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4月14日，周汝昌出生于天津咸水沽镇。祖父名周铜，捐过清朝“同知”，父亲周景颐，为光绪年的末科秀才。但伴随他成长的年月不是军阀混战，就是外寇入侵。生于乱世又为一介家无藏书的村童，周汝昌从小就醉心文学艺术，凡能偶然入目的片言只字，他都绝不放过。对得到的任何一本书更是精读细敲如嘬骨髓，写读后感、找错字。就连坊间妇女们的缝、连、缲、挑、纳这些针线活儿也让少年周汝昌感觉很新奇。另如弹弦唱戏，初染就能令那些个“角儿们”瞠目结舌。进入小学后，他接受外语之快令人称奇，原版的英文课本在他眼里毫无障碍，就读天津南开中学时，他的英文水平可与老师论伯仲。周汝昌从初中时期便热衷于古典诗词的创作，觉民三年，他的“文学事业”已经发端。不但作诗填词，都自己摸路而行，而且开始写“文章”，竟获一个报纸发表，记得得到的报酬是一册书。初中毕业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天津市实验中学。
进入高中后（南开中学），此时的文学活动主要方面之一即：研习宋词。但这些刊物已不易寻检，如今仅仅觅得小词数首。
周汝昌准备进大学深造时，抗战爆发了，学业再次搁浅。1939年周汝昌得知尚未被日本兵侵占的燕京大学招生，遂以英语免试资格投考该校的王牌西语系。周汝昌考入燕京大学后，与诸多名家顾随、张伯驹、钱钟书等都有唱和，其诗词功底颇得各位先生赏识。钱钟书曾回信于周汝昌：得一英才如此，北来不为虚矣，并另有回信赞其押韵”如土委地。1941年4月4日，燕京大学礼堂上演的京剧《春秋配》倾倒观众，剧中小生李春发的饰演者正是学生周汝昌。周氏小生一招一式之美，一音一字之妙，深为梨园票友所推崇。1941年日本侵略者在制造珍珠港事件的同时又举兵占领了燕京大学，强行把教授们从北京押往山东的集中营，学生被遣散。周汝昌回到家里，继续以书为师，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才又经过复试继续回燕大西语系完成学业。而此时的燕大教授阵容已远非昔日可比，曾给他讲过两次课却让他一生敬重的顾随教授也已流亡他校。于是，周汝昌开始了与顾随先生长达20年的笔墨问学。毕业时，他的论文英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著作《文赋》令中外教授举座皆惊。老师破例请学生周汝昌吃饭，并告知其论文一字未改全票通过。似《文赋》这等涵盖广博且文字艰深的骈体文，即便翻译成白话文也十分不易，何况是译成英文。这年正值燕大开办中文系研究院，周汝昌在教授们的举荐下应考，成为被研究院录取的第一名研究生。此后，他又把《二十四诗品》译成英文介绍到欧洲，也把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的《西风颂》以《离骚》的文体翻译成中文。
周汝昌从进入小学直到大学毕业，经历了失学、停课、逃难、沦陷，这中间被历史环境所迫而虚耗的宝贵光阴竟达11年之多。
1940年周汝昌二十三岁时和十七岁的毛淑仁结为连理。毛淑仁表字芝仙，曾号岫眉。结婚那时，华北正处于日寇侵华的苦难岁月。
周汝昌在怀念妻子的文章中，对妻子的贤惠、聪颖的感激之心、赞赏之语跃然纸上，使人若感同身受，不由得生起对这位女子的敬仰。
周汝昌在自传中曾说其一生写作多得贤妻毛淑仁的臂助，尤其是当时条件之艰辛，其功更不可泯灭。贤妻素喜书法，每写字幅，她皆能评定，得出优劣，不失毫厘。她不仅内助辛苦，病时还为他抄录资料，以解周汝昌目坏难读小字之困。如今，淑仁已不在了。六十载糟糠夫妻，患难伴侣，所历万言难述。她是一个善良仁厚的慈悲为怀者，一生劳瘁，助其为文写字，缝衣做饭。在危难中表现出无畏的护其申冤的高尚精神。周汝昌平生的这点学术成就，其中包涵着她的辛勤甘苦，这种无形迹的贡献，是他难以忘怀的。
本已在诗词、书法、戏曲、翻译等领域颇有建树的周汝昌，随后又步入了“研红”。周汝昌少年时就常听母亲讲《红楼梦》的故事，后来又从母亲手里看到古本《石头记》。然而促其真正步入“研红”之路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数胡适先生的影响。
1947年，时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收到一直进行《红楼梦》版本研究的四兄周祜昌自天津寄来的一函，说他新近看到亚东版《红楼梦》卷首有胡适之的一篇考证文章，其中有敦诚与敦敏皆系曹雪芹生前挚友的新论说，他嘱去燕大图书馆周汝昌查证。周汝昌遍查燕大图书馆，在敦敏诗集中发现了那首《咏芹诗》，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并在《天津民国日报》副刊发表。看到文章的胡适之当即复信周汝昌，自此胡、周书信往来切磋讨论《红楼梦》，成为现代红学史上的一段佳话。据周汝昌回忆，围绕《红楼梦》胡适先生曾给他7封书信，除1封遗失外，另外6封均已公之于众。
1948年夏初，正在撰写《红楼梦新证》的周汝昌带着讨教《甲戌本石头记》的疑问，应胡适先生之邀从西郊学校进城，拜访胡适先生。让周汝昌意外的是，胡适先生居然慷慨地将珍贵的孤本《甲戌本石头记》借与他拿走细看，后又托时在燕大授课的小说专家孙楷第将自己珍藏的《四松堂集》乾隆抄本和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戚序本拿给他研究。对此，周汝昌曾不止一次感叹道：胡先生能平等对他，还对他爱护有加，其人品和学问少有人比。
因为研究红楼梦，他从四川大学的外文系调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也由于这本书，他在政治运动中被批判成了“资产阶级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繁琐考证”典型代表，由“红”变成“黑”。在后来的2005年，周汝昌出版了20余万言的《我与胡适先生》，书中首次详细介绍了二人围绕《红楼梦》所进行的学术探讨，评说了胡适先生与红学的渊源和贡献。
文革期间，周汝昌也遭受了冲击。
1968年，作为“周扬文艺黑线上的活标本”，周汝昌被关进了“牛棚”。1969年中秋被下放到了湖北咸宁向阳湖干校。1970年8月下旬，周汝昌接到通知：因工作需要，调回北京。启程那天周汝昌到总部办手续，打开公函一看，“今奉中央周总理办公室专电致湖北军区司令部：调人民出版社周汝昌回京工作”，周汝昌的“黑人”身份一下子转变了。
自1974年离开从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之位调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后，周汝昌纷繁的学术研究中又增加了一项工作：应中外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邀讲说《红楼梦》。即便是在步入90岁高龄后，只要身体允许，他从来都是不讲任何条件地乐而往之。
1986年8月至1987年8月，周汝昌应美国鲁斯基金会之邀以威斯康辛大学访问教授身份赴美一年。周汝昌除研究著述外，还为威斯康辛、普林斯顿、纽约市立和哥伦比亚4所大学及亚美文化协会讲解《红楼梦》，演讲内容精彩纷呈，给听众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此外，周汝昌还用英语在北京给40多家外国驻华使馆官员讲解过《红楼梦》，当时场面同样如磁铁聚沙。
周汝昌曾这样表露他一生的学术追求：一是把陆机的《文赋》翻译成英文，这个完成了。但第二个却半途而废了，那就是把中华文学论艺术论的经典之作《文心雕龙》50篇逐字逐句地重新考证梳理。
虽然限于目力身体等条件，重证《文心雕龙》成为周汝昌无法实现的一大憾事，但此前完成的另一重要主题《兰亭序》的研究，总还是让老人有些慰藉。他曾多次慨叹，自己用于研究《兰亭序》和书法的工夫一点儿不比《红楼梦》少，研究成果受到启功、徐邦达、王学仲三大鉴定书家的肯定。由此扩之，1980年香港率先出版了他上世纪70年代写于“避震床”上的《书法艺术答问》，继而北京连续再版，印行数十万册仍不能满足读者需要。
在这本类似讲义的《答问》中，周汝昌从用笔讲起，再到“八法”“三分”的结构，尤其是指陈书史书家得失的笔墨，多是闻所未闻的见解。对书圣右军碑帖真伪优劣的评判，更是如数家珍。他认为《兰亭序》的笔法最丰富，但是看坏摹本不行。明陈鉴本最好，最能启发人，它保存的原有笔法成分最多、最接近真相。
自谦不是书法家的周汝昌，幼少时即醉心欧楷笔法，20岁后又致力于唐人写经，深研《兰亭》后，得右军真脉，平生作书多行草，其“横逸飞动、笔笔不苟、使转敷畅、作草如真”的周体法书，在众多书家中以势明法合意美之笔、英风俊骨之墨神采焕然，只是受目力所限，70岁后便极少动墨了。这也是周汝昌书法作品存世稀少的原因。
周汝昌从青年时双耳就逐渐失聪的他，戴着助听器还得别人在耳边高声吐字，左眼因视网膜脱落，1975年就已失明，右眼则需靠两个高倍放大镜重叠一起方能看书写字，写字则是是在比一般标准稿纸大一倍的“稿纸”背面任意书写，那似红枣般大的字如牛耕田般不停歇地在圆桌上诞生。没过几年，手稿上的字已经大过核桃，而且常常串行重叠，只有多年做助手的女儿伦玲认得父字，将其在电脑上敲出存储。后来周汝昌右目仅存的那一丝视力也不复存在，创作方式不得已而改成了口述，女儿伦玲一个人忙不过来，幼子建临提前退休加入进来协助姐姐专事录音记录。
2002年，周汝昌曾对采访他的记者说，他虽然84岁了，经历了大悲、大喜，但很留恋人间事。像他这样的人积累一点东西不容易，他写作的精力非常旺盛，几乎每天写几千字的文章，女儿简直打不过来。他靠半只眼睛拼命干，就是因为还有没做完的工作，他积累了几十年，就是要把成果留给后人。
周汝昌先生于2012年5月31日凌晨1点59分于家中去世，终年95岁。周汝昌是继胡适等诸先生之后，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第一人。周汝昌一生淡泊名利，唯对中华文化、对学术真理坚守不渝、穷追不弃。据周汝昌女儿周伦玲表示，按照父亲遗愿，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让他安安静静地走。
红学研究
周汝昌关于曹雪芹的家世生平考证，使得人们对于《红楼梦》作者有了一个空前清晰的印象。
《红楼梦》汇校工作：周祜昌、周汝昌二位先生五十六年心血的结晶《石头记会真》，汇集已发现的现存于世的古抄本10余种，对其进行全面汇校，展示所有异文，使之成为接近曹雪芹原本真笔的一部可以信赖的《石头记》。
周汝昌把《红楼梦》上升到中华文化小说的高度，提出“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红楼梦》应列为第十四经。
周汝昌一生致力于红学研究，其研究方法师承于胡适，但又独树一帜。周汝昌重点考证了曹雪芹的身世与家世，并且仔细研究了大量清宫档案之后，得出了《红楼梦》是自传体小说的观点。并且通过对前八十回的仔细研读结合曹家史实，经过严密思考和逻辑推理，为人们揭开了隐藏在书中的深刻艺术内涵，伟大的诠释了《红楼梦》这部小说的艺术成就。其研究观点为广大红学研究者和人民群众所接受。
红学观点
《红楼梦》是一部自传性质的小说。
红楼梦的创作思想：第一、 红楼梦之所以成为文化小说，实际上它记载了中华民族文化万紫千红的大观与奇境。读懂了《红楼梦》，就能了解认识中国文化。第二、以写妇女人材的屈辱、不幸、悲惨，来写中国人材的悲剧，甚至人类人材的大悲剧。可惜这样一部伟大作品，硬是被狭隘地庸俗化为哥哥妹妹的爱情悲剧。
《红楼梦》的主旨：大旨谈情（而非色空），具体就是：体贴，即孔子所说的“恕”，推己度人之义。
《红楼》文化有三纲：曰玉、红、情。
《红楼梦》的艺术手法，非仅仅是“形象塑造、心理刻画、描写逼真、分析细密”等西方文艺理论所言，更重要的是在于具有中华一切文学艺术的总特征：“传神写照、追魂摄魄”。
《红楼梦》的结构章法：整部书所采用的是“大对称”的结构法，包涵了三次重要的元宵节与三次重要的中秋节，这是全书的六大关目。理解了它，又可发过来推考八十回以后的情节轮廓。
《红楼梦》是了解中华文化的“总钥匙”。
红学包括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红楼梦》文本的鉴赏、审美、批评不在红学范围内，若“红学”仅局限“小说文艺学”(特别是移植西方的一套) 必然是路子越走越窄，必须回到“学”———即中华文化之学上来，那才海阔天空，前程万里。
红学是中华文化震动世界的三大高峰和三大显学之一。
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
程伟元、高鹗所刊行的120回《红楼梦》，是有政治目的在内，程高本的后四十回是狗尾续貂，是对曹雪芹前八十回的主旨思想的弱化与歪曲。
《红楼梦》原本108回，全书是12×9的大结构，以53、54回为分水岭。原书末有情榜，榜上108位女子，与《水浒传》的忠义榜相对应。
曹家的败落与康雍乾年间的政治斗争有关。
曹雪芹，满族正白旗包衣人。
曹雪芹是一位奇人异才，是大诗人、画家、思想家、历史家的“聚合体”，也是是一位创教之人：情教。
曹雪芹父亲曹頫，祖父曹宣，曹寅之子曹颙死后，曹頫过继给曹寅，继任江宁织造。
曹雪芹，关内祖籍河北丰润，关外祖籍辽宁铁岭。
曹雪芹卒于癸未年(乾隆二十八年）除夕，出生于雍正二年闰四月廿六。
脂砚斋即是史湘云，畸笏叟是脂砚斋的化名。
脂砚斋并非如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李卓吾等与原批点作品毫无瓜葛，而是一位与着《红楼梦》及作者极其密切关系的人，他对《红楼梦》的创作有着很大的影响与贡献。
《红楼梦》的主线：宝玉之经历、家亡、人散。
《红楼梦》的主角：一、从贾府衰落史上，贾宝玉男主角，王熙凤女主角。二、从宝玉情途史上，贾宝玉男主角，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女主角。
史湘云在八十回后，和宝玉结为夫妻。
黛玉之逝，是在中秋之月夜，自沉于寒塘冷月之地。
贾宝玉一生所亲厚、所依伴的《红楼梦》三部曲。第一部是与黛玉的情缘，不幸她早亡（木石前盟）。第二部是与宝钗的情缘，虽然成婚也没有白头偕老（“终身误”的金玉良姻）。第三部是家亡人散之后，经历了千辛万苦，最后宝玉、湘云会和而白首偕老（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一般读者以为，曹雪芹生前只留下了《红楼梦》前八十回。而周汝昌等学者认为，曹雪芹是写完了《红楼梦》的，只是八十回后的文稿因故迷失了。周汝昌根据脂砚斋批语提供的线索，阐述了他对《红楼梦》八十回后内容的研究成果，展现了一个完整的真本《红楼梦》。
周汝昌是一位谦恭的学者、慈祥的老人。周老有非凡的记忆力，即使在他身体状况已经非常不佳的情况下，谈起红楼依然滔滔不绝，几乎不会出什么差错。周汝昌对于史料挖掘之深，研究时间之长，将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作家出版社编辑部主任王宝生评价）
周汝昌是中国红学界唯一一个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红学的专业红学大师，而他于1953年出版的《红楼梦新证》更是红学研究从新红学跨入当代红学的标志。周汝昌先生的去世不仅是红学界的巨大损失，也使整个中国文化研究失去了一块重镇。（中国红学家邓遂夫评价）
虽年事已高，但周老与红学后辈刘心武的书信交流从未间断，这些信每张纸上的字都有一个拳头这么大，有时候后一个字还会‘压’到前一个字，看得出这是周老视力不好还在坚持，这真的让我无比感动。（刘心武评价）
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对于红学研究者来说就像一座山，是绕不过去的。一个人，一辈子，有这样一部书，就是在一个领域立住的表现。（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孙玉明评价）
周先生在《红楼梦》研究领域中的成就，至今无人能比，作为新文化时代的学者，周汝昌已经是仅存的耆老之一。（古典文化学者、红学家、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评价）
周汝昌治学以语言、诗词理论及签注、中外文翻译为主；平生耽吟咏、研诗词、笺注、赏析、理论皆所用心，并兼研红学，已有60多部学术著作问世。其中《红楼梦新证》是第一部、也是其代表作，这是红学史上首部文史哲综合大型学术论著，无可否认是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周策纵先生语）
一身布衣的周汝昌，一生淡泊名利，唯对中华文化、对学术真理，坚守不渝、穷追不弃。他极爱重的是不受其他因素干扰的、不被人为利用的真正学术研究。不了解这一切，很难理解他为何后来走上了红学道路，为何持有如此这般的学术观点，为何又如此地执著痴迷，甘受百般挫辱、诬陷、排挤、攻击，而无悔意，也不怨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