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前222年开始，秦始皇开始大幅修筑以国都咸阳为中心，向四面八方延伸出去的驰道，类似现代的高速公路。著名的驰道有9条，有出今高陵通上郡（陕北）的上郡道，过黄河通山西的临晋道，出函谷关通河南、河北、山东的东方道，出今商洛通东南的武关道，出秦岭通四川的栈道，出今陇县通宁夏、甘肃的西方道，出今淳化通九原的直道等。从《汉书·贾山传》中得知，秦驰道在平坦之处，道宽五十步（约今69米），隔三丈（约今7米）栽一棵树，道两旁用金属锥夯筑厚实，路中间为专供皇帝出巡车行的部分。
秦始皇的“轨路”，枕木之间的距离竟然正好和马的步子合拍。马匹一旦拉车到了轨道上，就不由自主地发生“自激振荡”，不能不飞快奔跑，这样就可以达到很快的速度。由于使用轨道，摩擦力大大减小，所以马也可以一次拉很多货物，是一种效率极高的方法。行进中，车子如有需要，可以随时上铁路，也可以随时由铁路上公路。
秦始皇首创驿站制度，并修驿道。“修驿道，设郡县”。驿站是古代供传递宫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
秦始皇结束了战国以来诸侯长期割据纷争的局面，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秦王朝。统一大业完成后，为了申张秦法、宣扬威德，为了考察军事和政务，也为了求神问仙、祭祀天地，秦始皇决定进行巡游全中国。
（1）宣德扬威、安宇天下的政治目的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一统天下后，就急不可待地频繁出巡，以图通过宣德扬威，使六国旧民从精神上对其臣服，以达到安定天下，成就万世之业的政治目的。从二十七年到二十九年，短短的三年内秦始皇就在旧六国的领地上巡游了一遍，在各地刻石颂功，涉及范围甚广。仔细分析不难发现，秦始皇在以宣德扬威、安宇天下为目的的巡游中，有几个重要的活动区域：即齐地、燕北赵代之地和东南吴楚之地。
公元前221年，秦国通过玩弄权诈外交手段兵不血刃灭亡了齐国，齐地的人力物力藉此保存下来。齐依山傍海，商业繁荣，经济发达，是老牌强国，它既是秦人征调粮赋的基地，也是足以动摇秦王朝统治的物质基础。齐是六国中最后一个被灭掉的国家，统一之初的秦政权对齐地的统治从而也就显得特别粗疏、薄弱。这一切秦王朝当然不会熟视无睹，掉以轻心，故而秦始皇在频繁巡游东方六国时，表现出对齐地的特别关注，四次东巡中，有三次游历齐地。
对统一后的秦帝国来说，匈奴是北疆的一大边患。公元前2l5年，命蒙恬率大军北征，不仅收复失地，还拓展了疆域，随后又把秦、赵、燕长城连为一体，修筑了西起临洮、东到辽阳的万里长城以及大量障塞，成为秦王朝固守北疆、顺利对百越和西南夷用兵的有力屏障。所以秦始皇对此非常重视，先后两次巡视北边。
在秦始皇东巡的意图中，还有一个政治目的不容忽视，这就是所谓“东南有天子气，因东游以厌之”。秦统一后，吴楚之地仍潜伏着取秦而代之的政治基础和浓郁的不满情绪，秦始皇视之如心腹之患，故借巡游和视察政务，予以镇压抑制。后世有不少文献记载了他在巡行吴楚之地过程中，采取更改地名、挖断地脉、修筑厌气台等种种手段破坏金陵（秣陵）、朱方（丹徙）、剡山、徐州等地“天子气”的活动。
秦始皇频繁出巡除其政治目的外，也与秦人的文化传统及秦始皇本人的个性特征有关。秦人好慕远行，有其悠久的文化传统。秦国国君多有不辞辛劳，跋涉山川，蒙犯霜露，频繁远行的历史记录，而以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等为甚。及至始皇，有所谓“勤本事”、“夙兴夜寐”、“朝夕不懈”、“视听不怠”，以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休息”的勤政风格。使得秦始皇事必亲躬，到实地去体察民风民情，做政治巡游。故而秦始皇为帝期间频繁出巡，既有其政治目的，也有秦人文化传统和秦始皇本人性格特征的驱动。
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即位初年），就前往东方巡行，从其与赵高的对话和东巡中所表现出的行政节奏，即可以看出这位新帝对秦始皇勤政风格的继承，也可反映出秦人好慕远行的文化传统。
（2）虔诚的宗教情感
根据湖北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简《日书》和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秦墓竹简《日书》及有关文献记载进行充分研究，认为秦代宗教信仰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的特点，秦代普遍盛行多神崇崇拜，神权思想支配着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和军事活动。及至始皇，神学思想在其十余年短暂的统一帝国历史上，成为其统治的支柱之一，当时全国各地的山山水水无不有神存焉。从其分布看，一是东方的神学思想和神祗，以齐地即山东为中心；一是秦人本土的神学思想和神祗，以陕西西部为中心。东西方的诸神，组成了秦王朝的众神之舟，这是先秦及秦王朝时的宗教文化背景。
在这样的背景下，秦始皇推崇五德始终说，到泰山封禅，在各地祭祀天地山川鬼神，“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这不是秦始皇的迷信，而是整个时代的迷信。秦始皇于称帝后的第二年就迫不及待地去泰山封禅，在先后两次巡游东南吴楚之地的过程中，有，‘过彭城，斋戒祷祠，”“浮江，至湘山祠”，“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上会稽，祭大禹”等祭祀活动。秦人虽居西北内陆，但秦雍地神祠有所谓“四海”之神的记述，表明秦人对于海神，也有虔诚崇拜的意识。齐地是秦帝国东方神学思想和神祗的中心，属于齐人神秘主义传统文化崇拜对象的“八神”，其祭祀之地大多位于海滨。“日主”祠成山，“月主”祠莱山，“阳主”祠之罘，“四时主”祠琅邪，“天地主”祠泰山、梁父等。所以，怀有虔诚宗教情感的秦始皇四次巡游齐鲁海滨，并多次登临之罘、琅邪、成山等地。
秦始皇频繁东巡祭祀山川鬼神还有另一层深意，《史记·封禅书》道：“昔三代之（君）[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渎咸在山东。至秦称帝，都咸阳，则五岳、四渎皆并在东方。”对秦而言，不但四渎而且连五岳也都在东方。秦崛起于西方，乃根基所在，不想向东迁都，便欲以东巡达到“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的宗教目的。
（3）求仙长生的期望
秦始皇推崇五德始终，又迷信封禅说。但是，鬼神的魔力对于秦始皇还不限于此，在祈祷天神护佑其帝王基业的同时，还滋生出另一种强烈的欲望，这就是长生不老，由此引发求仙与求不死药的狂热行为。
由于燕齐濒临渤海，常有海市蜃楼出现，燕齐之地的人们便结合传说中的海外国度，组合成了一个令人向往的神境仙界，故而方术文化传统悠久，至始皇时，之罘、琅邪、成山等地，仍是方士们活动的中心。当秦始皇第一次巡游至琅邪时，燕齐之地的方士们就闻风而动，云起雾和，“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斋戒，与童男女求之。’哜人方士的上书正合秦始皇的心愿，从此，始皇帝便与徐福一帮方士们结下了不解之缘，秦始皇时代狂热的求仙活动由此而始。秦始皇三十二年东巡，到碣石，找到燕人卢生，让他求羡门高誓去找神仙，又让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药。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三十七年）最后一次出巡时，秦始皇有所谓“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自琅邪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的举动，可以看作秦始皇亲自进行海上求仙的努力。对于死亡恐惧，对于长生不死的痴迷，在方士们“不死之药殆可得也”的蛊惑下，使秦始皇每次巡游都要在海滨逗留较长时间，寻寻觅觅，为探求虚无飘渺的海上神仙传说进行了毕生的努力，直到死都还奔波在寻仙的途中。
方士们所述的海中三山，只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幻影，秦始皇多次海滨巡游，进行求仙及不死药的努力，连神山的影子都没见到，这是必然的结果。然而“意得欲从”的始皇帝，是不满意这种结局的，于是始皇下令在兰池中造蓬莱、方丈、瀛洲三山，《三秦记》云：“始皇都长安，引渭水为池，筑蓬、．瀛，刻石为鲸，长二百丈”。秦始皇对长生不死的渴望，以及到死的执迷不悟，并没有给后代的帝王们以警示，同样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晚年和秦始皇一样沉湎于求仙与求不死之药的活动之中。求仙不成，遂在建章宫北面的太液池筑了几个岛，唤做蓬莱、方丈、瀛洲，雕刻了许多石鱼、石鳖排在上边，算是到了海上仙山了。不料秦皇、汉武这种借崇神以自娱的园事活动，却奠定了中国古代园林文化模山范水的基本构想和造园方法，对后世园林景观营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逐渐演化为中国园林造景艺术的一种法式。
秦始皇虎踞中华大地后，构筑了从咸阳辐射全国、四通八达的驰道，从统一天下的第二年起，他开始举行了大规模的巡游。12年为帝，先后巡游达5次，平均2年多一次，死于第六次巡游途中。
第一次巡视是公元前220年，统一的次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这是秦始皇旅游的开始，目的在巩固后方。旅行到宁夏西部、甘肃东部，经甘肃陇西，到达秦人祖先故地天水、礼县，再沿祖先东进线路回辇宝鸡、岐山、凤翔，归咸阳。这条秦人东进线路，历经34代帝王，历时600多年。
第二次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这次而且主要是巡行东方郡县。这是因为东方是原六国之地，东方郡县是在统一战争中新设立的郡县，秦始皇去巡视一番，正表现出秦始皇的眼光和魄力。秦始皇不辞劳苦地出巡，条件是比较艰苦的，所谓修驰道是“天子之道”的说法，恐怕始皇出巡并未享受多少；相反，记载中常常反映出出巡时“逢大风”、遇“水波恶”、甚至“风雨暴至，休于树下”等，这和后世隋炀帝游江都不应相提并论，而且还要承受“为盗所惊”等风险。这里所说的“盗”即六国旧势力的反抗，在当时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也与他出巡的目的有关。
巡行的当中，秦始皇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封禅，祭祀名山大川之类，也有一些当与巩固统一有关。
这次首次东行登峰山、泰山，封山勒石刻碑，歌颂秦军和自己的功德。秦始皇去了烟台、胶南，沿东海到江苏的海州、徐州，又南下安徽，渡淮河，到河南，车辙又碾过湖南长沙等地。归途从陕西商县回咸阳。
第三次是公元前218年，“始皇东游至阳武搏狼沙中，为盗所惊。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罘，刻石，旋遂之琅邪，道上党入”。这次巡游由于遇到刺客，时日不长。前呼后拥的浩荡车队巡游了山东半岛的沿海地区，为去海上仙岛求取不老仙药，派徐福带500童男童女，驾船出海，是为日本为始。
第四次巡游是在公元前215年，在歇了两年后，秦始皇又开始巡游。这是第一次北巡，同时“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北击胡，略取河南地”。 秦始皇向北而去。从潼关过黄河去山西，到了河北邯郸，东抵秦皇岛。
出了山海关，到达辽宁绥中海滨。回途内蒙古，经陕西榆林、延安，回咸阳。为了对付强敌匈奴，下令30多万大军历时两年半，修建了全长700多公里，从咸阳直达内蒙古包头的“高速公路”秦直道，以十万大军去榆林戊边，筑守长城。
第五次巡游是公元前214年，征发那些曾经逃亡的犯人，典押给富人做奴隶、主家又给娶了妻子的人，以及商贩，去夺取陆梁地区，设置桂林、象郡、南海等郡，把受贬谪的人派去防守。又在西北驱逐匈奴。从榆中沿黄河往东一直连接到阴山，划分成四十四个县。沿河修筑城墙，设置要塞。又派蒙恬渡过黄河去夺取高阙、阳山、北假一带地方，筑起堡垒以驱逐戎狄。迁移被贬谪的人，让他们充实新设置的县。
第六次是公元前210年十月，秦始皇开始了巡游旅行。先后到达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浙江、山东、河北。
这一次巡游至平原津秦始皇得病，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七月丙申，始皇崩于沙丘平台。本来应该由公子扶苏继位，可包藏祸心的赵高对秦始皇的死秘而不宣，采用“鱼分龙臭”的伎俩，把发臭的鱼放在秦始皇的灵车上，一防别人疑心，瞒天过海，矫诏遗嘱，使胡亥取公子扶苏而代之，成为秦皇二世。赵高把秦二世玩弄于鼓掌之中，骄横专权，“指鹿为马”，最终使秦国灭亡。
在秦始皇统一全国称帝的十一年间，共有五次出巡，按年头来记占称帝年份的近1/2，这样高的出巡频率在中国古代帝王的交通行为总体比较中是排于前列的，也远远高于《尚书·尧典》所说天子“五载一巡守”的出巡频率。
秦始皇巡游的出行季节一般以仲春二月居多，唯三十七年《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出巡时间是“十月癸丑”，颇异于古制。
虽然秦始皇每次出游历时长短在文献中的记载不甚明了，但仍可据相关史实做出较明晰的推断。具体依据，一是根据三十七年巡游的路线、行程和所用时间推算出秦始皇出巡的平均速度。二是根据二世元年秦二世巡游的路线距离及所用时间和时代相距不算很远的汉安帝延光四年（125年）南巡史事引为参照。三是根据当时的交通状况及巡行过程中要进行祭祀山川诸神、垂询地方行政教化、游览山水、体察民风民情活动所需时间进行修正。经推算，秦始皇几次外出巡游的平均历时约为五到六个月，其中短者：二、三个月，如二十七年、二十九年，长则几近…—年，如三十七年巡游，历时即约十一个月。
秦始皇巡游的时间特征还表现在大量的时间是在海滨渡过的，在四次东巡中，濒海而游的时间几乎占总出游时间的一半，其中二十八年出巡，“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仅在琅邪一地，就停留了三个月。
时间安排比较科学
秦代沿用颛顼历法，以十月为岁首，九月为岁尾。由此考察秦始皇出巡的方向路线和行程时间，可发现秦始皇每次出巡的方向路线和行程时间，可发现秦始皇每次出巡皆能结合各地的气候条件作出较为合理的安排。例如，巡游渤海之滨的时间大多在夏季；秦始皇三十七年于岁首十月出巡，关东各地和都城咸阳所在的关中地区即将进入严冬，所以，这次出巡选择南出武关至去梦，在东南吴楚之地度过了寒冬和初春，至夏季始
北行至渤海，与秦始皇二十八年一样，在最适宜避暑的海滨之地度过了盛夏。秦始皇三十二年和秦始皇三十七年，游历代、雁门、云中、九原诸郡的时间分别是夏季和秋季，夏季北地气候温凉，秋季天高云淡、秋高气爽，在气候上都属于游憩休闲的最佳季节。
从司马迁所写的的《秦始皇本纪》记述看，在秦始皇的最后11年（含去世的当年）中，秦始皇有5年巡行各地（公元前216年的“微行咸阳”不算）。未出巡的年份，秦始皇也以不同的方式关注着各地，如公元前214年之“略取陆梁地”，公元前213年之“筑长城及南越地”（《正义》谓“戍五岭”。《通鉴》作“处南越地”），公元前212年在作阿房宫的同时还有“除直道”以及徙民丽邑、云阳之举。
秦始皇多次而且主要是巡行东方郡县。东巡中较多的是“刻石颂秦德”，强调的是“歌功颂德”，从刻石的内容来看，应该视为一种政治宣传，其中包含着一些政治主张。另外，经过巡视了解，也有为日后作某些决定参考之意。公元前212年，秦始皇未出巡，但有立石“以为秦东门”之措施，应该就是他前几年视察之后为东部“边界”所作的结论。
秦始皇北巡，目的是为了对付匈奴。匈奴是一个长期的边患，秦始皇两次巡视北边以及发兵“击胡”、修长城等等，取得了“胡人不敢南下牧马”的成绩，因为秦始皇知道“亡秦者胡也”的问题，史书记载因此而派蒙恬发兵击胡。
秦始皇为巩固统一还进行了“平南越”。也许秦始皇没有来得及南巡，但公元前214年“以谪戍南岭”的记载却是确凿的，较早的记载还有《淮南子·人间训》、《淮南衡山列传》等几处更具体的材料。《通鉴》综合记述说：“以谪徙民五十万人戍五岭，与越杂处。”“秦代初平南越”。
总之，秦始皇在最后十年，做了那么多事，是颇有建树的。
秦始皇成为实践天子四方巡守政治思想的第一位帝王，他巡游四方的壮举，深深的影响着中国秦以后历代封建帝王的巡游行为，并且对次第承传的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生态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