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房，本姓李。汉元帝时为郎、魏郡太守。治易学，师从梁人焦延寿，详于灾异，开创了京氏易学，有京氏易传存世。
由于他开创了今文《易》学“京氏学”，自成一派。《易》作为中国学术源头之一，研求者代不绝迹，京房是其中颇有影响的一位。京房的《易》学得之于焦延寿。焦延寿讲《易》，喜推灾异，以自然灾害解释卦象，推衍人事。《汉书·京房传》概括焦延寿的学术道：“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卦更值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汉代《易》学流变为术数，焦延寿是始作俑者。
京房从焦延寿学《易》，深得焦氏《易》学“真谛”。他把焦延寿以灾异讲《易》的做法推向极端，到处宣讲，以之干政，使《易》学此一流派在当时声名显赫，对后世影响极大，以致人们把这一流派称之为今文《易》学“京氏学”。焦延寿大概看出了京房以《易》干政的危险性，曾不无忧虑地说：“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汉书·京房传》）最后结局果然不出焦氏所料。
把灾异与政治相联系，这种作法并非始于京房。京房的“创新”在于，他把这种联系置于《易》学框架之内，从而令人耳目一新。但灾异与政治之间并无因果联系，要想以讲灾异干政，就必须对当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格局有一定了解，洞察其发展变化趋势，能够做出比较准确的预测，再把这些预测与自然灾害、反常天象结合起来，才能为人们所接受。京房不乏这方面能力。汉元帝初元四年（前45年），他走上仕途，不久，“西羌反，日蚀，又久青，亡光，阴雾不精（清）。”京房趁此机会，“数上疏，先言其将然，近数月，远一岁。所言屡中，天子说之。”（《汉书·京房传》）通过讲灾变的方法，京房获得了元帝的信任。
政治主张
京房讲灾异的目的在于干政，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由此，当汉元帝召见他时，他就趁机对元帝宣讲自己的见解，说：
“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汉书·京房传》）
元帝被京房的见解所打动，“诏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课吏法》，上令公卿朝臣与房会议温室，皆以房言烦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许。”（《汉书·京房传》）京房提出《考功课吏法》，没料到在百官面前碰了壁，被搁置起来。当时，“中书令石显专权，显友人五鹿充宗为尚书令”（同上），二人把持朝政，与京房有矛盾。京房想除掉他们，在一次元帝宴见他时，趁机下说词，他先讲了一通帝王任人不当，会造成天下大乱，灾异横生，然后指出：
“《春秋》纪二百四十二年灾异，以视万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春秋》所记灾异尽备。”（同上）
他进一步指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是用人不当所致。这些话，危言耸听，令元帝悚然心动，连忙向京房打听错用的是谁，京房趁机提出：“上最所信任，与图事帷幄之中，进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把石显端了出来。由此，石显、五鹿充宗等对京房更心怀怨恨。这次京房提出《考功课吏法》，遭到官员们反对，皇帝让京房推荐其“弟子晓知考功课吏事者，欲试用之”，石显等人趁机上疏，提出“使弟子不若试师”，试图把京房排挤出朝廷中枢。元帝接受了石显等的建议，“以房为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得以考功法治郡。”（《汉书·京房传》）京房离京后，石显等借机罗织罪名，最终竟将其置于死地。
在以灾异干政方面，京房失败了，但他发展出的这套理论，在中国历史上却影响甚大。中国古人重视观察、记录异常天象和自然灾害，与这种思想方法不无关系。中国古代天文学有一重要特点：重视天象观测、记录。这一特点的形成，就是由于天人感应思想和京房这套灾异论影响的结果。
京房既要讲灾异，就要观察、了解灾异，这使得他有可能做出一些在科学史上比较重要的发现。例如，《开元占经》卷九“日食而珥有云冲”一节记载京房的话说：
“日以甲乙有四珥而蚀，有白云冲出四角，青云交贯中央。”
日珥是日面上不时发生的火焰状喷出物，一般情况下难以看见，日食时则较易于观察到。早在战国时代，甘德、石申就曾注意到日食时日面边缘有群鸟或白兔那样的东西，那就是日珥。京房则注意到日全食时有时可见到好几个日珥。引文中他所说的是四珥，在同一节中还提到过二珥、三珥的情形。另外，这里他所说的“有白云冲出四角”，指的是日全食时有时有白云从日面边缘向四面冲出的情景，这应当是指日冕。有的日冕呈射线状，因而有“冲出”的感觉。描述日冕的文字，此前并不多见。由此，京房的观测非常珍贵：他的描述是准确的，而且在时间上也相当早。
乐器改良
五音
京房在乐器改良方面也做出了贡献。过去，笛不用商，只有四孔，对应于宫、角、徵、羽。京房加商于笛，合成五音。他加孔置笛后上部，便于按指吹奏。这一做法一直沿用至今。
发明
京房的另一成就是发明了一种由十三根弦组成的称为“准”的定律器。《后汉书·律历志》记载了京房发明“准”的缘由及“准”的具体形制：
“房又曰：竹声不可以度调，故作准以定数。准之状如瑟，长丈而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钟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画分寸，以为六十律清浊之节。”
在“准”发明之前，音律标准器主要由竹子制成，但竹管充当标准器，有其不足之处，即“竹声不可以度调”，很难通过调节它的长度来审音。由此，京房发明了“准”，“准”的结构原理类似于瑟，它有十三根弦。我们知道，瑟的一弦一柱，其清浊全凭移柱来定。“准”的十三弦亦各有柱，可以通过移柱调整各弦振动频率。京房以合于黄钟管音的中弦为其余十二弦的准则，由于其余诸弦粗细相同，张力相等，因此就可以用它们的长度来审音。《后汉书·律历志》对此总结说：“均其中弦，令与黄钟相得，案画以求诸律，无不如数而应者矣。”
京房改管为弦作为定律器，还有另一目的：用以证其六十律。把音律学理论与乐器改造相结合，这种努力应予肯定。
见解
《后汉书·律历志》在介绍京房的音律学见解时说：“房言律详于歆所奏，其术施行于史官，候部用之。”我们知道，王莽托古改制，曾指派刘歆组织精于律历学者讨论度量衡音律之事，后来刘歆把他们讨论结果呈报皇帝，此即史书上所谓的刘歆“典领条奏”。京房“言律详于歆所奏”，这一评价表明，京房的音律学造诣及贡献的确很高。他在科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是应该的。
纳甲体系
在京房易中，阴阳二气的对待深入于其各种学说。于其纳甲体系，《京房易传》云：“分天地乾坤之象，益之以甲乙壬癸。震巽之象配庚辛，坎离之象配戊己，艮兑之象配丙丁。八卦分阴阳、六位，配五行。光明四通，变易立节。”显然，京房的纳甲原则为阳卦配阳干，阴卦配阴干，即：
阳卦乾震坎艮 阴卦坤巽离兑
阳干甲庚戊丙 阴干乙辛己丁
纳支遵循
除纳甲外，京房还将十二支纳入八宫卦中。广义的纳甲也包含纳支。纳支遵循的原则同纳甲一样，仍是阳卦纳阳支，阴卦纳阴支。二期内在机制，卢央认为，乃是历法及生律法纳入。具体为：从历法来看，冬至所在之月或建子之月为一年之始，二十二律以黄钟为首，黄钟又自冬至始，所以黄钟当乾之初九，纳支为子。此起点确立之后，京房又根据音律之三分损益法，按十二支来说，即隔八生律法，纳其它各支。隔八生律法即：律起于黄钟子位当乾初九爻，再从子位起算，历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八位，这是林钟未位，当坤初六爻，于时为六月。再从未位起算，未申酉戌亥子丑寅，这时律为泰簇寅位，当乾九二爻，时为正月。如此隔八相生，得出全部十二律及其支位所对应的爻位。这样，乾从初九到上九分别纳子寅辰午申戌六支；而坤卦是阴卦，据“天道左旋，地道右旋”之则，应右旋与六阳律相反方向运转，最后得出坤卦从初爻至上爻分别纳未巳卯丑亥酉六支。
其余六卦
其余六卦各爻配支的法则，按律历之相配，“十一月和五月为子午，阳支配阳卦各爻，故配长男震，……与乾卦同。十二月和六月为丑未，阴支配阴卦，故长女巽卦当之。
……接着正月和七月当寅和申，又纳于阳卦，则以中男坎卦配之。……再接着是二月和八月为卯和酉，则以中女离卦配之。……然后是三月和九月，当辰和戌，以少男艮卦配之。……最后是四月和十月，为巳和亥，以少女兑卦配之。”
卢央之说
《汉书－艺文志》载：“京房好钟律，知音声，……房本姓李，推律自定为京氏”，由此可证，京房确有可能根据历法及生律法将十二支纳入卦体中，故卢央之说应该可信。
汉代以前，人们已将音乐看作阴阳和合的产物。如《乐记》云：“地气上升，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地气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焕之以日月，而百化与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这就把“乐”作为天地阴阳二气相摩相荡的产物，将阴阳节奏视为阴阳升降的表征。《管子－地员》与《吕氏春秋》皆对音律之“三分损益法”或“隔八生律法”进行过描述。如果卢央之京房依历法与生律法纳支之说成立，那么，纳甲说的背后乃是一幅阴阳对待、流行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