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将小说《红岩》中有关江姐的故事搬上歌剧舞台。歌的音乐为主要素材，广泛吸取川剧、婺剧、越剧、杭滩、洋琴、四川清音、京剧等音乐与会和手法进行创作，既有强烈的戏剧性和鲜明的民族风格，又有优美流畅的歌唱性段落，深刻刻画了英雄人物形象。
歌剧《江姐》，是根据著名作家罗广斌、杨益言的小说《红岩》中有关江姐故事的章节，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改编搬上歌剧舞台。编剧：阎肃，作曲：羊鸣、姜春阳、金砂。
一举成名
经过近两年锤炼，1964年9月4日，歌剧《江姐》在北京儿童剧场揭开神秘的面纱。因事前在《北京晚报》刊发了公演消息，一时观者如潮，第一天就座无虚席。
公演第4天晚，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既没有通知空军，也没带随行人员，自个买了两张票进了剧院。演出中周恩来有时在椅子扶手上打拍子，有时点头微笑，当看到误捉蒋对章那段戏时，禁不住捧腹大笑，邓颖超也笑个不止。虽然没有消息报道，但周恩来观看《江姐》的“口头新闻”，却还是迅速在首都文艺界传播开了：空军搞出了一台大歌剧，把总理都吸引住了。
《江姐》在京公演20多场，场场爆满，反响强烈，各报社记者和观众纷纷撰稿赞扬。刘亚楼分外高兴，以空军党委的名义宴请《江姐》剧组，当剧作者阎肃向他敬酒时，刘亚楼却意味深长地说：你得向江姐敬酒！他叮嘱阎肃，也叮嘱剧组要戒骄戒躁，重视观众的反映，边演出边修改。在刘亚楼的指示下，文工团专门登门拜访有关专家，向部队官兵征求意见；而且，每次演出散场后，剧组演职人员得身穿便装，跟随观众挤上公共汽车，一路听取他们七嘴八舌的评判，并且连夜整理出收集到的观众意见，然后逐条研究，能改的第二天就改。刘亚楼特别规定，这是以后演出中的一条制度。
10月13日晚7时，毛泽东在周恩来、朱德、董必武、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陆定一、罗瑞卿等陪同下，步入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观看演出。帷幕一拉开，毛泽东便被戏中的情景给深深吸引住了，看得很专注，不时鼓掌，开怀大笑。演出结束后，毛泽东登台接见全体演出人员，祝贺演出成功，还说：我看你们的歌剧打响了，你们可以走遍全国，到处演出了。
第二天，全国各大报纸纷纷在头版刊登了毛泽东观看《江姐》的特别报道及同剧组全体人员合影的照片。据悉，毛泽东一生中，只看过两部歌剧，一是在延安看的《白毛女》，再就是《江姐》。
《江姐》移师南下后，先后在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地公演，在中华大地掀起一股旋风。《江姐》每到一地，剧院每天清晨便排起了长龙般的购票队伍，预售票要提前五六天，而且团体票也只能限购20张。从1964年11月19日至翌年初，仅在上海就演出了43场，场场爆满，观众达7万多人。这期间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扮演“一号江姐”的青年演员万馥香，怀着激动的心情，将毛泽东观看演出后和大家合影的照片寄回家乡，以便让母亲分享自己的幸福和喜悦。不料却又引起那些原本就反对她穿军装的人的忌恨，一封信接一封信地告她的状。华东局、上海市委和江苏省委领导为此先后向刘亚楼反映：有人写告状信，告你们，告万馥香。为了弄清事情真相，刘亚楼交代率队领导、空政文工团歌舞剧一团团长兼政委王振魁亲作调查。得知实情后，刘亚楼说：小万的事情你们就别管了，要打官司，我来打！有司令员撑腰，万馥香不仅仍是“一号江姐”，还被邀请到兄弟剧团谈体会，介绍创作演出经验，并写文章在香港报刊发表。
轰动全国的歌剧《江姐》，是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亲自指导完成的。1962年，创作员阎肃从小说《红岩》里抽出“江姐”故事，编成歌剧脚本，呈交刘亚楼将军，将军一口气看完阎肃的稿本，连声叫好，指示说：“要精雕细刻，一炮打响。”在刘亚楼将军支持下，阎肃怀揣剧本，和编导人员几下四川，多次采访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和杨益言，并与江姐原型江竹筠烈士的20多名亲属和战友座谈。经数十稿修改，形成了七场大型歌剧《江姐》剧本。
1963年5月，刘将军在空军文艺创作会议上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空军形势的报告，提出了空军文艺工作的根本任务，指出：“毛主席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我们不能只搞武装，也要搞文化。”会后不久，他亲自定下了《江姐》、《女飞行员》等重头戏，并责成空政副主任王静敏具体组织，表示：虽然国家还很困难，但要保证文工团员的营养。
由谁来扮演“一号江姐”呢？遴选演员时，大家想到了万馥香。但也有人不同意，说她进空政文工团不到半年时间，出身又不好，与革命英雄人物不般配。问题反映到刘亚楼那里，刘亚楼拍板说：万馥香我了解，可以胜任。一个空军司令员，为何了解一个小小的演员呢？说来有段故事。
万馥香原在苏州地方歌舞团工作，颇有艺术天赋，在1962年一次演出时，被率团到上海演出《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的空政文工团总团政委陆友看上，有心把她调到空政文工团，但苏州方面不肯，说她不符合参军条件，其生父是国民党军官，有严重历史问题。不久，苏州专区歌舞团面临解散，万馥香坚决报考空政文工团。听说她跑到北京参了军，当地有人便一封接一封地写告状信，竟然告到总政和中央军委那里。刘亚楼将军了解情况后，又看了万馥香的表演，发话说：她还是个孩子嘛，家庭出身好不好，她有什么责任，谁能选择自己的家庭？就这样，经过一番周折，年仅22岁的万馥香如愿以偿地穿上了蓝军装，成为空政文工团的一名演员，并在将军的支持下，获得了出演“一号江姐”的殊荣。
1963年9月，《江姐》进入试唱排练时，刘亚楼将军特地请来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一同观看。第七场中《绣红旗》头四句唱词是：“线儿长，针儿密，含着热泪绣红旗，热泪随着针线走，说不出是悲还是喜……”罗瑞卿吟哦之余，说不如把第4句改成“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刘亚楼深表赞同，说：个人的一己之悲，终究不如革命大局之喜，两者孰轻孰重，确实可以也应该明朗地说出，这大概更符合以江姐为代表的全体难友的心声。这样可谓“一字千金”的修改，使唱词的意境大为增色。阎肃和编导人员从中受到鼓舞。
《江姐》的剧本虽然出来了，但刘亚楼一再强调文章不厌千回改，艺术就是要精益求精。剧中插曲《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有段唱词：“春蚕到死丝方尽，留赠他人御风寒；蜂儿酿就百花蜜，只愿香甜满人间。”刘亚楼经过反复斟酌，将首句修改为“春蚕到死丝不断”。阎肃细加品味，觉得这一改，含意深厚，体现了共产党人至死不渝的坚定信念和人格力量。
在第五场，叛徒甫志高趾高气扬地带着国民党特务找到江姐所在的地下联络站。江姐顿起疑心，一边给他倒茶，一边套话。刘亚楼看到这里不高兴了，气哼哼地说：不要让江姐给叛徒倒茶，可以安排江姐做别的事嘛。随后，他还指着甫志高的扮演演者刘痕数落：你演的甫志高一点也不紧张，潇洒得很，这个叛徒应该紧张才是，他忘记了自己是什么人。
过了几日，刘亚楼又来看根据他意见修改的排练。看着看着，又批评起来：我还是不满意甫志高，太潇洒了，这个叛徒不好演，要好好体会一下，甫志高的戏出不来，是政治上的损失。批评一阵后，接着又排练。扮演者摇头晃脑刚唱几句，刘亚楼又在台下嚷开了：你看，我们的演员同志又忘了，他一唱就忘，又开始潇洒起来了，他潇洒惯了！团领导和导演希望扮演者认真领会司令员的意见，精心修改。
在第六场，有叛徒甫志高在审讯室里向江姐劝降的戏，原唱词如下：
多少年政治圈里较短长，到头来为谁辛苦为谁忙？
看清这武装革命是空流血，才知道共产主义太渺茫。
常言说英雄豪杰识时务，何苦再出生入死弄刀枪？
倒不如，抛开名利锁，逃出是非乡，醉里乾坤大，笑中岁月长，
莫管他成者王侯败者寇，再休为他人去作嫁衣裳！
刘亚楼看后，觉得甫志高这段唱词话语过白，有副作用，让阎肃作些修改。国家主席刘少奇、总政副主任刘志坚看后，也先后提出应该修改。可阎肃冥思苦想，一时想不出替代的词句。见他迟迟未作改动，刘亚楼就把他叫到家里，说：阎肃啊阎肃，我们三个姓刘的提出意见，你怎么还不改？今天我要关你的禁闭！你就在我家里改，改出来我才放你走。见司令员有点生气了，阎肃也就急了。也许是人急智生吧，在刘亚楼家里，阎肃居然文思如涌，妙笔生花，很快就拿出一稿：
你如今一叶扁舟过大江，怎敌他风波险恶浪涛狂；
你如今身陷牢狱披枷锁，细思量何日才能出铁窗。
常言说活着总比死了好，何苦再宁死不屈逞刚强？
倒不如，激流猛转舵，悬崖紧勒缰，干戈化玉帛，委屈求安康，
人逢绝路当回首，退后一步道路更宽广！
刘亚楼听阎肃吟诵完，又接过稿子看了看，在几处再作了些小改动，才点头认可，宣布解除阎肃的“禁闭”。后来在正式演出时，刘亚楼又要求压缩时间，在剧中不要给叛徒甫志高更多的场面，阎肃就把“常言说……何苦再……”两句给砍掉了。后来大家都说，刘亚楼通过戏剧找到了一个往甫志高身上出气的地方，替江姐等烈士狠狠“收拾”了叛徒一通。
江姐就义前向难友们告别的那段唱词，也是刘亚楼让改，而且是他亲自改的。刘亚楼曾说：不要把艺术神秘化，政治工作者应该懂得艺术，文艺工作者也应该懂得政治。空军政委吴法宪见司令员亲抓《江姐》，对此也十分关注，往排练场跑得挺勤。所不同的是，他总像有那么一点例行公事，做给别人看的味道。看完排练，他摆着手说：别改了，一字也不须再动了，就这样行了。等到下回再看，发现某处又有改动，吴法宪就有点不高兴了，问文工团领导：怎么搞的嘛，叫你们别改，怎么又改了？文工团领导小心翼翼地回答：这个地方是刘司令叫改的。吴法宪一愣神，眼珠一转，马上改口道：改得好，改得好，就按刘司令的指示改。
刘亚楼留苏期间，看过《天鹅湖》、《卡门》等名剧，对西洋歌剧的套路颇为了解，也懂得民族唱法，所以他在《江姐》排练中提出的意见，绝不是隔靴搔痒，离题万里，而是经常能说到点子上。对此，剧组人员都服他。《江姐》的修改不知有多少次了，连阎肃都认为差不多可以了，可有一天，刘亚楼对他说，人家歌剧都有主题歌，《江姐》也要想办法写一个主题歌加进去。
别的歌剧创作，大多是先有主题歌，后有咏叹调，而《江姐》是先有咏叹调，原因就是歌词迟迟定不下来。按照刘亚楼的意见，阎肃写了一段歌词：“行船长江上，哪怕风和浪……”他又情不自禁地想到四川去了，刘亚楼看后不满意，剧组上下也都跟着摇头。阎肃写了数稿，都未通过，最后又被刘亚楼关了“禁闭”。走投无路之际，他从衣兜里掏出一页稿纸，哭丧着脸向司令员报告：上海音乐学院有位教授叫我写个关于梅花的歌词，我取名叫《红梅赞》，离《江姐》怕是远了点，您看能不能当主题歌？刘亚楼要阎肃念来听听，阎肃便抑扬顿挫地吟诵起来：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
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昂首怒放花万朵，香飘云天外，
唤醒百花齐开放，高歌欢庆新春来。
听完，刘亚楼高兴地一拍桌子：这个好啊，就这个，定了！
随后，刘亚楼又召来曲作者羊鸣、姜春阳，说：一部戏，除了精彩生动的剧情，还得要有两三首好歌起兴。写出好的歌词不易，谱成优美的曲子也难，但我们要有信心攻下这个堡垒。我们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中有首《十送红军》，就很有特色，找不到和它雷同的，《江姐》这部戏也一定要有观众喜爱的好歌。
主题歌《红梅赞》的创作修改，也是刘亚楼亲自过目审定的。曲作者先后谱了8首，反复比较选择，修改了20多次才最终定稿。剧组上下的精雕细琢，终于使《江姐》成为一部经久不衰的优秀作品。1996年，在谈及歌剧《江姐》时，阎肃，这位文艺界无人不晓、有着国宝级“文艺将星”之誉的老艺术家如是说：“我始终是怀着深深的敬意感激、怀念我们的这位司令员的，他是那样热情，那样炽烈地爱护、扶持歌剧《江姐》，那样鲜明、强烈、无微不至地关怀和支持文艺工作的。”
最为感人的是，刘亚楼将军在上海治病时，仍关心着《江姐》。空政文工团一到上海，他就召见文工团领导和主要演员，并抱病参加了1964年11月19日在沪的首场招待演出。1965年春，刘亚楼的病情开始恶化，但不管身体多么难受，他仍要不时询问演出情况，有时还把编导和演员找来，逐条研究观众的意见，躺在床上艰难地修改歌词。最后一次，他还用手使劲地压着疼痛的肝部，语重心长地对编导和演职员们说：你们的戏已经演了不少场了，到处受到好评，我赠给你们几句话，算是祝贺吧：谦虚谨慎，重视缺点，保持光荣，发扬光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