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戈登·拜伦：1788年1月22日出生于伦敦一间被租用的简陋房子里。父母都出自没落贵族家庭。他天生跛一足，并对此很敏感。十岁时，拜伦家族的世袭爵位及产业（纽斯泰德寺院是其府邸）落到他身上，成为拜伦第六世勋爵。1801年，为了同拜伦的贵族地位和身份相称，家里决定送他到一所素有名望的学校——哈罗公学就读。这所在1571年由约翰·里恩创建的学校，在英国历史上培养了许多知名的人物，其中对拜伦十分崇拜的丘吉尔首相就是这所学校毕业的。
哈罗公学毕业后，1805－1808年在剑桥大学学文学及历史，他是个不刻苦的学生，很少听课，却广泛阅读了欧洲和英国的文学、哲学和历史著作，同时也从事射击、赌博、饮酒、打猎、游泳、拳击等各种活动。1809年3月，他作为世袭贵族进入了贵族院，他出席议院和发言的次数不多，但这些发言都鲜明地表示了拜伦的自由主义的进步立场。
剑桥大学毕业后曾任上议院议员。学生时代即深受启蒙思想影响。1809-1811年游历西班牙、希腊、土耳其等国，受各国人民反侵略、反压迫斗争鼓舞，创作《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1809-1818）。其代表作品有《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唐璜》（Don Juan，1818-1823）等。在他的诗歌里塑造了一批“拜伦式英雄”。拜伦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还是一个为理想战斗一生的勇士；他积极而勇敢地投身革命，参加了希腊民族解放运动，并成为领导人之一。
从1809－1811年，拜伦出国作东方的旅行，是为了要“看看人类，而不是只在书本上读到他们”，还为了扫除“一个岛民怀着狭隘的偏见守在家门的有害后果”。1809年6月26日，离开英国，去东方（南欧和西亚）游历。在此后的半年内，先乘船到葡萄牙里斯本；再骑马到西班牙南部的塞维利亚和加的斯，经撒丁岛、西西里岛、马耳他岛到阿尔巴尼亚，会晤了那里的统治者阿里·帕夏；12月25日抵达希腊名城雅典。拜伦此次出国远游，饱览了各地的自然景色，观察了各国的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接触了各阶层的人们。他亲眼看见了给法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的西班牙游击队，看见了在土耳其铁骑蹂躏下正在聚集力量准备发动解放斗争的希腊人民，这次旅行也激发了他对南欧各民族文化的强烈兴趣。这些，都对他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在阿尔巴尼亚开始写《恰尔德·哈罗德游记》。《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第一、二章在1812年2月问世，轰动了文坛，使拜伦一跃成为伦敦社交界的明星。然而这并没有使他和英国的贵族资产阶级妥协。他自早年就知道这个社会及其统治阶级的顽固、虚伪、邪恶及偏见，他的诗一直是对这一切的抗议。
1811－1816年，拜伦一直在生活在连续的感情旋涡中。在他到处受欢迎的社交生活中，逢场作戏的爱情俯拾即是，一个年轻的贵族诗人的风流韵事自然更为人津津乐道。拜伦在1813年向安娜·密尔班克小姐求婚，于1815年1月和她结了婚。这是拜伦一生中所铸的最大的错误。拜伦夫人是一个见解褊狭的、深为其阶级的伪善所囿的人，完全不能理解拜伦的事业和观点。婚后一年，便带着初生一个多月的女儿回到自己家中，拒绝与拜伦同居，从而使流言纷起。以此为契机，英国统治阶级对它的叛逆者拜伦进行了最疯狂的报复，以图毁灭这个胆敢在政治上与它为敌的诗人。这时期的痛苦感受，也使他写出像《普罗米修斯》那样的诗，表示向他的压迫者反抗到底的决心。1816年，拜伦居住在瑞士，在日内瓦结识了另一个流亡的诗人雪莱，对英国统治者的憎恨和对诗歌的同好使他们结成了密友。
拜伦在旅居国外期间，陆续写成《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1816-1817）、故事诗《锡隆的囚徒》（The Prisner of Chillon，1816）、悲剧《曼弗雷德》（1817）长诗《青铜世纪》（1823）等。巨著《唐璜》是拜伦最重要的一组诗，半庄半谐、夹叙夹议，有现实主义的内容，又有奇突、轻松而讽刺的笔调。第一、二章匿名发表后，立即引起巨大的反响。英国维护资产阶级体面的报刊群起而攻之，指责它对宗教和道德的进攻，是“对体面、善良感情和维护社会所必须的行为准则的讥讽”，“令每个正常的头脑厌恶”，等等。
1824年不幸遇雨受寒，一病不起，4月19日逝世。他的死使希腊人民深感悲痛，希腊的独立政府宣布拜伦之死为国葬，全国哀悼三天。6月29日，灵柩运抵伦敦。
拜伦是多产诗人。拜伦著名的诗有：
《当初我们两分别》（texton Wiki source）
《给一位淑女》
《雅典的女郎》
《希腊战歌》
《她走在美丽的光彩里》
《我见过你哭》（I Saw Thee' weep）
《我给你的项链》
《写给奥古斯塔》
《柯林斯的围攻》《巴里西纳》《路德分子歌》，1816年上半年
《普罗米修斯》《锡雍的囚徒》《曼弗雷特》，1816年下半年
《给托马斯·穆尔》
《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1812年到1816年
《马力诺·法里埃罗》《该隐》《审判的幻景》《青铜世纪》《唐璜》，1817年
《懒散的时刻》，1807年
《英国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1809年
《反对破坏机器法案》、《给一位哭泣的贵妇人》，1812年
《异教徒》《阿比道斯的新娘》，1813年
《温莎的诗艺》《海盗》《莱拉》，1814年
浪漫主义
他在短暂的一生中，为世人留下了众多光辉的诗作，其中最负盛名的有煌煌巨著长篇抒情叙事诗《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和《唐璜》等。在这些被世人誉为“抒情史诗”的辉煌作品中，诗人拜伦以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将自己亲身游历欧洲诸国的切身体会融入作品之中，用开阔的视野和深邃的笔触，展示了辽阔雄壮的时代画卷，抒发了豪情万丈的诗人情怀，表达了傲然不屈的斗争誓言。拜伦的“抒情史诗”随着诗人的萍踪浪迹，呈现出一幅幅动人心弦的美丽风景画面，“从地中海到爱琴海的异域风光一览无遗，从葡萄牙绵亘起伏的山峦、西班牙壮观的斗牛场，到希腊、罗马肃穆的古迹废墟和阿尔巴尼亚的崇山峻岭。既有莱茵河岸的秀丽景色，日内瓦湖畔的苍茫暮霭，也有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滑铁卢的古战场。拜伦将他诗人的无比热情首先倾注于对这些国家的风光的描绘上，目的是激发出这些国家人民的爱国热忱，鼓励他们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战斗。拜伦深情地歌颂太阳、月亮、海洋、高山，热烈地赞美神话英雄、古代豪杰、历史遗迹、文化珍品，其主旨都是为召唤人们的反抗意志和斗争决心。拜伦热情的呈现是多界面的，拜伦的作品中既有同情：对遭受英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王室和统治阶级奴役和压迫的西班牙人民频频发出叹息。他的作品中也有悲叹：深切地哀伤希腊人民在土耳其铁蹄下遭受蹂躏的凄苦命运。他的作品中还有颂扬：对古代艺术中诸如阿波罗神像、拉奥孔群雕、垂死的高卢人雕像等稀世珍品，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薄伽丘等人的遗迹的由衷的赞美。他的作品中更有豪放：缅怀意大利往昔的荣光，以高昂的战歌激励意大利爱国志士奋起反抗，推翻异族入侵者的暴虐统治。诗人的热情在作品中是无处不在和无可遏止的，如他对海洋辽阔无垠的崇高礼赞：
奔腾吧，你深不可测的靛青色的海洋！
千万艘船舰在你身上驰驱，痕迹不留。
又如他对月亮充满诗情画意的动人描绘：
月亮升起了；呵，是多可爱的夜！
流水般的月光向着海波倾泻；
也许姑娘们正为少年的情话所颠倒，
至于我们呢，且等上岸再尝这种味道！
在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笔下，时时洋溢着奔放的热情，虽然拜伦诗歌的基调有时会激越昂扬，有时又会讽刺辛辣，但不论是带有悲观情绪还是满怀战斗豪情，其诗歌“始终浸透着抒情的气氛和爱憎分明的深沉感情”。不仅如此，诗人还在诗歌中，大量运用夹叙夹议的艺术手法，结合对景物的描写，由触景生情而直抒胸臆，随处畅叙他对哲学、社会、政治、历史、宗教和艺术的精辟见解。所以，若论拜伦抒情叙事诗的卓然不凡，则不仅在于其视野的开阔，文笔的美妙，更在于它的人文知识内涵的丰裕与广博，所以，拜伦的诗作被世人誉之为“抒情史诗”，可谓当之无愧。
拜伦是个热情如火的诗人，其热情还主要表现在他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抗之中，他面对统治阶级的不公和对工人阶级的奴役和压迫，在许多诗作中提出过强烈的反抗与辛辣的讽刺，但拜伦不仅讽刺社会的黑暗，他更将热情倾注于战斗的呐喊之中，他在一首著名的战斗诗篇《路德分子之歌》中就振臂高呼：
等我们把自己织的布织完，
等我们把织梭换成了利剑，
我们就要把布匹
向脚下的暴君掷去
我们要把它染在他流出的血里。
作为浪漫派诗人，拜伦还将巨大的热情融入了借景抒情与叙事技巧的完美结合中，这显示了其诗作的鲜明的艺术特色，也呈现了浪漫主义新诗的特殊艺术魅力。“抒情史诗”展现的一幅幅雄壮撼人的时代画卷：西班牙弥漫着拿破仑侵略战争的硝烟，意大利在奥地利统治铁蹄下颤抖，而希腊则呻吟在土耳其的奴役之下。在如潮的思绪中，拜伦哀痛地描写出被压迫人民的苦难和悲伤，并无情地揭露了压迫者和侵略者的贪婪和残暴。他凭吊滑铁卢战场，评说拿破仑的是非功过。他在风光秀丽的日内瓦湖畔，在湖光山色之中昂然高歌，赞美卢梭、伏尔泰等启蒙主义者自由、平等的崇高理想。在希腊，诗人置身于光荣的古战场，不禁思潮汹涌，壮怀激烈，对希腊人民正在遭受外族压迫的命运深表同情，同时也对他们已遗忘了古代祖先的辉煌业绩表示出不满和愤怨，他要用嘹亮的战歌唤醒人们，改变他们对祖国的命运漠不关心的浑浑噩噩的消极态度。
拜伦式英雄
在拜伦的《东方叙事诗》中，出现了一批侠骨柔肠的硬汉，他们有海盗、异教徒、被放逐者，这些大都是高傲、孤独、倔强的叛逆者，他们与罪恶的社会势不两立，孤军奋战与命运抗争，追求自由，最后总是以失败告终。拜伦通过他们的斗争表现出对社会不妥协的反抗精神，同时反映出自己的忧郁、孤独和彷徨的苦闷。这些就是文学史上著名的“拜伦式英雄”。由于这些形象具有作者本人的思想性格特征，因此被称作“拜伦式英雄”。
“拜伦式英雄”是指十九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作品中的一类人物形象。他们高傲倔强，既不满现实，要求奋起反抗，具有叛逆的性格；但同时又显得忧郁、孤独、悲观，脱离群众，我行我素，始终找不到正确的出路。例如，抒情长诗《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贵公子哈洛尔德，《东方叙事诗》之一《海盗》（The Corsair，1814）中的主人公康拉德，哲理剧《曼弗雷德》中的主人公曼弗雷德等等。
这类人物的思想和性格具有矛盾性：一方面，他们热爱生活，追求幸福，有火热的激情，强烈的爱情，非凡的性格；敢于蔑视制度，与社会恶势力誓不两立，立志复仇，因此，他们是罪恶社会的反抗者和复仇者。另一方面，他们又傲世独立，行踪诡秘，好走极端，他们的思想基础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在斗争中单枪匹马，远离群众，而且也没有明确的目标，因而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
“拜伦式英雄”是个人与社会对立的产物，俄国的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和诗人普希金都曾指出“拜伦式英雄”存在着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弱点。“拜伦式英雄”比喻的是悲剧性的孤傲叛逆者，他们都有非凡的才华和力量，但在腐败的社会中无法施展，他们为自己的无所作为感到痛苦，因自己的感情虚耗而感到绝望。
“拜伦式英雄”也是作者思想的特点和弱点的艺术反映。这类人物形象相继出现于拜伦笔下，这对于当时英国的封建秩序和资产阶级市侩社会进行的猛烈冲击，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他们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悲观厌世情绪，又往往会给读者带来消极的作用。俄国的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和诗人普希金都曾指出“拜伦式英雄”的思想弱点及其危害性。
拜伦在他的诗歌里塑造了一批“拜伦式英雄”，他们孤傲、狂热、浪漫，却充满了反抗精神。他们内心充满了孤独与苦闷，却又蔑视群小。恰尔德·哈罗德是拜伦诗歌中第一个“拜伦式英雄”。拜伦诗中最具有代表性、战斗性，也是最辉煌的作品，是他的长诗《唐璜》，诗中描绘了西班牙贵族子弟唐璜的游历、恋爱及冒险等浪漫故事，揭露了社会中黑暗、丑恶、虚伪的一面，奏响了为自由、幸福和解放而斗争的战歌。
乔治·戈登·拜伦是举世公认的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他一生写下了大量的诗歌，他倡导热情，倡导想象，他的诗作被世人赞誉为“抒情史诗”，具有作者本人的思想性格特征的叛逆者，被称作“拜伦式英雄”。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
拜伦搜寻英雄，并不是非限于东地中海各国和中世纪不可，因为给拿破仑加上一件浪漫主义的外衣是不难的。拿破仑对十九世纪时欧洲人思想的影响深极了；克劳泽维茨、斯当达尔、海涅、费希特和尼采的思想，意大利爱国者的行动，都受到了他的精神感召。他的阴魂在整个时代昂首阔步，这唯一强大得可以起而反抗工业主义和商业贸易的力量，对和平论与经营商店倾注一阵嘲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打算破除这个幽灵，但是劳而无功，因为这鬼怪从来也没有比现在势力更大了。
只有一度他暂时对他的英雄感到了厌恶：那是在1814年，当时自杀（在他认为）要比退位来得体面。那时候，他从华盛顿的美德寻求安慰，但是拿破仑从埃尔巴岛一回来，这种努力就不再需要了。当拜伦死的时候，在法国“许多报纸上讲本世纪的两大伟人拿破仑和拜伦几乎同时弃世了”。卡莱尔在当时认为拜伦是“欧洲最高尚的人士”，感觉他好像“丧失了一个弟兄”；他后来喜欢上歌德，但是仍旧把拜伦和拿破仑相提并论：
“对于你的那些高尚人士来说，以这种或那种地方语言发表某个这样的艺术作品，几乎成了必需的事。因为正当地讲，除了说这是你在跟恶魔堂堂正正开始交战以前同它的争论而外还是什么呢？你的拜伦用诗和散文及大量其他东西发表了他的《乔治勋爵的悲伤》：你的波拿巴特以惊人的大气派上演了他的歌剧《拿破仑的悲伤》；配的音乐是大炮齐鸣和满世界的杀人叫喊；他的舞台照明就是漫天大火；他的韵律和宣叙调就是列成战阵的军士的步伐声和陷落中的城市的声响。”的确，再往后三章，卡莱尔发出断然的号令：“合起你的拜伦，打开你的歌德”。但是拜伦是渗在他的血脉里的，而歌德始终是一个志趣。
在卡莱尔看来，歌德和拜伦是对立人物；在阿尔夫雷·德·缪塞看来，他们是往快活的高卢灵魂中灌注忧郁毒素这场罪恶勾当里的同谋犯。那个时代的大多数法国青年似乎只是通过《维特的悲伤》（TheSorrowsofWerther）认识歌德的，根本不认识奥林帕斯神式的歌德。缪塞责备拜伦没有从亚得里亚海和贵丘里伯爵夫人得到安慰——这话不对，因为他在认识她以后就不再写《曼弗里德》了。但是《唐璜》在法国和歌德的比较愉快的诗同样少有人读。尽管有缪塞的恶评，从那时以来大部分法国诗人一向以拜伦式的不幸作为他们吟咏的最好材料。
在缪塞看来，只是在拿破仑以后拜伦和歌德才算世纪的最大天才。缪塞生在1810年，是属于他在一首关于法兰西帝国的盛衰荣辱的叙事抒情诗里形容的“concusen tredeuxbatailles”（两次战役之间孕育的）那个世代的一人。在德国，对于拿破仑的感情比较分歧。有像海涅那样的人，把他看成自由主义的强有力的传播者，农奴制的破坏者，正统主义的仇敌，让世袭小邦主发抖的人；也有一些人把他看作基督之敌，以高贵的德意志民族的破坏者自命的人，是一个彻底证明了条顿美德只有靠对法国的难消解的憎恨才能得到保全的不义之徒。俾斯麦完成了一个综合：拿破仑总归还是基督之敌，然而不是单单要憎恶的、而是应效法的基督之敌。尼采承认这个折衷，他怀着令人毛骨悚然他喜悦讲古典的战争时代就要到来了，这恩惠不是法国大革命而是拿破仑给予我们的。就这样，拜伦的遗产——民族主义、撒旦主义和英雄崇拜，成了德意志精神复合体的一部分。
《拜伦传》的作者鹤见祐辅对拜伦至高的评价：“拜伦挥动着他那热烈如火的诗笔，震撼了十九世纪初期的欧洲。他的声音像天的声音一样，穿透了地上万民的心胸。他的真实，以宇宙大真实的威力，降落在一般大众的头上。……只要人类还没有失去对自由、爱国、民族独立和个性发扬的思慕与渴仰，诗人拜伦的气魄便会永久地阔步在大地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