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汶祥刺马案指的是清末张汶祥刺杀两江总督马新贻的历史事件，此案疑雾重重，广为流传，成为晚清的四大奇案之一。马新贻被刺后，立即有“刺马案”戏文上演。
太平天国失败后，人们传言曾国藩有野心，其实他的部下早就怂恿他谋取帝位。在与太平军作战时，清廷不得不依重湘军，但是，如今太平军被“荡平”了，慈禧太后能允许曾国藩在江南坐大吗？东南卧着一只虎，她睡觉也不安心。于是她把曾国藩调离江宁，派马新贻任两江总督，迅速裁撤湘军。
江宁是湘军攻下来的，两江一直被湘军视为私地，他们在那里经营了数年，岂能轻易让给马新贻。马新贻几十年来一直没有自己的军队，孑然一身来到江宁，如入龙潭虎穴。马新贻被刺，朝廷心中明白，为了不致激起兵变，动摇清王朝的统治，赶紧调曾国藩回莅江宁坐镇。从此，两江总督宝座长期掌握在湘系手中，其他人不敢问津。
太平天国失败后，湘军的劣根性充分暴露出来，他们比土匪还要凶残，明目张胆地肆疾抢掠。清末施行裁勇改兵制度以后，几万湘军士卒被裁撤，其中不乏将领。这些人并不回乡务农，而是到处游荡掳掠。有些人参加了哥老会，有些人本来就是哥老会成员。湘军裁撤扩大了黑势力，散兵游勇又与黑势力结合，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马新贻在惩治散兵游勇时非常严厉，尤其是他任命以剽悍著称的袁保庆为营务处总管，抓到为害百姓、有非法行为的散兵游勇即就地正法。散兵游勇和黑势力对他恨之入骨。
那个曾给孙衣言透过口风的颜士璋颇有心计，他写了一本《南行日记》，记述了赴宁的全部过程。据他的曾孙颜牧皋说，日记中写道：“刺马案与湘军有关。”“刺马案背后有大人物主使。”
张汶详刺杀马新贻，在警卫森严的督署重地一扑而中。马新贻被刺后，立即有“刺马案”戏文上演，而且正值乡试，安徽学政殷兆镛出试题，竟然寓其讥讽，乔松年也来凑热闹，写了一首歪诗作证，湘军将领给张汶详立碑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刺马案是一件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谋杀事件。从案件的实施，到舆论的有力配合，以及对审案的精心策划和对结案的精明设计，都说明它出自高人之手。
马新贻，字谷山，号燕门，别号铁舫，回族，山东菏泽东北五十里马海村人，生于1821年（清道光元年），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先任安徽建平（今郎溪）县知县，再任合肥县知县，庐州府知府，升任安徽按察使（俗称臬台），再升安徽布政使（俗称藩台），后升浙江巡抚（俗称抚台），成为一省行政长官。同治六年（1867年）升任闽浙总督（俗称制台、制军），成为节制浙江、福建两省军政的方面大员，同治七（1868年）年，改任两江总督，节制安徽、江苏、江西三省军政事务，并兼办理通商事务大臣（虚衔），官居一品。同治九年七月廿六日（1870年8月22日）在督府侧门被张汶祥以利刃刺入右胁，次日陨命。
湘军，是清朝著名的地方军阀武装，清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以吏部侍郎的头衔回湘办团练，用“营官自招”方式组建一万七千人的地方武装，能征惯战，与太平天国军队恶战多年，转战数省，扩充至十余万人，于同治三年（1864年）在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率领下攻破太平天国的天京（今南京），为清廷立下汗马功劳，成为清末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政治力量。曾国藩以军功连升高官，后任直隶总督、两江总督，节制浙、赣、苏、皖四省军务，官居一品，并封侯爵。曾国藩久在江南，苏、皖、赣各省大小官员均为曾的部下、门生、故旧，湘军驻防三省各地，而这三省的赋税收入占了清廷年收入的三分之一。这样一股庞大的地方势力，已成尾大不掉之势，清皇室已对此颇为忌惮。
太平天国在南方纵横十余年，积累了大量的金银财宝，大部分囤积在天京。湘军攻破天京，这些金银财宝被湘军抢掠一空，自曾国荃以下，人人发了大财，回乡买田宅，置产业，国人侧目。清政府令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查报太平天国留下的金银财宝，曾国藩上奏说，破天京时，天王府一场大火烧得片瓦无存，没有留下什么财宝。对此清廷心存疑虑，很想查清，又不敢得罪湘军集团，处于两难境地。
同治六年十二月八日，内阁奉上谕：“闽浙总督箸马新贻补授，等因。钦此。”马新贻由浙江巡抚升任闽浙总督，按惯例，马新贻上奏要求进京陛见请训。同治七年五月廿八日，马新贻进京陛见，并乞赏假二十日回乡祭祖。七月十九日，马新贻回到家乡菏泽马海。八月初九日假满，遵制启程赴任，十三日到济宁，邸报载：同治七年七月廿一日，内阁奉上谕：“两江总督箸马新贻调补，毋庸来京请训。钦此。”同时又接兵部火票递送军机大臣字寄称：同治七年八月初五日，内阁奉上谕：“新授两江总督马新贻，箸充办理通商事务大臣。钦此。”马新贻九月到江宁任两江总督。
马新贻是文官出身，不懂军务，但以做事精明干练著称。清廷把曾国藩从两江总督任上调开，去任直隶总督，远离他的老窝，换马新贻任两江总督，去一方之霸，安排一个忠介文官，这恐怕是老谋深算的慈禧太后的一手高招。慈禧太后用马新贻为两江总督，有没有令其查证曾氏兄弟及湘军集团之劣迹、追查太平天国金银财宝下落的密旨呢？对这个问题，纵然没有找到确切证据，但也有蛛丝马迹可寻。
其一，马新贻实授闽浙总督，在进京陛见请训时，曾先后十余次被召见，最后一次是慈禧太后在养心殿住处召见。召见后马新贻退出来，时值六月，马新贻大汗淋漓，朝服都被浸湿，满面惊恐。据马新贻的后人说，慈禧太后授以密旨，要其密查太平天国金银财宝下落。马新贻深知此事极为重大，极为凶险，故此失态。按说方面大员第一次进京陛见，理应到处拜见高官、京官，疲于应酬。可是马新贻在最后一次召见后匆匆离京，回乡祭祖去了，这是有违常理的，除有重大事务，不会这样行事。
其二，马新贻离京回乡时，清廷尚未发出其改任两江总督的上谕，马新贻显然已经知道他要改任两江总督的信息，因为作为闽浙总督是没办法查的。据马新贻的后人说，马新贻回乡祭祖假满启程前，将其两位兄长招到秘室，反复叮嘱：“我此行吉凶难料，万一有不测，你们万万不得赴京告状，忍气吞声，方可自保。”两兄闻言惊恐万状，也不敢向家人透露半分。
其三，马新贻任两江总督两年，干了许多实事。如何查的案，无据可查。其间清廷大裁军，湘军被迫裁军数万，裁下的湘军官兵并未回湘，原在湘军中“哥老会”大行，裁下后就变成了地方上的黑势力，与湘军、官府勾结，无恶不作，给社会带来不稳。马新贻镇压了一批地方黑势力，打击了湘军的“地方别动队”。
其四，同治九年七月廿六日（1870年8月22日），马新贻例行阅军，在督府右箭道检阅射箭。阅毕，走侧门步行回督府。前有数名巡捕开道，后有武弁、兵丁簇拥，而刺客张汶祥从旁边突然冲出，直扑马新贻。马新贻右胁中刀，即倒下，被迅速抬入督府，次日伤重不治。张汶祥刺马后并未趁乱逃走，即被拿下。张汶祥口中不停地叫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有来有去。”“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其四，马新贻被刺，几天后清廷发出上谕：“亟须严行讯究，即箸魁玉督同司道各官赶紧严讯，务得确情，尽法严办。”江宁将军魁玉会同藩台梅启照等人审讯刺客张汶祥。几天后，又加派漕运总督张之万参与审讯。此数人借口案情重大，拖拉时日，也不对刺客用刑，借口是：“案情重大，徒事刑求，倘未正典刑而庾死，谁任其咎？”最后魁玉、张之万上奏说：“张汶祥矢口不移其供，只是因私对马心怀愤恨，为同伙报仇，为自己泄愤，无另有主使各情，尚属可信。”并以此拟定罪名结案。
其五，清廷并不相信魁玉、张之万的“拟定罪名”，即谕令曾国藩火速回任两江总督，并加派刑部尚书郑敦谨为钦差大臣，携带刑部两名郎中（即满人郎中伊勒通阿、汉人郎中颜士璋）即刻赴江宁复审。
其六，曾国藩接旨后坚辞再任两江总督，并上奏以病体请求开缺养病。清廷不予批准，谕令尽快赴任，但曾国藩迟迟不动，拖延近三个月才到江宁接任。
其七，郑敦谨是刑部主官，素来有“铁面无私”的称号。他受命时正值隆冬季节，大雪阻隔，车马不能行，郑即与两个郎中徒步踏雪而行，赶赴江宁，行程四十一天，大年初一方到江宁，第二天就关门审案。郑的本意也想查个水落石出，也不枉其“铁面无私”的称号。审了几日，张汶祥并不改口，曾国藩坐在一旁只听不言。郑敦谨满腹疑惑，私下问曾有何看法，曾国藩淡淡地说：“看来只好照魁、张原奏之法奏结此案。”郑敦谨听后恍然顿悟，明白此案是不能再深究了。于是即按魁、张原奏之法奏结，仍按原拟罪名定案。参审的江苏候补道孙衣言、山东候补道袁保庆对此极为不满，当面质问郑敦谨，郑说：“万一审出是某某人主使，某某军队是后台，此案如何了局？”结案奏章须所有参审人员一一“书诺”（即认可并愿意负责），孙衣言、袁保庆坚决不“书诺”。
其八，结案奏章以四百里加急进京，未等圣旨下达，郑敦谨即携两个郎中离开江宁。曾国藩依例奉上“程仪”，郑分文未取，两个郎中各受纹银500两。行至清江，郑敦谨打发两个郎中回京交旨，自己写奏折称病不能任职，请求开缺。清廷不允，给假两个月养病。郑敦谨自行弃官回乡，终生不再为官。
其九，刑部两个郎中回京后不久就悄然离京，汉郎中颜士璋被放兰州知府然而并无实缺，贫困潦倒，西北大帅左宗棠出身湘军，深知其中黑幕，对颜无辜受过十分同情，令其军中帮办。满郎中伊勒通阿“给全俸以养天年”，回老家去了。
其十，江苏候补道孙衣言，性情耿直，文笔老辣，山东候补道袁保庆，嫉恶如仇，言辞犀利，两人候补数年均未得实缺，十分落魄。马新贻到任后知道了孙、袁二人的才干，点名保奏要孙、袁到督府任职，成为马新贻的左右手，号称马新贻的一支笔、一张嘴。马新贻死后，孙衣言应邀为其撰写《神道碑铭》，慷慨激昂，直书胸臆：“…..贼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实，而叛逆遗孽，刺杀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经断，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惧。而狱已具且结，衣言遂不书诺。呜呼！衣言之所以奋其愚憨为公力争，亦岂独为公一人也哉！”此文一出，震惊朝野，舆论大哗，就连慈禧太后也明白其中大有隐情。然而，清廷不会为了一个死去的人，甘冒激变地方势力、动摇大清江山的风险。斯人已经做古。就让他去吧。
从上述十个方面的迹象来看，马新贻之死，决非如同戏文里、《清稗类钞》里所传的“桃色案件”，也决非如同当时新闻、邸报里公布的“挟私报复”，可能是与查访曾氏兄弟、湘军集团的劣迹和太平天国金银财宝去向有关，这恐怕才是官居一品的方面大员马新贻被刺杀的真正原因。
从整个事件的过程分析，曾国藩极有可能并非“张汶祥刺杀马新贻案”的幕后主使，而是其弟------湘军总督曾国荃，但曾国藩显然知道是其弟和湘军集团所为。然而此案关乎曾氏家族和湘军集团的声誉、威望，也害怕如若揭穿此案可能会牵连出更多的劣迹、更多的人，引发全面崩溃，因此曾国藩不得不曲为遮掩，并想办法消除后患。
后话
马新贻死后，张汶祥被凌迟处死，并掏出心、肝在马新贻的灵柩前致祭。四月，灵柩运至菏泽马海，七月，葬入马氏新茔。清廷对对马新贻赏加太子太保衔，照总督阵亡例赐恤，入祀“贤良祠”，国史列传，赐谥号曰：端敏，在江宁、菏泽、庐州、及浙江海塘为马新贻立祠，马新贻无子，嗣子马毓桢加恩赏主事，分派在刑部学习行走。
《投名状》的故事情节原型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刺马案，该案地位与“杨乃武与小白菜”并列。因为牵涉到美女、义气、背叛诸多戏剧元素，被改编成京剧、电影。电影最出名的当数三十多年前导演张彻为邵氏所拍版本。刺马案中的张汶祥、黄纵皆为草莽中人，与马新贻不打不相识，并结为异姓兄弟。老二黄纵的妻子米兰爱慕大哥马新贻，但马新贻建立起感情的坚强防线，未被米兰的爱所冲破。待马新贻任两江总督，米兰对于马新贻愈加爱慕，而马新贻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的道德和感情防线也彻底崩溃，终于占有了米兰，杀害了兄弟黄纵。老三张汶祥闻得此事义愤填膺，刺杀了马新贻，并在刑部公堂之上供认不讳。
陈可辛重新演绎《刺马》老牌导演张彻的经典之作《刺马》，当年是由姜大卫、陈观泰、狄龙与井莉主演。整个故事围绕三个男人为一个女人反目成仇，血腥刚烈。当年张彻的影片色彩很用力，该片不仅横扫第11届台湾金马奖，还被奉为导演张彻和动作指导刘家良合作的典范。时隔多年，由陈可辛重新搬上银幕的《刺马》，片中三位男主角将换成李连杰、金城武与刘德华。李连杰饰演由正转邪的马新贻，刘德华饰演被夺妻并遭杀害的黄纵，金城武的角色则是最终完成“刺马”的张汶祥。本片的背景为清朝，剧中男演员都得剃头上阵。此次《刺马》将走写实路线，除了三大男主角之外，根据剧情其他演员“一定要很男人，一定要不帅”，拍摄中也将“风餐露宿”。金城武一改以往英俊潇洒的形象，以胡子拉碴的造型出镜。
刺马更名为《投名状》耗资四千万美金，集结三大华人男星李连杰、刘德华、金城武与女星徐静蕾的史诗战争片《刺马》，确定正式更名为《投名状》。本片自去年底开拍以来便备受媒体瞩目，虽然导演陈可辛曾表示此次所拍故事是全新内容与观点，然则各界媒体总不断指本片是重拍旧版邵氏《刺马》，为避免混淆，经导演钦点决定正式改名为《投名状》。面对外界误认《投名状》是重拍邵氏《刺马》，导演陈可辛表示在史书、小说传奇或戏剧中，创作者可以自由取材诠释，并不存在“重拍旧版”与否的问题；特别是自开拍之后，导演与编剧小组进一步丰富本片剧情，更让“投名状”成为全然不同的作品。
《投名状》拍摄压力大《投名状》是陈可辛执导的首部古装大片，但是开始一个月的拍摄并不顺利，原计划7天拍完的首场戏到实际拍摄时竟然用了20天，陈可辛坦言无论在投资还是创作过程中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主要是对天气和动作设计上有点低估。这次的动作设计完全是一个摸索的过程，这并非是要创造出什么新动作，而是我完全追求动作上一种‘实’和‘有劲’的感觉，没有古装片中惯用的威亚、也不在镜头上做什么文章。但是这却让其他人非常没有安全感，他们总是说我把中国武侠片惟一的长处给灭了。”此外，由于片中大场面的戏份非常多，陈可辛表示在沟通上也极为复杂。不过他并未因此而改变自己多年的工作方式：“拍戏总是想做的做不到，没想到的反而做到了。这次虽然是我投资最大的一部影片，但是我依然会给拍摄现场留有很大的创作空间。这么多优秀的人员在一起，我必须迁就每个人的情绪和表达的方式，即便是我明知不会被用在影片里也不会在当时打断对方，因为你可能会捕捉到你想要的瞬间。而最后我要做的，就是把所有人的表达归纳到我的轨道上。”
比导演更懂角色的李连杰陈可辛说，《投名状》里那些江湖血雨、人心险恶的东西，对他自己来说只是纸上谈兵，但对李连杰来说，“曾经活在那些故事里”。有场戏，庞青云打苏州，围城一年后，缺粮缺枪，只能去求手握粮草，但一直怕他功高盖主的三公，可三公根本不见庞青云，绝望中庞青云决定去求一直以来的死对头何魁将军，以攻南京让出头功为代价。李连杰跟陈可辛说，他觉得庞不会找三公，他一开始就会直接去找何魁。“李连杰其实更懂得在这种四面楚歌的环境中，如何求生。”陈可辛说，到那时他才明白，人年轻的时候的生活真的会影响到他们的判断，李连杰比自己懂庞青云。结果，陈可辛还是希望那个阶段的庞青云，对人生不要有那么深的城府，希望他得到观众的同情，保留了这场戏。但是他也认识到，“李连杰对庞青云这个角色的理解，跟我不同，或者更深也不一定。”
《投名状》犯了金城武的三大忌陈可辛其实和金城武是老朋友，前年那部《如果·爱》已经建立了信任。但说动李连杰只需要15分钟，说动金城武却用了两个月。因为《投名状》犯了金城武不接戏的三大忌。第一，不接和别的男主角轧戏的戏；第二，不接古装；第三，不接在太辛苦地方拍的戏。尤其是第一条，了解金城武甚深的陈可辛泄密解读：“首先，金城武是个与世无争的人，其实，这个世界没有真的与世无争，只是表面与世无争。做演员怎么能不争？所以到男主角一多，大家都争的时候，他一定吃亏。”接不接姜午阳这个角色，金城武苦思了两个月也没答应，陈可辛以为他一定不演了，准备找别人，却在深夜接到金城武电话：“我还是演啦，相信你啦！”金城武说最终他说服自己接这个角色的理由是，“我信任陈可辛，我会给他看我不自信的一面。”
陈可辛：我看到的兄弟情，都是基于利益的需要外界给《投名状》的描绘一直是一部“讲述兄弟情的战争片”，但其实导演陈可辛从小到大“都没有过什么兄弟情。”甚至，你问他朋友，他也只能指指坐在不远处的吴君如，“我要没有她呢，就没有朋友。”然后，诚恳抱歉地从眼镜后面望着你。陈可辛自小没有兄弟，只有一个妹妹，跟爸爸关系最好。在学校因为个子小，不打球，甚至没结交上什么球友，反而喜欢和女孩子交朋友。从小到大没有打过架，没有混过哥们儿，最热血沸腾的一次是观摩别的男孩子打群架，“就像看那些黑社会片一样，突然间很兴奋很紧张，那些血啊，砖块啊，好像古惑仔的戏一样。”成年后陈可辛的第一份工是在嘉禾做暑期工，1986年吴宇森在嘉禾旗下拍摄一出以泰国为背景的枪战片《英雄无泪》，找来懂泰文的陈可辛帮忙，从此入行。29岁当导演，拍《双城故事》，拍到张曼玉与谭咏麟离别的戏，自己和在场的工作人员一起掉眼泪。从此，他拍的都是爱情戏，直到《投名状》。他皱着眉说：“我不晓得什么是兄弟情。有时候在酒吧喝酒，会有人拍着我的肩膀说‘大家都是好朋友，好兄弟’，我每次听到这些话都会起鸡皮疙瘩，觉得还是不要藉酒精将情绪浪漫化吧。我看到的，都是基于利益的需要。真有那么好的兄弟情吗？我向往，但是我没有。”所以，在《投名状》里，兄弟情最后被阴谋论取代。那种港片中经典的用枪指着头问“是不是兄弟？”的场面没有出现，反之是庞青云危难时骗赵二虎留下的巧言令色，大功告成后躲在暗室里暗示杀戮的眼睛。陈可辛觉得，这就像现代社会里，“当大哥的CEO生意顺当了，开掉以前做拓荒牛的小弟。”
《投名状》的动作《投名状》开拍第一天，拍一线天劫军粮那场戏。原计划拍7天，结果，拍了一个月，中途陈可辛一度觉得“完蛋了”，第一场戏就拖成这样，后面别想拍了。沮丧时甚至自我否定到想主动请退，让投资方换导演。原因是陈可辛从来没有拍过打戏，更别说动辄群众演员上千的战争场面了。他请来的是中国最好的三个动作指导之一——程小东。程小东外号“威也王”，最擅长多个威也连用，让演员在天上飞着打。动作风格飘逸灵动，漫天小飞侠。你看过的《新龙门客栈》、《英雄》、《黄金甲》、《少林足球》都是他的手笔。但这次陈可辛要求的却是——真实，所以，“你一个威也都不要用，一个花哨的招式都不要设计，全部都要‘实’。”金城武（听歌）说，陈可辛撂下这些话就走了。剩下程小东一人绞尽脑汁，几近崩溃。“外行指导内行”的惨痛局面终于出现了，程小东明白陈可辛的意思，但是程家班整组人要从“空军”立刻变成“陆军”，不知多少工序细节要被颠覆，彼此沟通起来，问题多多，惯性难改。直到十天以后，来了一个“翻译”——李连杰。“我一个不会拍武打片的导演非要追求真实感，讲的东西他们都听不明白，程小东那组人就很难做。李连杰懂动作，又明白演员，熟悉导演，结果他就做了一个沟通的桥梁，很明白地传译出我要的东西。”连程小东也说：“他是唯一真正懂武术的演员，有他沟通，我容易多了。”李连杰透露他“翻译”的过程其实充满“暴力”，“我和小东是20多年的哥们儿，我可以和他关起门来，拍桌子打板凳，你那样做，不行！你听我的！”在李连杰看来，程小东和陈可辛的沟通障碍只是“两个语言不通的外国人，一个做惯了批萨，另一个非要吃饺子。有一个翻译，一下就明白了”。“一线天”之后，再拍舒城大战，陈可辛又出“幺蛾子”。“我希望那个镜头是在人群里面，我希望后面的人能看到这些武器从前面那些哥们儿的背后出来，我还要好多脸部细节，要让观众看戏的时候如同身临战场。”程小东告诉我们，这就是陈可辛对他描绘的要求。而程小东的个人爱好则是，把机位架到一边狂拍大场面效果。陈可辛又停下来跟程小东讨论，“我只知道他这样拍不是我要的，但他看着我问我到底要怎样，我又说不出来。”最后协调的结果是，陈可辛专心拍他想关注的那些细节，士兵流血的脸部、杀红眼的狰狞表情，金戈铁马的大场面就让程小东来调度。舒城大战拍了20几天，在电影里剪成12分钟，成为全片最好看的一场恶战。
《投名状》的摄影曾经六度获得金像奖最佳摄影的黄岳泰，是香港影坛名副其实的大腕，他称陈可辛是特别会“压榨”人智慧的导演。首先是大场面的拍法。黄岳泰用了一个“从影30年来最多”形容演员之众。“拍几千人的大场面我们动用8台摄影机同时拍，3条的话就是24个机位。拍文戏也要同时启动三四台摄影机，这对我们摄影来说真是受宠若惊，超出预期。”这样的拍法，让黄岳泰迸发火花，“抓住瞬间的反应会自然很多，演员的自然流露都留下来了。”苏州战壕夜戏是黄岳泰拍过的夜戏中场面最大的。两三公里的夜景范围，要表现士兵在战壕死守9个月后的心情。“城墙这边是黑暗的，那边却是张灯结彩的。陈可辛要求战壕这边是黑的，不要有任何补助的光源。”这给摄影出了难题——范围那么大，又不是在棚里拍，不给光，怎么弄？最后黄岳泰称自己被逼想出“钻木取火”的方法，借助很多荧光灯打在城墙上反射回到人脸上，完成了拍摄，“恐怖感很强，这段戏让我很有成就感。”电影的基调色彩，陈可辛坚持要“以前没有过的”，黄岳泰从影30年，什么古装片都拍过，就是没拍过“没有过的古装片”。只能施展浑身解数，红、蓝、绿加上各种光，翻来覆去地调，不断被否定，再不断重来。直到最后，出来——古铜色。陈可辛满意了。“我们就选择了古铜色的调子，穷光蛋土匪男人嘛！服装、布景都统一在这一点上。只突出了皮肤的颜色和红色。红色在这部戏里象征欲望和血腥，他们用血买欲望。”全戏一直冷色调，直到三人升官发财到南方后，鲜艳的色彩才开始冒出来，布景、服装、灯光也多了一种颜色处理，“就是黄昏。以前都是白天黑夜的戏。夜里只有银白色的月光，一点蓝色都没有。”黄岳泰回忆起来如数家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