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陈祖武高小毕业。依当时家庭经济状况，即使他学习成绩再优秀也无法继续供他升学，只有谋生的路摆在面前。幸亏他的家族中有个旅居昆明的堂祖父陈希平看中他聪慧用功，将来学成能出人头地，便慷慨资助前往昆明升学。陈祖武一投即中，考取了云南最好的学校——省立第一中学。
陈祖武进入省立一中求学时，中国共产党已经诞生，马列主义及一些革命进步书刊传到云南，许多进步青年学生都热情接受了这一时代的真理。富有求真求知精神的陈祖武如饥似渴地研读《共产党宣言》、《向导》、《新青年》等革命书刊，吮吸真理的甘露，逐渐开阔了视野，初步看到了一条革除腐败政府、解放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大众的光明道路。
在大革命浪潮的鼓舞下，1924年底，省立一中图书管理员李国柱在青年学生中组织秘密进步团体“云南青年努力会”，陈祖武很快成为该团体的骨干成员，积极参加和组织各项活动。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消息传到云南，陈祖武参加协助李国柱编印了《孙中山先生奋斗史》，翻印《中山演讲》小报，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宣传国民革命。同时以“青年努力会”名义倡导举行了孙中山先生逝世追悼大会，陈祖武在大会上作了慷慨激昂的发言。五卅反帝运动发生以后，全国各界各阶层人民义愤填膺，昆明的青年学生以青年努力会成员为核心，串联各校学生集会游行，宣传和揭露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号召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抵制英日帝国主义侵略，并成立了“云南学生沪潮后援会”。陈祖武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也在斗争中得到很大的锻炼。
1926年暑假，陈祖武回家乡探望母亲。沿途所见，瘴疟猖獗，田园荒芜，人民面带菜色，使他感慨万端，愈发增强了对军阀统治的痛恨。在家乡，他广交朋友，结识有志之士，并向亲友秘密宣传革命道理，鼓励大家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洪流中去。陈祖武还到普洱省立第四师范作演讲。在演讲中，他愤怒地列举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痛斥军阀的卖国投降的行径，激发了师生的爱国热情，受到热烈的欢迎。
陈祖武从家乡返回昆明时，正遇云南籍共产党员张永和等人受全国学联派遣，到昆明向社会各界宣传五卅惨案真相。经过接触了解，张永和秘密发展李国柱、陈祖武、吴澄、严英武加入共青团，建立了共青团云南特支。陈祖武从此走上了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道路。
1926年初，为更广泛地向青年学生传播新文化和马列主义，陈祖武协助李国柱筹办“云南书报合作社”，自筹资金，从上海、广州、北京等地订购革命或进步刊物，供“青年努力会”会员和进步学生研读。陈祖武在革命理论的学习中认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因此向李国柱提出要回思普一带考察农村社会，相机宣传和发动各族农民起来斗争，同时调查英帝国主义势力在澜沧一带边境上的影响和渗透情况。经李国柱同意，陈祖武回思普开展紧张的调查宣传活动。尔后，陈祖武还到东川矿区进行社会调查，接触了解一些进步青年，并发展为青年努力会会员，吸收蒋开榜加入共产党。
1926年7月，发生了唐继尧政府搜捕进步青年的事件，李国柱被迫离开昆明转移到省外。事后，在“青年努力会”会员中一度出现了思想混乱的情况。针对这一情况，10月，陈祖武、严英武主持在英国花园秘密召开“青年努力会”会员大会，动员大家继续团结奋斗，积极投入反对军阀唐继尧的斗争。他们同时告诫大家在进步学生活动受到严厉镇压的形势下，学生中有个别人被军阀政府收买当暗探，所以必须提高警惕，注意这些暗探的行动，防止他们破坏组织，掌握秘密活动情况。
在北伐军直指两湖的革命形势下，1926年8月，共产党员李鑫受中共广东区委和国民政府农民部派遣回云南开展工作，很快与吴澄、陈祖武等人取得联系，先后发展其加入党组织。不久，陈祖武受党组织派遣再次到思普一带进行革命活动。
1927年2月6日，昆明发生了推翻唐继尧统治的军事政变。陈祖武闻讯后从思普赶回昆明，接受党组织安排新任务。鉴于“二六”政变后云南国民革命运动的兴起，中共云南特委委派陈祖武与杨正元、杨大经负责国民党昆明市党部的工作，陈祖武代理市党部宣传部长。他还同时参加共青团的工作。4月，因共青团昆明市委组织委员马登云到嵩明开展农运，由陈祖武接任组织委员。
在中共云南特委的领导下，陈祖武积极开展了一系列工作。由于国民党左派力量在云南的迅速增长，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惊恐，于是勾结云南省当局制造了五一一事件，武力封闭了国民党左派机关和革命团体，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被捕，革命遭到挫折。陈祖武不畏强暴，奔走参与组织各革命群众团体抗议示威，要求释放被捕人员。同时通过各界进步人士斡旋游说，促使当局顺应民心，先后使大多数被捕人员获释。五一一事件后，有人蒙蔽原“青年努力会”部分成员组成“青年娱乐会”的小团体，造谣说吴澄去汉口参加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没有经过选举，是党内不民主，煽动与党闹对立。陈祖武作为原“青年努力会”负责人配合赵祚传前往进行说服争取工作，使大多数人认识到闹分裂对革命的危害，划清是非界限，孤立了个别顽固分子。大革命时期复刊的《滇潮》主编商家歧曾任省立一中团支部书记，在学生中较有威信，但与在学生中闹分裂的人比较接近。陈祖武通过多次说理指出闹分裂的实质及其恶劣影响，鼓励商家歧以革命利益为重，与这些人决裂。商家歧认识了小团体的实质后，便与党组织协同步调，在《滇潮》上大量发表宣传国民革命的文章，对陈祖武等共产党员的来稿尽快予以刊登。陈祖武深切认识到宣传舆论的重要作用，发动党团员积极为云南学生进步刊物《滇潮》、《云南学生》撰稿，组织人员做好发行，使学生进步刊物流传到全省各地各阶层人民当中。
随着大革命时期青年运动的发展，云南共青团吸收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加入组织，亟待组织纪律和工作任务等方面的教育。1927年6月，陈祖武与黄明俊、杨立人等主持在长春路报国寺附近开办团员训练班，用两个星期时间集中学习新团章，传达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使新团员的政治素质得到提高，增强了团组织的战斗力量。
经过陈祖武及战友们的努力，云南国民党左派力量日益强大，深得民心，引起国民党右派痛恨。7月7日，国民党右派掌握的圆通党部居然盗用省立一中、省立一师等校名义印发传单，造谣攻击左派党部和学生联合会，妄图离间革命领导机关和进步青年学生的关系。然而适得其反，“圆通派”的卑劣手段引起了广大学生的义愤。陈祖武当天便与省立一中学生党团员骨干紧急磋商斗争策略。7月8日晨，省立一中学生集队前往圆通党部质问原由，做贼心虚的圆通党部闭门不纳，激起学生更大的愤慨，便劈破其门冲将进去，查抄了冒名宣传品，并砸烂了党部招牌，引起社会上的轩然大波，称为“捣毁圆通党部”事件。这一事件之后，“圆通派”恼羞成怒，加紧勾结云南省当局，派军警搜捕左派党部领导人，杨正元、杨大经等人无法在昆明立足开展工作，中共云南特委决定他们转移往迤南工作，国民党市党部由陈祖武、张月松负责，继续开展斗争。陈祖武还同时兼任昆明市总工会秘书长，主持日常事务工作。不久，中共云南特委又派陈祖武以教师身份去产业工人集中区的东川建立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经过接触考察，先后发展了蒋开榜等人入党，建立了中共东川特别支部，陈祖武任书记。到年底，因工作需要，特委通知陈祖武回昆明，东川党的工作由蒋开榜负责。12月，中共云南特委召开扩大会，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陈祖武在会议中认清了革命形势的严峻，明确了斗争的目标。
1927年的冬天，春城寒气逼人，云南省当局奉南京蒋介石政府旨意，组织“清共委员会”，发布反共戒严令。在风雨如磐的局势下，陈祖武仍然不顾安危，执行中共云南省临委交给的各项任务，紧张忘我地工作。
1928年1月的昆明，弥漫着杀气腾腾的恐怖气氛，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以法国帝国主义分子捏造的“共产党要在1月15日夺取云南省政权”的谣言为借口，出动大批军警，封闭了国民党左派省市党部、省农民协会、昆明市总工会、全省妇女解放协会、省学联等革命群众组织，大肆逮捕云南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先后有100多人被捕。陈祖武也不幸陷于魔掌。敌人看陈祖武年轻，便想从他身上打开缺口，进一步破坏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陈祖武在敌人的审讯中，义正词严，滔滔雄辩，使敌人无言以对。恼羞成怒的敌人大施淫威，严刑拷打。陈祖武坚信共产主义的光明之路，坚贞不屈。3月30日，云南当局向宁死不屈的共产党员陈祖武、赵琴仙、罗彩举起了屠刀。在那个悲壮的日子里，陈祖武和战友们昂首从容就义的情景，给春城人民留下了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鼓舞更多的后来人投入壮丽艰难的革命斗争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