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咸熙二年（265），司马昭病死，司马炎继承了相国晋王位，掌握全国军政大权。不久，曹魏皇帝曹奂禅位于司马炎。司马炎登上帝位，改国号为晋，史称西晋，并改元泰始。晋王司马炎成了晋武帝。
这时的晋武帝心里并不轻松，他很清楚，虽然他登上王位宝座，但危机仍然存在。从内部看，司马炎的祖父、父亲为了给司马氏家族夺取帝位铺平道路，曾经对曹操以后的曹氏家族以及附属势力进行了残酷的屠杀，这件事所造成的阴影仍然横亘在当时人的心中。从外部看，蜀汉虽平，孙吴仍在，虽说此时的东吴已不足以与晋抗衡，但毕竟也是一个不小的威胁。
内忧外患，促使晋武帝明白，要想巩固政权，进而完成吞并东吴、统一中国的大业，就首先要强固统治集团本身的凝聚力，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采取怀柔政策。为此，晋武帝在即位的第一年，即下诏让已成为陈留王的曹奂载天子旌旗，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如魏旧，上书不称臣。同时又赐安乐公刘禅子弟一人为驸马都尉，第二年又解除了对汉室的禁锢。这不但缓和了朝廷内患——尤其是消除了已成为司马氏家族统治对象的曹氏家族心理上的恐惧——而且还安定了蜀汉人心，进而赢得吴人的好感，为吞并东吴取得了主动权。
为了尽早地使国家从动乱不安的环境中摆脱出来，为统一奠定牢固的基础，无为与宽松政策成了西晋之初的立国精神。这种立国精神，在国家的各种领域中充分地体现出来。
泰始四年（268年），晋武帝诏书中明确指出：“为永葆我大晋的江山，现以无为之法作为统领万国的核心。”同年，又向郡国颁下5条诏书：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
当年，曹魏王朝的奠基者曹操继东汉的动乱政治之后，为了安定人心，恢复国力，曾实行了比较宽松开放、节俭求实的治国方略。但到了曹丕统治时期，政治渐趋严厉，社会风气亦腐败，曹操当年的风范已不复存在。皇帝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往往不断把强大的物质重负转移到百姓的身上，而长期的战乱更使百姓在惨淡的生计之外，还在心理上增添了一种恐惧与疲惫之感。在这种情况下，晋武帝反其道而行之，提出无为而治的强国方略。
司马炎称帝后，总结前代亡国的教训，认为曹魏政府束缚、防范宗室，导致皇帝孤立无援。为了屏卫皇室，晋武帝实行五等封爵之制，把大批同宗的叔侄弟兄封作王。晋武帝即位之始一次封王二十七人，以后又陆续增封，总计达五十七王，并允许诸王自选王国内的长吏。晋武帝还委任几位宗王统领重兵，出镇许昌、邺城、长安等处的战略要地，用以拱卫首都洛阳。宗王出镇是晋武帝加强宗室权势的重要措施，对以后西晋的政局影响极大。
由于凭借朝臣、士族的支持，晋武帝才得以建立西晋政权，所以对拥戴有功的大臣和世家大族极力照顾。比较突出的是，他为防止功臣之间为官职高下而引起纷争，杂糅上古及汉代“三公”的名目，在中央政府设置品级极高的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等职，号称“八公”，成为历史上鲜见的因人设官的典型。
此外，他对臣下也大加分封，前后受封的异姓公侯多至五百余人。按照规定，各等封爵的食邑标准是被封地区民户全部赋税的十分之一，后又扩至三分之一。当时，在蜀汉灭亡后不久，晋武帝为了稳定巴蜀人心，又任用了一批原在蜀汉供职的官吏为朝官。晋武帝没有采取“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惯用手法，而是采取拉拢、收买人心的办法，稳定各级官吏，以确保社会稳定地过渡。
泰始四年（268）正月，晋武帝批准颁行新律。这部晋律始编于司马炎父亲司马昭辅佐魏政期间。当时司马昭命贾充、羊祜、杜预等人参考汉律、魏律开始编纂，到晋武帝建立西晋后不久完成。因颁行于泰始年间，故又称《泰始律》。张斐、杜预为该律作注解，经晋武帝批准“诏颁天下”，注与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因此该律又名《张杜律》。
《泰始律》的主要特点是“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在损益汉《九章律》和魏《新律》的基础上，《泰始律》为20篇，计为刑名、法例、盗律、贼律、诈伪、请赇、告劾、捕律、系讯、断狱、杂律、户律、擅兴、毁亡、卫宫、水火、厩律、关市、违制与诸侯律，共620条，27657个字。
晋律比前代律令的内容有所放宽，“减枭、斩、族诛、从坐之条”，对女子的判处也有从轻从宽的用意。《泰始律》的这些变化，使其在实行中能够起到缓和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作用，有利于巩固司马氏的江山。《晋书·刑法志》称其“蠲其苛秽，存其清约，事从中典，归于益时”。
《泰始律》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第一部儒家化的法典，在中国法律发展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南北朝乃至隋唐的法律无不打上它的烙印。它以宽简著称，是中国古代立法史上由繁入简的里程碑。晋律还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唯一通行于全国的法律，并被东晋和南朝所沿用，也是这一时期承用时间最长久的一部法典。
在用人方面，晋武帝尽量不计旧怨，启用某些原属于曹魏集团的官吏。太常丞许奇的父亲许允，因参与魏主废黜司马师的密谋，事泄被杀。晋武帝认为许奇有才，便不顾别人反对，把他提升为祠部郎。以后，他还选用了一批原在蜀汉政府任职的人，其中包括著名的学者谯周、文立等人以及诸葛亮的孙子诸葛京。
赵昆生的《晋武帝与“太康之治”》认为晋武帝很会用人，善于利用和发挥各种人物的才能优势。他并不介意是否前朝重臣或者废帝姻亲，只要有才并忠于司马氏，即可得到重用。而且还能宽容对待臣下的道德品质或者生活上的瑕疵。
张金龙的《晋灭吴决策探因》中也指出，晋武帝灭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晋武帝的用人策略，尤其是对羊祜等人的使用。
尚志迈的《晋武帝与太康之治》认为晋武帝用人多倚重世家大族，但也能够做到人尽其职，发挥作用。并且，晋武帝在用人上还能做到不念旧隙，不计前嫌。这样的用人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起到很大作用。
陈森的《灭吴前后的晋武帝》指出，灭吴之前的晋武帝用人唯贤为政清廉，一些优秀人才得到重用，能够做到知人善任。
西晋立国之初，蜀汉虽亡，东吴未灭，全国还未统一。于是，晋武帝开始运筹帷幄，准备击灭东吴，结束全国分裂局面。这是太康年间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
西晋正处于一种积极的态势之中，然而吴国却是在走下坡路。吴主孙皓的荒淫、残暴，使吴国丧失了重整旗鼓的机会。由于孙皓的残暴，其手下的将领们也对他丧失了信心，纷纷投降西晋。
西晋的大臣们见吴国国力下降，政局不稳，也纷纷劝说晋武帝趁机灭掉吴国。但是，灭吴计划受到了以太尉录尚书事贾充为首的保守派的反对。他们认为：吴有长江天险，且善水战，北人难以取胜。且近几年来西鲜卑举兵反晋，此时对吴作战，并“非其时”。而羊祜、张华、杜预等人则认为：吴帝孙皓腐化透顶，他不但对广大人民残酷剥削、镇压，而且在统治集团内部也排除异己，用刑残酷。孙吴是“上下离心”，如此刻出兵，“可不战而胜”。如果错过机会，“吴人更立令主”，励精图治，再去灭吴就相当不容易了。两派意见，针锋相对。
晋武帝意识到，自秦汉以来，统一已成为人类历史的主流，广大平民百姓要求统一，渴望和平。因此，晋武帝坚定地站在主战派一边。为了完成灭吴大业，晋武帝在战略上做了充分准备。
早在泰始五年（269），他就派羊祜坐守军事重镇荆州，着手灭吴的准备工作。羊祜坐镇荆州后，减轻赋税，安定民心，荆州与东吴重镇石城（今湖北钟祥）相距最近，晋军采取了“以善取胜”的策略，向吴军大施恩惠。由于孙皓挥霍无度，部队士兵常常领不到军饷，连饭也吃不饱。羊祜命人向吴军送酒、送肉，瓦解吴军。这样，不时有吴军前来投降，羊祜下令说：吴军来要欢迎，走要欢送。有一次，吴将邓香被晋军抓到夏口，羊祜部下坚持要杀掉，羊祜不但不杀邓，而且还亲自为其松绑，把邓送了回去。有时，吴军狩猎打伤的野兽逃到了晋军领地，晋军也把这些野兽送到吴军帐内。正是由于这样的“厚爱”，东吴将领们的心已经一步步趋向晋军。
晋武帝在襄阳，一边命羊祜以仁德对吴军施加影响，一边在长江上游的益州训练水军，建造战船。经过长达10年时间的充分准备，咸宁五年（279），晋军开始向东吴展开大规模的进攻。
为了迅速夺取胜利，20万晋军分六路直扑东吴。其中五路沿长江北岸，向吴军齐头并发。第六路晋军由巴东、益州出发，沿江东下，直捣吴军都城建业。
东吴守军，在巫峡钉下了无数个锋利无比的、长十余丈的铁锥，在江面狭窄处用粗大的铁链封锁江面。晋军先用大竹排放入长江，晋军在船上载了无数根数丈长的用麻油浇灌的火点燃火炬，熊熊烈火能够把铁链烧断。就这样，东吴长江的防守设施被一个个排除了。在第6路晋军进攻东吴时，为了分散、吸引守卫建业的吴军兵力，安东将军王浑率一路晋军，由北向南，直取建业。孙皓忙命丞相张悌统率主力渡江北上，迎击王浑，结果沿江东下的晋军乘机攻占了建业。
由于晋武帝准备充分，时机恰当，战略正确，前后仅用了四个多月，便夺取了灭吴战争的全部胜利。从此，东吴的全部郡、州、县，正式并入晋国版图。太康元年（280），三国鼎立的局面完全结束。晋武帝终于统一了全国，结束了长达近百年的分裂局面。
西晋开国之初兵力已近50万，灭吴之后又收降军20万，总兵力达到70万，这是西晋王朝军事实力最强的时期。
西晋统一全国后，政治上趋于安定，但由于多年战争的创伤，老百姓生活依然很艰苦。特别是皇室和权贵们无限制地霸占土地，更加重了农民的苦难。如长安东南的蓝田县的“杂牌将军”庞宗就占良田几百顷，更不必说达官贵人。农民没有土地，豪门世族利用占据的田地肆意盘剥农民。为此，晋武帝把解决土地问题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内容，并在西晋初年实施了一系列改革。
晋武帝对改革十分严肃认真，为放置官吏们欺上瞒下、弄虚作假、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他做到有检查有督促有奖惩。如蓝田县令张辅为人正直刚强，有才干有魄力，敢于惩治违抗法令的庞宗。晋武帝对执法不避权贵、敢于打击豪门的张辅大加赞赏，立即任命他为京师地区山阳县令。张辅到任后，发现太尉陈准的家僮无法无天，立即将其正法处置。晋武帝又把张辅提升为尚书郎、御史中丞，专门负责纠察弹劾不法的官员。可以说，晋武帝这段时期对官员能真正观其言察其行，执法从严，赏罚分明。这在古代帝王中实属少见。
晋武帝还制定了“户调式”的经济制度。户调式共有三项内容，即占田制、户调制和品官占田荫客制。
占田制是把占田制和赋税制结合在一起的一条法令，即“限田”“占田”“课田”，把屯田区改为郡国，使原来的近于奴隶的佃户成为自耕农。此等法令目的就是限制豪门贵族占有田亩的数量。
民屯制度废止以后，贵族、官僚争相侵占田地，隐匿户口。原来的屯田客或投依豪门，或游食商贩，加上服役为兵者，有一半人不从事农业生产。因此，农业荒废，国库空虚，百姓穷困。针对这种情况，太康元年（280），西晋政府采取两项重大措施：罢州郡兵以归农、颁布占田制（占田、课田令）。占田、课田令规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减半，次丁女不课（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为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官吏以官品高卑贵贱占田，从第一品占五十顷，至第九品占十顷，每品之间递减五顷。此外又规定可依官品高低荫庇亲属，最多可至九族。
从占田制的内容看，它是一种既保证政府收入，又保护士族特权的一种土地制度。占田制并不是官府授田，更不是将地主的田地授与农民，而是在屯田制破坏的前提下，允许农民占垦荒地，占田制中对于官僚士族占田、荫客、荫亲属等特权的规定，其主要精神不在于对官僚士族的特权加以限制，而在于确认和保护他们已占到大量土地和户口的既成事实。与曹魏时期的自耕农相比较，户调增加了二分之一，田租增加了一倍。但实际上还不止于此。因为曹魏的田租是校亩计征，占田制的田租是按丁征收，丁男、丁女、次丁男不管是否占足规定的课田数额，都必须按法定的课田数交租。
占田制的实施有积极的意义。首先，与屯田制下农民相比，占田制下农民的负担显然有所减轻。特别是解除了屯田制下军事管制的强迫劳动，有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其次，占田无年龄之分，课田有年龄、性别的区别，占田数又高于课田数，这些规定可以鼓励人们去占田垦荒，有利于扩大耕地面积。这一规定，使得每个农民都可以合法地去占有应得的田地。不少豪门世家的佃户，也都纷纷脱离主人，去领取属于自己的一份土地。占田制发布以后，不少农民开垦了大片荒地，这对农业经济的好转起到一定的作用。
户调制即征收户税的制度。户调不分贫富，以户为单位征收租税。这一制度规定：“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对边郡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户调也作了具体的规定：边郡与内地同等之户，近的纳税额的三分之二，远的纳三分之一。少数民族，近的纳布一匹，远的纳布一丈。
品官占田荫客制是一种保障贵族、官僚们经济特权的制度，同时也有为贵族、官僚们占田和奴役人口的数量立一个“限制”的用意，以制止土地无限制地兼并和隐瞒户口的情况出现。此制度规定：“其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贵贱占田。第一品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每低一品，少五顷。”对于庇荫户，“品第六以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十五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庇荫户的佃客，为私家人口，归主人役使，不再负担国家徭役。
实行户调制的诏书发布之后，遭到了豪门世族的抵制。他们或是隐田不报，或是反对农民占有耕地。但这一制度从一定程度上，用行政的手段将大量的流动、闲散人口安置到土地从事生产，这对于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晋武帝很注意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如在汲郡开荒五千多顷，郡内的粮食很快富裕起来，又修整旧陂渠和新开陂渠，对于灌溉和运输都起到了很重大作用。
晋武帝时，开凿和修复的新旧渠道水利工程可以说是遍及全国地。其巾比较重要的有：太康时，杜予镇守荆州，“修邵信臣遗迹，激用滍、淯诸水，以浸原田万余顷，公私同利，众庶赖之，号曰‘杜父’”。淮南相刘颂修复芍陂，“百姓歌其平惠”。晋武帝组织人力扩充整修潞河车渠，灌溉土地万余顷，泽及四五个县。为防水涝，晋式帝还责令修治了兖、豫二州的旧陂旧堨及私家小陂。水利工程的修建，保证了农业生产的丰收。
由于水利事业的发展，一些灌溉工具被广泛应用，如杜予发明的“人排新器”。同时，以水力发动的农产品加工机械水碓、连机碓也遍及各地如，司徒王戎“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再如《太平御览》引王隐《晋书》说，晋武帝时“有公主水碓三十余处”。水利灌溉事业的如此发展，大大促进了西晋农业的恢复与发展，“太康之治”就是在这一比较充实的经济基础上出现的。
由于数十年的战乱，中原地区经济遭到极为惨重的破坏，人口也大减。晋武帝的故乡河内郡温县，人口也只有原来的几十分之一。为此，晋武帝决定采取一些措施增加中原地区的人口。他下令，十七岁的女孩一定要出嫁，否则由官府代找夫家。灭蜀之后，招募蜀人到中原，应召者由国家供给口粮两年，免除徭役二十年。灭吴后，又规定吴国将吏北来者，免徭役十年，百工和百姓免徭役二十年。
泰始四年（268），晋武帝还设立了“常平仓”，即丰年收粮，荒年平粜。丰年按适当价格抛售布帛，收购粮食；荒年则按适当价格出售粮食，稳定粮价，维持人民的正常生活。晋武帝一再责令郡县官吏，要“省徭务本”，打击投机倒把、囤积居奇。
由于晋武帝采取了这样一系列有力的经济措施，使农业生产逐年上升，国家赋税收入逐年充裕，人口逐年增加，仅平吴之后不到三年时间，全国人口就增加了130多万户，出现了“太康繁荣”的景象。
人口的大量增加，是“太康之治”的标志之一，也是太康年间晋王朝经济繁荣的动因之一。
晋武帝即帝位后，继续推行曹魏以来行之有效的屯田。如羊祜镇守襄阳，分其所统领部队的一半进行恳田、屯田八百多顷，一年后，收获的粮食够军队十年吃用，大享其利。为增加屯田劳动力，晋武帝还免去邺城奚官奴婢的身份，使他们变为屯田兵，在新城屯田种稻。这不仅可以增加粮食收入，同时，大批奴婢的被解放，这对发展社会生产是有积极意义的。
为了扩大耕地面积，安置流民，增加租税收入，发展农业生产，为灭吴、平定江南准备充足的物质条件，“朝廷厉精于稼穑”。为此，晋武帝于即位初连续下诏，劝课农桑。泰始二年（266）诏曰：“今者省徭务本，并力垦殖，欲令农功益登，耕者益劝。”泰始四年正月又下诏：“使四海之内，弃末反本，竞农务功，能奉宣朕志，令百姓劝事乐业者，其唯郡县长吏乎!”为奖励劝农不倦的郡县长吏、守棚，晋武帝赐他们每人一匹马。泰始五年（269），晋武帝又下诏“敕戒郡国计吏、诸郡国守相令长，务尽地利，禁游食商贩”。
晋武帝还亲耕藉田，积极鼓励发展农业生产，下诏不准豪族大姓“侵役寡弱”，并“立常平仓，丰则籴，俭则粜，以利百姓”。他对那些劝农开荒、勤恤百姓、作出贡献的地方官吏大加奖励。如汲郡太守王宏“抚百姓如家，在郡有殊绩”，督劝该郡百姓开荒五千余顷，虽遇荒年而该郡无匮乏，于是，晋武帝对王宏予以表彰，赐谷千，并布告天下，树立为榜样。为了加强劝农工作，晋武帝还专门指派司徒石苞“明劝课”，制定“殿最之制”，每年考核一次，以劝农成绩的好坏作为奖罚、升降官职的标准。此外，还增加了管理农业的官员。
尽管晋武帝的劝农政策未能（也不可能）全面彻底贯彻，但这在经过百年混战、人民疲惫、农桑久废之时，不能否定它的招抚流亡、劝农乐业的积极作用。
晋武帝在开国之初，还曾一反曹魏时期的奢侈、豪华、铺张浪费之风，他提倡勤俭节约。在一次上朝时，他当着文武百官之面，把一件光彩夺目、满饰野雉头毛的“裘服”，一把火烧个精光。由此也可见他真有点励精图治的精神。果然，在平定东吴统一全国以后的近20年里，由于天下太平，政通人和，黎民百姓辛勤地耕种生产，出现了一片勃勃生机、欣欣向荣的景象，人口也急剧增加。有一首《普世宁》的歌唱道：“晋世宁，四海平，普天安乐永大宁。四海安，天下欢，乐治兴隆舞杯盘。”
西晋开国至太康年间，经济发展迅速，确实是一个富得流油的国家。据史学家干宝说：当时牛马在野外随便放牧也不用担心被人牵走，人们居住的地方，大门常常开着。相遇了就像亲人一样和谐。如果你没吃了，随时有人会救济你，幸福指数满满。
但是，在晋武帝的带头提倡下，朝廷里的大臣把摆阔气当作体面的事。于是在太康时期，炫富、比富之风在社会上很流行。与此相匹配的是好逸恶劳和没有进取精神。他们懒散不爱走路，做事漫不经心，不思进取，连穿衣服也选择宽松的式样。在比富炫富的影响下，当时还流行一种时尚潮流，那就是喜欢清谈。清谈，就是说些没有任何实际内容的玄幻、空灵之语。无论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小会议，还是普通的亲友聚会，大家无不侃侃而谈，说话四平八稳，面面俱到，无懈可击；可仔细一想此人又什么也没说，没有一句话涉及实际问题。
司马炎统治时期施行宽松的统治政策，在政治上施行怀柔政策，并且在人才上施行任人唯贤，不计前嫌，对人才也进行积极的保护，从而有利于文化的繁荣，使得太康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文化佳作与文化名人。当时，盛行着一种被后人称颂的“太康文学”，其代表人物有一左（左思）、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二潘（潘岳、潘尼叔侄）、三张（张载、张协、张亢兄弟）。
辞赋家左思，写了《三都赋》，是由《蜀都赋》《魏都赋》《吴都赋》三篇独立又相联结的赋组成的。《三都赋》一问世，立即轰动整个洛阳城。人们纷纷传抄，引起了纸张奇缺，纸价飞涨，从此便流传开“洛阳纸贵”的说法。它不仅在中国历史和文学史上有着一定的地位，而且对于考证、了解三国时期的历史状况，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左思的诗也写得非常好。
当时最负盛名的要算陆机，被后人称为“太康之英”。他的诗歌意新词秀，讲求形式的华美，以其深厚的笔力，优美的辞藻，纯熟的技巧，表现了一种华贵之美。这种艺术追求，极大地影响了太康文学的艺术倾向。他的《文赋》是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第一篇系统的创作论，对后世文学创作和理论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陆机还是书法家，所写的章草《平复帖》流传至今，是书法中的珍品。另外，据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陆机还有画论。
除了文学艺术方面，西晋太康年间在其他领域还出现了不少杰出人物，他们对中国古代文明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所有的这些文明与晋武帝开明的文化政策和人才保护措施是分不开的。
地理学家裴秀，是晋朝的尚书令，多次被人告发，但晋武帝不信谗言，保护裴秀，使他在地图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裴秀首先运用了简缩的技术，用“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的比例尺，把那幅用几十匹绸子做的巨图缩画成了《地形方丈图》。裴秀还提出了绘制地图的六个基本要点，即比例尺、方位、交通路线的实际距离、地势起伏、地物形状和倾斜缓急等。这些都是世界地图学史上划时代的创新，除了经纬度和等高线外，已经包括了现代化制图的基本要素。这在自然科学不发达的一千多年之前，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贡献。
医学家皇甫谧，四十多岁得了风湿病，半身瘫痪，长期卧床，但他博览群书，很有才华。晋武帝得知后，多次下诏要他出来做官，但他推说有病，婉言谢绝。他在病床上开始摸索针灸，一边攻读医书，一边在自己身上做试验。经过七年苦心钻研，他不仅治好了自己瘫痪多年的疾病，而且针灸技术越来越高，发现了不少针灸穴位，创立了自己的针灸理论，写出了《针灸甲乙经》。此书不仅在中国医学史上是一部伟大的著作，而且还流传到国外，从公元6世纪开始，还被朝鲜、日本的医生奉为必读的书籍。
根据《晋书·地理志》记载，太康元年（280）晋武帝统一全国后，西晋全国有2459840户，16163863人。太康三年（282），户口调查为全国3770000户，约23800000人。
太康年间，在民族关系方面，晋武帝采取了招抚与镇服相结合的民族政策，以招抚为主。《晋书·四夷列传》找：晋武帝即帝位后，对周边少数民族是“抚旧怀新，岁时无怠”，随时招抚各少数民族入居中原。
在晋武帝的这种政策的感召下，塞外匈奴等少数民族首领纷纷率领本部人马、牛羊入塞定居。如：泰始年间，匈奴大水等二万余落归附西晋，晋武帝将他们安强在河西故宜阳城下。后来，又陆续迁入不少部落，与汉人杂居。太康年间，匈奴首领都大博和萎莎率幻奴各部“大小凡十万余口，诣雍州刺史扶风王骏降附”。还有匈奴胡太阿厚牢二万九千三百人“归化”，大豆得一育鞠等“率种落大小万一千五百口，牛二万二千头，羊十万五千头，车庐什物不可胜纪，来降，并贡其方物，（晋武）帝并抚纳之”。此外，在成宁和太康年间有奚轲十万以及鲜卑、五溪蛮夷羊柯獠、西北杂虏等族入居内地。晋武帝对来降的少数民族有功首领还予以奖封，如匈奴首领綦毋倪邪伐吴有功，被封为赤沙都尉。
对晋武帝招纳匈奴等少数民族入居内地一事，西晋朝廷内颇有异议。一些人认为羌胡狡猾，其心必异，让他们入居内地，对晋朝不利。因此，建议把入居内地的各少数民族迁出中原。时西河侍御史郭钦上疏晋武帝，提出“徙戎”主张，他说应该把戎狄迁徙到西、北边境以外地区，被晋武帝拒绝。
在晋武帝的招抚民族政策下，原来西晋北方广大土地上，处处有匈奴、鲜卑、羌胡等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现象，《晋书·匈奴传》记载当时情况是：“爰及泰始，匪革前迷，广阔塞垣，更招种落，纳萎莎之后附，开育鞠之新降，接帐连话，充郊掩甸。”“关中之人，百余万口，而戎狄居半。”这些内迁少数民族与广大汉族人民一道生产，共同生活，友好往来，互相学习影响，加速了民族融合过程，这就为“太康之治”的形成创造了一个比较安定的客观社会环境。
晋武帝招抚少数民族入居内地，拒绝徙戎，不管其主观动机如何，在客观上是顺应了民族融合的历史发展趋势，是符合各族人民愿望的，应予肯定，这既是“太康之治”所以能够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又是“太康之治”的具体表现。
晋武帝太康年间的统治有很大的历史功绩。西晋统一后实现了开疆，并促进了中国的对外交往，促进了中国科技、文化、教育的发展，晋朝有众多的发明创造和制度建设都是在中国首创的，其中包括：三省制、门下省、国子学、书博士、占田制等等。
科技发明有瓷器、制图术、指南舟、楼船、凸镜聚光、脉经等等，这些成就都是在司马炎统一前后的成果。这些成果有的就是为统一战争服务的创造，只是在实现统一后，才增强了汉民族的团结，也巩固了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团结，增加汉族人口，改变了汉末中原人口锐减的困局。
太康年间的中国是与西方罗马帝国并列的大国，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对外交往中有着非常广泛的外事活动和经济贸易，这大大地促进了社会发展。
“太康之治”尽管是一个短暂的繁荣时期，但它在中国古代史上留下了一定影响，为西晋王朝增添了一点光彩。
《晋纪·总论》评价“太康之治”：“牛马被野，余粮委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
《晋书·食货志》评价“太康之治”：“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