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之花》是夏尔·波德莱尔（1821-1867）的一部诗集，它是一本有逻辑、有结构、有头有尾、浑然一体的书。《恶之花》被誉为法国“伟大的传统业已消失，新的传统尚未形成”的过渡时期里开放出来的一丛奇异的花”。作品兼具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特征。
《恶之花》中的诗不是按照写作年代先后来排列，而是根据内容和主题分属六个诗组，各有标题：《忧郁和理想》、《巴黎即景》、《酒》、《恶之花》、《叛逆》和《死亡》，其中《忧郁和理想》分量最重。六个部分的排列顺序，实际上画出了忧郁和理想冲突交战的轨迹。
由一百多首诗歌组成的《恶之花》，由诗人精心安排为六个有机组成部分，有序地展开诗人的精神探索。
第一部分“忧郁与理想”，写忧郁，也写理想，忧郁是沉重的，理想是渺茫的。穿行在沉重的忧郁中，寻找着难寻的理想。
第二部分“巴黎即景”，写的是诗人眼中的巴黎，或者说是心中的巴黎。这不是美丽的城市，不是繁华的“花都”，而是“熙熙嚷嚷的都市，充满着梦想的都市，/幽灵在大白天里拉着行人的衣袖！”（《七个老头子》）波德莱尔将诗歌的视野从浪漫主义的大自然拉到光怪陆离的现代大都市，让人看到的却是一幅幅畸形、变态的图画。
第三部分以“酒”为题，写诗人的“以酒浇愁”、“以酒为乐”的无奈与悲凉。
第四部分“恶之花”，诗人从醉酒的幻景转向直面罪恶的“花朵”。
第五部分“叛逆”，是针对上帝的。在这里，该隐和撒旦都受到了赞美，因为他们是受害者、叛逆者。世人所希望的，是自己的灵魂能傍着撒旦“休息”。
第六部分“死亡”，在历经苦难之后，在阅尽丑恶之后，死亡，是唯一的归宿、唯一的慰藉。死亡是一切的终结，但也是新的开始。
整首诗集以一首题为《旅行》的长诗作结，概括了诗人一生的求索。
19世纪的末期法国精神上的压抑与惶惑不安，生活上的焦虑孤独空虚与无聊，肉体上的欲望的沉沦，成为西方世界的普遍精神状态。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激化，五花八门的现代派文学派别先后出现，到20年代形成高潮。值得一提的是，一八四八年革命是法国文学的一个转折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失去了前期的热情和锐气，强调以“科学的精神”追求更精确的描写和纯客观的分析。19世纪80年代，在法国，正式打出了象征主义的旗号，并逐步形成了象征主义作家队伍。
作为这一过渡时期的现代派文学代表人物，波德莱尔不堪忍受家庭束缚，带着生父留给他的十万法郎遗产离开家庭，放浪形骸、标新立异，想以此表示他对正统的资产阶级生活的轻蔑。波德莱尔的忧郁既与生俱来，同时也是后天形成的，是作为一个社会个体的人在失落其价值、找不到出路后内心的压抑、躁动的表征。它反映了人与时代、社会的冲突。他忧郁、孤独、高傲、悲观、叛逆，是顽固的个人主义者。从而也创作出更多焦灼的充满罪恶感的诗歌。
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1821年4月9日－1867年8月31日），法国十九世纪最著名的现代派诗人，象征派诗歌先驱。生于巴黎。幼年丧父，母亲改嫁。继父欧皮克上校后来擢升将军，在第二帝国时期被任命为法国驻西班牙大使。他不理解波德莱尔的诗人气质和复杂心情，波德莱尔也不能接受继父的专制作风和高压手段，于是欧皮克成为波德莱尔最憎恨的人。但波德莱尔对母亲感情深厚。这种不正常的家庭关系，不可避免地影响诗人的精神状态和创作情绪。波德莱尔对资产阶级的传统观念和道德价值采取了挑战的态度。他力求挣脱本阶级思想意识的枷锁，探索着在抒情诗的梦幻世界中求得精神的平衡。在这个意义上，波德莱尔是资产阶级的浪子。1848年巴黎工人武装起义，反对复辟王朝，波德莱尔登上街垒，参加战斗。成年以后，波德莱尔继承了生父的遗产，和巴黎文人艺术家交游，过着波希米亚人式的浪荡生活。他的主要诗篇都是在这种内心矛盾和苦闷的气氛中创作的。
法国伟大诗人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是一部表现西方精神病态和社会病态的诗歌艺术作品。然而病态未必不是一种美。波德莱尔的天才，恰恰表现在他能在恶的世界中发现美，也能在美的体验中感受到恶的存在，并通过诗歌化腐朽为神奇。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恶之花》是“恶”的艺术，而不是恶的颂歌。以诗歌表现现代都市的丑恶、现代文明的虚伪以及现代人精神世界的贫乏空虚，是《恶之花》对诗坛的独特贡献，也是波德莱尔给日后的现代主义提供的有益启示。诗人以罕见的胆识，陈列出种种丑行与败德，也倾诉了深藏于心中的郁闷与苦恼。
书的主题是恶及围绕着恶所展开的善恶关系。恶指的不但是邪恶，而且还有忧郁、痛苦和病态之意，花则可以理解为善与美。波德莱尔破除了千百年来的善恶观，以独特的视角来观察恶，认为恶具有双重性，它既有邪恶的一面，又散发着一种特殊的美。它一方面腐蚀和侵害人类，另一方面又充满了挑战和反抗精神，激励人们与自身的懒惰和社会的不公作斗争，所以波德莱尔对恶既痛恨又赞美，既恐惧又向往。他生活在恶中，但又力图不让恶所吞噬，而是用批评的眼光正视恶、剖析恶。如果说它是病态之花，邪恶的花，那是说它所生长的环境是病态的、邪恶的。波德莱尔从基督教的“原罪”说出发，认为“一切美的、高贵的东西都是人谋的结果”，“善始终是人为的产物”，所以要得到真正的善，只能通过自身的努力从恶中去挖掘。采撷恶之花就是在恶中挖掘希望,从恶中引出道德的教训来。
《恶之花》是在一个“伟大的传统业已消失，新的传统尚未形成”的过渡时期里开放出来的一丛奇异的花，同时具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成分。波德莱尔仅以《恶之花》这一部诗集而成为法国古典诗歌的最后一位诗人、现代诗歌的最初一位诗人。由于他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他成了后来许多不同流派相互争夺的一位精神领袖。《恶之花》是一部诗集，但不是一般的、若干首诗的集合，而是一本有逻辑、有结构、有头有尾、浑然一体的书。《恶之花》中的诗不是按照写作年代先后来排列，而是根据内容和主题分属六个诗组，各有标题，其中《忧郁和理想》分量最重。六个部分的排列顺序，实际上画出了忧郁和理想冲突交战的轨迹。
诗人用一个英文单词"SPLEEN"来表达自己精神上的这种痛苦，并希望通过出走、远游来结束心灵的磨难和精神上的搏斗。于是，他把目光从内心世界转向了外部的物质世界，转向了他所居住和生活的巴黎。他在巴黎街头的所见所闻构成了第二部分"巴黎即景"的内容。"巴黎即景"是一幅赤裸裸的工业社会大都市的写真画，在这一部分里，忧郁和理想的斗争让位于邪恶与善良的斗争。诗人眼里的巴黎是一个充满敌意和丑恶的人间地狱；受人欺凌的乞丐、孤独无援的老人、麻木沉默的盲人、丑陋老迈的娼妓、苟延残喘的病人以及赌徒、小偷和僵尸等，强大的恶势力压得仅有的一点善良抬不起头来。诗人在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里都找不到安慰，只好用酒精来麻醉自己，刺激自己的幻觉，建造一个"人造天堂"。他在飘飘欲仙的幻觉中仿佛看到捡破烂的人陶醉在自己的光辉之中，魔鬼化装成美女前来诱惑，风尘女子暗送秋波，情侣们手端着酒杯......他尽情地驰骋在对失落园的梦想。然而，醉意中的幻境毕竟是靠不住的，酒醒之后，他便从人造的天堂回到现实的地狱。那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地方，却又盛开着鲜花。
《恶之花》分为“忧郁与理想”、“巴黎即景”、“酒、“恶之花”、“叛逆”和“死亡”六部分，其中“忧郁与理想”分量最重，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二。在这一部分里，诗人耐心而无情地描写和剖析自己的双重灵魂，表现出自己为摆脱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痛苦所作的努力。它追求美和纯洁，试图在美的世界里实现自己的理想，但美就象一个冰冷的雕像，可望而不可及；他寻求爱，但一再受到爱情的欺骗；他向天使祈求欢乐、青春和幸福，企图从烟草和音乐中得到安慰，但阴森丑恶的幻象和纠缠人心的愁苦始终笼罩着他，使他的痛苦有增无减。
波德莱尔有一套诗歌理论，运用到《恶之花》中。首先是通感，同名十四行诗指出了不同感觉之间有通感：“香味、颜色和声音在交相呼应。”随后诗歌作了具体的阐发，表明一切感觉是相通的。在其他诗歌中，波德莱尔提出诗歌应该同别的艺术相通（《灯塔》、《面具》）。波德莱尔认为通感是一种“联想的魔法”，属于“创作的隐蔽法则”，艺术家由此能够深入到艺术的更高级的殿堂。雨果称赞波德莱尔“创造了新的颤栗”。
他主张运用“艺术包含的一切手段”，他主要运用的是象征手法：以具体意象去表现抽象观念，其含义是丰富的、复杂的、深邃的，具有哲理性。在他笔下，时间、美、死亡、偶然、羞耻、愤怒、仇恨……都拟人化了，也就是运用了象征手法。为了捕捉大量的意象，诗人需要发挥想象：“想象是真实的母后。”波德莱尔将想象看作各种才能的母后，认为是天才的主要品质，能把抽象的精神现象和各种概念以具体的意象传达出来。
《恶之花》是波德莱尔的代表作，也体现了他的创新精神。创新之一在于他描写了大城市的丑恶现象。在他笔下，巴黎风光是阴暗而神秘的，吸引诗人注目的是被社会抛弃的穷人、盲人、妓女，甚至不堪入目的横陈街头的女尸。波德莱尔描写丑和丑恶事物，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他认为丑中有美。与浪漫派认为大自然和人性中充满和谐、优美的观点相反，他主张“自然是丑恶的”，自然事物是“可厌恶的”，罪恶“天生是自然的”，美德是人为的，善也是人为的；恶存在于人的心中，就像丑存在于世界的中心一样。他认为应该写丑，从中“发掘恶中之美”，表现“恶中的精神骚动”。波德莱尔在描绘人的精神状态时往往运用丑恶的意象。以《忧郁之四》为例，诗中出现的意象全部是丑的：锅盖、黑光、潮湿的牢狱、胆怯的蝙蝠、腐烂的天花板、铁窗护条、卑污的蜘蛛、蛛网、游荡的鬼怪、长列柩车、黑旗。这些令人恶心的、丑陋的，具有不祥意味的意象纷至沓来，充塞全诗，它们显示了“精神的骚动”。总之，波德莱尔以丑为美，化丑为美，在美学上具有创新意义。这种美学观点是20世纪现代派文学遵循的原则之一。
创新之二在于展示了个人的苦闷心理，写出了小资产阶级青年的悲惨命运。在诗歌中表现青年的这种心态，是别开生面的。浪漫派诗歌表现爱情的失意、精神的孤独、政治上的失落感，在挖掘人的深层意识方面仅仅是开始。波德莱尔从更高的意义上来理解忧郁，他认为美的典型中存在不幸。忧郁是《恶之花》要表达的最强音。从整部诗集来看，诗人写的是人在社会中的压抑处境。忧郁像魔鬼一样纠缠着诗人。忱郁是对现实生活不满而产生的病态情感，也反映了小资产阶级青年一代命运不济，寻找不到出路，而陷于悲观绝望的心境，正如诗集初版时广告的说明和评论所说的：《恶之花》“在于勾画现代青年的精神骚动史”，“表现现代青年的激动和忧愁”。
高尔基所言：“波德莱尔，‘生活在恶之中，爱的却是善’，最后，他给法国留下了一些流露出冷酷的绝望气息的阴暗狠毒的诗而死去了。为了这些诗，人们在他生前称他作疯子，在他死后称他为诗人。”
法国文学家魏尔伦认为，波德莱尔“深刻的独创性”在于对现代人的表现，并指出：“依我之见，未来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学家，为了不挂一漏万，必须认真而虔诚地阅读这本书，因为这是本世纪的精华，本世纪一切的集中反映。”
诗人雨果在他流亡的盖纳西岛收到波德莱尔寄给他的《恶之花》后，抑制不依激动的心情，马上回信说：“你的尊贵的来传和美妙的书我全收到了。艺术无派、如同苍空，你对这点作了证明。我对你的宏伟的才华为之唱采。”
《恶之花》是第一部典型的象征主义作品，也是第一部全面冲破传统的诗歌艺术、开创新的路子的作品。它的问世，标志着象征主义的兴起、现代派文学的正式出现。作品也是后来一百多年里出现的各种现代派文学流派和著作的总根源，在大多数现代派的作品里可以看到它的影响和痕迹。它《恶之花》具有现代派文学的基本特征，它本身就是一部典型的现代派文学作品。在题材上，现代派文学企图挖掘作者自己的内心世界。《恶之花》第一次实行了笔触的大转移，深入到了诗人的内心深处，同时还把社会之恶和人性之恶作为艺术美的对象来描写。
诗人波德莱尔发展了瑞典神秘主义哲学家史登堡的“对应论”，把山水草木看作向人们发出信息的“象征的森林”，认为外界事物与人的办公世界能互相感应、契合。诗人可以运用有声有色的物象来暗示内心的微妙世界。正是这种强调用有物质感的形象通过暗示、烘托、对比、渲染和联想的渠道来表现的方法，后来就成为象征派诗歌以及整个现代派文学的基该方法。
继波德莱尔《恶之花》之后，在1890年以前出现了魏尔伦的《诗的艺术》（1884）、兰波的《醉舟》（1871）、玛拉美的《牧神的午后》（1876）等著名的象征主义诗篇，而且以他们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前期象征主义流派。
1851年波拿巴政变成功后，波德莱尔的革命激情很快便消失了。他对革命悲观失望，思想急剧向右摇摆，而且这种消极悲观、颓废的思想在他的文学观和诗歌创作中，他憎恨通行的和伪善的资产阶级道德，憎恨平凡。他甚至对健康的，自然和正常的东西也憎恶起来，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得他转向了内心的黑暗。他在本身就是与美感和道德对立的东西中寻找美感欣赏的对象，甚至不道德的东西，仿佛只要它不带有资产阶级作风的气息，他也乐意接受。然而，理想幻灭后，他又迅速恢复了文学生活。
他从此一直埋头于诗歌创作，在文学领域里进行旅命。而在文学领域里的革命却充分体现了他积极向上的。因此，1852-1857年间，他先后发表了20多首诗。期间他还翻译了大量爱伦·坡的诗文，后者作品强调写忧郁的情绪，大多古怪、传特、病怒的形象。爱伦·坡“把滑稽提高到怪诞，把机智夸大成嘲弄，把奇特变成怪异和神秘”的作品对波德莱尔影响很大，使波德莱尔脱离了法国浪漫主义所陷入的个人多愁善感，发挥了想象力在诗歌中的巨大作用。于是，波德莱尔发展爱伦·坡的理论，使浪漫主义诗歌演变成象征派抒情体。诗人经过十余年的艰难创作，经过反复修改，《恶之花》在1857年最终发行出版。
然而，《恶之花》以其大胆直率得罪了当局，其怪诞的思想和超前的理念更触怒了保守势力，结果招致了一场激烈的围攻。波德莱尔被指控为伤风败俗，亵渎宗教，上了法庭，最后被迫删去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六首“淫诗”：《累斯博斯》、《入地狱的女子》、《首饰》、《忘川》、《致大喜过望的少妇》、《吸血鬼的化身》。四年后，《恶之花》新增了三十五首诗再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