用领命去了辽营谈判，最终达成协议：
宋辽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后世仍以齿论。
宋辽以白沟河为界（辽放弃遂城及涿、瀛、莫三州），双方撤兵；此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彼此不得停匿；两朝沿边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创筑城隍。
宋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至雄州交割。
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在岁币的问题上，契丹求和心切，也不敢狮子大开口，几经讨价还价，双方达成了宋朝每年给契丹三十万银绢的数字。曹利用自觉很光荣地完成了任务，兴冲冲地回去交旨。请见之时，赵恒正在吃饭，侍者就问曹利用许给契丹多少银两。曹利用没有说话，只是伸出三个手指放在额头上，意思是三十万两。侍者误以为是三百万两，真宗得知后大惊：“太多了，太多了。”便召见他亲自盘问。曹利用战战兢兢地答道：“三十万两。”赵恒听完嘀咕一声：“才三十万，这么少。你很会办事，很会办事！”随后重重地奖赏了曹利用。
后续
澶渊之盟以后，北宋在边境上的雄州（治今河北雄县）、霸州（治今河北霸州）等地设置榷场，开放交易。北宋的制瓷和印刷技术传往辽。北宋政府用香料、犀角、象牙、茶叶、瓷器、漆器、稻米和丝织品等，交换辽的羊、马、骆驼等牲畜。民间的交易也很发达。
考古工作者在今内蒙古和东北辽代古城和墓葬中，发现了宋朝制造的瓷器、漆器、铜钱等文物，这些都是通过贸易流入辽境的。
辽宋贸易促进了契丹族与汉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增进了两族人民的友谊。澶渊之盟后，寇准功高望重，受到宋真宗的疑忌。不久，宋真宗借故把他贬斥出朝，任命妥协派王钦若为宰相。
这样，宋朝更不想收复幽云十六州了。辽这时也发生了变故，1009年，萧太后病死。1011年，就在萧绰去世后的第十五个月，韩德让也随之去世。接着，辽政权内部又开始发生分裂，辽再也无力大规模兴兵南下。澶渊之盟后，宋、辽在百年里没发生过战争。其间只发生了两次重要交涉。一次是1042年（宋仁宗庆历二年），辽乘北宋同西夏交战的机会，向北宋勒索土地。北宋增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10万匹。另一次是1074年（宋神宗熙宁七年），辽借口北宋在山西边境增修堡垒破坏边界，要求划界。第二年，宋政府允许以分水岭为界，又放弃一些土地。
一、结束了宋辽之间长达二十五年的战争，“生育繁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白发长者），不识干戈”，此后宋辽边境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
二、宋朝节省了巨额战争开支，岁币（30万）的支出不及用兵的费用（3000万）百分之一，避免了重兵长年戍边的造成的过量徭役和朝廷赋税压力，以极少的代价换取了战争所难以获取的效果。
三、促进了宋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融合。
王安石和富弼认为澶渊之盟之后，宋朝真宗、仁宗、英宗三朝“忘战去兵”，禁军河北军和京师军“武备皆废”，只剩下陕西军可用；马知节、曹玮、王德用等武臣被排挤，文臣掌握了西府的支配权，王钦若和陈尧叟深获宠幸，以至于导致庆历增币。
同时，百余年没有发生大的战争直接导致宋、辽双方兵备松弛，后皆为女真建立的金国击败。辽国残余势力只得西迁，在西域建立西辽苟延残喘。宋朝也失去淮河以北大量土地，被迫向金国称臣。
澶渊之盟是宋真宗在有利的军事形势下接受求和的结果。对宋而言，一方面幽云十六州的大部分土地未能收回，另一方面要输金纳绢以求辽朝不再南侵，此后辽更是不断索取，以金钱换取和平使北宋不再居安思危。对辽国而言，却是在不利的军事情势下占了大便宜，得到了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
重要的是，澶渊之盟以后，宋辽双方大致保持了百年之和平，这对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民间交往和各民族之间的融合是非常有利的。为中原与北部边疆经济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条件。
蒋复璁曾说及宋辽澶渊之盟“影响了中国思想界及中国整个历史”。
黄仁宇说：“所以澶渊之盟是一种地缘政治的产物，表示这两种带竞争性的体制在地域上一度保持到力量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