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世宗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二月十六日，袁宗道生于湖广公安县长安里（今湖北荆州市公安县）。
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6）礼部会试第一，殿试中二甲第一名进士（传胪），次年任翰林院编修，授庶吉士，在复古派极盛一时的情况下，他独推白居易、苏轼，成为公安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八月，以翰林院修撰充东宫讲官，“鸡鸣而入，寒暑不辍”。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三袁共同发起，在北京西郊崇国寺组织“蒲桃社”，吟诗撰文，抨击“七子”。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十一月四日，在北京“竟以惫极而卒”。终年四十岁。明光宗继位，赠礼部右侍郎。为人神清气秀，稳健平和。居官15年，“省交游，简应酬”，“不妄取人一钱”，身为东宫讲官，死后竟仅余囊中数金，几至不能归葬。
著有《白苏斋集》22卷行世。他的诗文创作无人云亦云之作，多是有感而发、率真自然之作。代表作有《戒坛山一》、《上方山》、《小西天一》等，但他的创作如袁宏道一样存在着内容贫乏的缺点，这也是由他的创作思想导致的。
袁宗道钦
慕白居易、苏轼，书斋取名为“白苏斋”。明万历年间，王世贞、李攀龙为代表的拟古文风仍有较大影响，袁宗道极力反对，与其弟袁宏道、袁中道志同道合，人称公安派。他认为文章要旨在于辞达。古文遗达，学古应学其达，“学其意，不必泥其字句”。而文章欲辞达，须先有“理”（思想学问），“从学生理，从理生文”，如先秦及汉唐宋诸名家，“皆理充于腹而文随之”。其次要有真情实感，“心中本无可喜事而欲强笑，亦无可哀事而欲强哭，其势不得不假借模拟耳”（以上均见《论文》）。从这种观点出发，他的诗文创作不事模拟，率真自然。游记散文如《戒坛山一》、《上方山一》、《小西天一》等；简牍散文如《答同社二》、《寄三弟之二》、《答友人》等，都情运笔端，真切感人。论说文如《读大学》、《读论语》中某些章节，浅显通达，警辟有味。但他的多数散文以士大夫的闲情逸兴、说理谈禅为主要内容，社会意义不大。诗歌创作又逊于散文，少有佳作。
在袁氏三兄弟中，对“公安派”文学理论的形成，各自都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在反复的理论斗争中，三袁组成了一个有序的梯队。最先反对复古的先锋当数袁宗道。正如文学评论家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品》中所说：“公安一派”实自伯修（袁宗道字）发之。”袁宗道很早就推崇白居易和苏轼，他把自己的书斋就命名为“白苏”，其义就是提倡通俗的、接近口语的文字，做到作品明白易懂。
文学主张主要是：
（1）反对承袭，主张通变。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
（2）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
（3）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世贞）、李（攀龙）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在中国文学史上，像三袁这样的一母所生三兄弟能同时期跃登大雅之林，又在哲学思想、政治倾向、文学观点、创作风格，以及性情、气质方面高度的和谐一致，并且能够互相配合实现文学革新的目标，是绝无仅有的。这不但是文学史上的佳话，更是一个奇迹。
他极力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与弟弟袁宏道、袁中道志同道合，人公安三袁。他反对贵古贱今、模拟古人，强调作家要有思想修养，文章要有思想内容，而绝不是在形式上模秦仿汉。他说心中本无可喜之事而欲强笑，亦无可哀之事而欲强哭，气势不得不假借模拟耳（《论文》），就是说，文章要有真情实感。他的诗文创作实践了他的理论，率真自然，不事模拟。游记散文如《戒坛山一》、《上方山一》、《小西天一》等，简牍散文如《答同社二》、《寄三弟之二》等，真切感人。他的散文缺点是社会意义不大。诗歌创作上，少有佳作。著有《白苏斋类集》。
二十七岁时会试第一，官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曾向焦及李贽弟子僧深有问学。万历十七年（1589年）归里，钻研学术，以禅宗思想研究儒学，著《海蠡篇》（今佚）。九年后复入京，官右庶子，任东宫讲席。
他的多数散文以士大夫的闲情逸兴、说理谈禅为主要内容。诗歌创作又逊于散文，少有佳作。著有《白苏斋类集》22卷。另著有杂剧两种及词若干，已佚。
