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为唐太宗李世民年号，出自《易·系辞下》：“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意即以正道示人。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英主，其治绩一直为后世所传颂。
唐初，由于隋炀帝造成的大乱，隋朝留下了破坏严重、民生凋敝的局面。北周“留给”隋朝690万户（根据学者岑仲勉、杨志久等人的考证），而且没有大的战乱，而隋炀帝造成天下大乱，人口锐减，隋朝“留给”唐朝200余万户（按《通典》记载杜正伦奏，经隋炀帝的消耗以及造成的大乱，到了唐初武德年间仅200余万户。），以及内外众多强敌、破坏空前严重的烂摊子。李渊李世民统一中原与南方，为贞观之治创造了条件。
唐太宗即位后，因亲眼目睹大隋的兴亡，农民战争瓦解隋朝的过程，认识到了农民阶级对君主专制统治稳定的重要性，所以常用隋炀帝作为反面教材，来警诫自己及下属。吸取隋亡教训，纠正前朝之弊端，调整统治政策，在国内厉行节约、使百姓休养生息，以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经济。
唐太宗留心吏治，选贤任能，从谏如流。他唯才是举，不计出身，不问恩怨。在文臣武将之中，魏徵当过道士，原系太子李建成旧臣，曾议请谋杀太宗；尉迟恭做过铁匠，又是降将，但都受到重用。太宗鼓励臣下直谏，魏徵前后谏事二百余件，直陈其过，太宗多克己接纳，或择善而从。魏徵死后，太宗伤心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逝，朕亡一镜矣。”
由于唐太宗励精图治，在政治上加强对西域等地区的管辖，在外交上加强与亚洲各国的友好往来，在军事上积极平定四夷，在民族关系上对待少数民族“爱之如一”，贞观年间，唐代版图空前辽阔，超过汉宣帝在位时期，至唐高宗龙朔元年（661）达到鼎盛，是时领土东临於海，西逾葱岭，北逾漠北，南至南海。
唐太宗即位後，励精图治，在政治上既往不咎，知人善任，从谏如流，整饬吏治，令隋末动荡之局得以稳定下来。
中国君主专制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中央集权。这种政治体制极大地限制了国民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灵活性，且极易酿成暴政。
中国君主专制社会的中央政府组织实行“三省六部制”，但贞观王朝的三省职权划分则初步体现了现代化政治特征――分权原则。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一个政令的形成，先由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诏书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副署”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当时的贤臣魏征就供职于门下省）。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很有点类似现代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制，西方在十七世纪兴起的分权学说，唐太宗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运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进一步说明了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是何等之高。难能可贵的是，唐太宗规定自己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从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来潮和心情不好时作出有损他清誉的不慎重决定。中国历史上出了八百五十三个帝王，只有唐太宗一人拥有如此杰出智慧和胸襟。
隋末民变，使唐太宗认识“民依於国，国依於民”的道理。隋末之混乱，使二十七岁登基、英气勃发的太宗时时引以为戒，叮咛自我克制欲望，与大臣们经常议论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原因，叮嘱臣下勿惧上不悦而停止进谏，致力纠正前朝君臣猜疑之失，这是贞观君臣共济致治的基本因素。
唐太宗知人善任，用人唯贤，不问出身，因此能够从各阶层搜罗许多杰出人才。
初期延揽房玄龄、杜如晦，人称“房谋杜断”，后期任用长孙无忌、杨师道、褚遂良等，皆为忠直廉洁之士；其他如李勣、李靖等，亦为一代名将。
此外，太宗亦不计前嫌，重用建成旧部魏徵、王珪，降将尉迟恭、秦琼等，人才济济。
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太宗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贤若渴，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由于唐太宗重视人才，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可谓是“人才济济，文武兼备”。正是这些栋梁之才，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太宗重用人才，虚怀纳谏，得人善任，从谏如流，营造出政治清明的氛围，保证了较为开明正确的政治、经济、民族、外交、文化上的政策得以制定和实施。太宗以炀帝拒谏亡国为戒，即位後尽力求言，他把谏官的权力扩大，又鼓励臣下直谏。朝中以魏徵能犯颜直谏，太宗多克己善加容纳，又如王珪、马周、孙伏伽、褚遂良皆以极谏知名。唐太宗在位23年，进谏的官员不下35人，其中魏征一人所谏前后200余事，数十万言，皆切中时弊，对改进朝政很有帮助。
唐太宗能够兼听众议，注意纳谏。其臣下敢于犯颜直谏，形成了中国君主专制社会中少有的良好政治风气。
唐太宗善于用人和纳谏，既是贞观之治出现的原因之一，又是贞观之治的重要表现之一。
唐太宗十分重视官吏的清廉，曾命房玄龄省并冗员，派李靖等十三名黜陟大使巡察全国，考察吏治；又亲自选派都督、刺史等地方官，并将其功过写在宫内屏风上，作为升降奖惩的依据。另又规定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值宿中书省，以便随时延见，垂询民间疾苦和施政得失，百官遂自励廉能，直接提高政府效率，一时政治清明。
贞观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基本没有贪污的历史时期，这也许是唐太宗值得称道的政绩。在唐太宗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份，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尢为可贵的是：唐太宗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檠告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防范贪污主要取决于一套科学修明的政治体制，光靠事后的打击只能取效于一时，不能从根子上铲除贪污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
唐太宗在位期间使隋制更趋於完善。如中央朝廷方面延续了三省六部制，特设政事堂，以利合议问政，并收三省互相牵制之效；地方上沿袭了隋代的郡县两级制，分全国为十个监区（道）。此外，行府兵制，寓兵於农；均田制、租庸调制、科举制等皆有所发展。这些措施提高了行政效率，扩大统治基础。
他还下令合并州县，革除“民少吏多”的弊利，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
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说：“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法律制定出来后，唐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护法律的划一和稳定。
在贞观时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太宗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他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由于太宗的苦心经营，贞观年间法制情况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据史书记载，贞观三年，全国判死刑的才29人，几乎达到了集权社会法制的高标准——“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罚。
“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在重视法治的同时，唐太宗让臣下按宽简原则修订法律，制定出《贞观律》。减轻刑罚，修订法律，制定了贞观律。贞观时期的社会秩序稳定，最少的一次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贞观六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唐太宗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第二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628年6月3日（贞观二年四月二十六壬寅日），朔方人梁洛仁杀夏州割据势力首领梁师都，归降唐朝，唐朝统一全国。630年（贞观四年），李世民令李靖出师塞北，挑战东突厥在东亚的霸主地位。唐军在李靖的调遣下，攻灭东突厥汗国，李世民因此被西域诸国尊为“天可汗”。
平定突厥之后，太宗继续经营西域，先后多次用兵。贞观八年（634年），吐谷浑寇边，唐太宗派李靖、侯君集、李道宗、李大亮、契苾何力等率军攻打吐谷浑。次年闰四月初八，李道宗在库山（今青海湖东南）击败吐谷浑军。唐军分兵两路，李靖、李大亮、薛万均等率军向北，出吐谷浑之右，侯君集、李道宗率军向南，出吐谷浑之左。李靖的部下萨孤吴仁战于曼都山，斩杀吐谷浑名王。诸位唐朝将领在牛心堆、赤水源击败吐谷浑，俘获吐谷浑伏允的心膂之臣慕容孝隽，缴获杂畜数万。侯君集、李道宗在乌海击败吐谷浑，俘获名王梁屈葱。李靖在赤海大破吐谷浑天柱三部落，收杂畜二十万；李大亮又俘获吐谷浑名王20，杂畜五万，到达且末西境。吐谷浑伏允逃跑，薛万均指挥骑兵追击，击破吐谷浑余党。士卒缺水，刺马饮血。侯君集、李道宗率军在荒原行军两千里，当地在盛夏也会降霜，缺乏水与草，士糜冰，马秣雪，路过星宿川，到达柏海之上。执失思力击破吐谷浑车重。吐谷浑王伏允的儿子伏顺率全国投降于唐军，伏允自缢而死，吐谷浑归附于唐朝。伏顺被封为可汗、西平郡王，吐谷浑成为唐朝属国。
贞观十二年（638年），吐蕃松赞干布率军击破党项、白兰羌、吐谷浑，进攻松州。韩威率领少见人员去侦察吐蕃军，被击败。唐太宗派侯君集为行军大总管，执失思力、牛进达、刘兰为副，率军迎战吐蕃。唐军主力侯君集部还没出手，唐军先锋牛进达部已经打败了吐蕃军，松赞干布惧，退出党项、白兰羌、吐谷浑，遣使谢罪。派重臣禄东赞献金五千两、珍宝数百于唐朝，再次请求和亲。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唐太宗将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松赞干布亲自到柏海迎亲，江夏郡王李道宗持节送文成公主，松赞干布行子婿之礼、非常恭敬。返回吐蕃之后，松赞干布为文成公主筑城、建立宫殿供文成公主居住。唐太宗征高句丽返回后，吐蕃松赞干布上书称臣于唐朝，说“陛下平定四方，日月所照，并臣治之……夫鹅犹雁也，臣谨冶黄金为鹅以献。”松赞干布还接受唐朝的册封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
贞观十三年（639年），太宗以高昌王麴文泰西域朝贡，遂命侯君集、薛万彻等率兵伐高昌。麴文泰没想到唐军赶到，被吓死，其子麴智盛继位，投降唐朝。太宗于是在高昌首府交河城置安西都护府，西域各国皆到长安朝贡。
贞观十五年（641年），强盛时期的薛延陀汗国派20万军队南下，唐太宗派数万唐军迎战。后面的数万唐军还没赶到，李绩率领的3000唐军与3000唐朝下属突厥兵已经早诺真水与薛延陀军大战。3000突厥兵与薛延陀军交战，不胜，突厥兵撤走。薛延陀军与3000唐军交战，射伤了唐军的马，李勣指挥唐军执长槊攻打薛延陀军，薛延陀军溃败，薛万彻用数千唐军骑兵夺取了薛延陀军的马匹，薛延陀军失去马匹，不知所为，唐军大破薛延陀，俘获超过5万人，薛延陀的甲仗辎重也大量被唐军夺取，剩余的薛延陀人失去辎重难以抵抗大雪、十分之八被冻死。唐太宗对薛延陀的使者说“李勣率领的只有数千唐军骑兵，已经使你们狼狈到这种地步。回去告诉可汗，凡举措利害，可善择其宜。”唐太宗说：“以我徒兵一千，可击胡骑数万。”
贞观十九年（645年）二月，唐太宗率领10万军队征讨高句丽。营州都督张俭击破高句丽军，斩首数千级。李勣等攻占盖牟城，获二万馀口，粮十馀万石。张亮攻占卑沙城，获男女八千口。李勣、李道宗又击败高句丽步骑4万，斩首千馀级。车驾渡过辽水，唐军李勣攻破辽东城，杀高句丽军1万多人，得胜兵万馀人，男女四万口，以其城为辽州。唐军契苾何力击破高句丽军，斩首千馀级。高丽北部耨萨延寿、惠真率领高句丽、靺鞨兵十五万救安市，与唐军发生大战。唐军打败高句丽、靺鞨兵，斩首二万馀级。延寿等将领率领剩余军队依山自固，唐军包围了他们。延寿、惠真率众投降于唐军。唐军缴获马五万匹，牛五万头，铁甲万领，以及大量其他兵器。高句丽举国大骇，后黄城、银城都自拔遁去，数百里无复人烟。唐军攻占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城，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中国者七万人。新城、建安、驻跸三大战，唐军斩首高句丽军四万多级，唐军死了接近二千人。唐军攻打安市城时，因为“辽左早寒，草枯水冻，士马难久留，且粮食将尽”，所以唐太宗下令班师返回。唐军耀兵于安市城下，城中皆屏迹不出，城主登城拜辞。之后，唐太宗派李绩、牛进达、李海岸攻打高句丽，也都取胜了。
贞观十九年（645年），薛延陀首领多弥可汗拔灼开始和唐朝大军作战。公元646年（贞观二十年），唐军反击并打败拔灼后，薛延陀的附庸回纥出兵，将他杀死。拔灼的堂兄伊特勿失可汗咄摩支向唐军投降，薛延陀灭亡。
贞观二十年（646年），唐朝在漠北设立安北都护府，在漠南设立单于都护府，建立了南至罗伏州（今越南河静）、北括玄阙州（后改名余吾州，今安加拉河地区）、西及安息州（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东临哥勿州（今吉林通化）的辽阔疆域。
贞观二十二年（646年），王玄策作为唐朝的使者去印度。中天竺大臣那伏帝阿罗那顺篡位，劫持唐使。王玄策只身逃到吐蕃，借来吐蕃军和尼泊尔军向印度进发。连战三天，印度军大败。唐军斩首三千余级，水中淹死印度兵约万人。阿罗那顺弃城逃跑，副使蒋师仁追上并俘虏之。此战虏男女一万二千人，牛马三万余匹。
唐太宗在位期间武功全盛，将唐帝国发展为当时东亚地区强、文化盛的国家。唐太宗大力推行府兵制，屡次对外用兵，经略四方，向后攻灭突厥汗国、吐谷浑汗国、高昌、焉耆、龟兹等西域诸国、薛延陀汗国，并且将漠南、漠北、西域、青海纳入唐朝的统治之下，还打败高句丽、吐蕃，吐蕃称臣于唐朝。由是唐朝声威远播。加上太宗能尊重外族风俗，并设置都护府制度，终贞观之世，四方服悦，太宗则被周边诸族尊为“天可汗”，并筑“朝天可汗道”，向唐室进贡，即使包括回纥在内的漠北诸部也每年向唐朝缴纳貂皮作为赋税。唐太宗成为东方世界的国际盟主，国家得以步入安康之世。
唐太宗从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中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吸取隋朝灭亡的原因，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他强调以民为本，常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轻徭薄赋，让百姓休养生息。唐太宗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他患有气疾，不适合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但他一直在隋朝的旧宫殿里住了很久。
太宗在经济上特别关注农业生产，实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奖励垦荒，“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使农民有可能安定生产，耕作有时，衣食有余，安居乐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唐初赋税徭役比隋朝有所减轻，尤其力役征发，比较有节制，注意不夺农时。对灾区免除租赋，开仓赈恤。另外还紧缩政府机构，以节省政府开支，减轻人民的负担。并通过"互市"换取大批牲畜，用以农耕。
太宗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注意轻徭薄赋，徭役的徵发不夺民时；同时太宗崇尚节俭，曾遣散宫女三千多人，并下令免去四方珍贡，从而农业及民生得以不断发展。
隋末唐初天下大乱，田园荒芜，百姓流离；唐太宗招抚流亡回乡，授田给予耕作，以安定民生。唐初关中连年灾荒，太宗即开仓赈济灾民，又准百姓就食他州；且拿出御府金帛，为灾民赎回卖出子女，使灾民得以度过荒年。
唐太宗重视发展生产，减轻农民的赋税劳役。中国君主专制王朝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种田人要低好几个等次。这也是中国的君主专制经济一直得不到实质性发展的主要原因。贞观王朝是不歧视商业的君主专制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唐太宗的高瞻远瞩之处。在他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象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扬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肃敦煌）、凉州（甘肃武威）。
唐朝的强盛给统治者在对外关系上带来了无比的自信，因而唐朝开放程度很高，路上、海上的丝绸之路贸易兴盛，举世文明的“丝绸之路” 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可这条商业通道在唐帝国时才达到她的高使用价值。唐帝国的疆域空前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四个军事重镇（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
自汉开辟的“丝绸之路”一直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唐朝疆域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四镇，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稠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新唐书·志四十一》：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旧唐书》地理志记载贞观十三年户口大簿分州县的人口数字，翁俊雄著《唐初期政区与人口》一书，对其进行了详细加总，算出户3,003,202，口12,311,698。平均每户4口人。但是，该统计也并不完全准确，因为《旧唐书》脱漏了洛州等要州的人口数字。
唐太宗布德怀柔，民族关系密切。对于依附的各族，一般不改变其生活方式，社会制度尊重其习俗，任命各族首领以统辖本部。还通过"和亲"进一步发展民族关系。唐太宗被少数民族尊奉为"天可汗"。
唐王朝建立之初，东有稽胡的扰边，西有吐谷浑的威胁，北有突厥的侵袭，尤以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突厥武装曾直逼唐廷首都长安（今西安）的近郊，成为当时的主要威胁。李世民即位后，经过三、四年的认真努力，国家的经济实力有了明显的好转，政权得到一定的巩固，便对突厥的骚扰从防御转入反击。但是同时对它周边的少数民族采取怀柔政策。
626年（武德九年）九月，即位伊始的唐太宗说：“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
627年（贞观元年），又说：“朕以天下为家。”
644年（贞观十八年），又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
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又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唐太宗的这种认识和思想，显示了处理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的仁和宽厚的胸怀。在这种思想和胸襟指导下，贞观时期推行了十分开明友善的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政策。
630年（贞观四年），唐朝灭亡东突厥汗国后，没有采取历史上惯用的分离肢解措施，而是采取了“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之策，尊重和保留突厥的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在东起幽州（今北京）西至灵州（今属宁夏）一带，设置了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妥善安置归附突厥降户，又在突厥原居地设置了定襄、云中两都督府对突厥留居民众实施管理。这些都督府的都督均由突厥本族首领担任，可以世袭，创立了新的羁縻府州制度。开明友善的政策很快就取得了良好成效。
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被回纥等族拥戴为“天可汗”，成为各族的共主和最高首领，各族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建立了一条“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从此以后，“以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诸蕃渠帅死亡者，必诏册立其后嗣焉”，形成了少数民族政权首领例由唐廷册封的制度。唐太宗还实行了与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和亲的政策，以婚姻亲情的方式协调强化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开明友善的民族关系政策和制度在唐代的长期实施，大大减少了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隔阂，增强了各民族间的广泛互补和血肉融合，实现了多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宏大局面。正是在唐代，中华民族新的代称——“唐人”形成，奠定了现代中华民族的基础。
唐太宗时期加强了对西域等地区的管辖，还加强了与亚洲各国的友好往来。
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王朝，外国人入境和中国人出境并没有太严格的限制，即不担心中国人出去后忘本忘祖；也不担心外国人进来后喧宾夺主。仅这一点就说明贞观王朝的高度自信，深信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文明富强的土地，不担心外来文化把自己淹没。贞观王朝的国民素质是如此之高，对外国侨民既不歧视也不奉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拿来主义”，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国民气度和王者风范。外国人在中国就象中国人在自己家里一样，享有和中国人一样的公民权力，不但可以发财致富，还可以从政当官。来自中亚和东亚各国的侨民就有不少在中国担任官职的，有的还担任部长级高级官员。
唐帝国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国移民外，还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文化，仅日本的官派的公费留学生就接收了七批，每批都有几百人。民间自费留学生则远远超过此数。这些日本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在日本进行了第一次现代化运动――“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国化运动，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饰风俗，全部仿效当时的贞观王朝，使处于原始部落状态的日本民族平空跃进了一千年。
在文化方面，唐太宗则大力奖励学术，组织文士大修诸经正义和史籍；在长安设国子监，鼓励四方君长遣子弟到来留学。
唐太宗即位前已置文学馆，有十八学士，即位後更在京设弘文馆，徵集图书二万余卷；同时重建地方州县学校，扩充京师国子监，延聘名儒出任学官，生员多至万人，并接受新罗、吐蕃、日本等的君长皆派子弟来华求学，由是时文教生员背景多元，复兴卓然有成。
命孔颖达等人修定《五经正义》，统一南北经学；又置国史馆，由宰相监修前朝国史，开官修历史的风气。
太宗戮力复兴文教，奖励学术，外国君长如高句丽、日本、高昌、吐蕃等皆遣弟子来唐留学，使唐代学术文化传播四方。东亚各国尤以日本、高丽为甚，深受唐文化影响。
贞观王朝的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六三二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第二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奠定国基
贞观年间，太宗的各项善政，使官吏廉能，社会安定，人民丰衣足食，解决温饱，经济发展迅速，造成中兴局面，奠定了唐代274年的基业。
确立制度
贞观年间，经太宗的苦心经营，延续了隋代的多种政制，如三省六部制、府兵制、均田制、租庸调制、科举制、常平仓制等，堪称完备，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政风沿袭
太宗施政有方，选贤问廉能，克己纳谏，成为一种良好的政治风气。历代有为的治国者，皆追慕「贞观政风」而力图仿效。
用人唯才
太宗用人唯才，不问出身，且重修《氏族志》，以功臣代世胄，科举代门第，逐渐改变了魏晋南北朝以来重视门第的风气，世家豪族轮流掌政的恶习，广开平民高仕的机会，清除旧社会的观念，缓和了社会矛盾。
以民为本的思想，广开言路，虚怀纳谏的胸襟；重用人才，唯才是任的准则；铁面无私，依法办事的气度；构成了贞观之治的基本特色，成为古代集权治世好的榜样。使唐朝在当时与西方国家相比，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前列。
贞观时期的初唐处于帝国的上升阶段，贞观之治的不足，主要表现在唐太宗本人施政的问题上。
按照儒家经典教义来改造皇帝，自王莽死于乱刃之中以后，就成了儒家知识分子们退而求其次的理想。明君唐太宗，正是这种理想的产物。这种改造与被改造，其实是从玄武门事变后开始的。事变后的太宗急于获得社会舆论的认可，自然就和怀有“内圣外王”理想的儒家知识分子们一拍即合。这种结合，一开始就有着形式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特征。
在贞观年间漫长的进谏与纳谏游戏中，唐太宗与他的臣僚们正变得越来越形式主义。大臣们极力想要压抑太宗的私欲，将他纳入“内圣外王”的正确轨道，所以频繁进谏。太宗则几乎逢谏必纳，对进谏者无不大加赏赐，但在行动上却几乎没有什么改观：奖赏过谏臣之后，想去游猎仍然会去；想修筑新的别宫仍然会修。所以，改造唐太宗的活动，最终演变成了单纯的进谏和纳谏活动，而且完全流于形式主义。
贞观八年，一个小官僚皇甫德参进谏说：“陛下往日修筑洛阳宫，耗费民力；收取地租，则过分征敛；民间女子都喜欢梳高髻，也是向宫里学的。”太宗听后大怒：“这个皇甫德参，是不是国家不征用一个劳动力，一斗地租都不收取，然后朕的宫女们都剃着光头，他才满意？”至于他对着长孙皇后说要找机会杀了魏征这个“田舍汉”，自然更有名。也正是在这一年，魏征敏感地觉察出了太宗心理上的微妙变化，他直言不讳地说道：“陛下如今不再喜欢直言了。虽然还勉强接受，但早已没有了往日的豁达。”同样是在这段时间，魏征开始以自己的“目疾”为借口，屡屡“求为散官”。
贞观十三年（639年），魏征有一篇系统批评贞观之治走下坡路的奏章，后人题为《十渐不克终疏》，其中说道：“顷年以来，意在奢纵，忽忘卑俭，轻用人力。”“顷年以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还揭露唐太宗说过“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在用人方面，“近岁以来，由心好恶，或众善举而用之，或一人毁而弃之；或积年任而信之，或一朝疑而远之……”
魏征所说是贞观中期的情况，魏征之后，这样正直的声音就少多了。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充容徐氏上疏批评时政：“顷年以来，力役兼总，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等等。这些批评的存在，是全面了解贞观时代的重要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