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任外交部翻译司副司长。
近些年来，为记者招待会做翻译成为外交部翻译室富有挑战性和倍受瞩目的重要工作内容，“两会”期间尤为如此。2003年四月初到六月底非典期间，卫生部和北京市共举行了十四场记者招待会，向公众广泛披露有关疫情的信息，每场都由电视台进行了现场直播。
戴庆利本人有幸承担了五场卫生部记者会的翻译工作，每次都是在疫情处于重要时刻时召开的，最后一场也是最激动人心的一场就是6月22日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总裁尾身茂在北京宣布“双解除”。
做非典题材的记者会和做其它记者会乃至和戴庆利所从事的外交翻译的其它一些场合相比，有相通之处。要求的能力和技巧类似，都需要翻译有良好的中英文基础，过硬的理解、表达和翻译能力，对翻译主题的全面熟悉，自如的应对技巧及在压力下的工作能力。
记得4月2号戴庆利在上班的时候，处长突然告诉戴庆利，明天有一场关于非典的记者招待会，你去做翻译。而只有半天的准备时间了。记得那时候还把非典翻译成atypical pneumonia。
所以，戴庆利所面对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怎样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有关非典的各方面词汇和知识熟悉起来，形成理解力和“战斗力”。
记得2号当天的下午，戴庆利和几个同事就忙着从网上和各种资料里收集整理关于非典的词汇，这个完全是从零开始的收集整理过程一直持续到非典后期。
一开始词汇主要是有关非典病原体，传播方式，及诊断标准。比如衣原体，副黏液病毒，肺鼠疫，冠状病毒，出血热等等，这些都是发现病原体的排查对象，还有飞沫传播，肺部浸润阴影，血清学检查等。
随着对非典认识的深化和媒体注意力的变化，又出现了很多其它的词汇。比如非典中期，记者们感兴趣的话题主要涉及诊断标准，发病人数，发病率，死亡率，治疗方法，以及政府所采取的群防群控的措施等。到后期，中国和WHO的合作，北京何时从旅行警告和疫区名单中除名的问题，又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
综合的来说，非典词汇有几方面的内容，一是跟非典作为一种传染病相关的医学词汇，即与非典病原学、病理学等有关的词汇。再是有关流行病学的词汇，尤其是发病人数，传染源，传播链，发病率等。
在为记者会准备的过程中，戴庆利一直努力地多掌握几个词和几种表达方法，争取不打无准备之仗，但不管我怎样努力，总不能该知道的都知道。
当然，非典翻译不象外交翻译那么敏感，政策性也不算太强，在用词和组织句子时，有很大灵活空间，这是非典翻译的一个好处，但即便如此，非典词汇的含义中也不乏敏感之处。
记得非典初期用过“有效控制”一词。英文一般说(SARS has been put) under effective control。WHO的官员认为，非典还是一种新疾病，人们对它的认识水平很有限，即使是病例减少，也不要用“control”，他们建议用effective containment一词，戴庆利听说后很受启发。当然非典后期，尤其是“双解除”后，用effective control也问题不大了。
除了掌握好专有词之外，做非典记者会还需要经验和技巧。这和其它的记者会是有共性的。首先是要心理上正确对待。
再就是要了解外国记者关心的问题和提问意向。可以通过上网了解他们报道的重点，并向记者会组织单位询问等。这样可以心中有数，知己知彼。三就是要技术熟练，手眼都要快。
还有就是要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和抗干扰能力。
总之，做好非典记者会是很不容易的，需要有良好的业务素质和水平，快速的学习能力，很强的适应性和一定的工作经验和教训的积累。好在非典时期已经过去，也许这些词汇以后用的机会不是很多了，但对一个翻译来说，这些工作没有白做，对一个善于学习的人来说，每一段工作经历都会留下宝贵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