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氏家族，其核心人物是何贤，1908年出生于广州番禺，自小家境殷实。何贤16岁就离家闯荡，从做粮油的伙计成为掌柜，后又抓准机会进入金融圈，名声鹊起后当选了澳门中华商会的理事长，于1956年初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其子为前澳门行政长官何厚铧，同时何氏家族与崔氏家族也是世交。
热心公益事业，支持家乡建设。是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何贤1908年12月1日生于广州。他的故乡是离广州不远的番禺石楼镇岳溪乡应塘村。其父何澄溪早年做粮油、草帽等小买卖，后移居广州，经营航运。何澄溪待人和蔼，热心社会福利，这些品德对何贤影响很深。
何贤13岁时，何澄溪的生意陷入困境，家境日蹙。何贤主动提出外出学做生意，独立谋生。何澄溪无奈，把他送入一家粮油店做学徒。小何贤勤快又聪明，没两年就成为老板的得力助手。这时，顺德“福源”号的东家来挖他，于是16岁的何贤就成了“福源”号粮油店的掌柜。
“福源”号生意日隆，何贤也因走南闯北而眼界大开，这间小市镇的大店铺再也装不下他的心了。他告诉父亲，他要独立创业，开银号。他给父亲分析，虽然自己没在银号做过，但眼下时局动荡，各种纸币的价格波动很大，只要看得准就一定能赚大钱。何澄溪欣赏儿子敢闯敢干的性格，他拿出200银元交到儿子手上，语重心长地说：“这是给你独立做生意的本钱，你掂量着用，蚀光可就没有了。”
拿着父亲给的本钱，何贤一头扎进广州的金融市场。他挂起了“鸿记”招牌，但却没有铺面，仅靠双腿奔走于西荣巷的交易所和茶楼酒肆之间，给做纸币和证券买卖的炒家充当经纪人。由于他聪明机敏、诚信待人，所以朋友多、信息灵，对波诡云谲的政局和金融行情把握准确。许多炒家因他而获利，他的名声越来越大，所得的佣金也日渐丰厚。
1929年，何贤与在金融市场结识的好友何善衡、马子登集资一万元，开了一家真正的银号，取名“汇隆”，21岁的何贤被推为银号的经理。他发挥自己胆子大、信息灵、做事果决的优势，生意越做越红火。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1938年10月，广州沦陷。目睹昔日人头攒动的交易所一片寂寥，何贤不禁黯然神伤。他在这里曾经如鱼得水，所以早两年好友何善衡、马子登还有兄长何添等相继转到香港发展，他都没去，而如今，他不能不走了。
到香港后，何贤依旧做货币买卖，轻车熟路，生意不错。但好景不长，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何贤又随着大批难民撤到澳门。
这个只有15平方公里的半岛此时还相当萧条冷落，本地居民多以神香、火柴、搓炮、晒凉果、腌咸鱼等手工制造业维持生计。望着遍布街巷的小店铺，嗅着空气中咸鱼的味道，何贤不禁怅然若失，这里能给自己提供一个在生意上施展拳脚的舞台吗？他没想到，他不但很快便在此立足，而且他的一生和后人竟从此与澳门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由于诸多因素，澳门是二战期间东亚地区唯一未被战火波及的地方，也是发展最为迅速的地方。随着广州、香港的沦陷，移民使澳门的人口由十几万激增至三十万。穗港两地的转口贸易也大量移师澳门，使澳门的对外贸易额成倍增长。贸易的兴旺及迅速增长的居民日常生活的需要，刺激了当地的工业、渔业、城市建筑、交通运输等各行业的发展。但真正使澳门闻名并成为其支柱的产业却是娱乐业，特别是赌博。富商大贾的蜂拥而至，战争对人们心理的影响，使一贯受到澳门当局支持的赌博业红火异常，连空气中都弥漫着惊险刺激的味道。
何贤不嗜赌，但喜欢这种味道。战争环境中大起大落的金融行情，似乎成了激活他生存命脉的源泉。很快，他就在澳门金融界崭露头角，并且结识了时任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马万祺。当时马万祺正以总经理的身份和赌博业巨子傅老榕合股经营着颇具规模的大丰银号，他十分欣赏何贤从事货币和有价证券买卖的才干，聘请他到大丰担任司理。这期间，马万祺因肺病不能正常工作，大丰基本是由何贤主理。很快，何贤就使大丰成为同业中的翘楚。
经营大丰的同时，何贤又受聘担任了葡萄牙人开办的大西洋银行华人业务部经理，并且帮助澳门政府解决了一个有关国计民生的大难题。
当时澳门市面上流通的货币主要是港币，此外还有广东银毫和大西洋银行发行的澳门币。香港沦陷后，港币价值猛跌，广东银毫又大量流出，澳门市面上货币紧缺。何贤想，港币在香港都已不再流通了，广东银毫也早已不再制造，解决货币紧缺的唯一出路是增发澳门币。但是由于战争的关系，澳门币已不能像以往那样在葡萄牙国内印完再运到澳门，唯一的出路是在本地自印。何贤向大西洋银行董事会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并且建议他们向澳门当局申请增印澳门币。
经过一番努力，大西洋银行终于取得了增印澳门币的权利。可是印澳门币的纸只在香港才有，而日军早已封锁了海面。怎么办？又是何贤，请了几位肝胆相照的江湖朋友，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偷渡香港，运回一大批印币纸……
新澳门币投入流通，对稳定澳门市场、便利居民生活，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何贤也从此名噪澳门。不久，澳门银行公会理事会改选，何贤被推选为理事长。
成功增发澳门币后，何贤开始出入上流社会人士云集的同乐俱乐部，在这里，经金融巨子钟子光介绍，他结识了澳门当局经济局局长罗保。罗保是中国人，由于父母早逝，由葡萄牙人抚养长大，入了葡籍。他受过高等教育，精通葡文，又能说中国话，在澳门这个由葡人统治，华人占总人口96%的地方，自然受到重视。罗保与何贤很谈得来，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香港沦陷后，黄金被禁止进口，香港和东南亚的黄金买主都涌到澳门来收购。于是何贤、罗保、钟子光三人合股开了一家“和安”黄金公司，并通过罗保取得了经营黄金的专利权。
公司主要由何贤经营。他派人到非洲等地购买黄金，再利用罗保的关系，聘请西探部探员，把黄金从码头护送到公司，卖给香港及东南亚等地的客商。由于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黄金一进一出的差价相当大。经营黄金的十余年间，何贤可谓财源茂盛，这为他日后的事业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何贤在大丰银号由司理升为经理，在银号中所占股份的比例也逐年增加。1971年，当大丰银号注册为大丰银行时，便主要由何贤控股了。
从40年代中期起，何贤又陆续开办了印染厂、纸厂、火柴厂、石粉厂、酒店、地产公司、公共汽车公司、自来水公司、石油公司等，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企业集团。
如果说澳门当局经济局长罗保，对于作为商人的何贤有过重大影响的话。那么，对于作为社会活动家的何贤来说，对其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当数柯麟。
柯麟是位老共产党员，受党组织委派，于1935年前后移居澳门开办西医诊所，从事地下工作。40年代初，马万祺得了肺病，请柯麟诊治。病治好了，两人也成了朋友。马万祺又介绍何贤认识了柯麟。
何贤与柯麟，职业不同，身份背景也不一样，但柯麟的为人令何贤钦佩不已。于是，柯麟的诊所成了何贤经常光顾的地方。何贤晚年曾回忆说，我们常在一起喝茶、聊天。他没向我讲过半句宣传共产党的话，我是从他做人的态度上，看出他的进步的！他对绅士太太渔民车夫同样悉心诊治，穷人来看病，他少收甚至不收钱。后来，为了能给更多的穷人服务，他每日用半天时间到慈善性质的镜湖医院义诊，弄得自己入不敷出也在所不惜。我和他走在街上，不断有人向他问好、致意。看着人们脸上流露的真诚的爱戴，我心里好感动。
不久，柯麟把何贤也拉下了“水”。他对何贤说：“贤弟，你也加入镜湖吧。你平时也常常济贫扶弱，但那只是帮了个别人，加入镜湖，就可以帮助澳门广大的劳苦众生。那才是功德无量啊！”于是在1945年，何贤加盟镜湖医院，担任慈善会值理。1946年至1947年，被选为该会副主席，1950年起直至逝世，连任该会主席，义务任职长达37年。何贤幽默地说：这个位置没人跟我争。
柯麟没向何贤做过什么宣传，但他为社会的牺牲精神在那里明摆着。国民党做的宣传不少，它的腐败独裁也在那里明摆着。何去何从？何贤当然心知肚明。1948年，蒋介石在自导自演的“国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总统，澳门中华总商会中有人提议召开庆祝大会，何贤坚决反对。但由于商会会长态度暧昧，庆祝会虽然被反掉了，但还是发了一通贺电。何贤很是气愤，找柯麟诉说。柯麟说：你何不多找几个人加入理事会？比如马万祺。他开明正直，以后再争论什么问题也好有人帮着说话。在何贤的努力下，经过重重波折，马万祺终于通过正常选举当选为商会理事。在这次选举中，何贤当选副会长，以后又当选理事长和会长。澳门中华总商会日渐成为何贤在澳门从事社会活动的主要舞台。
柯麟于1951年回到大陆，任广州医学院院长，后来到北京工作。何贤说：柯麟的为人实在令我敬重。同时我也觉得，要搞好澳门人的生活，要令澳门生意繁荣，无论如何都要同共产党交往。于是，由柯麟介绍，何贤到大陆参观访问，并和共产党建立起了长久的关系。
何贤于1954年当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6年起，连续当选为二、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78年当选全国政协常委，1983年又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澳门人称何贤为“澳门王”，因为在关键时刻，他总能挺身而出，为别人排忧解难。
由于生意上的关系，何贤和葡萄牙人来往很多，其中包括澳葡政府官员甚至澳督本人。有些当局不便出面或处理不了的事情，他们往往请何贤以中间人或居民代表的身份出面解决。而凡是于澳门居民有利的事情，何贤也总是不避劳苦和危险，竭尽全力奔走斡旋。
1943年春节前夕，日军借口驻岛的陆、海军特务机关内讧，封锁了澳门岛。顿时岛内物价飞涨，贫苦居民衣食无着。罗保受澳督派遣前往交涉，遭到拒绝。于是何贤协同商会的几个人找到日本陆军特务机关的机关长，几番斗智斗勇，使澳门解除了封锁。
50年代初，大丰银号二楼挂出一块牌子：澳门华人代表何贤办事处。“华人代表”是老百姓对澳门“咨询会”华人委员的俗称。虽然这个委员是澳门总督直接委任的，可何贤认为，百姓既认定自己是“华人代表”，就要真正为华人说话，替百姓办事儿。
每天上午9—10点钟，何贤都在办事处接待居民。他认真倾听每个人的意见，有的让秘书详细记录，有的还录了音。能办的事立即办，不属于他处理范围的就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政府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就凭他的智慧、经验、面子去争，直至达到目标。
1966年11月15日，澳门警察以氹仔居民建立工人街坊学校未经报批为由，强行拆毁围墙，殴打工人。事发后，民众反应强烈。12月3日，当游行的学生来到总督府门前时，葡萄牙警察开枪打死8人，打伤212人，造成震惊世界的“一二·三惨案”。何贤得知消息后，立即停下大丰银号的会议，驱车前往镜湖医院，吊唁死者，慰问伤者，布置抢救工作，并发表讲话：“今天中国人之团结是不可辱的，澳葡当局应负起此次事件的全部责任。”
12月9日，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外事处发表声明，提出澳葡当局必须立即向中国居民赔礼道歉、严惩肇事者等四项条件。随即，外事处通知澳葡当局，速就实现四项条件的具体方案进行会谈。与此同时，澳门民众也推举何贤组成一个13人小组参与会谈。会谈过程中，何贤等“民众代表”据实驳斥了澳葡当局的抵赖、狡辩，令澳门当局企图歪曲事实、节外生枝的伎俩难以得逞，最后不得不全盘接受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外事处声明中提出的四项条件和澳门同胞的六点要求。1967年1月29日，澳门总督嘉乐庇亲自前往澳门中华总商会，在何贤等13名代表面前，签署了对澳门同胞的认罪书。
这次事件之后，澳门同胞称赞何贤是“真正的华人代表”。
何贤在其长子何厚铿、五公子何厚铧的陪同下，由港返澳从40年代起直至1983年去世，何贤一直起着纽带的作用，联结着澳门社会的方方面面，为澳门的稳定繁荣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何贤经常讲，钱于人，生带不来，死带不去。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才是发挥了钱的真正作用。他不但这么说，而且也是这么做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人们纷纷返回内地或移居香港，澳门顿时冷落下来，旅游业更是一落千丈。而何贤却在这时购买了新亚、澳门、国际三家酒店。明摆着亏本的买卖为什么还要做呢？何贤的回答是：看看，已经有多少工人失业了！
1968年，何贤入股港兴船务公司，冲的也不是钱，而是被“逼”下水。“逼”他的一方面是行将倒闭的港兴老板的苦脸，一方面是因港兴停航而急得火烧火燎的乘客。
何贤还热心慈善事业。不仅出钱，而且出力。除维持镜湖医院的慈善活动外，还多次向“同善堂”捐助，以供施粥赠药之需。父亲何澄溪三周年祭时，何贤告知各界好友：“凡欲送礼者，请致送镜湖慈善礼券。”结果，镜湖医院慈善会收到港币22.4万元。
1955年1月10日，青州木屋区大火，2000多人无家可归。澳门各界成立了“救济青州火灾灾民酬募委员会”，何贤似乎理所当然地成了会长。他带头捐了55间铁皮屋，又领着人们沿门劝募，不到一个月就使灾民们有吃有住了。
1962年夏，澳门政府决定将一组租给贫民的房屋拍卖。一旦卖掉，原来的居民就要流离失所。又是何贤，自己出钱把这些房子买了下来，让原来的居民继续居住。
何贤在成长过程中，深深意识到教育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于是他积极捐资助学，并由此同暨大结缘，1963年出任暨南大学董事会副董事长。期间，何贤为两度复校的暨大捐助了大量资金物资，并主动担当起当时暨大与澳门社会各界沟通交往的职责。
何贤是澳门教育会会长、多家中小学董事长、多家义学和免费夜校的创办人。1981年，何贤又提议创立了澳门的首家大学——东亚大学(现澳门大学)，并任校董会主席。澳门的重要景点八角亭图书馆也是何贤捐建的。
对于已在澳门扎根立业的何贤，故乡仍是最让他魂牵梦萦的地方。他经常回乡祭祖，也经常请家乡的干部到广州晤谈，了解乡亲们有什么困难，需要哪些帮助。他给岳溪的乡亲们捐三千元办信用社，捐两万元养猪，捐五艘机帆船捕鱼、三台卡车两台拖拉机一个水电站发展农业生产，又捐一台电影放映机一个医疗站一个体育场满足娱乐健身的需要……他捐给番禺县的钱物就更多了，仅1958年至1959年的两年中，他就给县里送回了汽车、拖拉机、拖船、刨床、药品、菜籽等价值400万元的物资。改革开放后，何贤支援家乡建设的心更加热切，他拉上何添、霍英东等人，共同投资兴建了番禺宾馆和大石大桥、洛溪大桥等大工程。
何贤先后有五位夫人，育有六子七女。何厚铧是何贤的第五子，为最后一位夫人陈琼所生，1978年毕业于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工商管理系。上学期间，何厚铧坚持以打工的收入作为学习费用，毕业时把父亲给的生活费全部带回家中。于是，何贤对既有专业才干，又肯吃苦的厚铧寄予厚望。但是何厚铧不愿在家族企业中任职，他想自食其力，独立发展。
1983年，何贤患了肺癌。赴美治疗前夕，他将一直在香港工作的何厚铧召到身边。望着衰弱的父亲，28岁的何厚铧不得不接过父亲肩上的担子。
何贤最终没能逃脱肺癌的魔掌。1983年12月6日，何贤在香港伊丽莎白医院与世长辞，享年75岁。12月9日，港澳各界举行盛大的公祭仪式，名流与百姓云集，灵堂内外摆满花圈。众多的花圈中有一个特别引人注目，它没有抬头，没有落款，只有一个浓墨淋漓的大字：“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