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甘露，一九五九年七月十日出生于中国上海。祖籍山东荣成，父亲是军人，母亲是教师。1977年进入当地邮政局工作，1986年发表成名作《访问梦境》，随后的《我是少年酒坛子》和《信使之函》则使他成为一个典型的“先锋派”。有人认为，孙甘露使写作变成一次“反小说”的修辞游戏，他的故事既没有起源，也没有发展，当然也没有结果，叙事不过是一次语词放任自流的自律反应过程而已。在孙甘露的叙事中，那些随意而破碎的幻想经验依照写作主体的情感深化和形而上的存在体验转变成语式的构造，对时间的永恒性与存在的瞬间性的哲学思考，以文学语式的方式被书写。因而令文学爱好者望而却步。1988年孙甘露发表中篇小说《请女人猜谜》，该作品也被视为是先锋小说的代表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呼吸》（花城出版社，1997年2月初版），中短篇小说集《访问梦境》（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9月初版),随笔集《在天花板上跳舞》(文汇出版社,1997年1月初版)等。作品有英、法、日等多种译文，被收入海内外多种文学选集。 2003年发表《忆秦娥》（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2年接受中央电视台《小崔说事》邀请，畅谈不同寻常的写作人生。
孙甘露的小说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诗化的故事，孙甘露个性化的叙事让汉语言连同故事自身呈现出比当代诗歌的语言更加丰富的可能性，就像王朔说的：孙甘露当然是最好的，他的书面语最精粹，他就像是上帝按着他的手在写，使我们对书面语重新抱有尊敬和敬畏。
2014年07月任上海网络作家协会副会长。
曾任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不驻会）、《萌芽》杂志社社长、《思南文学选刊》杂志社社长。
2017年任上海市作家协会专职副主席、《萌芽》杂志社社长、《思南文学选刊》杂志社社长。
2019年01月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
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2020年，担任第三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评委。
《时间玩偶》：
在童年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幻觉，我将要度过的一生是我的生命的一个次要的部分，而我生命的核心，会以另一种方式，在另一种历史中存在。它逼真到我触手可及的程度，就像无数次的触抚自己的身体——真实中的虚幻、色情、慰藉以及悲痛。而身体的概念最初来自于影像，来自于对影像的记忆、放大和扭曲。它有时是一张家里的旧明信片，有时是过期画报中的一帧泛黄的风景照片，有时是电视里的一个一闪而过的面影，而更多的时候它是电影中的一个片断——它由那些人物、故事、场赴所组成，而当它们进入我的视网膜时，却被置换成了无名的容貌、印象主义风格的景色、运动中的肢体和永恒而又不断变易的四季。一如但丁的诗篇《神曲》中的诗句：
"我见到的幻像
几乎完全消失，但从中诞生的芳香
依然一点一滴落在我心中。"
一种中世纪的柔情和哀叹，仿佛是无产阶级的情怀，谕示了电影工业的诞生及其历史命运。 自然，我要说的是幻像。它来源于仿佛真实存在过的上海，来源于本世纪上半叶滚滚而来的墨西哥阴阳币，来源于胭脂和肉欲，来源于醉生梦死的夜晚，来源于一首爵士歌曲，一首叫做You Belong To My Heart的歌曲。以那个年代的洋泾浜英语来翻译，它就是《肚皮上有一只蟹》。这就是这部电影的名字。这就是我的乡音，我的四处散逸的乡音。夹杂着尘世浊重的气息，在黄浦江和苏州河上空飘荡着尖锐的阴性的腔调。
我倾向于这样的观点，那个上海是不存在的。浮光掠影般的影像和昏黄的调子，仿佛都是在暗示这一点。而这是一个敏于接收暗示的城市。它在丝竹之音以外，忽然奏响了爵士乐，一种似乎与它无关的音乐，美洲的味道和黑人的节奏，一下子绕过沙逊大厦的转门，落在外滩的侧影之中。
音乐就像时光一样，轻易地在岁月间穿行，似乎是不经意地在各处留下它的令人心碎的印记。一种凄恻的声音叠加在浮世的影像上。
转瞬之间，民国就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时候，岁月提供给我们某种省略的法则，使我们得以跳越若干晦暗的时代遗迹，连缀历史的碎片，那由镶嵌而形成的纹路，暗含着无意的遗忘和处心积虑的回避。
在影像的皱褶里，栖息着受伤的微小生灵，他们的叹息有时就是一首飘泊着的异族的歌曲。这是曾经令我诧异不已的。
呃！Jazz。呃！电影。
好像是贝尔托鲁奇和基斯洛夫斯基的混合体，在歌剧式的热情中兑了一点东欧式的沉思。而开始部分，主要依据的是兰斯顿。休士的回忆录。它改写了其中有关上海的一章。一种幻想式的改写。一个旅人对他曾经驻足的地方的回忆。《我飘泊、我彷徨》一个功成名就的黑人对他诗人生涯的不无得意的回顾。
这样的舞厅，你几乎可以在任何一部好来坞的类型影片中发现它的原型，天然地具有布景式的奢华，没有阴影，每一缕光线都是均衡的。在欧洲的同类影片中，它出现的次数略少。而在这部影片里，它微微显得有些大而无当。它甚至比沙逊大厦那个真的舞厅还要考究、繁琐。当镜头在窗帘、扶手椅和映射着烛光的器皿上掠过时，它就是为了唤起你的惊讶。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过我们的演奏，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我们演奏的爵士乐中日复一日的消磨着那些夜晚。虽然那些乐曲还在，时常还会不经意地在耳边响起，但是，那些面容，身影以及旋转的舞姿早已消失不见。我甚至不再记得我那时的容貌，虽然它会从一张旧照片中向我呈现出来，但那仿佛已是另一个人，在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故事里。那中间似乎隔着某些东西，尤如乐曲中的休止，停顿一下，然后，乐曲总会在某个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再响起来，萦绕着你，触动你的某一部分，把你从你的生活的停顿状态中再次带动起来。在今天看来，这就是我年轻时每晚去沙逊大厦演奏的原因。我还记得什么人的口头禅，他喜欢套用爱灵顿公爵的话：马路就是我的家……上海只不过是替我存放信件的地方。
夜晚的逸园（今天你还找得到吗），奢华的内景。至少用一车皮的加拿大红松才能再现环境的肌理。当年用的是泰国松。而防潮的石灰夹层，如今被认为是致癌物质。在俄国流亡者的故乡莫斯科至今还有这类建筑。这些人物的出现是对这一时期的文学写作中的旧上海的一种讥讽，对一个免签证的大都会的避难实况的美化。透过时间的透镜，那似乎是一个乐园。或者说时间就是一个乐园。
那些年青的中国人（换句话来说，由年青的中国演员扮演的萨克斯风手和钢琴师），兴高采烈的走了进来。他们穿过人群。马丁。斯科西斯式的跟拍，夜总会内部的全景（又是一个美国人，租界的气味越来越重了），灯光柔和。是啊，人们的头顶上是几只纸灯笼。穿着二手货式的西服，而另一些人的衣着倒象是相互间的翻版。他们在此地与爵士乐的休戚与共的命运也可以看作是美国文化的翻版。在他们的周围大部分都是洋人，斯坦尼康流畅的轴心运动揭示了这一点。
当然，还是马丁·斯科西斯式的。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接着的部分，羞涩而又温柔的令人不知所措。
年长几岁的以一个常客的口吻说：那是爱琳·维丝特，这里的经理。“那个黑人是谁？”年轻人热切地询问道。
这是男主人公的第一句对白。一个疑问句，一个一连串疑问的开端。甚至整部影片也是疑问式的。仿佛有人在乐曲休止时高喊：嗨！
爵士乐跟中国人有什么关系？ 谁知道有什么关系？
有人答非所问：她有很多朋友。等会儿，你会看到一个高个子黑人，弹钢琴的，那就是泰迪·威塞福德。今晚你将看到美国在东方最好的爵士乐队。
这两人的兴奋的交谈，像是要使悲剧人物必然的在某些时刻装疯卖傻。丹麦人哈姆雷特十六世纪在英国这样做了以后，几百年间这成了一个惯例。
这时候，那个自己的作品被这部影片挪用了的黑人诗人，仿佛是在对前述的疑问作出应答，恰该（适时）地转过头来。一张多么乏味的脸，当中国影片中需要洋人时，你通常就能看到这种形象。一个活道具，一张从环境中彻底分裂出去的呆滞的面孔。紧张的微笑，饱经沧桑似的皱着眉头，在他的原型笔下的夜总会里假装愉快地冲着镜头。
他（一个历史人物）和这两个虚构的年轻人打了个招呼。带着他那商标式的假笑，转过脸去，对爱琳。维丝特（一个准历史人物）说：“我发现上海的老百姓很有趣，很像我国内的黑人乡亲。”在兰斯顿·休斯的著作中，他确实是这么说的。 “上海？！”爱琳·维丝特喟叹道：“确实，你再多呆几天，就会知道它有多疯狂！”爱琳。维丝特的表演与兰斯顿。休士交相辉映。
就像一个冒牌货在对另一个冒牌货暗送秋波。她的对白虽然有一点舞台腔，但是，离真实的情形并不遥远。
此刻，在年轻的中国人看来，那个黑人陷入了遐想。黄浦江上世界各国的军舰和商船，还有那些中国帆船构成的景象，令他久久难以忘怀。“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城市，混乱的芝加哥也比不上它。这样的城市，我久住不起。”兰斯顿·休士的评论，飘渺而又真挚。会在许多不走运的上海人那里唤起共鸣。这是通常暗示给观众，赖以影响他们的视点，而剧中人浑然不知的老套手法。知情人的位置无疑是令人愉快的，正如电影的本体在起源上含有的那种令人口干舌燥的偷窥式的立场。
“他们在说什么？”有人在问。他显然已为逸园的气氛所感染。
在同一个场面中，一些人的谈话，另一些人是永远也无法知晓的。
泰迪·威塞福德的手落到了琴键上。对表演的的要求也许是像一片秋叶落在水面上。“就是在这个晚上，”这时画外响起了的旁白：“有人决意毕生侍奉爵士乐。他的一招一式全要学泰迪。威塞福德的样子，从音乐到他触键的姿势。这些美国人从加尔各答、孟买、马来联邦、马尼拉、香港以及阿瑟港一路演奏到上海，仿佛就是为了让我们爱上爵士乐。”今天，我们知道，那晚和他们打招呼的是兰斯顿·休士，因为这个黑人的缘故，一个虚拟的现实，被镀上了一层薄薄的记忆的幻影，它的影像的依据也指向弥漫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的向旧上海致意的时尚。巴克·克莱顿的小概以及约瑟芬。贝克的漂亮外衣，影响了某些人的一生。他们一直梦想买一张“大洋丸号”的船票，经横滨往旧金山，到美国听一听真正的爵士乐。
那个夜晚，那个令人沉醉的夜晚，放荡的麦基双生兄弟因为前一晚上喝得烂醉，没有出场表演他们拿手的舞蹈，经理爱琳。维丝特没能把他们叫醒。
逸园的灯光暗下去了，画面正在逐渐淡出。这个日后遭受过大火的地方，此刻，正在将我们的思绪引向虚无缥缈之中。这一天，泰迪·威塞福德演奏的曲子是：《肚皮上有一只蟹》。
那个仿佛被考证过的地点叫懋益里，建筑风格——呃！如果有风格的话。是一种本世纪初英国许多城市里工人住宅区的条状建筑。它在本地的名称是石库门。一度它是上海市民殷实生活的象征之一。不过，这似乎是那种建筑的一个变体。
在一条弄堂的深处，如果不是由于地皮的缘故，就一定是在施工的中途——不知什么原因，忽然改变了原先的设计。总之，它的内部奇怪地以一个幽深的天井为中心，环绕着曲折多变的走廊，面对着一扇紧闭着的彩色玻璃门，一架锈迹斑斑的铸铁楼梯盘旋而上，与二楼的一个小平台相接。
它在当时就那么旧吗？而不是因为莫名的怀旧之风甚至使它扶手上的百合花饰也已锈蚀？光线仿佛被折叠过多次才被反射到窗户上。
这使它的白天具有一种月球般的清寂，我们的目光掠过这一切，最终，滞留在已褪色的玻璃门上。它天然地带有一种暗示，仿佛它就是为了紧闭着才被造出来的。
此刻，没有人进出过这扇门。而有人总是从二楼的窗户跳进跳出。
那架旋转楼梯正是通向窗户的。我相信这是一座真实的建筑，而不是电影中的布景。它的令人费解的布局，使它的精心地选择，在第一印象中避免了环境通常所带有的阶级分析式的表意功能。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部“向美洲”的影片，却含有了一种“自深渊”式的欧洲味道。它的摇摆的品性已经显露无疑。如果它不幸不是一个优点，但它至少是一个特点了。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还会谈到。
佣人们通常从后门进出，带着她们采购的物品和听来的闲话。一个长镜头在水池处掠过她们用头油抿紧的黑发，仿佛是不经意的放开她们，镜头以新浪潮时期法国式的运动转向另一边，从幽暗的楼梯处将建筑的内部剖开。这个石库门的变体，在人们居住的三层搁楼上，以一个老虎窗表示了一点对传统的敬意。此刻，它向着星空敞开着，将我们的视线引向不可穷尽的暗夜。
阁楼里点着一只赤膊的十五瓦的电灯，它给了影片昏黄的影调一个黯淡的呼应。有人凑着灯光在作着去沙逊大厦演奏前的准备工作。
他穿着衬衣和白色的短袜，悉心地梳理着头发——他的纹丝不乱的头发将伴随他的一生，即使在他最为落魄潦倒的段落里。他信口吹着口哨，作为声音元素，它幸运的是那种胡诌式的调子，避免了被过度诠释的噩运。
片刻（真正的片刻），他收拾完毕，他小心翼翼地将椅背上的长裤搭在手臂上，拉灭了电灯。然后，提起装着萨克斯风的乐器盒，有条不紊的跃出面临小平台的窗户。最后，从外面把窗户带上。这时，他的乐器盒第一次在楼梯扶手的百合花饰后闪过，而且，音乐在这时响起，斯科特·乔普林的《华尔街》。在影片的尾声，在深夜外滩的楼群前，我们将再一次听到这首乐曲。
在天井里的彩色玻璃门前，他放下乐器盒，这才套上长裤。他对笔挺的裤线深感满意。这个形象，这个在未来将被影片反复拨弄的形象，穷愁潦倒的命运已不可避免。音乐在此停了一拍。影片转而接入一个喜剧性的场面。
在他父母的卧室里，门窗紧闭，窗帘低垂。他的母亲因病在床上躺着，她的头上蒙着湿毛巾，似乎是在作物理降温。而他的父亲也早早的上了床，与妻子并排而卧。虽然有人生病，但是两人看上去并不愁眉苦脸。我们将会看到，这对活宝言谈中常带有的奇谈怪论以及他们是如何袒护儿子的。 就像弦乐中的拨弦段落，这场戏含有一丝谐谑的成分。他进来问安，在床前逗留一会儿，就想离去。“姆妈身体好点了吧？”普通话中夹杂着南方口音。虽然明显，但并不刻意。
影片显然没有染上方言狂热。他的母亲有气无力地抬抬手，表示无关紧要。而作父亲的则欠起身，将背后的枕头垫高一些，以使自己靠得更舒服。“你母亲偶感风寒，无伤大雅的。你放心出去玩就是啦！”
这对白听起来就像是被演员念错了一般，但也符合他的故弄玄虚的作风。作儿子的申辩道：“爹爹，我这可是正经职业！”父亲长吁短叹道：“唉呀！这种地方，你姆妈和我都见识过的。”母亲在病中附和道：“你爹爹说的对。”这无聊的对白只是为了让他赶快走。而他果然推说要迟到了，便朝门外走去。
他的父母还在后面啰嗦着：“那你快走吧，人家帮你找这份工也不容易。不过说到音乐，你比他们有天分。他们比你勤奋，你比他们懒。将来……他打断父母的唠叨：”将来的事情将来再说吧！“他出门而去。而他的父母在床上相对叹息，一副无可奈何而又志满意得的模样。
就我而言，上海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有四十年是隐含着肉体错觉的，其余的六十年，则是一个镜象式的幻想体。因为我所无法摆脱的个体的历史，使上海在我的个人索引中，首先是一个建筑的殖民地，是一个由家属统治的兵营，一个有着宽阔江面的港口，一个处在郊区的工人区，若干条阴雨天中的街道，一个无数方言的汇聚地，一个对日常生活充满了细微触觉的人体，一个把纳博科夫所谓“遵循优雅通奸的伟大传统”和毛泽东式的农民解放溶为一体的地方，一个能指。
十分奇怪，对于我的出生地的幻想，仿佛有一个时间上的锈斑似的顶点，虽然我在迷宫般的旧城中见过几百年前的城墙遗迹，但我的充满幻想的视线始终在二十世纪的短暂百年内转悠，再往前，那是一个古代化的现代，一个在英语中尚未将to Shanghai 这个动词视作以强迫和欺诈手段雇佣水手的同义词的时代，肮脏、糜烂和混乱就要同殖民者一同到来。此前，那个遥远的乡村中国的上海就像绢上的墨迹，意味深长而又无以名状。呃！这个在我今后的生活中还要不断修改的想象，却出乎意料地像是一个所指。我们置身其中的生活因为感官的作用时常令我们迷惑，而一个遥远的过去却稳定地散发着仿佛是传统的光芒。
我时常自问，我是否怀有普鲁斯特式的雄心，想要在记忆深处召唤出逝去了的时光的原貌，而我也不断告诫自己放弃这种努力，那个由诸种物质构成的上海是不存在的，因为它如同一代人的生活，如果未曾被恰当的描述过，它就是不存在的，而描述所经历的衰减、损耗和变易更加深了这一点。
我依稀记得那个下午，工间休息时，坐在邮局的折叠椅上读加缪的书，这位死于车祸的作家写道：“我又听到了郊区的声音。”在窗外电车导流杆与电线的磨擦声中，我隐约获得了对上海的认识，一份在声音版图上不断延伸、不断修改的速写。在上海的市中心，一座如今已被拆除的建筑的二楼，隔着南京路，从它的窗口可以清晰地看见上海图书馆的钟楼，如今它已被改做了上海美术馆，而在历史照片中，我们被告知，这幢建筑曾经是跑马场的一部份。如果出现在虚构作品中，这种历史变迁虽然充满寓意，但依然可以被视作是笨拙的一笔。
外滩，上海的标志、心脏和边缘，那个被不厌其烦地四处展示的建筑群，曾经有两年时间，我在厕身其间的一所学校里念书，这使我有机会从它的背面观察它，从它缝隙般的街道眺望荒凉的浦东，黄浦江上漂浮着的铁腥味，着火的巨轮以及来访的各国海军的舰只。当我叙述这一切时，年代的顺序已经被打乱，因为我想着意呈现的是一幅由记忆连缀的图景，一些由语言的音节带来的触觉，由此与长久以来弥漫在我心间的莫名的沉默相呼应。
这是一个令我有一丝诧异的地方，它是这座城市的形象和象征，但又是如此地外在于它，仿佛悬挂在体外的心脏，在某处支配着这个城市的生活、经验和想象，即使我每日行走于其间，在某些时刻，与某些人、某些事在此相遇，依然只是没有奇遇的旅行，依然只是观光客的浮光掠影般的遐想，即便是本地人，它也给你一种过客的感觉，它只是明信片上的风景，或是你的私人的照片上因暴光过度而令你目眩的背景。曾经因各种原因在此聚集的人群，如今三三两两、若无其事地在此经过，一丝笑意不经意地在他们的嘴角掠过，令我不由的想起杜拉的片言只语，“我生命中的故事是不存在的。”“有过的也不曾有。”或者如艾略特所说的那样：“而你所在的地方也正是你所不在的地方。”以上所引译文出自两位上海的翻译家，王道乾先生与汤永宽先生，这些翻译家的译文构筑了上海的另一个外滩，另外一种若即若离的美。
沿着堤岸，向左右两侧望去，在目力不可及之处，分别是上海的老城和港区，这是上海最为拥挤和最为空旷之处，对我而言，这都只是偶然的与童年的嬉戏游玩相维系着，它们所代表的繁杂和辛劳，在当时都仅仅是为碎片般的记忆而存在的。南市更像是庙宇的后院，在人间含辛茹苦的烟火之上，带有一丝天国的微光，而港区在更多的时候是一个略显冷清的货栈，有些货物经年累月也不见有人挪动，这只是一个孩子们放学后闲逛的地方，它的郊区式的孤寂，码头工人也许是看不见的，一如孩子们所难以触摸的那个令人筋疲力尽的成人世界。
在未成年的时候，我一度喜欢上了黄浦江上的渡轮，花几分钱，随着人流来回摆渡令我沉思我一无所知的事物并且获得慰藉，江面在四季中的形态以及风雨中水面那令人窒息的味道，是最初令我产生迷惘之感的东西。流水天然地变成了一个象征，它的波澜和雾气绵绵不断向两岸涌去，似乎要使潮湿的南方陷入更深的纠缠之中。
后来，我离开江面越来越远，更多地在街道上徘徊、流连和观望，我所幻想的那个黄浦江畔的上海，消失了，因为时间的拨弄，我的杜撰的热情也消失了。我想我知道这是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