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残游记》是清末文学家刘鹗的代表作。这篇小说以一位走方郎中老残的游历为主线，对社会矛盾开掘很深，尤其是他在书中敢于直斥清官（清官中的酷吏）误国，清官害民，独具慧眼地指出清官的昏庸常常比贪官更甚。同时，小说在民族传统文化精华提炼、生活哲学及艺术、女性审美和平等、人物心理及音乐景物描写等多方面皆达到了极其高超的境界。
《老残游记》开篇即介绍了老残的职业，“从此也就摇个串铃，替人治病糊口去了，奔走江湖近二十年。”江湖当行种类繁多，将老残固定为郎中的职业，自然寄予了“诊治患者病痛”到“解决社会危机”的象征意义。小说的第一回《土不制水历年成患风能鼓浪到处可危》便以医治黄大户浑身溃烂的奇病暗示了治理黄河水患一事，点明了本书作为晚晴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对于现实的高度介入。这种对现实的介入不是一个普通郎中力所能及之事，而是源于老残“侠”的身份。侠是江湖中不可或缺的、人人向往与尊敬的角色。与之前的侠义公案小说不同，老残并非职业侠客，甚至看不出一丝会武术的迹象。然而，武侠二字，侠优于武，行侠正义匡正谬误者，哪怕毫无功夫，也可配得上一个“侠”字。李欧梵论《老残游记》时，称老残为“文侠，而文侠用头脑与药草，而不是凭藉刀剑，来洗雪社会的不公”。“儒”的“以文乱法”和“侠”的“以武犯禁”，一直以来被视作最为珍贵的两种品质在文侠的身上合二为一。
通情达理学识渊博的侠客形象并不是什么破天荒的创举。《三侠五义》中，“锦毛鼠”白玉堂则文武双全，武功一节自不必多言，文学一节亦能题诗忠烈祠，“词语虽然粗俗，笔气极其纵横，而且言简意深，包括不遗”。但在老残这一“文侠”身上，“文”对“武”已经形成了压倒性优势。晚晴在遭受了西方物质文明的冲击后破败不堪，在以往的文学描述中对抗社会不公的最大利器——武术，对此毫无办法，侠义精神的传统只能在文人的身上得以延续。
从仗剑的侠客到执笔的文人，是在文学传统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江湖人的主体身份的一次转变，同时也反映了在社会转型的大风浪中，文人对救黎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英雄主体的想象不经意间完成的转换。中国主流现代文学的谱系中缺少侠客的身影，恰恰展现了现代化进程的一个侧面。
在《老残游记》中，老残与官府的关系可以用若即若离来形容，算是半个官人，庄宫保、黄人瑞、王子谨、白子寿这些官员无不对其敬重有加，治水断案等公事如何决断也常向老残请教一二，可当“宫保要他搬进衙门去住，替他捐官”时，他便“半夜里逃走了”。王德威教授认为，“《三侠五义》之类的小说所表述的，并非一代中国人对皇权天威的幻想，而是一种深沉的幻灭”。
探讨《老残游记》对政治制度的态度或者说动荡时局下官府该承担何种责任，不妨将目光聚焦于小说第一回中老残的一个颇带点神秘的色彩的梦境。梦境中，洪波巨浪上好不危险的大船是书中极其重要的意象，暗喻了陷入困境的中国。在老残看来，“驾驶的人并未曾错”，也就是说中国的症结并不在于政治体制。真正残害人民的是船上的水手。对应到现实中，指代的是在官僚体系中的个体的官员而非官僚体系本身。在这样的前提下，小说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极为吊诡的状况：为解救含冤受屈的贾魏氏免遭酷吏刚弼的毒手，老残必须借助官阶更大的庄宫保的紫花大印，而正是这个在贾魏一案中扮演着青天大老爷角色的庄宫保，在治理水患的过程中要了不计其数的黎民百姓的性命。令人惊讶的是，对黄人瑞说出“天下事冤枉的多着呢，但是碰在我辈眼目中，尽心力替他做一下子就罢了”的老残，对庄宫保没有丝毫责怪，仅仅是轻描淡写地归咎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身临其境去想，老残又该如何是好呢？虽然极力拉开与官府的距离，但毕竟无法完全置身其外，必要的时候，还得借助大官的势力阻止小官才能为民伸冤。《老残游记》认定中国社会的罪魁祸首是黑暗的官场风气而极力维护正统的政治制度，殊不知，官场风气的堕落可能恰恰源于一直以来奉行的政治制度。这当然是与官场若即若离的老残所不能体会到的，所以他只能继续若即若离下去，为清官害人之事愤慨不已又无法放弃对清明政治的想象。
刘鹗笔下的“清官”，其实是一些“急于要做大官”而不惜杀民邀功，用人血染红顶子的刽子手。玉贤是以“才能功绩卓著”而补曹州知府的。在署理曹州府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衙门前12个站笼便站死了2000多人，九分半是良民。于朝栋一家，因和强盗结冤被栽赃，玉贤不加调查，一口咬定是强盗，父子三人就断送在站笼里。董家口一个杂货铺的掌柜的年轻儿子，由于酒后随口批评了玉贤几句，就被他抓进站笼站死。东平府书铺里的人，一针见血地说出了玉贤的真相，“无论你有理没理，只要他心里觉得不错，就上了站笼了”。玉贤的逻辑是：“这人无论冤枉不冤枉。若放下他，一定不能甘心，将来连我前程都保不住。俗语说的好，‘斩草要除根’。”为了飞黄腾达，他死也不肯放下手中的屠刀。老残题诗说，“冤埋城阙暗，血染顶珠红”，“杀民如杀贼，太守是元戎”，深刻地揭示了他们的本质。刚弼是“清廉得格登登”的清官，他曾拒绝巨额贿赂，但却倚仗不要钱、不受贿，一味臆测断案，枉杀了很多好人。他审讯贾家十三条人命的巨案，主观臆断，定魏氏父女是凶手，严刑逼供，铸成骇人听闻的冤狱。小说还揭露了貌似贤良的昏官。山东巡抚张宫保，“爱才若渴”，搜罗奇才异能之士。表面上是个“礼贤下士”方面的大员，但事实上却很昏庸。他不辨属吏的善恶贤愚，也判断不出谋议的正确与错误。他的爱才美德，却给山东百姓带来了一系列的灾难。“办盗能吏”玉贤是他赏识的，刚弼也是他倚重的，更为严重的是他竟错误地采用史钧甫的治河建议，废济阳以下民埝，退守大堤，致使两岸十几万生灵遭受涂炭。在小说中楔入的桃花山一段插话中，着重写了隐居在荒山中的两个奇人□姑和黄龙子。通过两人的言行宣扬了作者所信奉的太谷学说，同时对当时的革命运动，即所谓“北拳南革”，即北方的义和团和南方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恶毒的诋毁和诅咒，攻击他们都是“乱党”。义和团来势猛，他说“几乎送了国家的性命”；革命党起势缓慢，他认为“莫说是皮肤小病，要知道浑身溃烂起来，也会致命的”；告诫人们不要“搅入他的党里去”，表现出对事物发展趋势悲观的一面。小说的第一回，就是作者对于当时政治的象征性图解。他把当时腐败的中国比作一艘漂浮在海上行将被风浪所吞没的破旧帆船。船上有几种人：一种是以船主为首的掌舵管帆的人，影指当时上层的封建统治集团。作者认为他们“并未曾错”，只是因为是走“太平洋”的，只会过太平日子，不意遇上了风浪，所以毛了手脚，加上未曾预备方针，遇了阴天，日月星辰都被云气遮了，所以就没有依傍。再一种人是乘客中鼓动造反的人，比喻当时的革命派，污蔑他们都是些“只管自己敛钱，叫别人流血”的“英雄”。宣扬如果依了他们，“这船覆得更快了”。还有一些肆意搜刮乘客的“下等水手”，则是指那些不顾封建王朝大局、恣意为非作恶的统治阶级爪牙。作者对他们也很反感，视为罪人。
《老残游记》写一个被人称做老残的江湖医生铁英在游历中的见闻和作为。老残是作品中体现作者思想的正面人物。他“摇个串铃”浪迹江湖，以行医糊口，自甘淡泊，不入宦途。但是他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同情人民群众所遭受的痛苦，是非分明，而且侠胆义肠，尽其所能，解救一些人民疾苦。
全书随着老残的足迹所至，可以清晰地看到清末山东一带社会生活的面貌。
刘鹗（è），原名梦鹏，又名孟鹏，谱名振远，字云抟、公约，又字铁云，别署洪都百炼生。祖籍江苏丹徒，1857年10月18日生于江苏六合；1909年8月23日去世于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刘鹗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从小得名师传授学业。他学识博杂，精于考古，并在算学、医道、治河等方面均有出类拔萃的成就，被海内外学者誉为“小说家、诗人、哲学家、音乐家、医生、企业家、数学家、藏书家、古董收藏家、水利专家、慈善家”。他涉猎众多领域，著述颇丰，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他所著《老残游记》备受世人赞誉，是十大古典白话长篇小说之一，又是中国四大讽刺小说之一。刘鹗本人也是富有学识又得不到抱负的人。
刘鹗精於算学、医学、水利，并留心西洋科学。个性放旷不拘，所见不同於流俗，观察时事尤其犀利。早年曾於扬州行医，后改行经商（刘鹗28岁曾在江苏淮安开过菸草店，31岁又在上海开过书店，但都因经营不善而倒闭）.光绪14年（西元1888）黄河决口於郑州，便投效河督吴大澄，山东巡府张曜，协助治河，后因治河有功，声誉大起，被保荐以知府任用。曾上书建议修筑铁路，利用外资开采山西煤矿，兴办实业（指工商企业），以利民生，时人不解其用心，交相指责，视为汉奸。光绪26年（西元1900）义和团事起，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太仓粟（京师官方谷仓里的粮食）为俄兵所据，他向联军以低价购得太仓粟，赈济饥民，全活甚众，却因被控私购太仓粟，流放新疆，住在乌鲁木齐一座寺庙的戏台底下，靠为人治病度日，最后病死於迪化（今乌鲁木齐）。著有《老残游记》、《铁云藏龟》、《历代黄河变迁图考》等书。
从小说的总体构思来看，对官僚政治的批判与对文化心态的反思形成互补结构。酷吏的立身根柢便是宋儒理学。书中写了两个带有反理学、反禁欲色彩的女性，即《初集》中的玙姑和《二集》中的逸云。她们属于哲理型或曰思辨型的女性，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罕见的新形象，堪称空谷幽兰。桃花山一夕夜话，作家让自己笔下的理想女性娓娓道出宋儒的虚伪和矫情，表现了对于压抑个性、遏制情欲的伦理道德的深刻憎恶。
此外，刘鹗显然试图使作品涵纳自己的政治思想以至哲学思想。首回危船一梦，以象征的手法，将晚清国势的危殆、各派政治力量对时局的立场和态度，做了寓言式的图解。刘鹗无疑反对“北拳南革”，他所开出的治世药方是：补残。所谓“三元甲子之说”，虽蒙上神秘预言色彩，实质也蕴涵着循序渐进的社会变革意识。书中桃花山夜话数回，则显然是在弘扬太谷学派的教义，表现了对中国未来命运的预测。
小说同时也是作家心灵历程的自白。从“送他一个罗盘”至于“众怒难犯”，概括了刘鹗一生奋斗的失败史以及痛苦的心灵历程：由补残、哭世至于出世，《二集》和《外编》弥漫着佛老悲天悯人的宗教氛围。
《老残游记》自1903年诞生于刊报连载，随即在清末八股举士制度被废弃后的小说大潮中脱颖而出，获得了从民间到一流学者两方面的高度关注和赞誉。除广为人知的胡适、林语堂在1925和1933年分别为新版《老残游记》写序推介之外，根据发现的、刊登于1905年9月22日《天津日日新闻》上的一则海报，另有当时“中国文界最上乘”之三君子，也对《老残游记》表示推崇备至：“严几道（复——笔者注，下同）先生云：“中国近一百年内无此小说’。梁任公（启超）出重价购其全稿，拟编入《新小说》印行。王君晋庵（国维）深通英文，曾译心理、伦理、物理等学科教科书，能读英国最深文理之书。读《老残游记》叹曰：‘不意中国亦有此人！可与英国最高小说平行。’此三君子者，皆中国文界最上乘也。其推崇如此，则此书之价值可想矣。”
鲁迅在评论《老残游记》时写道：“摘发所谓清官之可恨，或尤甚于赃官，言人所未尝言，虽作者亦甚自喜”。“叙景状物，时有可观。”
它流传甚广，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学名著。《老残游记》应是继《红楼梦》之后又一部上乘的“文化小说”，而且是一部古往今来诞生于中华民族、在全世界范围上具有超一流精神、文化、文学和艺术境界的巅峰之作。
刘鹗会撰写《老残游记》一书，原本是为了帮助朋友.在义和团乱后没几年，京曹中有沈虞希与连梦青二人，因素与天津日日新闻的方药雨为友。一日，沈虞希偶将朝中事告知方药雨，方氏将其揭露於报端，清廷获悉后大为震怒，严办泄密之人，且株连甚广，沈氏被逮杖毙，连梦青仓皇遁走上海，连氏到上海后，家财尽失，无以为生，只依赖卖文糊口.刘鹗知其人孤介，不愿受人资助，因此动笔写小说送他,以增加其稿费收入。
刘鹗的写作动机本为助人，但他生当乱世，目睹国事糜烂，再加上自己一生事业上的失败以及政治理想的幻灭，《老残游记》事实上也是他个人情感的寄托.他曾在书中自叙：「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国家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宗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洪都百鍊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由此可知，《老残游记》为当时中国社会之缩影，更是作者一部以文字代替哭泣的著作。
清末刘鹗创作的《老残游记》，被鲁迅先生评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内容丰富，意蕴深邃，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翻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内外影响巨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学名著。
《老残游记》的艺术品位甚高，留下蜕旧变新的明显印记。首先是叙事模式的转变，由说书人叙事转为作家叙事。小说具有浓郁的主观感情色彩，作家的创作个性和主体意识得到充分弘扬。小说视角也由传统的全知叙事转为第三人称限制叙事。其次是心理分析手法的运用。《二集》中写斗姥宫姑子逸云讲述她与任三爷热恋的长篇自白，就是一种大胆尝试。作家的笔锋触及人的潜意识中最隐秘的心弦震颤，将一个青春少女对于情欲、物欲的强烈渴求和盘托出，颇有现代心理分析的意味。而《老残游记》最突出的艺术特色是体现了中国小说由叙事型向描写型的转变。掺入诗和散文的笔法，开拓审美空间，其文笔之清丽潇洒，意境之深邃高远，都达到很高境界。白描自然景色，尤见艺术功力。如写大明湖秋色，于梵宇僧楼、苍松翠柏间点染一株半株浓艳的丹枫，顿觉秋意盎然。写黄河冰封棱怒，则苍莽遒劲。书中关于音乐的两段描写：明湖居白妞说书，精彩绝伦，妙譬连珠，极形清音浏亮，悠扬云表之妙。第十回“骊龙双珠光照琴瑟，犀牛一角声叶箜篌”，则天机清妙，不同凡响，毋宁说是作家在倾诉心声。《老残游记》所有的这些写作手法都为后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精彩的范例。
《老残游记》在国外论到中国近代小说在国外的影响当首推刘鹗的《老残游记》。自鲁迅先生把它誉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的代表作之后，胡适也给予它很高的评价（《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个世纪（1903—2003）以来，《老残游记》印行的各种中文版本有186种之多（据樽本照雄：《增补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2002年齐鲁书社出版），此外，《老残游记》又被译成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日文、捷克文、匈牙利文、朝鲜文等8种文字，在海外广为流传。
西方人接触中国近代小说，大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最早触摸的近代小说就是刘鹗的《老残游记》。早在1929年《老残游记》的片断译文《歌女》（The Singing Girl，小说第二回黑妞白妞说书）即在《亚洲》（Asia）杂志（11月号）上发表，译者是亚瑟·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6）。此书虽是一个选译本，但西方人却是由它开始认知了刘鹗的艺术才能。1936年，林语堂又将《老残游记》二集六回，译成英文，题名《泰山的尼姑》（A Nun of Taishan），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在西方亦颇流传。1951年，林译本又在美国约翰·戴出版社出版了修订本，改名为《寡妇、尼姑和名妓》，1971年西点格林伍德出版社再版。1939年，英文全译本出现，首先是林疑今、葛德顺的译本，题名《行医见闻》（Tramp Doctor's Travelogue），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接着又有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老残游记》译本（1947年南京独立出版公司出版）问世，1948年，这个译本又由伦敦的阿兰及岸温有限公司出版。80年代，外文局出版“熊猫丛书”介绍中国文学，《老残游记》用的就是杨译本。杨译本在西方有较大的影响。此后，又有多种全译本出现，比较重要的还有哈罗德·沙迪克（Harold Shadick）的英译本，1952年由美国康乃尔大学出版社出版。沙迪克出生于美国，后移居加拿大，毕业于多伦多大学。上世纪30年代曾在燕京大学任西语系主任、教授，精通中文并熟悉中国文化，故他译的《老残游记》较忠实于原著，特别是书中的许多注释对了解小说很有帮助。译本中还有若干插图，是小说文化内涵的形象化，颇受西方读者欢迎，故这个译本在西方比较流行，曾多次再版。在英译本中，还有H·Y·扬德、G·M·泰勒合译的《老残先生》（Mr. Derelict），系节译本，1948年乔治·爱伦和恩文有限公司出版。此外，还有捷克文译本，译者为捷克著名汉学家普实克（Javoslav Prú□ek，1906—1980），该书1946年出版，有长篇序言：《刘鹗及其小说〈老残游记〉》，对在东欧传播《老残游记》颇有贡献。盛成的法译本于1984年由伽利玛七星文库推出。盛成（1899—1996），中国人，早年留学法国。上世纪80年代回国前曾一直在法国进行文学创作与研究，其译本在法国颇有影响。俄译本《老残游记》（莫斯科，1958）的译者为谢马诺夫（B.Семанов），他还是近代另一部著名小说《孽海花》的译者，对近代小说的译介颇感兴趣。谢马诺夫是前苏联著名的汉学家，上世纪50年代曾在北京大学进修过一年，他是苏联少有的研究近代小说的专家，有《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外国文学在中国》（载《十九世纪文学交流史论丛》，莫斯科，1962）和《鲁迅与他的前辈作家》（莫斯科，1967）等论著。
《老残游记》的日译本有10多种，但多是选译和节译。第一个全译本出现在20世纪的40年代，译者是冈崎俊夫，1941年由生活社出版。1960年又将此译本收入东京平凡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全集》第28卷，1965年又收入《东洋文库》第51卷，1969年平凡社又以《老残游记·续集》（初集20回、二集6回）的书
名收入《中国古典文学大系》第51卷。《老残游记》初集20回仍为冈崎俊夫的译本，二集6回由饭朗教授翻译。这是《老残游记》日译本中最全的本子。译者冈琦俊夫（1909—1959），系日本著名的文学翻译家。他1934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中国哲学科，后专门从事中国文学研究与翻译，1934年，他与竹内好、武田泰淳等人组织“中国文学研究会”，致力近现代文学的翻译，译过巴金、丁玲、赵树理等人的作品。他的《老残游记》译本，质量很高，在日本视为权威译本。二集的译者饭朗（1907—），也是日本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家，是“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编纂《中国文学》，除翻译《老残游记》二集外，还译有《红楼梦》、《家》和《骆驼祥子》等。
《老残游记》还有德文译本（德国汉斯·屈柏纳Hans Kuhner译，1989年出版）、匈牙利文译本（鲍罗尼译）、韩文译本等，据所知，《老残游记》一书有8种文字的数十种译本在国外出版传播。
关于《老残游记》的研究论著也很多，其中较早有代表性的是捷克著名汉学家普实克的《刘鹗及其小说〈老残游记〉》，此文很有影响，一是作为他译本的长篇序言，又同时发表于《东方文库》（1946），后收入他编著的《中国历史与文学研究集》（1970）。此文对刘鹗的生平及其小说思想内涵作了较全面的诠释，指出《老残游记》是一部寓意深刻的现实主义小说，称赞“这本书是古老的中国文明在其衰落之前的最后一篇伟大的赞歌。”另一方面，普实克又指出《老残游记》的创新性。他说：在20世纪初的所有作品（指近代小说）中，“《老残游记》可能最接近于现代文学，它也可能因此备受西方读者欢迎，并不断被译为多种文字”。（《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30页）普实克的评论在国际汉学界有一定的影响。
美籍华人夏志清的评论也颇引人注目。他写有《老残游记：艺术及意义剖析》（台湾《清华学报·中国研究》，1969年第2号），后来又改为《〈老残游记〉新论》。夏氏对《老残游记》评价甚高。他针对过去一般文学史家多认为《老残游记》结构松散、艺术不完整的看法进行评论。他说：从刘鹗在《老残游记》中所表现出的艺术才能来看，他“不是不会撰述面面俱圆的故事”，而是他“不满以情节为中心的小说，有野心包揽的完整性，以与他个人对国计民生的看法互相呼应”。他说：“《老残游记》文如其题，是主人翁所视、所思、所言、所行的第三人称的游记”，“这游记对布局或多或少是漫不经心的，又钟意貌属枝节或有始无终的事情，使它大类于现代的抒情小说，而不似任何型态的传统中国小说。”夏氏认为刘鹗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近乎革命式的成就”。夏氏所谓“近乎革命式的成就”，主要指《老残游记》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古典小说以情节为中心的叙事模式，就这一意义上来讲，夏氏的话并不过分。夏氏还称赞小说第十二回老残在黄河大堤上面对雪月交辉的自然景象那一段心理独白：”由眼前景象想起谢灵运的诗，又想到《诗经》中的话，再联想到现在的国家写得很好，显示了刘鹗抒情小说家的真正本领，因为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向来对主角的主观心境不肯着力描写”，而刘鹗却“摸索（着）以意识流技巧表现这种情景，不但这里如此，好几处亦如此，且同样精采，这确是戛戛独造的。”夏氏是美籍华人中研究近现代文学的著名学者，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的评论在国内外引起了一定的反响，毫无疑问，他的评论提高了《老残游记》的文学地位。
在国外研究《老残游记》的学者中，樽本照雄也是一位非常值得注意的学者，他是日本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尤其是小说）著名专家，日本大阪经济大学教授。樽本氏对于《老残游记》情有独钟，写有关于《老残游记》的文章30余篇，多数收入他的三个文集：《清末小说闲谈》（1982）、《清末小说论集》（1992）和《清末小说探索》（1998）中，他近三年来有关《老残游记》的文章多见于《清末小说即》年刊和《清末小说から》等杂志，在日本及海外学术界均有影响。其中有对小说思想和艺术的评论（如《试论〈老残游记〉》等），但更多是樽本氏对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的发掘与考证，其中尤以对《老残游记》的版本、文字的异同、刘鹗生平的考证用力最多、成绩最大。其他如美国学者马幼垣的《刘鹗》和《读刘鹗〈老残游记·二编〉存疑》、加拿大特兰德·赫利奇的《〈老残游记〉：讽喻叙事》、德国汉斯·屈柏纳的《刘鹗的政治思想》、英国约翰·D·科尔曼的《有和没有向盘：〈儒林外史〉、〈老残游记〉和清代儒家传统的消亡》、日本的小野忍和中野美代子关于刘鹗及《老残游记》的评论、韩国吴淳邦的《晚清讽刺小说的讽刺艺术》等，都是研究《老残游记》的代表作。一个世纪以来，各国汉学家对体现了作者政治思想、道德观念、美学理想和富有哲理意味而在艺术上又有创新的这部近代小说表现了巨大的热情。
在全球范围内，能够引起如此强烈反响的中国近代小说，《老残游记》独占鳌头。《老残游记》多种文字译本的出现和对其思想意蕴、艺术技巧的研究，无疑提升了这部近代小说在全球的知名度。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又把它列为世界名著之一，可以预料，《老残游记》将会受到全球更多汉学家的关注和更多不同肤色读者的喜爱。
《老残游记》共20回，光绪二十九年(1903)发表于《绣像小说》半月刊上，到13回因故中止，后重载于《天津日日新闻》始全。
刘鹗还曾写有《老残游记》续集，作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至三十三年之间。据刘大绅说，共有14回，今残存9回。1934年在《人间世》半月刊上发表4回，次年良友图书公司出版6回的单行本。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老残游记资料》收录了后3回。续集前6回，虽然也有对官僚子弟肆意蹂躏妇女恶行的揭露，但主要的是通过泰山斗姥宫尼姑逸云的恋爱故事及其内心深入细微的思想活动，以及赤龙子的言谈行径，宣传了体真悟道的妙理。后3回则是描写老残游地狱，以寓其惩恶劝善之旨。
此外还残存《外编》4700余字，写于光绪三十一年以后。除《老残游记》外，刘鹗著有天算著作《勾股天元草》、《孤三角术》，治河著作《历代黄河变迁图考》、《治河七说》、《治河续说》，医学著作《人命安和集》（未完成），金石著作《铁云藏龟》、《铁云藏陶》、《铁云泥封》，诗歌创作《铁云诗存》。1980年齐鲁书社出版了《铁云诗存》，其诗清新俊逸，功力颇深，反映了他的一些行踪和思想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